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抓住機遇，及時出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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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抓住機遇，及時出擊
機不可失，失不再來，機會稍縱即逝。因此，在人生的旅途中要善於抓住機遇，並及時出擊，進而獲得成功。機會與我們的成敗密切相關。對於時機的把握，完全可以決定一個人在事業上能否有所建樹。所以，不可放棄任何一個機會，即使這個機會僅有萬分之一的可能性。要積極地創造機遇，把握機遇，發現機遇，抓住了機遇，也就抓住了成功。
要不斷開發新領域
美國“股神”說：“在人人都做的事情上去投資，你是不會發財的。”
戰國時的大商人呂不韋，在趙國結識了秦國公子子楚，這個子楚，是秦昭王的孫子，太子安國君的庶子。子楚排行在中，上有兄，下有弟，自己的生母早已失寵。看他的樣子，將來怎麼也輪不上他當太子。但呂不韋認為很可取，雖然有風險，但做什麼生意能沒有風險呢?風險與收益是成正比的。
呂不韋就同子楚套近乎，關係慢慢好了起來，然後呂不韋表示願意出錢幫他運作，為他回國創造條件。
後來，呂不韋讓子楚討好父親的寵妃華陽夫人，做了她的乾兒子。這樣，他終於如願以償當上了太子，而後又當上了國王。
呂不韋投資的報酬就是：他當上了秦國的相國。這筆買**賣珠寶、賣糧食的利潤高得多。呂不韋眼中的是子楚這件“奇貨”的潛力。
公元前258年，秦國興兵包圍了趙國都城邯鄲，趙國形勢告急。魏國的信陵君同趙國平原君有親戚關係，他非常想去救趙。在信陵君的勸說下，魏王派大將晉鄙領十萬大軍援趙。因為受到秦王的恐嚇，魏王最終命令晉鄙止前進，屯兵湯陰。信陵君心急如焚，可他不是國王，晉鄙的軍隊也不會聽他命令。這個時候他的謀士侯嬴對他說：“我聽說您從前幫魏王的寵妃如姬辦過一件事?”
“是啊?這怎麼了?”信陵君問。
侯贏說：“以前如姬的父親被殺了，如姬懸賞為父親報仇，三年都沒有找到凶手。有一回，如姬因父仇未報向您哭訴，您替他報了仇。如姬異常感激，一直惦記著您的大恩。現在您可以用她一用了，倘若開口請她把魏王的兵符偷出來，她一定會同意。到那時，您就可以假託魏王之命，調兵遣將了。”
信陵君依計而行，果然，如姬二話不說把兵符偷了出來，幫助信陵君完成了救趙的大事。信陵君能做成這件大事，得益於他以前做的投資。這樣的事，不是非同尋常的關係，誰願意為他辦?若不是以前對如姬有大恩，就是他搬出金山也辦不成。感情投資是個慢功，不能臨時抱佛腳，那樣就顯得勢利了。平時人緣廣，口碑好，品行厚，做事情就有良好的基礎。
美國聯邦調查局前局長鬍佛說過：“金錢就像肥料，多灑多有利。”在你的身邊經常進行一些感情投資，以後這些種子都會開花結果。
此外，做事情有超前意識，要有眼光，能看出發展趨勢。剛開始孫正義投資給虎的時候，沒人看好網際網路這種東西，楊致遠只是初生牛犢，虎還只是個概念，但孫正義聽了楊致遠的遠景描述，為他們的構想所打動，決定投資給他們。我們要記住，走別人走過的路，永遠發不了大財，成不了大事。
到沒人投資的地方去投資要有準確的判斷力，有超前意識，能發現事物的發展。跟在別人屁股後面，只會永遠是隨從，成不了大事。
抓住機遇擴大規模
歷來，那些做大事的人，都是積累有素，厚積而薄發，一旦機會而來，乘勢而上。除非動亂之世，人的發展往往打破既定程式，就一般而言，都是從日積月累中成就，曾國藩歷來將眼界巨集大與小處入手一起討論，認為二者很重要。他還特別從歷代有作為的帝王和宰相身上，證明他的結論。
曾國藩曾有過這樣的精彩之論：
自古成大事者都是從小事著手的。百尺之樓基於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積也，萬石之鐘，一銖一兩之所累也。周王是中國的聖人，但自早晨至中午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周公夜以繼日，天亮都處理政務。這些聖賢勤勞若此則無小無大，何事怠慢!諸葛亮為相，自杖罪以上，皆親自臨決。杜慧度為政，纖密一如治家。陶侃綜理密微，雖竹頭木屑都儲存起來作為有用之物。
朱熹曾說為學須銖積寸累，當官的人也未有不由銖積寸累而能夠有所作為的。秦始皇用石來量書，不做完事情不休息；魏明帝自己代行尚書事；隋帝批件無暇吃飯，讓衛士送餐，這些皆為後世所譏笑，以為天子不應該親理細事。我認為天子可以不親細事，做為大臣者，則斷不可不親。漢帝向陳平問錢穀的事，不知問刑獄的事，尚不知，不可以為人臣效法也。
大凡建功立事，一定以親眼所見者為準，若有車必見其車具，如有衣必見其襟袖。如為廣見博聞的君子，必見其著述滿家，手稿累筐。如為躬行實踐的君子，必見其面色之興奮，徒黨對他的感慕。若善於治民，必然可以看見其所居之地百姓高興的地方，離任時老百姓會非常眷戀他。假如善於治軍，必見其有戰則勝，有攻則取。如果不以目所共見者為依據，而但憑心所揣度者為高，就會把以空虛淺薄為哲理，而輕視務實，以崇尚空泛為賢能，而恥笑勤奮謙謹，不等於鄧揚之徒，流風相煽，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細事，都墮壞於稀裡糊塗之中。親者賢者，都被拒之千里。以此而希望成就大業，亦荒謬嗎!孔子許諾仲弓為重要人才，而雍正以居敬為奉行簡約之本，都是因為能夠勤敬才無廢事的。
從小事小行，則大事可成。曾國藩說：“泰山不拒土壤，泉水不擇細流。”就是這個意思。曾國藩深知人情世故，他認為人一般有兩種積習：或者好高騖遠，眼高手低，這種人大事做不成，小事不願做。他形象地稱這種人其實是瞽者，來比喻無頭蒼蠅。還有一種人整日陷於瑣事中，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缺少遠見卓識。在此基礎上，他提出“成大事者，目光遠大和考慮細密二者缺一不可”的處世韜略。沒有長遠的志向就會失去進步，但必須按目標一步一步走下去，方有成功的可能。
曾國藩在給他弟弟的信中曾說：“古人能辦成大事的人有二條，目光遠大與考慮細密二者相統一。弟在考慮細密方面，精力比我強。軍隊中的器械，比較精良的，應該另立一冊，親自登記，給一個可靠的人，古人用鎧甲武裝的鮮明作用，有威震敵人顯示威風的重要作用。常可取勝，劉峙衡對於火器經常維修保養，對刀矛就全不講究。我以前派褚景明去河南採購白蠟杆子，又置辦腰刀，分別賜予各將領和頭目，他們很是喜愛與重視。弟一定留心這件事，這也是細微的一項內容。至於規模宜大，弟也是要講求的。但講究巨集大的人是極易混入散漫的一路，遇事顢頇，沒有條理，就是再大，那又有什麼可寶貴的?器量巨集大，就沒有流弊了，等級不亂，可以長久。”
就辦事而言，做事規則最好是規模遠大，綜理細密。不但要從“大處著眼”，還必須從“小處下手”。他曾經說辦事應當“認真對待小事”，意義也在於此。成就大事，須巨集闊與細微兼有，也既要有遠大規劃，又要從細微處著手。謀取勝局者可以制定不同階段的目標，慢慢從一個目標走向另一個目標。曾國藩就是這樣做的，從弱到強，從小到大，從低到高。人生如若沒有這樣的錘鍊，何談謀取勝局?
借勢成事
容閎是第一位中國留學生，他接受了西方很新的科學化知識，尤其精通英語，英論說連獲首獎，他的留學經歷、交往廣度、溝通中西的能力是非常難得的。但他儘管已經接受了西方的新化，但是一直抱有強烈的愛國熱情，希望憑藉自己的功勞，讓中國走上近代化之道路，擺脫任人欺凌的局面。
所以，畢業之後，容閎就下決心“以西方之學術，灌輸中國，使中國日趨富強”。他力圖透過西學東漸，讓資本主義維新在中國實現，使中國成為富強、明的近代化國家。
咸豐五年(1855)，容閎回到祖國，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有遠見的實力派，把自己的新式教育計劃付諸實施。因此他先後從事祕、譯員、經商，希望透過認識商學界名流，開啟局面。但是經過八年摸索，依然沒有取得成功。誰是他出海的大船呢?
那時候太平天國勢力正盛，因為代表新的勢力，而且信奉有濃厚基督教色彩的“拜上帝教”，容閎更希望在心靈上得到共鳴。於是他把注意力轉到了太平軍的領導人身上。
咸豐十年間(1860)，容閎親自訪察太平軍，希望他所主張的教育計劃和改良政治得到贊助。主持國政的幹王洪仁玕接見了他。容閎向他提出七項建議，主張在政治、教育、軍事、經濟諸方面推行近代化程序，並表示“倘採納予言，願為馬前卒。”
洪仁玕是太平天國中最有思想與近代意識的領導人，也沒有采納他的意見，容閎非常失望。首先他對太平天國表示同情，但他又失望地斷言：“太平軍的行為，殆無造新中國的能力。”便再也與太平天國無所來往。這時候，有人向他說明了正在領導鎮壓太平軍的曾國藩。
同治元年(1862)五月初三，容閎第一次來到曾國藩的幕府，曾國藩會見了他。容閎對曾國藩一見面就佩服萬分，感到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幕主。而曾國藩也為有這樣一個人才投奔自己而感到格外的高興。為了把他留住，曾國藩當時就委以重任，讓容閎赴西洋採辦機器，興辦工廠，製造船炮與槍械等，從此便拉開洋務運動的序幕。
成功是任何人都夢想的。而從商務運作的實際來看要先投入然後才有產出；有多大的本錢做多大的生意，做大生意要累積更多的資本，也就是說，沒錢辦不了的事。
大多數人在創業之初，資金都不多，這點資金做小本生意掙小錢還可以，做大生意賺大錢就沒辦法了。而用小生意來積累資金，那要等許多年以後才能發展成鉅富。最好的辦法，是用別人的銀子做自己的生意；也可以說是借聲勢，來取得成功。
比爾蓋茨剛開發計算機軟體的時候，不為人知。他就是借ibm這條大船出海的。
ibm向來是巨型計算機的“藍色巨人”，但因為漠視了微機的發展，導致蘋果電腦侵入市場。為反擊蘋果，1979年，ibm注重開發微機，為了同蘋果爭奪市場，ibm第一次放棄了完全以自主技術來生產計算機的方式，採用現有的市場技術。
ibm為自己的微機選擇作業系統與編譯程式，開始時找了美國海軍研究院計算機教授基爾道，他研製出的微機上第一套作業系統cpm廣受歡迎，基爾道乘機索要高價，向ibm提出每套作業系統200美元的權利金。ibm沒有辦法，這才轉而找到蓋茨，雖然蓋茨並無開發過微機作業系統的經驗，但他馬上表示要為ibm專門設計一套，要價很低。只希望自己將來還能向其他客戶銷售稍微修改的作業系統版本，這一要求被認可，ibm與蓋茨欣然簽約。聰明的蓋茨就近利用西圖計算機公司的成果，又利用了ibm遍佈全球的營銷力量，為以後成為“世界首富”挖來了第一桶金。這一年，比爾蓋茨25歲。
錢是一個人生存的根本與成功的標誌，沒有誰願意把錢白送給別人。所以，你須仔細設計你的策略，讓對方信賴你，同時也得到利益，讓別人心甘情願地借雞給你下蛋。
下屬借上司的力量來成就事業，也是一種借船出海。很多下屬內心有好的工作設想，如果坦誠向上司進言，多半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任何人，都會牴觸自己反感的事情。
如何是好呢?我們舉個例子。小李認為自己推進公司發展的策略很好，他也深知自負且好面子的上司的脾氣，為了讓自己的策略規劃能順利實施，他想了一個非常的好辦法。
當他與上司在一起談天時，偶爾會提及一點兒促進公司發展的措施，但僅此而已，上司被他提醒，覺得自己“靈光一閃”，便有了辦法。
不久上司就開始實施與小李發展策略差不多的計劃，當然眾人同上司都認為這不是小李的主意。小李並不在乎，有什麼關係呢?不管是誰的主意，無所謂，他也不需要誇獎。
於是他用類似的方法讓上司實施或向老闆彙報了許多對公司有用的點子。上司也覺得小李對自己的計劃很明白，一點就透，很多計劃還讓小李主持完成，公司上下的人誇他辦事得利。
小李借上司這隻“雞”，為自己“下蛋”，辦成了事，上司也覺得這件事是自己指揮決策的功勞，同時小李也得到表揚，各有所得，何樂而不為?
一個人若只靠埋頭苦幹，什麼時候才能成功呢?最好的辦法是借船出海，用別人的銀子，做自己的生意；也就是：借別人的聲勢，做成自己的大事。
強化實力去實現目標
八旗制度的發生和發展，經歷了一個很長的時間。它開始於女真氏族的狩獵制度生產組織，《滿洲實錄》記其起源道：
“前此，如遇行師出獵，不論人之多寡，依照族寨而行。
滿洲人出獵開圍的時候，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總領，屬九人而行，按各自的方向，不許錯亂，此總領呼為牛錄(漢語大箭)額真(漢語主也)，於是以牛錄額真為官名。”
牛錄，為滿語nim的諧音，是箭和大箭的意思；額真，為滿語ejen的諧音，是主的意思。牛錄額真即大箭主，原是狩獵時的十人之長，有很早的來源，後演變而成為官名。隨著女真社會生產的發展，牛錄組織日益壯大。到女真社會出現階級分化與階級對抗之後，牛錄不僅是獰獵生產組織，而且衍變成奴隸主貴族發動掠奪戰爭和進行軍事防禦的工具。
女真的軍事組織，早見於《金史兵志》載：“金之初年，各部落的農民無它徭役，壯者皆兵，平居則聽以佃漁射獵習為勞事，有警則下令部內，及遣使詣諸孛堇徵兵，只需步騎之仗糗皆取備焉。”其軍事組織形式，“部卒之數，開始沒有規定，到太祖即位之二年，就以二千五百破耶律謝十，始命以三百戶為謀克，謀克十為猛安。
緊接著各個部落都歸降，率用猛安、謀克的名義來授其首領而部伍其人。”
建州女真的軍事組織，於努爾哈赤六世祖猛哥帖木兒的時候就有了。時其軍隊分為左軍、右軍和中軍。據朝鮮《李朝世宗實錄》記載：“猛哥帖木兒生時，若有興兵之事，就必使凡察領左軍，權豆領右軍，自將中軍，或分兵與凡察，所以一部之人，素不賤惡。”但是，這段記述太簡略，也未見牛錄額真的記載。到1583年(萬曆十一年)努爾哈赤起兵，攻克圖倫城，“當是時，兵百人，甲十三副”。有關這百人，史料沒有留下任何字記載。
牛錄額真變成官名，最早見諸於《滿洲實錄》與《清太祖實錄》1584年(萬曆十二年)的記載。努爾哈赤起兵已經一年，軍隊卻有五百多人，“上率兵五百，徵董鄂部主阿海巴顏。”因軍隊較多，便出現三百人一半錄的軍事組織。《清太祖高皇帝實錄》載：“擢鄂爾果尼、羅科為牛錄額真，管轄三百人。”
至此，牛錄額真已經不是出師行獵的臨時性的十人之長，而成為女真的一種官名。牛錄不僅是圍獵組織，同時也是一種軍事組織。
1589年(萬曆十七年)，努爾哈赤統一建州女真的戰爭長達六年之久，他隨著統治區域的擴大，管轄部民的增多，以及王權的建立，組建了一支軍隊。這支軍隊，在那時候分為四個兵種：環刀軍、鐵錘軍、串赤軍與能射軍。這僅見於《李朝宣祖實錄》，現抄錄如下：“左衛酋長老乙可赤兄弟，以建州衛酋長李以難等為麾下屬。老乙可亦則自中稱王，其弟則稱船將；多造弓矢等物，分其軍四運：環刀軍，鐵錘軍，串赤軍，能射軍。間閒練習，脅制群胡。”
老乙可赤也就是努爾哈赤，降建州衛酋長李以難等，隸之麾下。他多造弓矢，分為四軍，練習騎射，嚴定軍紀。四軍編制，是後來四旗和八旗的基礎。
建州四軍的軍隊數量，《李朝宣祖實錄》記載：1592年(萬曆二十年)，“努爾哈赤部下原有馬兵三、四萬，步兵四、五萬，都精勇慣戰。”但這話出自建州貢民馬三非等之口，有誇大的可能性。
三年後，朝鮮通事河世國到費阿拉，大概目睹：“老乙可赤麾下萬餘名，小乙可赤麾下五千餘名，常在城中，而常時習陣千餘名，各自騎著戰馬、著甲，城外練兵。而老乙可赤戰馬則七百餘匹，小乙可赤戰馬四百餘匹，併為考點矣。”這時努爾哈赤已統一建州女真，1596年(萬曆二十四年)，明朝官員餘希元至費阿拉，入城前，有建州騎兵四五千左右成列隨行；又有“步兵萬數，分左右列立道旁者，到建州城而止”。以此推算，當時建州的步騎兵大概有二三萬人。這些軍隊，已按旗編制。《滿洲實錄》在記述1593年(萬曆二十一年)古勒山之役時，作如下記載：
“太祖兵到，立陣於古埒山險要之處，同赫濟格城相對。命令各王大臣等各率固山兵，分頭預備。”
而《清太祖高皇帝實錄》也作了同樣記載：
“上至古勒山，對黑濟格城，據險結陣。令各旗貝勒大臣，整兵以待。”
由上可知，努爾哈赤早已將建州士兵編成各旗，而且很早以前就有軍旗。
1596年(萬曆二十四年)，朝鮮人申忠一到費阿拉，所見建州軍旗：“旗用青、赤、黃、黑、白，各付二幅，長可二尺有餘。”
努爾哈赤始設四旗一事，清朝有的史籍繫於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根據《清太祖高皇帝實錄》所載：
“上以諸國徠服人眾，復編三百人為一牛錄，每牛錄設額真一。開始，我國凡出兵校獵，各隨族黨屯寨而行。獵時，每人各取一支箭，凡十人，設長一，領之，各分隊伍，毋敢紊亂者。其長稱牛錄額其。至是，遂以名官。”事實上，努爾哈赤於這一年對建州軍隊進行了一次整編。他“復編三百人為一牛錄”，每牛錄設額真一員，以黃、白、紅、藍四色為旗的標誌。這種劃分，為以後八旗制度的確立奠定基礎。
1615年(萬曆四十三年)十一月，努爾哈赤除建州外，已經統一哈達、輝發與烏拉，史載其降俘烏拉卒騎，“不下數萬人”；又徵撫很多東海女真部民。建州幅員益廣，步騎增多，“歸附日眾，乃析為八”，除原有四旗，再增設四旗，這樣一來共為八旗。
女真社會歷史發展同生產關係所產生的特殊社會結構八旗制度，既有利於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又有利於滿族共同體的形成。努爾哈赤透過八旗讓分散的女真部民組織起來，管理女真的農業、採集業、畜牧業、漁獵業與手工業生產，提高了女真的社會生產力。
同時，隨著對瓦爾喀、虎爾哈、卦勒察、薩哈連、蒙古人、達斡爾、漢人等的徵附，得到一部人就編為一牛錄。努爾哈赤把各部女真人等都收錄旗下，加速了滿族共同體的形成。天命初年，已發展到約四百個牛錄。
除滿洲八旗之外，1621年(天啟元年，天命六年)開始設蒙古牛錄，1622年(天啟二年，天命七年)，最初設蒙古旗，1635年(崇禎八年，天聰九年)，最初設蒙古八旗，旗色同滿洲八旗相同。1631年(崇楨四年，天聰五年)，努爾哈赤的繼承人皇太極將滿洲八旗中的漢人撥出，另編一旗。
漢軍初名烏津超哈，在滿語中的意思是重兵，因其多使用大炮等重型武器而得名，後又叫做漢軍，以黑色為旗幟。1637年(崇禎十年，崇德二年)，分設漢軍為二旗。1639年(崇禎十二年，崇德四年)又增設漢軍二旗，旗色為純皁(黑)、皁鑲白、皁鑲黃、皁鑲紅。1642年(祟禎十五年，祟德七年)，漢軍擴充為八旗，旗色改為同滿洲八旗、蒙古八旗相同，取消了黑色。自此，實際有蒙古八旗、滿洲八旗、漢軍八旗，共二十四旗，但習慣上依然稱之為八旗。
努爾哈赤建立八旗制度，作為總的綱領，把女真社會的行政、軍事、生產統治起來。女真各部的部民，被按軍事方式，分為三級，加以編制。努爾哈赤採用軍事方法管理行政、管理經濟，讓女真社會軍事化。
所以，在努爾哈赤統治時期，全部女真社會就是一座大兵營。這一點，也正是努爾哈赤統治時期女真社會的一個重要標誌。
努爾哈赤以八旗作紐帶，把渙散的女真各部聯結起來，形成一個組織嚴密的、生氣勃勃的社會整體，在那個時候是有積極意義的。這正是他崛起東北地區，統一女真各部，實施社會改革與屢敗明朝軍隊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放棄自己的目標而去大力實施就會取得成功。努爾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本是我國滿族發展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他的一大功績，可謂大手筆。
處理問題要徹底
揚湯止沸，釜底抽薪。處理問題要徹底。但你必須保證抽出來的“薪”能夠把自己的火燒得更旺，否則，聽任這些“薪”堵塞自己的爐灶，只冒煙不冒火嗆壞了自己，那才是糟糕之極。《呂氏春秋》中說：“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告訴我們在解決問題時，要注重消除引起問題的根本原因。
西漢高祖二年(前205)，漢王劉邦與楚王項羽大戰於彭城，卻失敗了。劉邦問屬下：“誰能為我去一趟淮南，讓九江王黥布發兵叛楚，把項羽留在齊地數月，我便有把握取天下。”隨何說：“我願意出使淮南。”於是隨何同二十餘人一起去淮南。
到淮南，九江王黥布三日不見，隨何反覆勸說，分析其中的利害。他說：“大王發兵叛楚，項羽必然留在東南之地，那麼漢王劉邦奪取天下勢在必得。所以我請求大王仗劍歸漢王，漢王一定會割地分封大王，這樣淮南一定會歸大王所有。所以，漢王派我來進此愚計，希望大王稍加留意。”黥布終於同意了。黥布叛楚，等於從後面牽制了項羽，劉邦的危機解決了。
隨何說服黥布反水，便是釜底抽薪的一招。這一招在商戰中也常常使用。上世紀90年代末，長虹買斷中國70(百分號)彩色映象管，便是典型的例子。
從1996年開始，市場彩電價格大戰拼得如火如荼，使得彩電整機價格節節敗落。在整個彩電零部件中，映象管佔成本的70(百分號)左右，整機價格下降，映象管首當其衝。在這種情形下，長虹憑藉雄厚的資金與良好的商譽作後遁，從1998年下半年開始，大量吸納彩色映象管。正因為如此，當長虹彩電旺季時，各廠家卻彩管明顯供不應求，甚至出現停產現象，因此，長虹一舉奠定了行業霸主地位。
長虹非常有預見性。試想，倘若他的伏軍無法卡在“敵人”的必經之道，那它的決策成本將會是怎樣的高?實際上，長虹的做法當時確實引起了競爭對手的集體恐慌，他們甚至只能請政府的“有形的手”出面干涉。只可惜，長虹的“釜底抽薪”雖然厲害，而中國彩電行業畢竟也非長虹一家天下，而且技術要求不高，使長虹並沒掌握見血封喉的獨門暗器。與之相反，彩電行業進一步競相殺價競爭時，長虹反而要承受著彩管大量庫存的痛苦，正是如此，2000年，彩電大鱷長虹首次報虧。
如果想成功地“釜底抽薪”，應該注意以下幾點：一、“薪”必須是敵人的重要資源，是其發展的瓶頸。二、自己必須有一定的實力，使自己能將敵人的“薪”抽盡，而自己不會提前垮掉。你必須保證抽出來的這些“薪”能夠把自己灶中的火燒得更旺，不然，聽任這些“薪”堵塞自己的爐灶，變得只冒煙，不出火，嗆壞了自己，才會使自己後悔。
隨機應變，巧中取勝
綜觀曾國藩一生的思想傾向，他是以儒為本，雜以百家。上述各家思想，幾乎在他每個時期都有體現。但是，隨著形勢、處境與地位的變化，各家學說在他思想中體現的強弱程度又有所不同，這正體現出曾國藩善於運用各家學說的“權變”之術。
曾國藩的同鄉好友歐陽兆熊以前覺得，曾國藩的思想一生有三變。以前在京城時信奉儒家，治理湘軍、鎮壓太平天國時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後則轉向了老莊的道家。這便是曾國藩一生三個時期的重要思想特點。
為官期間打下了紮實的儒學功底。他用程朱理學這塊敲門磚敲開了做官的大門之後，並沒有把它丟在一邊，而是對它進行了深入研究。
在新的環境裡，他得到了唐鑑、倭仁等理學大師的點撥，登堂入室，便又走向了一個新的境界。他不僅對理學論證綱常名教和封建統治秩序的一整套倫理哲學，如性、命、理、誠、格物致知等概念，有了深入的認識與理解，而且還進行了理學所重視的身心修養的系統訓練。這種身心修養在儒家是一種“內聖”的功夫，透過這種克己的“內聖”功夫，來平定天下。他還發揮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張經世致用。
唐鑑曾對他說，經濟，就是經世致用包括在義理之中，曾國藩完全同意，並大大地加以發揮。他非常注重對現實問題的考察，重視研究解決的辦法，提出了很多改革措施。曾國藩對儒學，特別是深入探索程朱理學，是他這個時期的重要思想內涵，而對於這一套方法、理論的運用，便貫穿於他的一生。
太平天國時期，曾國藩臨危受命，組織湘軍鎮壓農民起義。此時，非常鮮明地體現出他對法家思想的推崇。他提出要“純用重典”，採取強硬的手段鎮壓。而且，他還向朝廷表示，就算由此而得殘忍嚴酷之名，他也在所不辭。他也的確是這樣做的，他設立審案局，對所捕農民嚴刑拷打，任意殺戮。他還規定，不完糧者，一經抓獲，就地正法。在他看來，儒家的“中庸”之道，是不適用於這個關鍵時期的。
曾國藩的老莊思想，從始至終都具備。他常表示，在名利方面，須存退讓之心。自太平天國敗局已定，馬上大功告成之時，這種思想日漸加強，一種兔死狗烹的危機感時常縈繞在他心頭。他寫信給弟弟說，從古至今，權高名重之人沒有幾個能有善終，要將權位推讓幾成，才能保持晚節。天京攻陷之後，曾國藩便馬上遣散湘軍，並做好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疑忌。
三個時期不同的思想，說明曾國藩善於在不同的處境中，從諸子百家中吸取養分。容閎說，曾國藩是“舊教育中之特產之物”。的確在曾國藩身上，熔鑄了中國傳統化的各種基因，正是這些基因，讓曾國藩成了封建社會的“三不朽”人物與最後一個精神偶像。
關於曾國藩處世態度從剛至柔有一個重要的過程。這個過程就發生在1858年。曾國藩初出治軍，嚴刑苛刻，手段非常刻薄，從他殺李金陽事件看得出他的殘酷無情，且同將帥多相忤。然自1858年再起，大存放變。這一變化過程有記載說：先是正(曾國藩)同胡忠(胡林翼)書，言恪靖(駱秉璋)遇事掣肘，哆口謾罵，有勸效王小二過年再不開口之語。至八年奪情再起援浙，甫到省，有“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屬恪靖為書纂聯以見意，同以前一樣要好，不念舊惡。這次出山後，以柔道行之，以致成功，毫無沾沾自喜之色。嘗戲謂予曰：“他日有為吾做墓誌者，銘吾已撰：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故予輓聯中有“將汗馬勳名，問牛相業，都比作秕糠塵垢”數語，自謂道得此老心事出。蓋嘗言以禹墨為體，以老莊之術之本，可知其所趨向也。
曾國藩如何變得“柔順”了呢?有人認為羅汝懷的勸勉最有影響。當曾氏丁父憂請假於家時，汝懷寄以書，以尚平實不爭權相勸。其書略雲：
獨識閣下為奇士，所見四方之士無出其右者，為何?天下為平實堅術之人可以幹事，軍務特別如此。閣下無大僚尊貴的習慣，行履部伍，親自把接細節。庶幾大禹之櫛風沐雨，手胼足胝，故能船炮堅利，壁壘堅固。也就是糞廁亦有方隔，所謂道去屎溺，這不是高談渺論不知而作者所能望見也，乃復溫乎其容，抑然自下，慕好賢之，循周諮之節，日冀奇士之至於前，然而戰勝城弗克，餉弗給，奇士無如何也。我本來就很奇怪，斯不免太奇之病矣。夫救乏自古無奇策，況在今日糈餉之匱。然生財之道，未嘗無良法，尤貴有關意。
鄙諺曰：“官出於民，而民出於土地。”其折撥捐抽之法，要在使民無怨，且使官無怨，財源無窒塞之患。使民無怨，閣下所知而以為美談者也；讓官無怨，則閣下所不知而以為口說者也。惟其然也，所以折漕自我，撥漕自我，捐資抽稅都欲自我，而不復有人之見存焉。雖軍務者閣下之專司，而民者疆吏之職守，各持其是，按一個地方也一樣。閣下軍政必自己操，大權未嘗旁落，而欲兼掌一方土地人民之事，若聖人之設官分職，官事無攝者非乎?
羅汝懷之書，把曾國藩苛求及壟斷權力之病，說得入木三分。曾國藩能虛懷而受之，其1858年以後之立身行事也深受其影響。若將1854年因與王鑫不愜而不救其敗事，與1864年同左宗棠絕交後仍能助其成大功於西北二事相比，就可見曾國藩之待人接物，前後判若兩人。
世謂曾國藩以禹墨為體，老莊為用，其至曾國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為體，申韓為用。1858年以後，開始趨向巽順。如果將曾國藩的一生處世也按三個階段來看，此各有其特點，第一階段，為奮發向上的時期；第二階段，為規劃經營，功德圓滿之時；第三階段，為自主自抑，持盈保泰，不在勝人處求強的和平時期。民國的何貽焜說：
曾公之三個時期來說，則早年生活，如同朝日，氣象蓬勃。無論情感意志，學問德行，都有蒸蒸日上之勢。及至中年，則如白日中天，盛極一時，無論事業章，道德學問，都已漸臻成熟，篾以復加。洎乎晚年，好像斜陽晚照，好景無多，雖德量愈醇，讓人仰慕，志氣事功，也少替矣。
可見曾國藩的處世，不僅是一生三變，甚至可說是一生多變。
有的時候堅持，是不明智之舉。謀取勝局者都有一個特點：隨機應變，巧中取勝。曾國藩一生經過三次大調整，不停地改變謀略，故終於謀取勝局。
隨機應變，是獲取成功的關鍵。曾國藩的處世之道，事實上是一種靈活辯證的處世態度和方法。雖然他處世中勤於功名，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堅守仁義道德，而在做事為人的“形”上卻是一生三變。正是這“三變”，包含了人們對他的評價。但，無論如何，沒有這適時的“三變”，便不會有他的更大成功與顯赫聲名。
把握機遇，大局可定
左宗棠的人生關鍵點是於1861年與太平軍的江西鏖戰。當時太平軍於鄱陽湖一帶大敗曾國藩，逼得曾國藩差點要自殺，幸虧左宗棠以寡敵眾，同太平軍死拼，才挽回敗局。曾國藩對他格外器重，並向朝廷請功。自此受到清廷重視，打下了通向勝利的通道。
剛開始，曾國藩任命左宗棠經營楚軍。咸豐十年(1860)，當他苦心經營，把楚軍組建得具有一定規模的時候，太平軍的戰略動向也有所變化，使清政府忙於應付，特別是石達開率太平軍一支奔向了關中四川，如果佔有，那裡可以說是堅如壁壘，再加以剷除就不是很容易的事了。清政府對此已有所察覺，於是清廷打算調派左宗棠督辦四川軍務，率楚軍從湖南到四川。
曾國藩得知這一情況後，很害怕左宗棠去就“督辦”的高位而不能隨他“襄辦”軍務，從而削弱湘軍對安慶乃至南京的攻勢。事實上左宗棠也不願入川作戰，而是集中主要精力對付太平天國蘇、皖根據地。他向曾國藩、胡林翼表示：“我志在平吳，不在入蜀矣。”於是，清廷便派湖南巡撫駱秉章督辦四川軍務。左宗棠則率領楚軍向江西開進，是為左宗棠第一次率領軍隊出省作戰。
在左宗棠入贛前後，太平天國在痛殲清軍江南大營之後率領進行了東征和西征，不久，就在蘇南與皖南戰場節節勝利。咸豐十年(1860)八、九月間，楊輔清、李世賢等部太平軍相繼攻佔寧國、績溪、徽州、休寧等地，在祁門東線直取曾國藩大營。曾國藩調左宗棠軍從南昌東進馳援，左宗棠帶領楚軍去抵贛東北的景德鎮。
左宗棠駐軍景德鎮之後，在當年的十一月初主動出擊，攻佔德興與安徽婺源(今屬江西省)兩地，旋因太平軍進攻景德鎮而回師。對左宗棠而言，景德鎮“為江西省前門，滌公祁門後戶，萬一有所閃失，不堪設想。”同樣，太平軍進軍贛北，意圖也在控制這一地區，以斷皖南曾國藩湘軍對外聯絡與糧餉供應的通道。於是，兩方在景德鎮一帶展開了激戰。
李遠、黃金率太平軍分兵五路進攻景德鎮，分頭進攻浮樑。左宗棠於景德鎮佈置防禦，擊退太平軍。曾國藩又調派鮑超從皖南赴贛北，增援左軍。左宗棠和鮑超向太平軍發動反擊，黃金難以抵擋，第二天退至彭澤和皖南建德。左宗棠又派楚軍協助鮑超軍加緊追擊，攻取彭澤、建德。
黃金部太平軍損失慘重，只好退守蕪湖，無法參與皖南、贛北戰事。黃金首攻景德鎮敗退後不久，李世賢部太平軍從安徽休寧攻佔婺源，分兵進攻浮樑與景德鎮。左宗棠派王開琳帶領“老湘營”出景德鎮防守。太平軍開始失利，隨後李世賢親率大軍向西挺進，王開琳敗退景德鎮。曾國藩急調皖南鎮總兵率部由建德移防景德鎮，便率軍反攻鄱陽。李世賢向景德鎮發動猛攻，全殲守將陳大富一軍，太平軍成功奪取景德鎮。左宗棠害怕被太平軍所殲，逃至樂平。李世賢回師皖南，預備再次攻打祁門。
景德鎮落在太平軍手中，讓曾國藩祁門大營斷了糧草來源。曾國藩親率湘軍從祁門抵達休寧，想趁機攻取徽州，開通去往浙江的通道，結果被太平軍打得大敗，逃回祁門。曾國藩在絕望之際，寫下遺囑交待後事，坐以待斃。正在這時候，左宗棠於樂平擊敗太平軍。曾國藩絕處逢生。
左宗棠在景德鎮之戰敗退至樂平後，經過休整，乘勝出擊，於樂平的桃嶺、塔前大敗太平軍。正在向祁門進軍的李世賢得知左宗棠捲土重來的訊息時，轉調軍隊向樂平發動進攻。左宗棠憑藉著樂平背山面河的有利地形，督兵三路在第二天大敗太平軍，竟以六七千之眾將號稱十萬的李世賢大軍擊退。李世賢被迫撤向東面，由贛北進入浙西。左宗棠乘勢佔領景德鎮等地。
祁門的後路又得以鞏固，曾國藩大喜，他向清廷上奏誇獎左宗棠“以數千新集之眾，破十倍凶悍之賊，因地利以審敵情，蓄機勢以作士氣，是一個深知將領謀略，度越時賢。”曾國藩還在家書中說：“凡祁門之後路，一律肅清，餘方欣欣有喜色，以為可高枕無憂。”
清廷依據曾國藩的奏請，立刻把左宗棠由襄辦軍務而改為幫辦軍務，緊接著又授左宗棠為太常寺卿，官居正三品。至此，左宗棠可以說是在清廷站穩了腳跟，順風順水了。左宗棠的崛起有很多原因，首先他個人的超凡能力，其次他趕上了當時時勢危急的用人之際，第三曾國藩的賞識與舉薦。他第一次統率軍隊作戰，就表現出才幹與拼勁，為自己贏得了喝彩。
當機會到來的時候，一定要使出渾身招數，全力以赴，去做好事情。十年磨一劍，不就是等待這一刻嗎?此時不搏，更等何時?人生很漫長，但機遇並不是任何時候都會出現。所以，當機會到來的時候，一定要把握住。人生的關鍵往往只有幾步，走好這幾步，大局即定。
果斷決策，搶先一步
晉惠帝時期，齊王司馬同發兵誅討篡奪皇位的趙王司馬倫。郗隆這個時候身為揚州刺史，接到齊王發來的檄，深感為難，因為他要考慮自己親人的安全：他的侄兒郗鑑既為司馬倫的屬下，他的子女俱在洛京，司馬倫若得知他率兵助齊王，毫無疑問會對他們下毒手；但他如果對齊王的檄無動於衷，齊王一旦得勢，也會給他扣上一頂逆黨的帽子加以處置，所以他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他甚至沒有多少時間用來深思熟慮，他帳下那些來自中原的軍人聽到齊王誅討司馬倫的訊息非常高興，早巳按捺不住，躍躍欲試。
主簿趙誘為他獻上三條對策，第一是率眾親赴京師(上策)，第二是派精兵猛將相助齊王(中策)，下策就是做出即將派兵聲討司馬倫的姿態，實則觀望形勢，按兵不動。
郗隆帳下別駕顧彥以為趙誘所謂的下策實為上上之策，勸郗隆不必插手，坐現成敗。可是也有下屬認為誅討司馬倫為人心所向，只適合速發檄，快遣精兵，助齊王一舉蕩滅篡逆，若猶豫不決，大禍很快便臨頭了。郗隆在這個關鍵時刻，不知採納何建議為好，決定暫時不發檄，暫觀形勢再定。
那些想效力齊王的軍人焦急萬分，紛紛私出軍營轉投到寧遠將軍王邃麾下。郗隆嚴厲禁止，觸犯眾怒，一些將士便串通王邃，連夜襲擊郗隆，郗隆父子全部被害。
郗隆原本是有時間採取措施來自救的，可他消極觀望，喪失了時機。
李世民同他的兄弟爭奪帝位，鬥爭是殘酷的。那時，太子李建成與齊王李元吉妒忌李世民功高，多次謀害李世民，情況非常緊急。李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人在玄武門設下埋伏，誅殺了二王。二王死後，李世民連忙安慰二王的部將，只要投降就保證生命安全，願意歸附者一律保持原職不動。大多數人棄戈投降，獨有薛萬徹不肯歸附，依舊帶著少數人衝殺。李世民命人放他一條生路，讓他奔終南山去了。
李世民若不搶先一步，太子李建成很快便會採取行動，到那時誰勝誰敗就很難說了。果斷做事，很多時候就是同時間賽跑，搶先一步。
權力場上的鬥爭是殘酷的，李世民兄弟不惜相殘。生意上的鬥爭也是殘酷的，失去先機可能會導致決定性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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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運氣的偶然性
雖然我們不相信一切都是命運規定好了的，但是我們又不得不相信，有時我們的決策能否成功是帶有一些偶然性的，也會有一點的運氣，這在賭博與買彩票上表現得特別明顯。假如一個完全不懂得該怎麼賭博的人，參加了一場他自己並不知道怎麼回事的賭博遊戲，在第一盤中他用五元錢贏得了100萬。你不覺得這個結果很荒謬嗎?顯然你會認為這個結果是有可能出現的。也許你會為一個擁有很多大牌明星的球隊敗給一個爛得不行的球隊而驚愕不已，但是你卻能容忍賭場上發生這樣的事，這是為什麼呢?其實原因只不過是賭場更讓我們相信有運氣的存在。
好與壞都是相互的。世事是多變的，我們有時是要藉助些運氣的。不過，強者贏的次數通常會比弱者更多，這就是激勵我們努力尋找優勢策略的動力，儘管有運氣的存在，卻不會讓我們因此懈怠下來聽從天命，因為我們相信很多數情況下，我們的選擇還是能帶給我們好處的。
司馬懿死裡逃生，諸葛亮為收復中原、匡扶蜀漢，多次北伐。公元234年，諸葛亮經充分準備後發動十萬大軍進行一次北伐，並派使者到東吳約孫權一同發起攻勢，南北策應，使魏國兩面受敵。
蜀軍與司馬懿對陣於渭水之上，多次接觸後，有負有勝，戰事進入了相持階段。司馬懿的一貫戰略是守，他明白蜀軍勞師遠征，補給線太長，利在速戰，便深溝高壘，任憑蜀軍怎麼叫陣都堅守不出。
諸葛亮經過了幾次後勤不濟的教訓，這次便有所防備。他研製了一種木牛流馬，克服了運輸不便，又實行屯田政策，讓軍士就地種糧，作為久駐之計。
司馬懿得到報告後大驚道：“我所以堅守不出，就因彼糧草不繼，想讓他們自生自斃，今用此法，顯為長久之計，不想退走了。”於是派兵搶得幾部木牛流馬來仿製，但是因為沒有獲悉木牛流馬的奧妙及使用方法，吃了很多虧，反而被蜀軍劫取了不少的糧草，於是乾脆又掛起免戰牌，任蜀軍辱罵挑戰就是閉門不出。
諸葛亮見司馬懿不出戰，便定計在葫蘆谷埋伏地雷及引火之物、葫蘆谷頂搭建草房，又化整為零上，令軍士四散屯田引誘魏兵。司馬懿接連抓了一批蜀兵，得知諸葛亮不駐在祁山，而在葫蘆谷下寨安營。司馬懿見機會來了，便發兵前去劫營。
事實上，諸葛亮是駐在祁山的，遠觀見魏軍行動，猜定他們一定會攻祁山。司馬懿本人則親自攻打葫蘆谷，便教魏延如此這般。
的確，魏軍攻祁山是聲東擊西，司馬懿與兒子司馬師、司馬昭並中軍護衛人馬殺奔葫蘆谷而來。碰上魏延，廝殺一陣，魏延拔腿就逃，司馬懿從後追上，這樣一進一退，直把司馬懿引進葫蘆谷。司馬懿派人探知谷中並無伏兵，山上都是糧房，遂大驅軍士進入谷底。
可是，不久魏延便消失了，糧房上又佈滿了乾柴，司馬懿心知中計，正想下令退兵，但說時遲，那時快，猛的聽到一聲叫喊，山上一齊丟下火把，燒斷谷口，引起地雷齊響，草房著火，黑煙沖天。司馬懿手足無措，下馬抱住二子大哭：“我父子三人都死在這個地方。”
恰巧在這個時候，忽然下起一場滂沱大雨，狂風大作，谷中之火盡數熄滅，司馬懿以手加額說：“此天公未亡我，不乘機逃出，更待何時?”於是趁機率領大軍衝出葫蘆谷，暗自慶幸能夠生還。
孔明計謀勝人一籌，用一系列假象讓司馬懿步步落入陷阱，引誘司馬懿做出錯誤的決策。司馬懿則根據所掌握的資訊，做出自以為很好的決策，於是司馬懿被魏延引入到一個深谷之中。司馬懿一進谷中就發現自己被騙了，可谷中頓時火起，谷頂、谷口也都被火堵住了。事到如今，司馬懿原本在這場博弈中已經是輸定了的，甚至要賠上自己的性命，但是天不亡他，正在此時，一陣大雨澆滅了大火。
孔明在出此計策之時一定已經考慮到天氣，但是就算在今天都無法完全精確地預料到未來的天氣，孔明又怎麼會知道呢?無論如何，孔明的決策已經是非常的高明瞭，而無奈司馬懿運氣降臨，最後自己精心準備的計謀就如此被大雨所破。能說不是天意嗎?
南北朝之際，梁武帝蕭衍原本很有作為，但晚年信佛。儘管如此，他還沒有忘記要統一中原。那時候在西魏、後梁、東魏三國中，後兩個除了能憑藉江南的江河天險據守之外，在力量上是最弱的，但梁武帝並不力圖率軍北伐、振興實力，而是繼續信佛、廣造寺廟，只是時常派一些人過江去遊說東魏的鎮守中原地區的大將侯景，想憑藉助侯景的力量來奪取中原。
侯景是東魏高歡手下一名老將，他同高歡是同鄉，位高權重，十幾年來東魏黃河以南的地區一直都是他統轄，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高歡名義上是東魏的丞相，實際上是東魏事實上的君主，這個人極會用人識人，上下都很服他。侯景雖然野心勃勃，但他亦能為高歡所用。高歡一去世，兒子高澄繼位，侯景便擁兵割據河南，想分立，以為高澄小子對他無可奈何。哪知高歡早巳獲知在他去世之後侯景便會造反，要高澄在他死後起用一個叫慕容紹宗的人，說此人是侯景的“剋星”，非常熟悉、瞭解侯景的性格特點與軍事戰略、戰術特徵。以前高歡一直不用慕容紹宗是他想讓高澄來提拔重用他，使他能一心一意地為高澄賣力。
的確，高歡一死侯景就起來反抗，高澄便任命慕容紹宗為帥統兵征討侯景。在決戰中，侯景失敗，只得退回自己的轄區。
侯景為了能夠獲得梁朝的支援，就讓使者到梁朝上表，表示要率他所管轄的13個州來歸降。接不接受侯景?梁武帝召叢集臣商量。有的大臣勸諫梁武帝萬萬不能接受侯景，說道：“侯景是個反覆無常的人，根據歷史的教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侯景在高歡死後墳土未乾就反叛高氏，只是因為叛逆的力量不足才逃奔西魏，宇泰沒有收容他才投靠我們梁朝。說不定某一天他便叛我梁朝。”但是梁武帝不信，想借他來對抗東魏，最終還是接納了他，這就為梁朝種下了禍亂的種子。
東魏明知侯景的為人，想故意挑撥侯景同梁朝的關係，所以多次派遣使者同梁朝修好。有大臣對梁武帝說：“東魏同侯景之間必須做出選擇，如今讓侯景歸附，又要同東魏和好，侯景必定會疑慮不安，一定會有所不軌。這樣的話，若陛下真的要與東魏修好，首先就要控制住侯景；如果陛下打定主意要利用侯景，就只能拒絕東魏，二者沒有調和的餘地。”但梁武帝不聽大臣的勸告，他希望兩者皆得。
侯景明白梁武帝同東魏通好的圖謀，頻繁上書給梁武帝說絕不能同東魏和好，“今陛下復同高氏聯合使臣何地自處!”他的不悅表現出來了。侯景開始蓄糧聚眾，厲馬秣兵。梁武帝又心存僥倖，以為可以和東魏恢復舊好，又不會激怒侯景。他在答應同東魏修好的同時好言安撫侯景，說梁朝會留下他。
侯景很狡詐，他為了試探一下樑武帝是否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拋棄他，便偽造了一封來自東魏的書信，說要拿所俘的梁朝將領交換侯景。梁武帝不知真假，信以為真，立刻答應拿侯景交換被俘的梁朝將領。於是。公元548年，侯景帶兵過長江，直逼梁朝京城建康，圍困梁朝皇宮一年多時間，把這個長年吃齋唸佛的梁武帝活活餓死。侯景又殺了傀儡皇帝簡帝，花了四年的時間攻打梁，使梁朝元氣大傷，不久就改朝換代了。
梁武帝非常喜歡投機取巧，但是也不要太看輕了像梁武帝這樣的投機分子，有時上帝是特別照顧他們的。晚年的梁武帝雖然一心向佛，依然惦記著統一的事，於是他就靜等時機，果然竟讓他碰上了侯景這個野心家。侯景手握重兵，鎮守要地，這是他有野心的資本；高歡病逝，年輕小皇帝登位，這是侯景成全野心之時；再加上一個西魏宇泰拒絕接受侯景這樣的奸詐之徒，這一切成全了梁武帝的統一夢，梁武帝在獲得侯景的13州的時候，心裡一定在感謝佛祖。
運氣是偶然的，但不要以為上帝永遠在你身邊。
所謂的運氣事實上只是小概率的另一種說法罷了，只是因為它發生的概率太小，我們不曾想到它會在意外的時刻光臨，所以我們只能說是造化捉弄人。
錯過時機就不要輕舉妄動
李密歸唐後又想反唐。可他忘了，這個時候再另立山頭為時已晚，時機不再，他實在沒有太多的資本。“權力慾”太盛，會引火上身。權力慾超出了自己的實際能力，可能是個悲劇。
魏公李密被王世充擊敗後，歸付唐高祖李淵。他對部下說：“我曾帶兵百萬歸唐，主上肯定會給我安排要職的。”可是，李密歸唐後，李淵只是讓他做光祿卿、上柱國，封他為邢國公，都是些虛職，他很是失望。
朝中很多大臣都看不起他，一些掌權的人還向他索賄，也使他內心不滿。自視甚高的李密怎麼能忍受這種境遇?他的理想是做王，可是在人手底下，這怎麼可能呢?
他的鐵桿追隨者王伯當與他談及歸唐後的感覺時，也頗有同感。他對李密說：“天下之事仍在魏公的掌握之中。東海公在黎陽，襄陽公在羅口，而河南兵馬屈指可數。魏公不可以長久待在這裡。”
王伯當的話正中李密的下懷，李密便想出了一個計策。這日，李密向李淵獻策說：“山東的兵馬都是臣的舊部，請派臣前去招撫，以討伐東都的王世充。”
李淵馬上批准了李密的請求。許多大臣勸李淵說：“李密這人狡猾而好反覆，陛下派他去山東，如同放虎歸山一樣。他肯定會割據一方，不會回來了。”
李淵笑著回答道：“李密就算叛離，也不值得我們可惜。他與王世充水火不容，他們兩虎爭鬥，我們正好可以坐收漁人之利。”
李密請求讓過去的寵臣賈閏甫與他同行，李淵不僅同意，還讓王伯當做李密的副手。臨別時，李淵設宴送行，他和李密等人傳喝一杯酒，李淵說：“我們同飲這杯酒，表明我們同一條心。有人不讓我們去山東，朕真以待你們，相鄰你們不會負朕望。”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十二月，李淵讓李密出關。長史張寶德與在出徵人員的名單中。他發覺了李密的反意，怕李密逃亡會連累自己，便祕密止收李淵，說李密一定會反叛。李淵收到張寶德的奏章，才反悔讓李密出關。但他又擔心驚動李密，便馬上派使者傳他的命令，讓李密的部下慢慢行進，李密單騎回朝受命。
李密對手下的賈閏甫說：“主上以前說有人不讓我雲山東，看來這話起了作用了。我若回去，肯定被殺。與其被殺掉，不如進蔟桃林縣，奪兵馬北度黃河。若我們能夠到達黎陽，與徐世勣會合，大事肯定成功。”
賈閏甫說：“主上待明公不錯，明公既然已經歸順大唐，為何又生異心呢？退一步說，就算我們攻下桃林，又能成什麼氣候呢?依我看，明公應該返回長安，表明本來就毫無異心，流言自然就不起作用了。若再去山東，不妨從長計議，再找機會。”
李密聽到賈閏甫的話覺得不順耳，非常生氣地說：“朝廷不給我割地封王，我難以忍受。主上據關中，山東就是我的。上天給我的怎能不要，反而拱手讓人?賈公一直是我的心腹，如今怎麼不同我一條心了呢？”
賈閏甫流著眼淚回答道：“明公殺了司徒翟讓，山東人都以為明公忘恩負義，誰還願意把軍隊交給明公呢?我如果承蒙明公的厚恩，怎麼肯這樣直言不諱呢?只要明公安然無恙，我死而無憾!”
李密聽了怒火中燒，舉刀就砍向賈閏甫。王伯當等人苦苦勸諫，李密才住了手。賈閏甫僥倖不死，就逃往熊州去了。當時王伯當也勸李密作罷，李密仍然不聽。於是王伯當說：“義士的志向是不會因為存亡而改變的，明公一定要起兵反唐，我將與明公同生共死，即使到頭來竹籃打水一場空。”
於是，李密殺了朝廷的使者。次日凌晨，奪取了桃林縣城。
李淵知道後，派兵攻打李密。在熊耳山，李密遭到埋伏，他與王伯當在混戰中都被殺死。李密是個野心家，他本來是跟隨楊玄感反隋的，後來兵敗投奔楊廣翟讓的瓦崗軍，為取得瓦崗軍的領導權，他設計殺了翟讓，擁兵百萬，大權獨攬。
同洛陽的王世充作戰失利後，李密帶了兩萬多人投降李淵，他手下的魏徵、徐世劫等人都甘當人臣，可他不甘心，因為他自視甚高，當王的心思過重。而且，他相信認為李家坐天下的說法指的是他，而不是李淵。
既然歸順唐朝以後，就應該擺正自己的位置，適應自己的角色。可是，他的權力慾太強，讓他做出了錯誤的判斷，不適時的企圖“另立中央”，終於招致殺身之禍。李密歸唐之後感覺不得志，又企圖出來單幹，萬萬想不到，時機不合適，大唐當時平定天下的趨勢已很明顯，天下已定，李密這時候另立山頭，時機已失。再者，李密殺了翟讓之後，讓很多人冷了心，盡失人心。不佔天時，不佔人和，怎麼能成事呢?
時機已失，就不要輕舉妄動。在李淵手下謀個差事，老實為臣，可他偏又不甘心，所以落得如此收場。
把握時機，敢於決策
“謀董卓曹操獻刀”是三國時期非常動人的故事。在這裡，曹操就體現了一種審時度勢，隨機應變，化險為夷的能力。漢靈帝死後，董卓專政，武百官非常不滿。當時任驍騎校尉的曹操，從司徒王允那裡借來一把寶刀，去刺殺董卓。當曹操身佩寶刀來到相府時，見董卓坐在**，呂布站在一旁侍衛。
片刻，呂布出去牽馬，曹操感覺時機已到，正想拔刀刺殺，回頭一想，董卓力大，正面刺殺非常困難，於是曹操沒有輕舉妄動。無奈董卓身寬體胖，不能久坐，便躺在**，並轉身朝著牆壁。曹操見機不可失，急掣寶刀在手，正當要刺，不想董卓仰面看到衣鏡，正好看見他持刀，急忙回身問道：“你要幹什麼?”這時呂布已經牽馬至門，曹操見大勢不妙，急中生智，持刀跪下說：“我有一口寶刀，想獻給丞相。”獻刀之後，曹操就出門而逃。
做大事就要冒風險。而行動在風險之中，面對突如其來的危機、各種意外的情況，都需要很快做出抉擇，改變原來的意圖與行動方向，這的確有很大的難度。在這種情形下，只有急中生智，順情變意，方可能化險為夷，轉危為安。
隨機應變，包含了順水推舟、借題發揮、將計就計之意。持刀行刺，順勢改為跪地“獻刀”，這是借物隨機。隨機應變的奧妙就在於順從自然，因勢、因時、因敵、因情意而靈活變通。隨機應變是一種突發性的思維方式，事先不知，事中卻能自動地做出快速反應。這種“變”雖然是偶然的，但同樣必須藉助於日常養成的習慣。這是一種素養，是權詐之術。
任何事情都有難點，亦有特點，把握特點來攻克難點，也是人們能取得成功的一條常用途徑。
曹操爭奪與使用人才很有一套，很多的事蹟為人傳頌。“計賺徐庶”一事便是一個生動事例。
徐庶，字元直，同諸葛亮非常要好。其才氣同諸葛亮旗鼓相當，劉備在新野時曾得其出謀輔佐，打過幾次勝仗。然而，好景不長，因其“為人至孝”，被曹操騙至曹營。
由於徐庶輔佐，劉備節節勝利。曹操問部下是誰為劉備獻計。程昱向曹操作了詳細彙報。說這個人是潁川徐庶。他從小好學擊劍，中平末年，曾經為別人報仇殺過人，披髮塗面躲避官府追拿，後來被捉獲，一問三不答，被官吏綁在車上游街示眾，被同伴解救，逃走更名，至今還叫單福。
從此以後他更加勤奮好學，遍訪名師，經常同司馬徽在一起切磋問題。曹操又問程昱：徐庶的才能比你如何?程昱說：強我十倍。曹操說：可惜這樣的賢士被劉備所得，如何是好?程昱出了一個主意，說：“徐庶為人至孝，少年喪父，只有老母健在，他的弟弟徐康也死了，老母無人侍養，可把他母親騙來，令她寫信召回兒子，那時徐庶必到。”曹操按程昱說的辦法，派人把徐母騙至曹營。
然而，徐母不但不為曹操寫信，還拿硯臺怒打曹操。沒有辦法，曹操只好派人模仿徐母的筆體給徐庶寫了一封信，大意是：我被曹操關禁，只有你來投降，我才能得救，你要速速前來，以全孝首，再從長計議，免遭大禍。徐庶信以為真，遂辭劉備來曹營侍奉老母。最後被老母痛罵一頓，老母自縊梁間。為此，徐庶抱恨終生，心灰意冷，萎靡不振，一身的才氣不得施展。
讀這段故事，讓人惋惜的不是徐庶被騙，再聰明的人也有愚蠢的時候。也不是徐母之死，徐母之死死得其所，流芳千古，令人敬佩。惋惜的是徐庶在家遭不幸以後不能振作!
這一典故很受非議，有人說是曹操奸詐，有人說是曹操愛才，這裡面的是非曲直暫且不說，就曹操能夠針對事情的特點，把握時機，對症下藥，來實現自己的目標，不能不說還是技高一籌。
水無常形，兵無常勢。不僅是用兵之法，就連謀生保家，也都貴在隨機應變。而隨機應變，首先必須得有一種“審時度勢”的能力。
審時度勢主要是認清主流，明察時機。審時度勢是一種認識，運用這種認識的目的是為了“把握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