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下不了的黃鶴樓走不出的紅圍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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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下不了的黃鶴樓走不出的紅圍牆 (5)
可是，現實卻是無情的。解放初期，逃到臺灣的蔣介石等國民黨分子依然不甘心其失敗，明知“反攻大陸”無望，便在美帝國主義情報部門的幫助下，一次又一次地計劃陷害。像派飛機轟炸上海、襲擊南寧的事，都是正在那裡考察之時，顯然敵人是知道的大概行蹤的。因此，中央對的安全措施越加嚴密，發展到後來，連飛機也不許乘坐了。中央認為，飛機一旦失事更無半點餘地可言，所以作出瞭如此的決定。
後來便有了專列，他的專列有單獨的停車場，車上的工作人員是經嚴格政審和考查過的，而且一般不允許經常換人，以相對保持穩定，這也是從安全保密方面考慮的。
國家領導人的專列分“大列”和“單包”。“大列”有十幾個車廂，表面上看去，像一列普通客運火車似的。“大列”分高階專列和一般專列，高階專列的服務物件主要是國賓和當時中央的五大書記，一般專列的服務物件主要是友好國家來訪的各種團體及集體活動的國內領導同志，比如某個友好國家來個經濟、文化大型團體或國內的人大代表、政協代表到某地參觀什麼的，就都要乘坐一般專列。
“單包”又是一種。它一般只是一節車廂，掛在其他普通列車後面。當時我們國家的副總理及中央各部部長一級領導都是坐單包，至於中央副部長及各省、市政府副職幹部，便只能享受普通軟臥的一個包廂。據說現在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除了幾個主要的領導外，一般領導人享受的乘坐待遇可能更低一些，不過，現在坐飛機的多了，大概用專列的相對少了。
受到特殊限制，所以他到外邊巡視，就是坐專列。的專列自他逝世後一直沒有動過，一直放在京郊的一處車庫裡。據說，最近因為要拍電影《大決戰》的一個鏡頭，才把的專列特意開了一次。
的專列除了一節軟包車廂是德國進口的外，其他的都是國產車廂。他老人家一般被安排在軟包車廂。車廂的內部結構是這樣的：一個客廳，廳內有沙發、桌椅，在沿途與省、市領導談話一般都在這個客廳裡，有時在專列上開會也在客廳內；客廳旁邊就是主房間，這是的臥室兼辦公室，內有浴池和廁所。主房間裡有一個小房間，這是我這個衛士長住的地方，因為一旦有事，我好隨時處理。旁邊還有兩個小房間，是上下鋪，分別由衛士和其他工作人員住。還有個公共廁所，是我們一幫隨行人員共用的，有時也用。1956年以後，軟包車廂改成了國產的，裡面要比原來的大。專列的客廳和主房間一般是不允許進的，只有我們衛士和身邊帶的祕書、醫生才可隨便出入。
睡的包廂裡，本來是張彈簧軟墊床，可他命令撤掉。他說：“我只要睡硬板床。”這是他在長期革命戰爭的艱苦環境中養成的習慣，改不了。他的枕頭也是硬邦邦的，就像列寧到衛士瓦西里家睡覺一樣，用幾本書往頭下一墊就睡了。天熱時，隨手抓張報紙往頭下面一塞便閉眼了。
生活中的是隨便的，但不乏嚴謹。雖然他睡覺時有赤身的習慣，但在別人面前，從來是長衣長褲長筒襪，無論天多熱，也不曾穿短袖衫，更不會袒胸露懷。特別是有女同志在場時，他連偶爾挽的衣袖也會下意識地放下來。
再沒有了隨隨便便的“自由”，於是便利用各種可能的條件，與一般群眾接觸。在專列上，本來他吃的飯都是我們替他從餐車提來的，可他堅持要到餐車去吃。而在中南海時，從來沒有說過到食堂吃一類的話，也沒有像模像樣地坐到餐桌上吃飯的那種講究。我心裡知道，他是想借吃飯機會，爭取點“自由”，以便能同專列上的司機、乘務員聊聊天。因為專列相對安全，所以他的這點“自由”獲得准許。對此，很高興。於是，在專列上又開始了他的“交朋友”和了解民情的工作。
在專列上工作過的普通司機、乘務員，後來都成了的“老熟人”，他跟這些普普通通的同志混得可熟呢！大夥兒都願意把心裡話掏給他聽，而從他們那裡不僅瞭解到了這些人的情況，而且瞭解到了他們以外的世界。
許多人開始時都把看得極為神祕，幾次接觸後便覺得他同普通人一樣，和藹可親，並且十分幽默有趣。
有個專列上的女醫務人員，叫小姚，當時年齡比我還小，與我們衛士班的幾名同志差不多年齡，跟和我們衛士們很熟。她在面前也非常隨便。
有一次專列路過天津之前，見到小姚，便問：“天津有什麼特產？你是天津人，應該知道。”
小姚說：“有大麻花。”
便說：“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更有名。狗不理……怎麼叫狗不理呢？”
小姚說得很有趣：“聽人說，發明這種包子的老闆是個很精的人，因為他看到當時店鋪做包子的很多，到他店鋪裡買的人卻不多，於是他就給自己的包子起了個名叫‘狗不理’，誰要是不買他的包子，不自己承認是狗麼！”
聽完哈哈大笑起來，高著嗓門對我們一群衛士說：“我們可不要捱罵。喂喂，今天小姚請客，請我們吃狗不理包子，好不好？！”
衛士們一聽可就全哄起來了：“好好，小姚請客，小姚請客嘍！”
小姚被逗得臉通紅。打趣地問：“哎，願不願意請啊？我的衛士可都是些餓狼呀！”
小姚笑了：“請就請。”
“我們的人可不少啊。”用手一劃，意思是全體人哪！接著，他笑著說：“誰讓你是天津人呢。哎，你的工資是多少啊？”
小姚說：“工資不多，可請一次客還是夠的。”說完，小姚紅著臉，開始掏起腰包來了。
一見便攔住了。“錢麼，還是我來掏，這叫吃大戶。”說完，轉頭吩咐負責生活的張管理員：“這件事情你辦一下。”
來到天津，果然有人送來一籠狗不理包子。問張管理員：“交錢了沒有？”
張管理員說交了，並把發票給過目。
這才招呼大家：“好，大家統統到餐車，今天是小姚請客吃狗不理包子。”接著頓了頓，又詼諧地點點頭：“我掏錢！”
我手下的那些“餓狼”和專列上的部分同志鬨然大笑，接著便在餐車展開了一次“不吃就會捱罵的‘戰鬥’”。
掏錢的“大戶”看著我們嘻嘻哈哈、吵吵嚷嚷地搶著吃包子，心頭和臉上一樣高興得樂開了花。
專列按照的意圖，賓士在祖國的大江南北。我經常碰到一些同志議論起的外出巡視行蹤，總覺得很神祕，也很神速，今天說在南京，明天也許就到了杭州，這時有人會猜他後天可能要到上海，可偏偏又回到了北京。
的行蹤是絕密的，專列更如一座密不見縫的祕密城堡。外巡時，有時到目的地後白天在當地同有關人士談話，而一到晚上就回到專列上。為了他的安全，他的許多活動安排被限制在專列上，在專列上面找人談話、開會、寫文章、批檔案，幾天幾夜吃睡在專列上。有人稱的專列是“走動的中南海”，確實是這樣。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許多重大決策就是在專列上作出的。在準備與自稱是他的“親密戰友”的動手時，不是也在專列上向有關省市黨政軍領導“吹風”的嗎？
儘管專列可以開到想去的任何地方，但它卻無法滿足想在毫無外界干涉的情況下，親自到群眾中瞭解民情的願望。
不止一次地為此煩躁、憤怒。一次專列行駛在山東境內，我走進他的臥室給他換茶和整理床鋪，只見久久地站在車視窗，望著一閃而過的田野、村寨和山川出神。突然，他轉身對我說：“銀橋，通知專列停車！”
我感到很突兀，因為他事先說這一天是要返往北京的，於是，便問他：“主席，有重要事？”
“我想下去到老鄉家裡吃一碗紅燒肉。”
“什麼，吃紅燒肉？”我以為自己聽錯了，吃碗紅燒肉乾嗎一定要停車？一定要到老鄉家裡？我便不明就裡地輕聲問道：“主席，紅燒肉專列上也有，您……”
轉過身，顯得有些不耐煩地朝我一揮手：“這個我知道。去吧，通知停車。”
無奈，這是的命令，我趕忙通知隨行其他領導和列車長，同時又趕忙用專線電話通知所在地方，告訴他們主席要到他們那兒去，要吃碗紅燒肉。
“什麼，要吃紅燒肉？”對方覺得應該是到他那兒作指示、巡視的，怎麼只說吃紅燒肉，於是很驚異地反問。
“對，就照這個意思辦！”我乾脆答道。
於是，當下到專列停靠地附近的一個村莊時，一位早已把院子裡外打掃得乾乾淨淨，炕頭鋪上也換了樣的農舍主人，在省、縣、村幹部的帶領下，出來請到他家做客，然後又忙端出香噴噴的兩碗紅燒肉請吃。
對主人的款待很自然很客氣地說了兩聲謝謝，但他沒有馬上端起那桌上的紅燒肉，而是把老鄉拉到身邊，親切地問：“你家也能吃得上紅燒肉？”
還用問？老鄉把早已準備好的話端了出來：“能吃到，一個月全家能吃上幾回紅燒肉。”
一切都是那樣的自然，毫無半點破綻。雖然起初的目光裡帶有幾分懷疑，但儘管他明察秋毫，卻始終找不到能讓他懷疑的證據。
紅燒肉吃到了，但卻不見以往那吃完紅燒肉後的興奮情緒。
回到專列上，他什麼話也不說，只是一根一根地抽著煙。
我知道此刻他的胸膛裡心潮起伏，洶湧澎湃。分明硬是在剋制自己的情緒。
我深深地瞭解他。他是一個對事物極為**的人，對老鄉家的紅燒肉，對老鄉回答他的話，他心中與我們一樣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只是他不願當著群眾的面讓當地的幹部下不了臺。再者，他明白群眾對黨，對他所懷有的無限深情，正是這種深情使人民群眾在自己的領袖面前不願把自己本有的困苦和不滿情緒流露出來。然而他們哪裡知道的心思呢？他是多麼想了解真實的民情、真實的社會、真實的中國啊！當年，他用幾萬人的兵力打敗國民黨的幾十萬軍隊，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美式裝備的蔣家王朝，靠的是什麼決策？那就是知己知彼，從骨子裡瞭解敵人的一切情況。現在要建設新中國，迅速讓全國人民吃飽飯、穿暖衣服，中國又是人多底子薄的大國家，他多麼希望運用自己的智慧和思想，來儘快地幫助他那億萬萬中國人民從貧困中走出，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他要決策，決策的時間刻不容緩，可他不瞭解，或者說是半瞭解半不瞭解民情，而這樣又怎麼能作好正確的決策呢？
焦慮、著急，並且終於發怒了。
“銀橋，告訴他們，我要出去走走！”這一年在北戴河的一天，起床後，便把我叫去這樣說道。
壞了，他又想到他的農民朋友了！我當時心中馬上暗暗著起急來了。他的“出去走走”的含意我們全清楚。再說，這段時間裡他說過幾次要“出去走走”，可均被各種理由給攔了回來，我明顯看出他老人家心裡有火，只是沒有發作而已。
現在，他又提出要“出去走走”，這分明是挑戰性的。我不敢吭聲，因為不知道說“是”還是“不”。於是只好退出屋，立即向羅瑞卿、汪東興等領導彙報。
看得出，這又是讓羅瑞卿傷腦筋的事。放吧，出了事他擔當不起；不放吧，惹火了，後果也是不堪設想的。最後經研究，還是同意的意見，再給他一次機會——這也是怕他老人家氣壞了身子。
“出去可以，但必須戴上墨鏡，戴上口罩。”在這時，羅瑞卿的權力至高無上，得聽他的。
“好麼，你羅部長讓怎麼做我怎麼做就是嘍！”“獲釋”的此刻自然很順氣。於是，我便給他喬裝打扮了一番：戴上墨鏡，戴上口罩，頭上還裝模作樣地套上一頂帽子。
“這不就像電影裡的那個特務了嗎？”對著鏡子，打趣道，“不過，我這個‘特務’樣子七八歲的娃娃也會舉起紅纓槍朝我喊‘繳槍不殺’的呀。”
“哈哈哈……”我們全都笑了。確實，現在想起來，當時我們給的那種喬裝打扮實在有點“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