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與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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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東坡與王安石
§蘇東坡與王安石(1/3)
蘇東坡殯葬完他的父親，並守了三年的喪，終於在北宋神宗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的二月，從家鄉四川回到闊別已久的都城開封。
也是這年，也是這月，王安石被宋神宗趙頊任命為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這就是說，新登基的年輕皇帝決定賦予他足夠的權力，來掌控國家，以推行新法。
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變法，就在這年，這月，大張旗鼓開展起來的。中國歷史上有過多次改革，不過，成功者少，失敗者多。從商鞅、王安石、張居正，到康梁百日維新的改革失敗來看，商鞅敗於貴族奪權，張居正敗於死後清算，康梁敗於保守勢力，對立面都是壞蛋；只有王安石的失敗，是個異數。他的支持者，基本上都是聲名狼藉之徒，他的反對派，無一不是正直高尚之士。試想，這樣一臺戲，王安石再蹦再跳，再吼再叫，能唱得下去麼？蘇東坡，就是建議他拉倒吧、歇手吧的眾人中的一個。
也許這是巧合，也許這是命運的安排，他回來得一是恰逢其時，一是恰逢對手。從此，按《宋史》所說，他就“為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一直走下坡路。說句良心話，雖然王安石是他命運中的第一個剋星，但王先生只是防著他成為自己的勁敵而已，對他儘管火大，收拾過他，打擊過他，倒也並不想置他於死地。不過，後來，那些尾隨王安石而扶搖直上的新貴，則是恨不能將他送上斷頭臺的，民間諺語中所謂“閻王好見，小鬼難搪”，就是這個意思了。
開封的二月天，蔡河尚未解凍，初春的風吹在臉上，確有一點點冷冽。不過，年年如此，歲歲相同，中原地區總是這樣送走寒冬，迎來春天。也許文人的神經細胞發達，也許他們很容易表現出**，事隔三年，蘇東坡重又回到這座城市，忽然覺得有一股寒颼颼的氣氛，裹脅著他，好一個不自在；王安石呢，也如此，自打上年七月來到東京，居住了大半年光景以後，這位長年生活在金陵的人，還是不能適應北方初春的冷意，背脊有些發冷，一種瑟縮感在壓迫著他，與蘇相似，同樣好一個不自在。如果說，蘇東坡的冷，只是因為他注意到一小部分人，那眼神變得嚴峻起來，甚至有意對他迴避；那麼，王安石的冷，則是他發現這座城市的大多數人，對他的猜忌，對他的拒絕，一如他剛來到都城那樣，依舊寒氣襲人，毫無變化。
歷史，大概是個有趣的老人，很愛開玩笑，就在北宋王朝大變化的前夕，非要在這個悽悽寒寒的二月天，將名列“唐宋八大家”的這兩位掰過腕子，賽過高低，針鋒相對，互不相讓，絕說不上是朋友，但也說不上是敵人的兩位，硬碰硬撞在皇城丹鳳門前的通衢大道上。
那場面，兩人有點不知所措，因為平素間沒有私誼，也就沒有來往，屬於“敬而遠之”，屬於“河水不犯井水”，屬於“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泛泛之交，甚至連“泛泛”也談不到。不期然地在此相遇，不免一番尷尬。開封作為宋朝的首都，那制度是前朝政府釐定的，後周的世宗柴榮是一位英主，氣魄很大，志向很遠，所以這條北至玄武門，南至朱雀門，再到南薰門，縱貫全城的長街，長而且闊，寬加之廣，相當壯觀。只是由於黃河多次決口，如今早沉積湮沒在城市地底下了。這兩位完全可以大路朝天，各走一邊的。但世事偏是這樣蹊蹺，你想他倆碰頭，也許湊不齊，你想他倆迴避，卻歪打正著。一是王安石向來不講究禮儀，輕車簡從，信步走來；一是蘇東坡剛剛由蜀返京，沒帶隨從，無人招呼。於是，抬頭不見低頭見，只好抱拳作揖，寒暄兩句，隨後，各走各路，揚長而去。
王比蘇年紀大，身份高，按理，應該先開口，對他老爹的辭世，表示一點哀悼之意，對他守喪歸來，說幾句慰問的話，節哀順變啦，化悲痛為力量啦，也是情理中事。但王安石是個偉大的人物，從梁啟超譽他為三代以下，中國惟一的完人起，到批林批孔，評儒評法，將他捧上法家的尊位止，越來越偉大了。可是，不管多麼偉大的人物，往往也有其渺小之處。偉人要思考大事，關注巨集觀，自不免忽略細部，疏失碎微。其實，他的同時代人，也說他是一個“好學泥古”，“狷狹少容”的有相當呆氣的先生。估計王安石未必會對蘇軾的殯喪歸來，多麼在意，也不會對蘇老泉當年與他的芥蒂，抱有成見。此時此刻，除了變法大計外，任何事物，都不在王安石的視野之中。雖然，蘇洵早年對其進行人身攻擊的《辨姦論》，很多資料證明系偽託之作，但後人為什麼要假借他的名義，由此推斷，蘇洵跟王安石的有所不協，而王安石因此對蘇氏父子存在牴牾，當非一朝一夕之事。這也是他們兩位寧肯少說一句，決不多待片刻的深層原因。西方有句名言，性格即命運，或性格決定命運，再沒有比在這兩位文人的身上，得到最完整的體現了。
蘇洵死於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的四月，蘇軾上書，為父求官。此事，南宋邵博的《聞見後錄》說，載於《英宗實錄》的說法，為“蘇洵卒，其子軾辭所賜銀絹，求贈官，故贈洵光祿寺丞”。而載於歐陽修《志》的說法，為“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邵氏認為，所以有此差異，《英宗實錄》為王安石撰，他對蘇洵、蘇軾父子不感冒，故而直書“求贈官”。歐陽修與三蘇交往密切，通家情誼，筆下遂有“哀之，特贈”的衍溢之辭。其實，王安石大可不必**裸地、狠呆呆地說得這麼白，這麼直，來出蘇東坡的洋相。蘇軾請求英宗恩賜其父一個稍微響亮一點的官位，人子之情，無可厚非。看來，王安石對蘇東坡之耿耿在懷，除了政治上的異同，情感上的隔膜，文人之間的較量，也是他與蘇軾始終相左的根本。
明人茅坤倡“唐宋八大家”說，蘇門父子三人均在其中，可見蘇洵的道德文章，學問著作，不但為時人所崇，後世亦頗具影響。但他仕途不順，多次應進士和茂材試，皆不中，遂絕意功名，自託於學術。這也是中國許多文人，在功名上碰壁以後不甘沉淪的出路。問題在於你找到了自己，你活著的時候，可以依靠學術成就，從此傲岸於世，不買誰的賬；可你死了以後，就由不得自己了。你的兒子，你的家屬，就得按傳統禮教，世俗常規來辦理後事。蘇洵終身未第，惟有“試祕書省校書郎”，和“霸州文安縣尉”這樣官卑位低的銜頭，實在拿不出手，上不得檯面。中國人之死要面子，是出了名的，於是，蘇軾向英宗張嘴，請求給予這點哀榮，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苦衷。老實講，“光祿寺丞”，算個狗屁？即使實授活著的蘇洵，也是一個無職無權的散官。何況死後追贈，純系順水人情，大家心裡明鏡似的，大宋王朝別的不多，這種有名無實的官，多如牛毛，誰稀罕？只不過王安石先生偏要咬文嚼字罷了，至少在這一點上，王欠缺一點厚道。
有什麼辦法呢？這就是文人根深蒂固的劣根性了。一部文學史，不管厚如城磚，還是薄如蟬翼，上面記載著的，都是文人看不起文人的相輕史。因為中國文人，大度者寡，是非者眾，胸懷寬廣者少，小肚雞腸者多。表面上，溫文爾雅，彬彬有禮，挺能裝蒜；私底下，孰高孰低，誰強誰弱，猴精猴精，無時無刻不在盤算之中。王安石這樣寫，我們叫現實主義，歐陽修那樣寫，我們叫浪漫主義，都沒有錯。話說回來，為蘇軾設想，他有非這樣行事不可的道理，將其父骸骨從開封運送到四川老家眉山，舟船輾轉於江河川漢間，千里之遙，若得不到沿途地方官員的幫助，不知該如何耽擱時日？因此，只有討了這個“特贈光祿寺丞”的虛名，才有“敕有司具舟載喪歸蜀”的諭旨，他之遲遲未行，就為等這張派司，儘管如此，經水路扶柩回鄉的他，還是用了十個多月的行程，直到次年的四月，才抵達眉山。
接下來，當然就是安葬；再接下來，當然就是“丁憂”。
封建社會，強調忠孝，父母死後，子女要守喪，三年內不做官，不嫁娶，不赴宴，不應考，名曰“丁憂”。也就是說，蘇東坡要守喪三年後方可復職。這種“丁憂”制度，有時會弄得當事人很掃興，很尷尬
。第一，噩耗傳來，二話不說，立馬辭掉差使，回籍泣血稽顙，寢苫枕塊，工作沒了，飯碗丟了。第二，守喪三年，不上班，不做事，隔絕官場，遠離同僚，頓成一個雖然還頂著烏紗，但已是有名無實的官場植物人。整整三年，該走動的，該聯絡的，該鞠躬致意的，該磕頭燒香的，這些為官必做的基本功，統統放下不練，且不說經濟上的損失，守喪以後，繼續回到原來的位置上，其可能性還有多大？尤其大宋王朝，冗官為其積弱不振的原因，你還沒有站起來離開這把椅子，就有好些競爭者覬覦你出缺的位置，所以“丁憂”，常常成為官場傾軋的一種手段。
不過，蘇軾，是位天生的樂觀主義者，他倒沒有太多往這方面想，因為他心裡有底。治平二年學士館試策後，入直史館，是宋英宗趙曙的特意安排。按皇上的意思，“即欲便授制誥”，要重用和大用，被宰相韓琦攔住了，認為拔擢過快對年輕幹部不利。宋英宗讓了一步：“知制誥既未可，且與修起居注，可乎？”韓琦還是不同意：“記注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與之，他日擢用，亦未為晚。”所以，蘇在史館中，實際是接受皇帝差遣的貼身祕書，屬於能夠出入內廷的特殊人物。因此，握有出入內廷腰牌的他，才不在乎別人借丁憂之事來擠對他。
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的七月，正式除喪，在原籍又滯留到這年的十月，才動身回京。一是他入直史館，在別人眼睛裡看來的良好前景，二是他詩詞文章，在別人心目中留下的響亮名聲，如此一個紅人，一個名人，走到哪裡，會少了舊雨新知的迎來送往呢？何況蘇東坡又特別地愛吃這一套，受用這一套呢？就像如今那些大紅大紫的文化明星，到處招搖，騙吃騙喝，快活得不行一樣，渾身上下，每個細胞都處於亢奮狀態。再加之粉絲的包圍，慕名者的崇拜，狗仔隊的跟蹤，那感覺真是好極了。所以，這次行程，走的是陸路，本想圖快一點的，但應接不暇的他，竟“優哉遊哉”地逛了四個多月，直逛到熙寧二年的二月，才回到京師汴梁。他的一行車騎，滿載著朋友的饋贈，沿途的特產，在其開封寓所南園的院前停下，尚未完全卸下，估計他的家人，他的親友，馬上就會告訴他離京三年期間，在首都發生的大事小情。雖然，千頭萬緒，說來話長，但總結起來，無非四條：一、英宗死了，二、神宗接位，三、王安石來了，四、馬上實行變法。這四大變化，讓蘇東坡有兜頭一棍之感，心底裡多少有點發毛。
南宋人李燾，用力四十年，據第一手資料，也就是帝王的起居注，著《續資治通鑑長編》。不知為什麼，獨缺神宗熙寧二年的這一卷。因此，蘇軾回到都城，循例請求復職的報告，遞上去以後，遲遲不見覆文，在此書中找不到任何記載。在元人脫脫主編的《宋史·蘇軾傳》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也看不出什麼周章。不過，從他一封給友人子明的信中：“軾二月中，授官告院，頗甚優閒，便於懶拙。”可想而知，蘇軾的職務雖然恢復，薪俸如數照領，但三年前那樣進出掖庭，奉承聖意，或草詔書，或擬敕令，時刻待詔於英宗陛下的榮幸和特權，隨著大行皇帝而一去不再。這種“優閒”、“懶拙”的牢騷，反映出他交出腰牌的失落感，看出他遠離天顏的鬧心程度。
在所有的帝國體制裡，上至王公大臣、皇后貴妃，下至百宮佐僚，太監宮婢，能夠得到帝王寵幸者，無不費盡心思固寵，無不竭盡全力排他，讓皇帝老子永遠愛他，而且只愛他一個。在當代社會里，哪怕一個科長，一個村長，一個小老闆，一個下三爛的評論家，都會有他們的親信、馬仔、跟屁蟲和狗腿子的。一個個也是虎視眈眈，生怕別人擠進來的。王安石是偉人，這一點，毫無疑問，然而，偉人也是人，他怎麼能夠允許蘇軾進入神宗的視線之中呢？第一，此人年紀輕；第二，此人名聲大；第三，此人在朝野的朋友多；而王安石更為在意的，是第四，也是最主要的，他覺得這位後起之秀，有點輕狂，有點囂張，若是給他出入宮禁的方便，若是給他左右天聰的機會，能指望這個在學問上看不起自己，在文學上勝過了自己的蘇東坡，對他的改革，對他的變法，唱讚美詩麼？
那年，蘇東坡三十四歲，王安石五十一歲，相當今天80後作家與知青代作家的年齡差距，按理說，基本不搭界，也就不會太計較。可是，從二月起，宋神宗幾乎將整個大宋王朝，託付給這位改革家，由著他大展拳腳。值此權高位重，如日中天之際，可以想象他很忌諱他與神宗皇帝之間，出現第三者的。作為政治家、思想家的王安石，應該是一個高明的謀略家，精明的權術家才是，衝他把蘇東坡放在心上，證明他還不完全是。因此，他首先介意的是與他平級而且資深的司馬光，其次是韓琦、富弼、文彥博這些曾作過“平章事”，也就是相當於宰相或副宰相的重臣，至於歐陽修，至於蘇東坡、自鄶之下，統統不在他的眼中才對。蘇軾若放在今天，其地位，充其量不過相當於文聯、作協的副主席或者主席團委員而已，哪怕享受國家特殊津貼，哪怕出入有小車代步，哪怕人五人六，像模像樣地出現在公眾場合，眼前有閃光燈啪啪作響，手中有麥克風可供開講，那也無法與職務相當於國家總理、副總理級別的王安石相比。
已經成了神宗的教父，兼指導，兼國策顧問的王安石，為什麼總是不放過比自己小十七歲的蘇軾呢？
這就是文人無法超脫的較量情結了。在文學史上，蘇的名聲要高於王，蘇首先是文學家，其次是政治家；與其說他是政治家，還毋寧說他是一輩子攪進政治是非之中的倒黴蛋，更為確切。而在中國政治史上，王的名聲要大於蘇，因此，王第一是政治家，第二是文學家。可這兩人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雖然熙寧二年尚未出現這種說法，但王安石並不認為自己文學家的身份，排在第二位，就是第二流。所以，一流文學家的王安石，自然要把一流文學家的蘇東坡，視作較量的對手。反過來，蘇東坡也不能承認他首先是文學家，其次是政治家，因而他就是一個二流政治家，一個不成熟的政治家。當他被逼到牆角，有什麼理由不與這個一流政治家王安石，進行旗鼓相當的角鬥呢？丁憂三年回來，這樣輕易地被王安石從牌桌上拖下來，逐出於權力遊戲之外，當然不能善罷甘休，當然不能嚥下這口氣。抗爭圖存，改變劣勢，是人類進化的物競天擇之道，更是那些人在官場，身不由己的官員們，在其位謀其事的必然規律。他會想，如果英宗在，當是我踹你王安石到桌子底下去。如今，龍椅上坐著天縱聰明、聖心獨運的神宗陛下，也不是隻許你一個人巴結，而再無別人趨前的份？
有壓迫就有反抗，這是當代的政治口號，然而也是古已有之的漢子精神，蘇軾以他自己的方式，從這年的五月份起，連續上書，如《諫買浙燈狀》，如《議學校貢舉狀》，終於得到神宗的召見。在其隨後的《上神宗皇帝書》一文中，說到這次與趙頊的對話，兩人似乎交談得很融洽。這年，神宗二十一歲，年齡段接近於蘇軾，趨同的可能要大些，也許這是王安石擔心的因素。果然，趙頊很開明，很開放，“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據此，“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蘇東坡逮到這樣一個進言的機會，自然也是毫不客氣，直奔主題。雖然，沒點出王安石的名姓，神宗不是糊塗蛋，明白他“三不”、“三太”的鋒芒所指，不得不“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
說到官場鬥爭，只要是這種你背後整我，我背後整你的小動作，就不能以正義或非正義，善良或不善良這些通常的道德標準來衡量。因為其中所夾雜著的個人意氣，嫌隙是非，私衷隱情，偏頗怨尤之類見不得陽光，上不得檯面的貨色，很難以好、壞、對、錯來判斷。蘇東坡是否還給神宗說了一些未便在這篇文章裡和
盤托出的東西，後人自然無法瞭解，但王安石顯然獲悉一些情況，才趕緊跑到神宗那裡去消毒。現在回顧這位大改革家、大思想家，也有其可愛可笑之處，只要一碰上蘇軾，就捺不住地神經質，就捺不住地肝火旺，就捺不住表現出文人的氣質來。
看來王安石雖是偉人，更是常人，他還真是急了，據《長編拾補》卷四，此人進宮，直通通地就問神宗：“‘陛下何以召見軾？’上曰：‘見軾議學校貢舉，異於諸人，故召見之。’……對曰：‘陛下如此錯矣。人臣以得召見為榮，今陛下實未知臣何如，但以臣言即召見，恐人爭為利以進。’”王安石也不在意這種教練訓斥球員的口吻，神宗聽了能否受用，幸好這位陛下指著他變法圖強，來挽救這個帝國，也不好太在意這個說話不拐彎的參知政事。不過，還是建議王安石：“軾宜以小事試之，何如？”沒想到，本來面孔赭黃的王安石，益發黑沉下來，一臉墨色地說：“陛下用人，須是再三考察，實可用乃用之。今陛下但見軾之言，其言又未見可用，恐不宜輕用。”神宗此時需要王安石大於需要蘇軾，也就不再堅持起用先帝重用過的才子。
過了不久，六月二十七日，朝廷命舉諫官，張方平舉李大臨與蘇軾，神宗估計王安石會亮紅燈，乾脆壓下。
王安石一而再、再而三地阻難，如果蘇軾聰明，適可而止，這位同行也許會高抬貴手，給他一條出路。可蘇東坡屬於那種比較在意人格，在意自尊的文人，點頭可以，鞠躬辦不到，問好可以，請安絕不會。你可以說蘇很傲岸，你也可以說蘇有骨氣，中國文人患軟骨症者固多，但也不全部都是鼻涕蟲。王屢次三番用行政手段壓蘇服，想讓蘇服，蘇還就偏不服。八月十四日，蘇軾擔任國子監舉人考試官，雖然這是一次臨時差使，他還是利用這個機會，表現了他對王的反抗。這種文字遊戲式的反抗，根本不頂屁用，但是，一個人連這點不頂屁用的聲音，也發不出來，豈不是太窩囊、太孬種？這是一道極具反諷意味的策論題目：“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滅。事同功異，何也？”試題一發到考生手裡，無不會心而笑，連貢院的兵卒都看出名堂來了，王安石哪裡能忍受這樣公開的挑戰，大冒其火。
所以，接下來的十月七日，司馬光上書，舉薦蘇軾為諫官，這本是極有可能的安排，火大的王安石，對與他平級的同僚提出來的方案，照樣也給斃了。
十一月初六，蔡延慶、孫覺並同修起居注，神宗想起用蘇軾，無論如何，蘇軾是他爺爺宋仁宗選拔的才俊，是他老爹宋英宗賞識的才子，但王安石跳出來反對，把他對蘇東坡的不滿，大大地宣洩了一通。據《長編拾補》雲：“王安石曰：‘軾豈是可獎之人。’上曰：‘軾有文學，朕見似為人平靜，司馬光、韓維、王存俱稱之。’安石曰：‘邪檢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狀。作《賈誼論》，言優遊浸漬，深交絳灌，以取天下之權。欲附麗歐陽修，修作《正統論》，章望之非之，乃作論罷章望之，其論都無理，非但如此，遭父喪，韓琦等送金帛不受，卻販數船蘇木入川。此事人所共知。司馬光言呂惠卿受錢，反言蘇軾平靜，斯為厚誣。陛下欲變風俗，息邪說，驟用此人，則士何由知陛下好惡所在。此人並無才智，以人望，人誠不可廢。若省府推判官有闕，亦宜用。但方是通判資序，豈可便令修注！’上乃罷軾不用。”他的這番怨言，既有不實之詞，也有道聽途說，但更多地讓我們窺見其內心深處，撇開政治之外的那種文學家的較量。他提到的蘇作《賈誼論》與他作的《明妃曲》，皆以漢朝歷史為背景的文章和詩詞。嘉祐年間，這兩篇東西轟動一時。相隔十年之後，王說起來還是咬牙切齒，因為曾經搶了他的風頭。從計較這等小事，本是政治家的王安石，一下子成了完全的文學家王安石了。
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的二月，新法推行一年以後的弊端，逐漸顯現，舉國上下，苦不堪言。應該是絕對文學家的蘇軾，成為公開挑戰王安石的政治家，再次上書神宗皇帝，堅論新法之不可行。據《長編拾補》卷七，“軾又嘗上疏曰：‘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世同道。’又作《擬進士對御試策》，上以軾所對策示王安石。安石曰：‘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請黜之。’曾公亮曰：‘軾但有異論耳，無可罪者。’他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何以不黜蘇？豈為其才可惜乎！譬如調惡馬，須減芻秣，加箠撲，使其貼服乃可用。如軾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絀其不逞之心，安肯為陛下用！且如軾輩者，其才為世用甚少，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這段君臣之間的對話，完全暴露王安石在文學上壓不倒對手，在政治上卻可將對手打趴在地的嘴臉。
最後，王安石竟然慫恿他的親家謝景溫檢舉蘇軾，誣告他“丁父憂歸蜀，往還多乘舟，載物貨，賣私鹽等事”。神宗當真了，立案調查。好在那時沒有雙規這一說，蘇東坡心裡坦蕩，照吃照喝不誤。最後，查無實證，王安石也只好黑著臉，兩眼一抹煞，不了了之了。
錢穆在《國史大綱》裡評論王安石：“是有偉大抱負與高遠理想的人。”但也說：“安石的最大弊病，還在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視了活的人事。依照當時情況，非先澄清吏治，不足以寬養民力。非寬養民力，不足以厚培國本。非厚培國本，不足以遽希武功。”“安石未免自視過高，反對他的，他便罵他們不讀書，說他們是流俗，又固執不受人言，而結果為群小所包圍。”“所以當時人說他性情執拗，不曉事。又說他只能做翰林學士，不該做宰相。”大師的這些論斷，歸納為一點，最好做翰林學士的王安石，實際上還是脫不了文人本色。王安石的理想主義、感情用事、偏執人格、任性而為，說明他血液中終究是文人的稟賦居多，所以他給中國人留下來的寶貴遺產是文學，而不是加速北宋滅亡過程的熙寧變法。
雖然，將王安石神聖化，光環化，是近年來一種時髦。王安石在他被汙名化的將近九百年間，他幾乎無一是處，差不多被描繪成臭大糞，這當然是很大的偏見。而在近一百年間，王安石的歷史價值重新被認識，被肯定的時候，中國人的淺薄和偏激，又朝著相反的方向，把所有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同時代傑出人物，統統扔進惡水缸，這就更不足為訓了。實事求是地說，在中國，做任何攸關全民生計的大事大情，任何一個領袖人物，不能因為其道德之高尚，品格之完好，動機之純潔，願望之善良，就以為自己有權可以驅使廣大人民陷於水深火熱的滅頂之災中，為其政治實驗做犧牲品，那是絕對不可忍受，不可允許，也不可原諒的。王安石最大的錯誤，就是他根本不把反對者的意見當回事，更不把當時的大多數老百姓的意志當回事。他開著那輛快要散架的帝國破車，只顧踩著他的油門，加速度地向前衝去，口中還唸唸有詞：同志們哪，老鄉們哪，我可是一心一意，全心全意，為了你們才這樣乾的。清人王夫之在《宋論》中說：“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蘇東坡看著這位黑臉車伕，心想，算了吧！儘可能地離你遠些，求個安生吧！於是，他給神宗打了個報告，陛下，你還是恩准放我外任，到杭州做太守去吧！
於是，在這場表面很政治，其實還是很文學的較量中，兩位文人，說不上誰輸，也說不上誰贏，雙方打了個平手。
文人的較量，最佳狀態為實力的較量，才能的較量，智慧的較量，創造力和想象力的較量，誰是半斤，誰是八兩，是騾子是馬，拉出來溜溜。一切都在公平公正公開的競爭之中，那麼，贏也贏得安心，輸也輸得甘心。但有的文人，他只能贏，不能輸，他又沒有本事贏，可他不想認輸。怎麼辦，只有藉助於文學以外的手段，或站在明處，或躲在暗處，取得壓倒對手的優勢，拿著獎牌，捧著獎盃，數著獎金，披著獎帶，面不改色心不跳，氣壯山河衝鬥牛，那才是文壇上最令人氣短齒冷的醜惡現象。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