第10節
終極教官 超級曖昧：春窺魔鏡 萬界小人物互助群 沖喜王妃 棄妃傾天下 總裁你中招了 殭屍道長捉鬼錄 火影之潛夢未醒 亂世太子妃 皇室酷公主戀上豪門冷少爺
第10節
種雙重暴政的學說而外，其他一律都不得傳播；但是印刷術卻仍然能夠散佈出一道**而純潔的光明。每個人都可能在沉默和孤寂之中從書上接受到那種教育，他們是不可能普遍地被腐蝕的；只要還有一角自由的土地，出版業在那裡可以發行它的印張，這就夠了。有那麼大量的不同書籍、同一部書又有不同的印本和重印本，它們頃刻之間就可以重新成倍地增長，人們又怎麼可能充分確鑿地封閉起真理得以被引進來的所有門戶呢當只不過是要毀掉一部手稿的幾個抄本就可以一勞永逸地消滅它的時候；當禁止一種真理、一種意見過了若干年之後就足以把它浸沒在永遠的忘卻之中的時候，即使在那時候也都是很困難的事，而今天需要的卻是保持永無休止的、不斷更新的警惕和永不息止的活躍，那豈不是就變得不可能了嗎即使假設人們能拋棄那些十分明顯是直接傷害了異端裁判官的利益的真理，人們又怎麼可能防止深入和傳播那些包含有被查禁的真理不太被人察覺地在做著準備、並且有朝一日會把人們帶到真理那裡去呢人們能否不被迫摘掉虛偽的面具，就做到這一點而虛偽的滅亡幾乎也正像真理之對錯誤的勢力是同樣地致命的。我們也將看到理性會戰勝這類徒勞無益的努力；我們將在那種總是重新出現而且往往是殘酷的戰爭之中，看到理性會戰勝暴力和欺詐，會藐視屠夫們並抵抗**；在理性的全能的手下，將會逐一地粉碎那種宗教虛偽它要求人們對其宗教教條真心誠意地加以崇拜，以及那種政治虛偽，它卑躬屈節地勸誘人們和平地忍受對它有利的那些錯誤，而人民如果相信它的話在其中也會有助於他們使自己陷入萬劫不復的地步。
印刷術的發明幾乎恰好與其他兩件大事的時間相吻合，其中的一件對人類精神的進步起了直接的作用，而另一件對全人類命運的影響則只要人類存在就不會終結。
我說的是土耳其人之攻佔君士但丁堡，和新世界以及開闢歐洲與亞洲和非洲東部的直接航線的發現。
希臘文人逃避韃靼人的統治，都到義大利來尋求避難。他們以他們原來的文字教人閱讀古希臘的詩人、演說家、歷史家、哲學家和學者；他們首先是成倍地增多了它們的手稿，隨後很快地又成倍地增多了它們的各種版本。人們不再把自己侷限於崇拜公認的被人稱之為是亞里士多德學說的東西，人們在他本人的著作裡面去尋求它真正都是些什麼，人們敢於評判它並且反駁它；人們用柏拉圖來反對亞里土多德；而相信自己有權選擇一個主人，這就已經是開始擺脫羈絆了。
講授歐幾里得、阿基米德、狄奧芳圖斯、希波克拉底、甚至於亞里士多德的動物學和物理學的書籍，就復活了幾何學和物理學方面的天才；而哲學家們反基督教的種種意見則喚醒了幾乎是熄滅了的古代對人類理性的權利的觀念。
大無畏的人們被愛光榮和對新發現的熱情所引導著，推廣了歐洲的宇宙邊界，向她展示了新的天空並開闢了未知的土地。達伽馬以不知疲倦的堅忍力在沿著漫長的非洲海岸航行之後，深入到印度；而哥倫布投身於大西洋的波濤，到達了那個橫亙歐洲西部與亞洲東部之間的迄未為人所知的世界。
如果說這種情操它那動盪不息的活動一直囊括一切的物件預示了人類種種偉大的進步的話，如果說一種高尚的好奇心激動了航海的英雄們的話；那麼一種卑鄙而殘酷的貪婪心、一種愚蠢而凶殘的狂想，就引導國王們和盜匪們要從他們的勞動之中坐享漁利。居住在那些新土地上的不幸的人們，根本就不被當作人看待，因為他們不是基督徒。這種偏見對於暴君們的腐蝕更有甚於對於受害者們，它扼殺了任何一種內疚之情，使這些從歐洲內部嘔吐出來的野蠻而貪婪的人們肆無忌憚地縱情於他們對金錢和流血的無法熄止的渴望之中。有五百萬人的骸骨，佈滿在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帶來了他們的貪婪、他們的迷信和他們的恐怖的這些不幸的大地上。他們陳屍在這裡直到一切世紀的終了，在抗議著宗教具有政治效益的那種學說：而今天，那在我們中間也還有它的護教者呢。
只是到了這個時代，人們才有可能認識自己所居住的地球，才有可能研究各個國度中由於自然原因或社會制度的長期影響而被改造了的人種，才有可能觀察各種溫度和各種氣候的大地和海洋的物產。因而，這些物產向人們所提供的各種資源還遠遠不曾枯竭，它那廣闊的領域甚至還遠遠無從設想，所有對這些事物的知識都能為科學增添新的真理並掃除被人相信的錯誤；商業活動給工業、給航海，並且由於一種必然的鏈索關係，也給所有的科學以及所有的藝術，都裝上了新翅膀，這種活動也賦予了自由國家以抵抗暴君、賦予了被奴役的人民以打碎他們的枷鎖至少是擺脫封建制度的枷鎖的力量：這些發現的幸運的後果便是如此。然而，惟有到了歐洲放棄了她那種壓迫別人而又可鄙的壟斷性的商業體系的時刻，惟有到了她想起了各種不同氣候之下的人們由於自然的願望都是平等的並且都是兄弟，而絕不是天生來就是為了要餵養某些特權民族的虛驕和貪慾的時刻，惟有當她更好地明白了她自己的真正利益之後，還要號召所有的人都來共享她的**、她的自由和她的知識的時刻；惟有到了那個時刻，這些好處才能夠補償它們為人道所付出的代價。不幸的是，我們仍然必須追問，這場革命究竟是不是哲學進步的可敬的成果，還是它像我們所已經看到的那樣，只不過是民族猜忌與過分的暴政之可恥的後果而已。
直迄這個時代，教士階級的橫暴一直都沒有受到懲罰。備受壓迫的人道以及備受侮辱的理性的種種抗議，都在血和火之中被扼殺了。支配著這些抗議的那種精神並沒有熄滅，但是對恐怖的沉默卻鼓動了新的醜事。終於，讓僧侶們在酒館中、在公共場所中推銷贖罪券的醜事，就造成了一場新的爆發。路德一隻手擎著聖書，另一隻手則揭示教皇已經取消了其自身的赦免罪行與銷售免罪券的權利；教皇長期以來對與他平等的主教們施行了肆無忌憚的**主義，早期基督徒的兄弟式的最後晚餐，已經在彌撒的名義之下變成了一種巫術活動和一種商品；教士們已淪於無法挽救的獨身狀態的腐化之中；這種野蠻而醜惡的法律擴及到那些僧侶們和修女們，他們的教權野心已經淹沒並且玷汙了教會；俗人的種種祕密都透過懺悔而被貢獻給了教士們的陰謀和**；最後，在那些對面包、對人、對聖骨或對聖像的奢靡無度的崇拜中，就連上帝自身也得不到多少崇拜了。
路德向驚訝不已的人民宣佈，這些顛倒黑白的制度根本就不是基督教，而是基督教的墮落和恥辱；他並且宣佈，要忠誠於耶穌基督的宗教，就必須是從拋棄這些教士們的宗教而開始。他同等地運用了辯論術和學術研究作為武器，用同樣有力的譏諷作為投槍。他同時以德文和拉丁文在寫作。這已經不再是阿爾比派或冉胡斯的時代了，那些人的學說在他們自己教會的界限之外便不為人所知，所以十分容易受到中傷。而新使徒們的德文書籍，卻同時深入到帝國所有的村落；而他們的拉丁文書籍，則把歐洲從迷信把它投入進去的那場可恥的迷夢之中挽救了出來。自己的理性雖已預見到了這些改革者但恐懼卻使得自己保持沉默的那些人、雖受到了一種祕密懷疑的激動但甚至於對於自己的良心也戰慄得不敢加以承認的那些人、那些更為單純而從不知道整個神學荒誕的領域的人、那些從不曾反思過這類反對意見的人，他們都驚訝地獲知，他們必須要在不同的意見之間作出抉擇；所有的人都如飢似渴地投身於這些討論之中，他們看到了，他們世俗的利益和他們未來的真福全都有繫於此。
整個基督教的歐洲，從瑞典到義大利、從匈牙利到西班牙，一瞬間就被新學說的信徒們所佈滿了，而且這場改革本來是會使得居住在歐洲的各個民族都擺脫羅馬的羈軛的，假如不是某些諸侯的錯誤政策又抬出了已經是太經常地壓在君主們頭上的那同一根神聖的權杖的話。
當時他們的政策而不幸的是，他們的繼承者們今天還沒有加以拋棄乃是為了獲得新的國土而毀滅自己的國家，要以領土的廣闊而不是以自己臣民的數目來衡量自己的權力。
因而，一心在爭奪義大利的查理第五和法蘭西斯第一兩人，就都為了照顧教皇的利益而犧牲了本來應該對本國進行改革所可以帶來的利益。
這位皇帝看到歐洲的諸候們都贊成那些可以擴大自己權力和自己財富的宗教見解，便自封為古老的濫用權力的保護人，希望著一場宗教戰爭會給他以一場侵佔他們的國家和摧毀他們**性的機會。法蘭西斯則想象著，燒死新教徒但保護他們在德國的領袖便可以保持教皇的友誼而又不致於失掉有用的盟友。
但這還不是他們唯一的動機；**主義也有它的本能；而這種本能就喚醒了國王們：人們一旦使宗教的偏見受到理性的檢查之後，馬上就會把它伸展到政治的偏見上去；他們明白了教皇的篡權之後，終於也要弄明白國王們的篡權；而對王權是如此之有利的對於教會濫用權力的改革，就會導致對於王權所賴以建立的種種更為壓迫人的濫用權力的改革。因而任何一個大國的國王都不曾自願地垂青於改革派。亨利第八遭到了教皇革除教門的打擊，卻繼續迫害改革派；愛德華和伊麗莎白若想要依附教皇權威，就不能不宣佈自己是篡位者，所以在英國就建立了一套與之極為近似的信仰和崇拜。大不列顛的新教國君們每當天主教會不以王冠的謀篡者的罪名來威脅他們的時候，就總是偏袒天主教。
在瑞典、在丹麥，路德教義的確立在國王們的眼裡，只不過是為了確保驅逐信奉天主教的暴君而由他們自己取而代之的一種必要的防範措施罷了；而且我們已經在那個由一位哲學家君主所建立的普魯士君主國裡，看到了他的繼承者掩飾不住要祕密地傾向於那種對國王們是如此之可愛的宗教。
宗教的不寬容對所有的教派都是共同的，它也激發了所有的政府都不寬容。教皇派迫害所有的改革教派；而各個改革教派儘管彼此互相革除教門，卻又聯合一致反對反三位一體論者；反三位一體論者則更加一貫得多，他們要使所有的教條都同等地不說是接受理性的、至少也要接受一種講道理的批判的檢驗，他們並不想要自己有義務擺脫某些荒謬，只為的是要儲存其他具有同樣反叛性質的那些荒謬。
這種不寬容也為教皇主義的事業而服務。長期以來在歐洲、特別是在義大利，就有這樣一類人，他們摒絕一切迷信，對一切崇拜都漠不關心而僅只服從理性，他們把宗教看作是人類的發明；他們儘管可以祕密地嘲笑它，但是謹慎和策略卻要求他們表現出尊敬。
後來，人們把勇氣推進得更遠了；當人們在學院裡運用被誤解了的亞里士多德哲學來使神學玄奧的技術完善化，並自然而然地使得只能是荒謬的東西顯得十分之巧妙時，有些學者就力圖根據自己的真正的學說來建立一種對一切宗教思想都具有毀滅性的體系；按照這種體系，人的靈魂不外是隨著生命而一道消失的一種能力，按照這種體系，除了自然界的必然規律而外，他們不承認有任何其他的天意、任何其他的世界統治者。他們受到了柏拉圖主義者的駁斥，柏拉圖主義者的見解接近於後來人們所稱為的自然神論，而那在教會的正統看來，只能是更可怕的東西。
對酷刑的恐懼，很快就扼止了這種放肆的坦率。義大利和法蘭西沾染了爭取思想自由的殉道者們的鮮血。所有的宗派、所有的政府。所有各種型別的權威，惟有在反對理性這一點上，表現出是一致的。理性必須用一幅幕饅遮掩起來，瞞過暴君們的眼光，讓它自己只能被哲學家的眼光所看透。
於是人們就不得不把自己關進那種祕密學說的怯生生的根據地之中，那種祕密學說是從來也不曾中止過擁有大量的信徒的。它特別是在政府首腦中間以及在教會的首腦中間傳播著；到了宗教改革的時期，這些宗教的馬基雅維裡主義的原則就變成了諸侯們、大臣們和主教們的唯一信仰。這些見解甚至於腐蝕了哲學。實際上，這樣的一種體系又能期待有什麼道德可言呢它那原則之一就是：人民的道德必須依恃虛假的見解，啟蒙了的人就有權去欺騙人民，只要是他們能向人民提供有用的錯誤，並把人民拘禁在唯有他們自身懂得如何從其中解放出來的那些枷鎖之中。
假如人類天賦的平等、他們權利的根本依據，乃是一切真正道德的基礎的話；那麼對一種公然以鄙視那種平等和那些權利為其準則之一的哲學，還能希望什麼呢毫無疑問，就是這種哲學也曾做到過有助於理性的進步，它曾默默地準備了理性的統治；但是，只要它是獨自存在的，它就只能是以虛偽來代替狂熱，並且就只能是敗壞那些主宰國家命運的人們，哪怕是能把他們提高到超出偏見之上。
真正啟蒙了的哲學家們與野心是格格不入的，他們把自己僅限於極端小心翼翼地來為人民解惑，而不允許自己把人民滯留在他們的錯誤之中；這些哲學家本來是會被引向擁護宗教改革的；然而由於發現到處都遇到同樣的不寬容而大感失望，所以他們大多數人都不認為應該把自己捲入某種轉變的困境之中，假如轉變之後他們發現自己仍會受著同樣的束縛。既然他們始終不得不裝作是相信他們所摒棄的種種荒謬，所以他們就覺得，減少了一點點荒謬也並沒有很大的好處；他們甚至於害怕由於自己背棄宗教會給自己加上一副心甘情願的虛偽面貌；而他們繼續依附於舊的宗教，卻又以他們的名望而加強了舊宗教的權威。
鼓動了宗教改革家的那種精神，並沒有導致真正的思想自由。每種宗教在它自己所統治的國度裡，都僅只容許某些見解。然而由於這些不同的信仰之間是彼此相反的，所以很少有什麼見解是不在歐洲的某些部分受人攻擊或者為人擁護的。此外，各種新的宗教團體也被迫放鬆了一點教義的嚴格性。它們不可能把探討的權利縮小在過分狹隘的界限之內而又沒有重大的矛盾，因為它們就是根據那種同樣的權利而確定自己分離出去的合法性的。如果它們拒絕給予理性以其全部的自由的話，它們卻同意使它那座監獄不再那麼狹隘了：枷鎖並沒有被打碎，但是它卻沒有那麼沉重了而是更放鬆了。終於，在某種宗教已不可能壓制所有其他宗教的那些國度裡，就確立了統治教派的高做所敢於稱之為寬容的那種東西，也就是說，某些人允許別人去相信他們的理性所接受的東西，去做他們的良心所吩咐他們要做的事，並對他們共同的上帝去做他們認為是最能使上帝高興的禮拜。到了這時，人們才能夠以或多或少是完全的坦率來擁護各種已獲得了寬容的學說。
於是，我們就看到在歐洲產生了一種思想自由，但井非是對所有的人，而只是對基督徒；並且如果我們把法國除外，那麼今天就唯有基督徒到處有著這種自由。
但是那種不寬容就迫使人類的理性去探索那些早已為人遺忘了的權利，或者說那些從來就未曾很好地為人理解過、也未曾為人所闡明過的權利。
有些慷慨志士激憤於看到人民被國工們、迷信的奴隸們或教會的政客們一直壓迫到人民良心神龕的深處，終於竟敢要檢查他們權力的基礎；並且向人民揭示了這一偉大的真理：即他們的自由乃是一項不可轉讓的財富，根本就不存在有任何可以袒護暴政的規定、任何可能把一個民族和一個家族無可更改地綁在一起的約定；而所有的行政官，不管他們的頭銜、他們的職務、他們的權力是什麼，都是人民的公務員而不是他們的主人；人民保留從他們那裡撤回惟有人民自己才能授予權威的權力，無論是當他們濫用權威的時候，還是甚至當人民不再認為保留他們的權威對自己的利益有用的時候；最後，人民還有懲治他們以及撤銷他們的權利。
阿爾圖修斯、郎蓋以及後來的尼德漢、哈林頓等人所大膽宣揚並生氣勃勃加以發揮的那些見解便是如此。
他們在向自己的時代致敬時，往往過分依賴文獻，依賴權威，依賴前例；於是我們便看到，他們的見解更多地是有負於他們精神的高尚和他們性格的力量，而不是一種對社會秩序的真正原則的確切分析。
同時，另有一些更謹小慎微的哲學家們則讓自己滿足於在人民與君主之間建立一種權利與義務二者間的確切的相互關係、一種維持約定的平等責任。人們很可以廢黜或者懲處一個世襲的首長，但只能是在他破壞了那個神聖的契約的時候，而這一契約並不因此就不對他的家庭繼續存在了。這一學說拋棄了天賦權利drit
naturel，使一切都回到了人為權利dritpsitif，它得到了法學家和神學家的支援；它更有利於當權者的利益和野心家的謀劃；它打擊的主要是被賦予了權力的人們而非權力本身。從而它幾乎普遍地被政論家們所遵循，並被採用作為革命和政治爭端的根據。
［歷史向我們表明，在這個時代很少有朝著自由的真正進步，但在政府中卻有了更多的秩序和更大的力量，而在各個民族中間則對自己的權利也有了一種更強烈的，尤其是更正當的感情。法律被更好地編訂出來，它們看來往往更不像是環境的與心血**的飄忽不定的產物；它們是由學者們所制訂的，假如說它們還不是由哲學家們所制訂的話。
激發了義大利各共和國、英國和法國的那些群眾運動和革命，當然要吸引哲學家們注意到政治這一部分的內容，其中包括觀察與預見憲法、法律政治體制對人民的自由、對繁榮、對國家的力量、對儲存自己的**和自己的政府形式所可能起的作用。有些人，如摩爾和霍布斯，就模仿著柏拉圖，要從某些普遍的原則中推匯出一整套社會秩序的方案，並提出一種人們的實踐必然會不斷在趨近著的模型。另有些人，如馬基雅維裡，就從深入地考察歷史事實之中尋找規律，人們按照這種規律就可以自詡能掌握未來。
［經濟科學還不存在；君主們並不計算人口的數目而只計算兵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