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的最後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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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東坡的最後流放
§蘇東坡的最後流放(1/3)
公元1098年的一個夏天的雨後清晨，一位偉大的中國文人，再一次受到貶斥，從已經謫放多年的嶺南，勒令渡瓊州海峽，往海南島的昌化軍安置。
昌化軍，北宋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以儋縣改置，即今儋縣西北舊儋縣，南宋紹興五年（公元1135年）廢，後稱南寧軍。在宋代，海南島不像現在這樣風光，絕不是旅遊勝地，而是宋王朝發配刑徒的邊鄙不毛之地。他們把這位文豪流放到荒蕪不毛，人煙稀少，瘴霧肆虐，土地貧瘠的儋耳，實際目的很簡單，是要讓他老死海南，永不回還中原的了。
流放，是封建社會里與斬首相差無幾的刑法，兩者的區別，一是劊子手一刀下去，立刻斃命，一是慢慢地在困苦中流盡最後一滴血而死亡。歷代中國不聽話的文人，受此處置者多，曰徒，曰放，曰貶，曰謫，就是這種不馬上讓你斷氣死絕的死刑的文雅提法。縱觀世界，好像很多統治者都很喜歡採用這種辦法。俄國沙皇不就曾經把赫爾岑送到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裡去嗎？在俄羅斯文學中，我們看到過多少十二月黨人和他們的妻子，在大風雪裡無止境地跋涉呀！宋代，因為北方在異族手裡統治著，就只好往大陸南端的蠻鄉夷域押送了。
自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後，中國的皇帝，儘管事實上大興文字獄，收拾知識分子，但從來不願公開承認自己是暴君，是殺人魔王的。統治者明白，殺頭固然簡便快捷，但為此承擔後世沒完沒了的唾棄，還不如採用使其自斃的辦法較好。把那些總跟皇上過不去，總跟當局唱反調，總愛發出不同聲音的作家、詩人，送到遙遠的邊陲，一去不回，讓他們在那裡過著不死不活的日子，謀生維艱，饔食不繼，恐怕就湧不上來詩情和文思，也就沒工夫和沒力氣，寫那些皇帝不喜歡的小說和詩歌了。
於是，一紙流放海南的文書，從河南開封急遞廣東惠州，年已六十二歲的這位大文人，只有收拾行裝，風雨兼程，由雷州半島那煙雨濛濛的徐聞港登船，第三次踏上流放的途程。
在中國大陸南端的海域上，也就是北部灣的瓊州海峽，曾經不勝榮幸地，有兩位在文學史上屬於重量級的人物泛舟而過，給這片蔚藍的世界，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色彩。第一位是唐初四傑之一的王勃，公元676年，從這裡渡海，往交趾探望受他牽連而被謫的老父，在海途中，遇到颶風，不幸溺水，驚恐而死。也許，大海由此多了一份對文學史歉疚的心情。四百年後，第二位大文豪途經這片海域時，本來還是雨急風驟，濁浪拍岸的天氣，現在，突然變得平靜而又溫柔，雲消雨散，風平浪靜，一葉扁舟，揚帆急航。茫茫大海之中，站立船首眺望的寬服高笠，長髯廣額的長者，就是再次被放逐的蘇東坡。
從這一天起，海南島有幸和這位大文學家的名字，聯結在一起。
此刻的瓊州海峽，煦風溫和，海鳥高飛，風帆獵獵，水天一色。東坡先生當然留戀著身後漸漸遠去的雷州半島，那裡大概還痴痴站立著，剛剛握別的弟弟蘇轍。但眼前雲水盡處的新天地，更吸引著他。儘管海南的一切，對他來講，無一不是未知之數。但詩人的情致不減，以那濃重的川中口音，吟誦著他幾天前寫成的，給他弟弟的詩。“九嶷聯綿屬衡湘，蒼梧獨在天一方。孤城吹角煙樹裡，落日未落江蒼茫。幽人拊枕坐嘆息，我行忽至舜所藏。江邊父老能說子，白鬚紅頰如君長。莫嫌瓊雷隔雲海，聖恩尚許遙相望。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天其以我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
如果這樣一首憤激、抱負、意氣的詩傳到北方，恐怕又要讓那些再次流放他的中書省官員，一幫小人之輩，大大地感到失望了。他們以為他會厭棄這盡是蠻夷的島嶼，那瀰漫的瘴氣疫癘，會讓他覺得活不下去。誰知他還未踏上海南島，已經燃起生活的慾望，打算從此永遠住下去，把這裡當作他故鄉了。
當初，他們攛掇皇帝，將他遠戍惠州，以為能挫折蘇軾的豪放不羈的膽氣，能摧敗他海內仰慕的文學聲名，能使他噤若寒蟬，銷聲匿跡，再也不能鋒芒畢露，所向披靡。誰知他很快適應了當地水土，根本沒把流放的逆境放在心上，“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情致更佳，詩興不減，佳作泉湧，文章尤健。這些在嶺南的筆墨，不僅抄錄者多，刻印者眾，很快傳入都城，流入禁中，一時間，“士大夫不能誦蘇詩，便自覺氣索”。那時，不但整個中國，都在詠讀他的詩篇，傳抄他的文章，甚至在都城開封住著的外國使者、商賈，來求學的朝鮮、日本、西域人，不惜重金收購他的書籍。
於是，那些整過他的官員們，臉皮發青，氣急敗壞。翻一翻《宋史》，當然也不僅這部史書，凡整人為業者，幾乎無一不是小人。若非小人，也就下不去手整人。而中國的小人，一旦手中有了權，沒有一個不是居心叵測地想法整人的。即使失勢旁落，也會挾嫌報復，只要一息尚存，便咬人不止。因為整多了人，整久了人，整了一輩子人，整出來一種職業病，不整人，那雙手就發癢，那日子就過得不痛快。所以，他們發現東坡先生未被整倒整死，居然活得還挺自在，到處發表文章，經常出席飯局，書籍屢禁不止，仍有海外影響，就歇斯底里起來，必然加大力度，更瘋狂地整人。
開封城裡中書省的小人們，坐臥不安，心煩氣躁，告御狀，打報告，找了許多理由，再次將他發配海南。當他們簽發這份流放令時，肯定是竊竊私喜，心中暗笑。這下子，你蘇東坡的文學影響，將壓縮到最小範圍；而且，讓你在島上，生活無著，吃足苦頭。要你這位皇上都認為的“天下奇才”，不死也得剝層皮。
小人發出猙獰的笑聲，正直的人就要遭難了。
所有敢對大師發難的小人物，都有一種性變態式的施虐欲，而如果這個小人物同時又是也會舞文弄墨的作家和詩人，那病態心理便愈益的強烈可怕。“文革”期間，一些有聲望的老作家被押上臺揪鬥，下手最黑最毒的，多是些不成氣候的三四流或不入流的作家，便是一個證明。蘇東坡的對立面，從王安石起，到舒亶、李定、鄧綰以及等而下之者，也奇怪了，基本都可劃在文人之列。不過，他們是屬於文人型的小人，或小人型的文人，便多了一份平常文人所沒有的刁鑽促狹的齷齪心理。他們因為寫不出，寫不好，而手中握有權杖，便以此宣洩一己的私憤。休看他們在文學上較一短長時乏無力，在整人上倒頗有勁頭。所以，十年浩劫期間，寫作班子、大批判組，都用這些人當筆桿子，就是這個道理。你就看梁效、石一歌、朝霞之類，哪一個不是滿肚子壞水。
不過，他們能夠把蘇東坡傳送到一海之隔的不毛之地，以為交通阻絕，音信不通，就可以把他從精神上摧毀，文學也就終結了。但小人們失算了，蘇東坡那不羈的獨立人格，洋溢的文學力量，以及在讀者心中的地位，決不是上峰命令能夠左右的，更不是瓊州海峽能夠阻隔的。對於真正意義的作家來說，天涯何處無芳草，只要是有人群居住的地方，文學的生命力就不會衰敗，創作的源泉自然更不會枯竭。莎士比亞不得不聽命於伊麗莎白女王的某個侍從，達·芬奇也曾屈服於佛羅倫薩教堂裡的某位修士。歷史有時出現小丑指揮大師的場面，不過註定的角色是不可替換的，小丑永遠是小丑，絕不會因為他凌辱過大師，他也會成為大師的。
但像蘇東坡這樣正直的，不肯阿附，也不肯向惡勢力低頭的大師，“忠規讜論，挺挺大節”（《宋史·蘇軾傳》），幾乎不可能不得罪小人。而小人之輩，無不具有侵略性，他們從來就把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之上。不滋擾生
事，不無事生非，他們就不快樂。蘇東坡的一輩子，“為小人忌惡擠排”（《宋史·蘇軾傳》），幾乎都是在小人的圍攻中生存，而且，每一次都被這些小人加文人的對手們，打得落花流水，一敗塗地。蘇軾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敗，固然造就了他文學的成熟，但也鑄成了他一次大獄，三次流放，妻離子散，背井離鄉的終身悲劇。
小人之可怕，就在於他們像血管裡的粥樣硬化沉積物一樣，最後被摧毀的是整個社會。明代的袁巨集道，在《送江陵薛侯入覲序》中說過：“自古國家之禍，造於小人而成於貪功悻名之君子，十常八九。”其實，貪功悻名的君子，也就是小人型的文人罷了，他們是封建社會里知識分子的苦難之源。試想，皇帝會有時間和興趣，看那麼多文學作品嗎？他應付後宮裡那些性飢渴的女人，已經夠疲於奔命的了。還不是這類文學小人，在皇帝耳朵旁邊，檢舉揭發，告密陷害，深文周納，羅織罪名的結果。因為嚴酷統治的社會機制，根本沒有正常的政治生活，所以那些善於鑽營者，必須尋找無辜者為犧牲，來染紅自己的頂子。於是，莫過於正直的文人，是再好不過的靶子了。第一，他們善良，通常不設防；第二，他們天真，缺乏鬥爭經驗；第三，他們憂國憂民，在作品中，容易抓到把柄。蘇軾抓到開封坐牢，不就因為他的《詠古檜》詩裡，有句“根到九泉無曲處，歲寒惟有蟄龍知”，告他一個影射罪名，惡毒攻擊皇上嗎？
假如把這樣一頂小人型文人的頭銜，冠在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頭上，也許多少有些失敬；然而，和“拗相公”聲氣相通，相互勾結的那些官僚，投機分子，名節不佳者，倒也十分貼切。他們整天像狗一樣嗅著蘇軾的每一篇詩文，拼命搜尋他們認為有可能置他於死地的漏洞、破綻，和足以上綱上線的詞句。蘇東坡即使二十四個小時都睜著眼睛，也無法防備這些明裡暗裡算計他的敵手。
上帝是慈悲的，但並不總是大方和慷慨，給了蘇軾無限才華的時候，就不再賦與他駕馭政治的能量了。他的筆下，“文如萬斛泉湧，不擇地皆可出”，“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評文》）可是，在政治的小衚衕裡，就別指望順暢地透過。何況那衚衕裡，有如此之多的對他聲名嫉妒得要死的文學小人呢！
大概有了文學的那一天，就有文人相輕的嫉妒存在。在這個世界上，只要有第二個作家存在，那麼，第一個作家就必須面對兩種可能，一是慶幸有了難得相知的文友，一是不能不防的文學小人。這兩者只能選擇其中之一。若僅僅是較文學長短的相輕，也還罷了，若藉助於權力，像妒婦似的整起同類來的話，那下手之狠，之毒，之不擇手段，之不容寬貸，是一點也不斯文的。
所以，中國的文字獄，固然都是由統治者發起，以鎮壓異己的作家和詩人。但起勁的，發難的，來精神的，還是這些文學界的小人們。不過在宋代，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這幾代皇帝，文化素養較高，還算比較愛才。對於蘇軾，主張對他從輕發落的，先後有兩位太后，某種程度上起到保護作用，否則，他早瘐斃在開封大牢裡了。宋神宗雖然支援王安石變法，也同樣很褒美蘇軾詩文的，對他的奏章精彩之處，“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後來，將他第一次流放黃州期間，這位皇帝還時常說他的好話，向臺省內閣示意，要重新起用他。但反對派糾結在一起的時候，竟能作梗到連神宗也愛莫能助，無能為力，就可知道民間諺語所說：“閻王好見，小鬼難搪”的小鬼，是多麼難纏了。
看來，蘇軾一生，就倒黴在這些小人身上了。當然，這也不光是他一個人的遭遇。在中國歷史上，這些圍在皇帝身邊，被豢養著的惟知隨班唱和，歌功頌德，做馬屁文章，而寫不出正經作品的御用文人，都過分害怕真有才華的人，怕他們奪走統治者的寵幸。所以，他們總是煽動皇帝，整治他們嫉火如焚的同類。從王安石起始，他是整蘇軾的主要人物，其他在朝廷中樞掌握實權的，也算是文人的人，絕對和蘇東坡過不去，恨不能將他整死的。
在《吾謫海南》詩的前面，蘇軾寫道：“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從這幾句話中，可以看出他們兩兄弟的手足情深，也看到那些握有權柄的小人式文人，出於對文學巨匠的嫉恨，迫害之情何等急切，而且把兩兄弟流放到什麼地方的挖空心思，真是令人齒冷。南宋陸游在他的《老學庵筆記》裡記載，“紹聖中，貶元祐（黨）人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劉莘老新州，皆戲取其字之偏旁也。時相之忍忮如此。”陸游是距蘇軾不遠的詩人，而且他是很注意收集蘇軾文獻的有心人，曾經把北宋南渡後散佚的官方檔案中，關於審判蘇軾的記錄，整理出一本《烏臺詩案》出版。由此，可見這些文學小人可笑也可悲的心態。因為蘇軾字子瞻，就到儋州，瞻和儋的偏旁相同，東坡先生就成了文人中流放得不能再遠的一位。
一方面，蘇東坡的文學成就，使得那些末流的作家詩人，不成氣候的評論家，竊居權位的文化官員，由不得自慚形穢，嫉妒得要命，便要尋釁生事，不遺餘力地圍攻，使他命途多舛。另一方面，他的正直不阿，真誠坦蕩，敢於陳言，不避風險，在政治上決不隨風轉舵的性格，也是他不斷地與權貴們發生衝突，而屢屢獲罪的原因。
王安石變法期間，蘇軾與歐陽修、司馬光一起，持保守觀點。但他並不算是一個死硬的反對派，只不過在感情上拒絕那些峻急傷民的改革措施罷了。於是，他遭王安石黨羽的打擊，抓起來坐過牢。後來，到了宋英宗接位，保守派得勢，在全盤否定新法的浪潮中，蘇東坡和別人不一樣，對變法中的若干可行措施，還是建議保留的，結果又受新貴們的排擠嫉恨，給放逐到嶺南。到了惠州，他的政敵仍不放心，再次謫放，過瓊州海峽，到儋耳。
大凡真正的文學巨匠，和那種只求自己一帆風順，得其所哉，而寧肯做違心事，說違心話的作家詩人不同。倒不是蘇軾不肯低下那高貴的頭，而是他的良知，使他無法屈從那些肆虐的小人型文人。所以，終其一生，是在不斷地吞吃苦果，於顛沛流離中度過。他也明白自己，這是改變不了的。有一次，他下朝歸來，捫著自己的腹部問隨從，我這裡面是些什麼？只有一個人的答覆使他滿意，那就是追隨他大半輩子的朝雲，一個非常聰明的女子。她說：“學士那裡，裝的是一肚子不合時宜。”
古往今來，所有的懂得合時宜的作家詩人，誰不是風花雪月，逢場作戲，版稅照拿，名利雙收，活得很滋潤，很開心呢？但太聰明的作家，太合時宜的作品，往往經不起時間的考驗，難逃鏡花水月，一瞬即逝的命運。然而，“文章憎命達”，不合時宜的東坡先生，儘管在仕途上浮沉跌宕，在文路中遭際險惡，但他卻給這個世界留下了不朽之作。在中國文學史上，這種“我以我血薦軒轅”，甚至把命都送了的作家詩人，還不知有多少？也許這正是中國文學的精華神聖所在，如果文人都聰明得要死的話，都在玩文學，也就不會有文學了。若是隻剩下庸俗與趨炎附勢，文學史恐怕就要空白了。
被迫流放的東坡先生，攜幼子蘇過，終於在紹聖四年的六月十一日過海，到了流放地。現在的省會海口市，是在清康熙年間才設營建治，在宋代，充其量不過是大一點的漁村而已，是不是蘇軾登上海南的第一落腳點，如今已無從稽考。半個月後，才乘牛車到達昌化軍。這種黎族農家的牛車，輪高輻寬，現在還可以在通什的博物館裡看到。公元十一世紀的海南島，沒有現在的環島高速公路，只有這種緩慢的交通工具。一路顛簸，行程困
頓，對年過花甲的戴罪之身來說，可絕沒有如今那種環島遊的風馳電掣般的瀟灑。於是，我們可以想象，在牛車上那垂暮之年的東坡先生，一路而來的心境。
臨行前，他在《與王敏仲書》中，流露出一種感傷的情緒：“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即葬於海外。”在《到昌化軍謝表》裡，也說過：“並鬼門而東騖，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為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對他來講，流放海南，比之流放嶺南，更無生還中原之望。尤其是他最心愛的廝伴半生的朝雲，已經病亡惠州，剩下形單影隻的他，獨處蠻荒野域，難免惆悵。
但是，展現在他視野裡的海南，那嶄新的生活，終於給感覺敏銳的詩人，帶來創作的興奮。還在旅途中，經儋耳山時，停車佇望的他，就湧上來壓抑不住的詩興：“突兀隘空虛，他山總不和。君看道旁石，盡是補天遺。”
以補天石自期的這首小詩，表明了這位遠放海南的文豪，在精神上開始振作起來。九月十二日與客飲薄酒小醉，試筆自書時，更跳出個人侷促的視野，昇華到俯仰天地的高度。“吾始至南海，注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視之，天地在積水中，九洲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朱弁《曲洧舊聞》）於是，他釋然了。“餘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杳杳天低鶻沒處，青山一髮是中原。”從此，他不作歸計了。
但到儋耳住下來的東坡先生，和他的兒子蘇過，生活當然是非常艱窘的。在《與侄孫元老書》裡寫道：“老人（自稱）住海外如昨，但近來多病，瘦悴不復往日，不知餘年得相見否……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及泉、廣海舶不至，藥物鮓醬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爾。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憂。”在《與張朝請書》中，也談到了他的生活景況：“海南風氣，與治下略相似，至於食物人煙，蕭條之甚，去海康遠矣。到後，杜門默坐，喧寂一致也。”
果然，那些放逐他的人，並不曾忘懷他半刻。凡小人得志，無不濫施**威，這大概是個規律了。在文壇上，我們也有幸見過那些忽然間春風得意的人物，來不及地報復的悻悻狀，是很可笑，又很可惡的。蘇東坡已經流放到海南島了，這班小人還不能釋然於懷。初到昌化軍，父子倆借居在官屋裡度日，然而，想不到，沒過幾天，就下令把他驅逐出來，淪落在露天裡。
“無地可居”的蘇東坡，真得感謝海南島的亞熱帶氣候，使他能夠“偃息於桄榔林中”，躲一躲日晒雨淋。熱情好客的海南人，當然不能看到一代文豪，在樹林裡存身，便幫他蓋屋。《宋史·蘇軾傳》裡記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置地築屋，儋人運甓畚土以助之。”蘇軾在《與程儒書》中，也說到：“近與兒子結茆數椽居之，勞費不貲矣。賴十數學者助作，躬泥水之役。”這裡所說計程車人，學者，該是本地的文化人了，親自操泥水匠的勞動，來幫助東坡先生，這實在是令人感動的場面，可見正義和公理，還是植根在真正的知識分子心中。他們也許沒有力量，使這位受崇敬的文豪走出政治的困境，但能夠解囊或傾力時，是一點也不吝惜的。
恐怕也不僅僅是宋代，很長時間內，海南島的生活物資，顯然全賴泉州、廣州支撐供應，一旦阻隔，便是他的《儋耳四絕句》中的一首裡的困苦之狀了：“船舶不到米如珠，醉飽蕭條半月無。明日東家知祭灶，只雞斗酒定燔吾。”看樣子，那些未必是他讀者的海南黎族鄉民，倒也異常熱情地款待這位落魄潦倒的東坡先生。在中國這塊國土上，那些最底層的沒有什麼文化的一群，倒可能比有文化的人，多一份同情之心。主人慷慨，貴客多情，有雞可食，有酒可飲，醉飽之餘，連回家的路也認不出來了。於是，他一路踉踉蹌蹌走來，一路詠哦著他的詩篇：“半醒半醉問諸黎，棘刺藤梢步步迷。但尋牛屎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
看來，生活的困難，壓不倒東坡先生那“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杜門默坐，喧寂一致”的精神。他在海南，日子並不孤寂。“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鬚蕭散滿霜風。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哪知是酒紅。”在老百姓中間，更尋找到他的新快樂。“總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蔥葉送迎翁。莫作天涯萬里意，溪邊自有舞雩風。”作家惟有在這裡，得到善意的迴應，而在小人型文人那裡，除了一張冷臉外，還得提防背抄著手裡，會不會有一把刀？
所以，在他心裡，留下了對海南最佳的印象，據宋人陳敏政《遁齋閒覽》載：“東坡自南海還，過潤州。州牧，故人也，出郊迓之。因問海南風土人情如何？東坡雲：‘風土極善，人情不惡。’其初離昌化時，有十數父老皆攜酒饌，直至舟次相送，執手涕泣而去。且曰：‘此回內翰相別後，不知甚時再來相見。’”
這世界所以值得蘇軾留戀，也許公道還在人心的緣故吧！
所以，他後來終於因赦，離開海南島的時候，寫出了：“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這首詩中，不但看到他的樂觀主義，他的坦蕩胸襟，也看到他三年流放期間對海南島的感情。在《過海》一詩中，他更無悔他的第三次流放，這恐怕是那些小人始料未及的：“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給了海南島最高的評價。到了廣西合浦後的一首詩中，甚至說：“攜兒過嶺今七年，晚塗更著黎衣冠。”再次回到大陸的蘇東坡，索性把自己看成是海南島的黎家人了。蘇東坡的最終流放，那些“忌惡擠排”的小人，本來想置他於死地的，也想使他的文學湮沒在蠻鄉夷域，了無所聞的。但是，他們沒有料到，終生顛沛流離，走遍大半中國的蘇東坡，渡海以後，他的文學成就，益發地輝煌，從而奠定他在中國文學中的不朽地位。
宋代的朱弁在《風月堂詩話》裡寫道：“東坡文章，至黃州以後，人莫能及。惟黃魯直詩，時可以抗衡。晚年過海，則雖魯直亦瞠若乎其後矣！或謂東坡過海雖為不幸，乃魯直之大不幸也。”同是宋代的文學評論家胡仔在《苕溪漁隱叢話》一書中說：“呂丞相《跋杜子美年譜》雲：‘考其筆力，少而銳，壯而肆，老而嚴，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至此。’餘觀東坡自南遷以後詩，全類子美夔州以後詩，正所謂‘老而嚴’者也。子由雲：‘東坡謫居儋耳，獨喜為詩，精煉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魯直亦云：‘東坡嶺外文字，讀之使人耳目聰明，如清風自外來也。’觀二公之言如此，則餘非過論矣！”
苦難磨鍊作家，也造就作家，這在中國或者世界的文學史上，絕不是偶然現象。過海以後的蘇東坡，他的筆墨，更是達到出神入化的地步，應該說那最終流放地的海南島，人傑地靈，催發他的文學神思吧！而那些企圖扼殺文學的跳樑小醜，雖然不可一世地侮弄大師，曾幾何時，還不是被縛在恥辱柱上，受到永遠的奚落。海的偉大，就在於浩瀚，即使有幾條墨斗魚，噴出一點骯髒的汁水，會影響水天一色的蔚藍嗎？所以，一部文學史，無論小人怎麼跳踉，文學都是不會死亡的。大師永遠活在讀者心中，而墨斗魚呢？對不起，誰也記不起來了。
也許，這就叫做歷史的真實。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