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敢作敢為，積極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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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敢作敢為，積極進取
古往今來，成大事者沒有一帆風順的，總會經歷挫折與磨難。能笑對人生，不畏失敗，敢作敢為的人才能建功立業，為人矚目。勇氣能蕩平前進路上的羈絆，發揮自身的優勢，主動創造條件，保持一顆進取的心，戰勝困難，勇敢前行，就能使人獲得非凡的成功。
修煉內功，提高德行
耶律楚材出生在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金朝中都燕京(今北京)的一個世宦人家，他的父親耶律履，原是金代的學者，因其品學兼優，做了宰相，即尚書右丞，權力極大。
耶律楚材生活在動亂的社會中。那時，整個中國正處在元朝大統一之前的各國紛爭階段，大金國為最強，其盤佔中原，統治著北中國。但它的鼎盛時期已過，國勢一年不如一年。南宋王朝雖是偏於江左，但一刻也沒忘記北上收復失地，時常地向北方挑戰。立國甘陝的西夏，也對稱霸中國懷有野心，趁勢與南宋交結，在西北方向侵擾。真是諸強對峙，戰事頻傳。
此時，金國西北部的附庸蒙古族也乘機崛起，鐵木從自被本部族推選為首領後，經過連年的征戰，統一了蒙古。金章宗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成為全蒙古的“汗”(皇帝)，尊稱成吉思汗，是為元太祖。這個新起的蒙古，更是雄心勃勃，在北方不斷地向金國發動進攻。金國對其咄咄逼人之勢難於應付。
成吉思汗的蒙古軍事政權建立後，靠著其強大的軍事實力，逐步向四鄰征戰。為了免於受到西夏的牽制，成吉思汗決定在攻金之前，先用兵西夏。公元12051209年間，成吉思汗對西夏攻伐三次，大大地削減了西夏的力量，使之再沒有出外征戰的能力了。
隨後，經過一番周密部署,從公元1211年起，成吉思汗便大舉進攻金國。已走下坡路的金國因為一直意圖謀反南宋，怎會是成吉思汗的對手，蒙軍“所至都邑，皆一鼓而下”、“凡破九十餘郡”，直到兵臨金國中都燕京城下。
成吉思汗十年(公元1215年)五月，圍攻燕京年餘的蒙軍，一舉攻破燕京，右丞相完顏承暉自盡殉國，耶律楚材眼見金朝的大勢已去，於是，在城陷之後，便“將功名之心束之高閣”，空懷經天緯地的才能絕跡於世，棄俗投佛，在萬松老人門下鑽研佛理，一去三載。艱難的時世，煉就了耶律楚材，他等待著時局的發展，等待著實現壯志的機會。
成吉思汗十三年(公元1218年)，機會終於來了，成吉思汗既定燕地，他漸漸感到人才的重要，此時，他聽說了耶律楚材是位難得的人才，並且又是被金國所滅、與金國有世仇的原遼國宗室後裔，便遣人求之，詢問治國大計。耶律楚材雖然修身養性，過著隱居的生活，但是，他時刻也沒忘掉干戈擾攘、生靈塗炭的神州大地，極想依仗靠山，伸出雙手去換救水火中的芸芸眾生。得知有雄才大略的成吉思汗要接見他，感到是一個圖謀進取的好機會，他二話沒說，即刻應召前去，以便使自己的蓋世才華得以發揮。成吉思汗十四年(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的軍隊，在對自己的宗主國金國實施了接二連三的痛擊之後，取得了軍事上的主動權，於是，除了僅用小股兵將繼續對中原金地侵吞外，集中精銳部隊，進行了著名的西征，進攻花刺子模國。
在進軍花刺子模國戰爭中，耶律楚材曾力主並掌管在塔刺思城(在西遼都城虎思窩魯朵西)屯田。這個地方是中西交通的要塞，且土地肥沃，經濟發達。這一恢復發展後方的社會經濟舉措，對於只知道打仗，侵奪財富的蒙古軍事貴族來說，意義深遠。蒙古軍也正是以此為基地繼續西進。
成吉思汗病逝於公元1227年冬。按照蒙古國的慣例，成吉思汗的四子拖雷分得其父的直接領域，即斡難河及客魯連河流域一帶蒙古本部地方，並且代掌國政，乃為元睿宗。
公元1229年，睿宗拖雷已監國兩載，按照成吉思汗的遺沼，帝位應傳詔太祖其三子窩闊臺，蒙古到了太宗時代。
蒙古帝國進入奴隸制社會於成吉思汗時期，窩闊臺即位之後，其管理的疆域，多為已經進入封建社會的北中國，因此，這位少主在整治國家上顯得力不從心，並且應興應革的事過多，真是一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此時，全靠耶律楚材盡心竭力，定國策，立擔章，出臺了一系列當務之急的法令，加速了這一民族的封建化程序。
頒發法令之前，首先制定了既往不咎的政策，對那些因法律不明，而誤觸法網，按當時的老規矩必殺無疑的百姓們，不追究法律責任，或給予從輕懲處。這是抑制蒙古一向濫殺，因獲某種罪過而死者不計其數的最有效方法。同閣的一些臣僚嘲笑他，說此舉實過迂腐。耶律楚材不為所動，力排眾議，反覆而耐心地把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講給太宗聽，終得聖準。此項政策的實施，穩定了人心。
接著，耶律楚材便制定頒佈了十八項法令，成為官民遵照執行的標準。包括官吏設定、軍民分治、賦役徵收、財政管理、刑法執行等。這些參照了中原先進制度並列為蒙古國策的法令，可以說是歷史性的決斷，對後來正式確立的元代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礎。如實行軍民分治後，軍職不得干預民事，國家直接掌管軍隊，這樣，不僅遏制了軍官的驕橫狂妄，同時也打擊了分裂割據的權勢，保證了國家政治上的鞏固和統一。此項法令，一直作為元朝的一項基本國策。
蒙古貴族崇尚武功，根本沒有稅制觀念，若這樣發展下去兵雖強但國卻貧了，但他們並沒意識到這一點。以近臣別迭為代表的人主張，以牧業為主來保證國用，認為“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
耶律楚材竭力反對這種將燕京農業地區變成牧場的落後措施，他深知如今的蒙古國已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理應實施漢法，大力發展農業，如果保守地強調畜牧，是狹隘的、不合國情的落後政策，他直截了當地給太宗算了一筆賬：“陛下馬上要南征金國，軍需從何而來?僅靠畜牧是遠遠不夠的。假如發展燕趙的生產，以地稅、商稅，及鹽、酒、冶鐵、山澤中可以獲利50萬兩銀，8萬匹帛，40萬石糧食，足以供給南征，這不遠勝於變農為牧嗎?”窩闊臺經過認真思考，認為頗有道理，便命耶律楚材全權籌劃，實施徵稅制度。
由於法制的健全和實施，國家日益興旺起來。
窩闊臺六年(公元1234年)，蒙古滅金，中國被金國統治了近120年，到此結束。蒙古滅金之後，三權鼎立的局面終於結束，形成了長江以北的蒙古和長江以南的南宋對峙的態勢。
公元1257年，南宋政權終於在蒙軍的鐵蹄下宣佈滅亡。
蒙古滅宋，統一了中國，後來蒙古軍還遠征歐洲，使其成為全世界矚目的軍事大國。當時，耶律楚材的智謀起到了特別大的作用。
從耶律楚材跟從成吉思汗始，“以儒治國”的思想，在他的言行中全都顯露出來，如在成吉思汗時代對於單純崇武思想所進行的批駁；太宗登基按君君臣臣的思想確定尊君抑臣的朝儀；逐步剷除屠城殺掠的陋習；施以仁政與百姓等等。耶律楚材的這些政治主張逐步得到了推廣和實施。好在窩闊臺是比較開明的，對耶律楚材所進行的政治改革，基本上他是贊成的，這使得耶律楚材在戰火平熄之時，加快了自己主張的以儒治國的步伐。
耶律楚材崇尚儒術，力倡教化，當務之急便是網羅人才，積極宣傳。他遣人尋得孔子五十一世孫孔元措，奏請襲封為“衍聖公”，下諭收集舊禮樂人員，設定太常禮樂吏官。招徠名儒梁陟、王萬慶等人，到東宮宣講儒學，使大臣子孫受讀。
此外，還在燕京等地修建編修所、經籍所，宣傳孔孟之道，開展化教育活動。耶律楚材收集到周、程、張、朱等理學書籍後，在燕京建立了“太極書院”傳授理學。耶律楚材實行這些政治舉措，卓見成效，對於已成為維護蒙古國統治的官方哲學儒學最高統治者給予極多的讚賞。
窩闊臺汗九年(公元1237年)，太宗聽罷耶律楚材“制器必用良工，守成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恐未易成”的上奏後，當即宣佈“我可任儒者為官”的旨令。耶律楚材接旨後，詳細制定了經義、詞賦、論三科的校試方法，命宣課使劉中、楊奐等人到各地選拔儒生，這一年始得士子四千餘人。由於大批的儒生入仕理國，加上耶律楚材反覆的倡導，不但大大地改變了官員的化結構，而且有力地促使了由武功向治的轉變。儒家學說為統治階級提供的一整套攻心御人的統治之術，耶律楚材在“只識彎弓射大雕”的蒙古帝國的倡導和實施，對於完善統一後的元朝國家機制，統一全國的思想意識和蒙古民族的發展，都有著相當大的作用。
耶律楚材不僅在政治、軍事活動中具有遠見卓識，而且在經濟改革、理財富國方面，也時刻表現出略勝一籌的謀略思想。
耶律楚材竭力主張輕徭薄賦，目的是減輕百姓的負擔，從根本上壯大國家、鞏固政權。耶律楚材還著手製定了有關手工業、商業和借貸等項規定。
在商業方面，耶律楚材還在“衡量、給符印、立鈔法、定均輸、布遞傳、明驛券”等方面，制定了不少規章制度，對促進經濟發展極為有利。
透過耶律楚材的努力，蒙古統治者很快建立了適合中原地區高速發展的封建制度，平定了戰亂的破壞創傷，把封建經濟推向了正常發展的軌道。
耶律楚材歷仕成吉思汗、拖雷和窩闊臺三朝，長達30年之多，一直是君臣相得，他在從政治國上有一句名言：“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事無鉅細，只要有利於國家和人民，他都極澤巧諫，運用其智慧和謀略，力爭得以實現。即便是涉及到君王個人，也概不例外。
治國需要雄才，安邦需要智慧。耶律楚材是極其遠見卓識、雄才大略的人才，出山之前他並沒有什麼驕人的成績。但被重用後，授予權柄，在政治舞臺上導演出了一幕幕有聲有色的“話劇”，憑藉驕人的業績，卓著的功勳，得以提拔重用，在世人心中留下了極好的口碑。
天生我材必有用。只要你修身而提高德行，遲早有一天會受命於天，擔任起治國平天下的重任。到那時，名譽、地位、財富都已不在話下，應有盡有，就像前蘇聯故事片《列寧在十月》裡的主人公瓦西里說的：“麵包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其實，人追求一點功利也是應該的，但不能急功近利。換句話，我們所強調的，是從內功練起，修煉自身，提高自身的德行和才能，然後水到渠成地獲得一切。
對於太宗窩闊臺，史書上稱他的功績“寬弘之量，忠恕之心，量時度力，舉無過事，華夏富庶，牛馬成群，旅不齎糧，時稱治平”。這裡或許有言過其實之處。毋庸置疑的是，這與耶律楚材的智慧計策和精心輔佐是分不開的。如果沒有忠臣能臣，明君再明也難以取得顯赫的成就，耶律楚材事三朝，君立並在每朝都做出了很大貢獻，的確才華出眾。
時機成熟便出手
所謂“成事在天”，是指成就事業必須尊重客觀規律，不能違背客觀規律，這句話的立足點是“謀事在人”。秦王嬴政未登位之時，由於狠毒專權，趙氏太后欲合夥謀害秦王嬴政，而立他們的私生子為王，嬴政必須對嚴峻的命運做出抉擇：若任其為之，不做任何準備，則很可能會為狠毒所害；如下手過早，自己羽翼未豐，實力待充，對手就能很容易打敗自己。因此他決定暗中防備，早做準備，等待時機再行動。保持足夠的警惕性，處處留心，這一點什麼時候都不多餘。
秦王嬴政不是聽天由命的軟弱主兒。他不動聲色，積蓄力量，伺機動手，打算將趙氏集團一網打盡。主意已定，行事就有了明確的路線，也就等於把命運握到自己的手裡了。秦王贏政二十二歲時，他從國都咸陽跑到祖廟所在地舊都雍，舉行了加冠禮，就留在雍的蘄年宮。哪知此時惡毒的趙氏卻先發制人，他盜用了秦王和太后的玉璽徵發軍隊出兵攻打蘄年宮，想一舉殺害秦王。
秦王嬴政早有提防，身邊的衛隊拼力奮戰，來犯的秦軍有一部分散去，另一部分反戈。年輕的秦王命昌君、昌平君二人發兵攻擊趙氏的隊伍，兩軍交虞於咸陽效外。秦王嬴政軍隊鬥志旺盛，“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爵一級。”趙氏所徵調的軍隊沒有戰鬥力，一交鋒就潰散了，這也是邪不壓正的必然結果。在名不正言不順的情況下搞分裂、搞動亂，總是不得人心。
與趙呂的鬥爭中，年輕的秦王，並沒有聽天由命，而是主動出擊，避禍求福，這是一種態度。這種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使他一生都能把握機遇，創造出無人可比的業績。從秦王成功的具體事例我們不難感悟到這樣一個道理：成功須從自身做起，即“謀事在人”。
《詩經》中說：“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悔予!”意思是：趁著天晴沒下雨，取些桑根皮，修補舊窗戶，看他巢下人，誰敢欺侮我!據有關專家考證，這首詩是三千多年前的周公寫給他的侄子周成王的，希望他勤政，努力辦好國事，不要粗心大意，以免招來內亂外患。
此詩為歷代名君賢臣所推崇，孔子讚揚這是首好詩，他說：“講得對啊，把國家大事都辦妥了，誰還敢欺侮他。”孟子也說：“在國家太平的時候不做些準備工作，而只貪圖享樂，這其實就等於自招禍害。”明代的朱柏廬在《治家格言》中也說：“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
這首詩給人的啟迪是：但凡幹大事，總要有所成敗，而成敗也就關乎著一些個人的命運問題。所以，為了掌握自己的命運，多操勝券，古往今來高瞻遠矚的謀略家，無一不是運籌帷幄。雖說時常出入於九死一生之中，仍能悠閒自得毫不愴惺，這就是操守勝券、把握命運的重要方法。而“臨陣磨槍”、“臨渴掘井”是不能穩操勝券、從容應敵的，因而也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
秦王嬴政之所以能輕鬆地避開趙氏集團的陰謀禍害，關鍵在於他事先作了詳細周密的佈署，所以在繆氏發動武裝叛亂的危急關頭，能處亂不驚，隨機應變，充分地顯現了自己作為傑出政治家的風采。
古人闡述過一些生活中的道理：在平地注水，水往潮溼處流；在鋪放均勻的柴上點火，火向乾燥處燃燒。山上的雲如同草莽、水上的魚如同魚鱗，乾旱時雲像嫋嫋煙火，陰雨時雲像淡淡水波，這些現象無不與它們賴以生存的東西相互關聯。人的禍福也是如此，它必然與人的作為密切相關。
《商箴》上寫道：“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就是說，禍福是自己招致的。禍福背後總找得到人為的原因。舜在歷山耕種，在黃河邊製作陶器，在雷澤釣魚，天下的人都喜歡他，傑出的人才都跟從他，這是人為的結果。禹周遊天下，尋求賢人，為百姓謀求利益，疏通淤積阻塞的積水河流，是人為的努力。湯武王修身自賢，積善其身，憂民患勞民苦，這是人為的努力。可見聖人高人避禍求福也並不是坐等天命，而是靠自身謹慎努力。
有一首通俗歌曲唱得很好：“三分靠機遇，七分靠打拼，愛拼才會贏。”它清清楚楚地道出了要避禍求福，必須從自身做起。試想若秦王僅僅依靠世襲的王位而不積極進取，怎能保住其王位?固然，“拼”不是蠻幹。要想拼成功，必須通曉大道，透析人生的根本道理，不以物喜，不以己憂。即不以個人貧困富貴高貴卑賤而憂喜於心，而要時時心胸開闊。
孔子窮困於陳、蔡之間，七天沒吃上乾糧，煮的野菜裡沒有米粒。宰予疲睏餓乏，孔子絃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和子貢一同說道：先生被放逐於魯國，隱居於衛國，在宋國一棵樹下習禮被人砍倒樹，而今在陳國、蔡國又遭遇這樣的困境。要殺先生者無罪，辱先生者不禁，先生卻載歌載舞不斷，先生不知羞辱竟達到了這樣的程度嗎?顏回無話以對，將這些話告訴了孔子。孔子不高興地推開琴，喟然嘆道：“仲由和端木賜是小人呀!要他們倆來，讓我告訴他們這其中的道理吧!”
子路和子貢進來後，子貢先說了一句：“像我們現在，算窮困了吧。”孔子說：“這是什麼話呢?君子通達於道義為真正通達，窮困於道義才真正窮因。現在我們緊守仁義之道，因而遭亂世之患，理應如此，怎麼叫窮困呢?反省自己無愧於道義，臨難而不丟掉品德，就無所謂窮困；而等待大寒到來，霜雪降下，松柏旺盛的生命力才能得以顯現，從前齊桓公有得於出奔莒國，晉公有得於出亡曹國，越王勾踐有得於會稽之恥，在陳國、蔡國遇困境，對我或許是幸運呢!”孔子說罷端莊肅穆地重新操琴，子路聞弦英武地拿起盾牌起舞。子貢懊惱地說：“原來我們不知天高地厚也。”
學習孔子，像他那樣分析生命的意義，辯證理解窮達禍福，無論何時都堅定生活的信念，豈不就使自己的心境一直都保持平靜?從而禍患自然消解，福氣自會常常伴隨著你。
一個人要想把握自己的命運，就要積極進取。常人皆知儒家思想是人世哲學，鼓勵人積極進取；事實上道家的“無為而治”也未嘗不是拼搏的一種策略，只不過沒被一般人所看破。所謂“無為而治”並不是坐以待斃，它是東方人所特有的一種極睿智的思想，它的博大精深蘊藏於冰山之下，不挖掘就難以見其“廬山真面目”。老子不是說：“明道若昧，明道若退”嗎?表面消極而內心進取，以“無為而無不為”作為處世的原則。始皇嬴政在親政之前便是如此。
“無為”只是叫政敵迷惑，製造假相來迷惑他們，並非真的無所事事。暗中積蓄著力量，以達到無不為的境界。若始皇嬴政在後期治國上能採用“無為而治”的方式，秦國**統治的命運就是另外一種結局了。
敢作敢為，天下為先
平庸之人因為缺乏自我挑戰的精神，無法獲得成功。或者說，平庸者缺乏敢作敢為的氣魄，時常令人不恥。平庸的人沒有爭議，而幹一番大事業的人必然被世人褒貶不一。尤其是執有定見，惟我所為的人更是如此。
青少年之時的曹操，時人對他的看法就頗為不一。有關他的為人德行，為許多人所不屑，認為他是朽木不可雕也。
但也有完全不同的評價：說他與眾不同，將來必成大器。如為當時俊傑的汝南王俊曾說曹操“定天下者，舍足下而誰?”
南陽何頤，見了曹操，也曾感慨：“漢家氣數將終，得天下者，必斯人矣。”還有潁川李瓚，乃黨人首領李膺之子，曾為東平相，彌留之際對兒子李宣說：“國家將亂，天下英雄無能勝曹操。張邈是我的好友，袁紹是你的外親，但也不能投靠，只能投靠曹操。”囑子照辦，果真應驗。
同為曹操，時人對其看法卻是如此不一。無論作風、性格、精神，英雄見其神武、德者見其奸詐、智者見其權變、厚者見其忌刻……或許這就是許劭的千古“定評”：“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一治一亂，一能一奸，因時而變，料定曹操既流芳百代，又遺臭萬年。但是曹操的所作所為，一般是不顧身後事的。如曹操在政治方面，為了使自己擁有優勢，不避奸臣之名，力行“挾天子以令諸侯”之策，把漢獻帝視為一面旗幟以號令天下。
在待人處事方面，曹操也從不規避自己的奸詐風格。如曹操曾對人說：“誰欲害我，我就會心跳。”為論證他說的這些話，他叫一侍從官，“你身上藏著刀到我跟前，我就說心跳得厲害，然後抓住你，從你身上搜出刀。如果我懲處你，你別說是我要你乾的，我會厚賞你的!”侍從官照辦，結果免不了被殺頭。
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後，獻帝完全被曹操所掌握，曹操對自己代漢的意圖，卻一直是諱莫如深的。獻帝都許前後，侍中太史令王立曾屢次對獻帝說：“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替火德的是土德，魏帝承繼漢位，能曹效能安天下，只要委任曹氏就行了。”曹操聽說此事後，讓人帶話給王立，說：“知道你忠於朝廷，但是天道深遠，希望你不要多說!”曹操其時羽翼未豐，對於這一類稱說天命的言論，自然必須採取慎之又慎的態度。
隨著獻帝傀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曹操也越來越明顯地暴露他代漢的意圖，這招來了他的政敵的不斷攻擊，如周瑜罵曹操是“託名漢相，實為漢賊”，劉備說曹操“有無君之心”，說他“欲盜神器”。
若對此不作任何辯解，曹操不僅可能喪失“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優勢，並且很可能會成為四方諸侯“清君側”的物件，也會受到內部擁漢派勢力的反對。赤壁之戰遭受挫折後，開始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劉備、孫權虎視眈眈，以馬超為首的關中諸將心懷他謀，乃曹操的心腹大患。
在這種情況下，內外政敵乘機加強了宣傳攻勢，說曹操有“不遜之志”，企圖動搖他的政治根基，有人甚至乾脆要求曹操交出兵權，以削減曹操的政治實力。為了反攻政敵，安撫內部的擁漢派勢力，繼續保持自己“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優勢，曹操不得不將自己代漢的意圖進一步深埋起來，而特別強調自己對於漢室的忠心。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十二月，曹操特地為此下了一道《讓縣自明本志令》。該篇幅較長，大致上劃為四部分。
第一部分從自己二十歲時被舉為孝廉寫起，說當時因自己不是隱居山林的知名人物，擔心被世人看作平庸之輩，所以只想做一個有作為的郡太守，以此揚名於世。後遭豪強忌恨，稱病回鄉，避世隱居。被徵召為都尉，又升任典軍校尉後，目標有所放大，但也只是想封侯做徵西將軍，死後好在墓碑上刻上“漢故徵西將軍曹侯之墓”幾個字。
總之，旨在表明自己年輕時就沒太大的志向，而且只想匡時濟世，為國立功，並沒任何個人野心。
第二部分回顧舉義兵、討董卓以來的經歷，說明在起兵之初志望依然很有限，後來實力有所增強，又成為制止袁術稱帝的力量，同時為國家、為大義心甘情願地揹著生死危險，消滅了袁紹、劉表，從而平定了天下。如今身為丞相，作為臣子，地位的尊貴已達到極點，已超過了原有的志望。言外之意是，自己不會再有什麼野心了。最後結上一句：“假如國家沒有我，真不知會有多少人稱帝，多少人稱王。”意謂自己為阻止別人稱帝稱王做了很大貢獻，既不準別人稱帝稱王，自己又怎麼能稱帝稱王呢?
第三部分正面表明自己忠於漢室，並無“不遜之志”。先以春秋時齊桓公、晉公兵勢強大但仍能尊奉周室自比，繼以周王得到了三分之二的天下，但仍然臣服弱小的殷朝自喻，接著表達了對樂毅和蒙恬的深情欽佩之情。
樂毅是戰國時燕昭王的大將，曾率燕、秦、趙、韓、魏五**隊攻下齊國七十餘城。但昭王死後，遭受昭王之子惠王的猜疑，被迫逃往趙國。
蒙恬是秦始皇時的名將，率大軍北擊匈奴，但秦始皇死後，卻被丞相趙高和秦二世胡亥逼迫自殺。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依然效忠燕國、秦朝。曹操舉例說的，意在說明自己一來世受漢恩，二來漢又無負於己，那麼自己對於漢室的忠心，就更是毋庸置疑的了。
接下來，曹操深層闡述自己得到漢室信任已經超過三世，以及自己如何忠於漢室，不僅要對世人宣說，還要透過妻妾去向別人宣說，並稱這些都是自己的肺腑之言。
最後還引了周公金滕藏書的典故，來說明白己為什麼要如此不厭其煩地表露心跡。“金滕”是一種用金屬封口的櫃子。《尚書金滕》載，周武王病重，周公向祖先祈禱，願代武王身死，禱畢將禱詞藏於金滕之中。
武王死後，成王年幼，由周公輔政，其弟管叔、蔡叔造謠說成王將由周公取代，周公為避嫌而出，居東都洛陽。後成王開啟金滕發現了禱詞，明白周公誠心，又迎回了周公，讓他再次執政。
曹操在這裡以周公自比，表明自己寫這篇章的意圖就像當年周公存金滕之書以備考查一樣，目的是為消除人們的疑慮和誤解。
第四部分針對政敵的攻擊，意志堅決地表示：他不能放棄兵權，返回他的封地武乎侯國去，這既是基於對自身和子孫安全的考慮，也是出於對國家安全的打算，他不能“慕虛名而處實禍”。不僅如此，他還預備接受朝廷對三個兒子的封爵，把它當作外授，作為“萬安”之計。
接著筆鋒一轉，抒寫對於古代賢士介之推和申包胥功成身退、拒不受賞的高貴品質的敬仰之情，表示自己雖有“蕩平天下”的功績，然而封兼四縣、食戶三萬，內心依然不安。最後宣稱：國家還不安定，他不能夠放棄政權；至於封地，他是可以退讓的。並具體提出他願將所封四縣交出三縣，食戶三萬減去二萬，以減少別人對他的誹謗，同時稍稍減輕自己所負的責任。
曹操在這篇令中，在很多地方說了實話。不過，曹操處在當時的特殊情況下，為了長遠的統一大業，實行韜晦之柔，對自己的政治意圖做了一些隱飾，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在為自己辯解的同時，表明了穩穩抓住兵權和政權，同政敵堅決鬥爭的決心，從統一大業這個大局來看，也是值得肯定的。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冬，曹操得到孫權的配合，贏得襄樊大捷，孫權給曹操上書，稱說天命，勸曹操當皇帝，自己情願稱臣。曹操讀罷來信，將信出示群臣，說：“這小子竟想讓我蹲在火爐上去挨烤啊!”
漢朝有火德王，故此以火爐比漢朝。曹操之意，即他如以魏代漢，必然招致來自各方面的反對，就像在火爐上挨烤一樣。說這話的目的一是為了表明孫權的真實用心，二是為了試探一下群臣的意向態度。
曹操的用意群臣自然心領神會，於是官以陳群、桓階為首，武將以夏侯悼為首，紛紛勸進。這些人勸進自然都不無阿附曹操之意，但對曹操代漢稱帝條件的剖析，大抵還是比較客觀的，比如說獻帝只剩下一個皇帝的名號，漢朝已一無所有，說的就是事實。但曹操早已成竹在胸，聽完大家的建議，冷靜地說：“‘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如果天命在我這裡，我就做一個周王得足矣了!”“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出自《論語為政》，意思是說只要將《尚書》上說的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的風氣方面，以政治也就是參與了政治，為何只有做官才算參與了政治呢?曹操引用這句話，意在說明只要掌握了實權，對皇帝這個名號就可以不作計較。然後明確表示，即使做皇帝的時機已經成熟，他也不當皇帝，而要像當年周王給周武王奠定基業那樣，積極建立條件，讓自己的兒子去做皇帝。
曹操這句話，事實上已經表明了長期隱埋在他心中的代漢意圖，只不過最後一步他不想自己完成，而要由他的兒子來完成。曹操自己為什麼不稱帝呢?看來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其一，孫權出於自己利益的考慮，勸他稱帝。
一來，孫權認為這樣做可以贏得曹操的歡心，從而實現吳、魏之間的和好，自己就可抽出身來專心致志地對付蜀漢。襄樊之役中，孫權為了從劉備手中奪回荊州，從背後襲殺關羽，雖然幫了曹操的大忙，但卻得罪了劉備，中斷了吳、蜀之間長達十年的聯盟關係，這時他比什麼時候都更需要緩解同曹魏的矛盾，否則就可能陷入兩面作戰的不利境地。
二來，孫權認為曹操若真的稱帝，就會再次招來擁漢派的強烈反對，從而陷入困境，削減對吳國的威脅。因此，孫權貌似恭順，實則是在使壞，曹操看穿了孫權的意圖，不會輕易受騙。
其二，從當時情勢看，如果貿然稱帝，確實會給政敵和擁漢派勢力增加攻擊的理由，使令讓自己陷入政治上的被動。綜觀曹操的一生，內部的反叛大都發生於他做魏公、魏王之後，這是極能說明問題的。所以，繼續維持獻帝這塊招牌，對於安撫擁漢派，鞏固內部，仍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其三，至少從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起，曹操一再“自明本志”，說自己絕無代漢自立之心，言辭忠懇，說了將近十年，現在若突然變卦，否定自己，必須會影響自己的聲譽名節，不如一如既往，將戲演到底為好。
其四，更重要的是，曹操是講求實際，只要掌握了實權，並不怎麼看重虛名，“施於有政，是亦為政”一語充分反映了他的心思。
此外，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已六十五歲，估摸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了，這也可能是他不願稱帝的原因之一。
曹操不當皇帝，是從策略上全面權衡得失後才做出的決定，是一種聰智而謹慎的謀略。曹操自許是“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周王，似乎是對他自己一生的功勳地位做於一個總結和評定。
在此，我們想強調的是：曹操不當皇帝，是因為他知道大家已經給足了他面子，他退一步，面子會更大。
果斷決策，搶佔先機
兵無常勢，水無常形。不只用兵之法，就是謀生保家，隨機應變也是彌足珍貴的。而隨機應變，首先必須有一種“審時度勢”的能力。審時度勢主要是要求人們認清客觀形勢，仔細觀察事物發展過程中顯露出來的機會。審時度勢是一種認識，運用這種認識是為了“把握時機”。“謀董卓曹操獻刀”是三國中一個非常動人的謀略故事。在這個故事裡，曹操就體現了一種審時度勢，隨機應變，化險為夷的能力。漢靈帝死後，董卓專攬朝政，引起了滿朝武的憤恨。當時任驍騎校尉的曹操，自告奮勇，從司徒衛允那裡借來一把寶刀，前去刺殺董卓。當曹操身藏寶刀來到相府時，見董卓坐在**，呂布站在一旁侍衛。
過了一會兒，呂布出去牽馬，曹操認為時機已到，正想拔刀刺殺，但轉念一想，董卓力大，正面刺殺不易得手，於是曹操沒有莽撞行事。無奈董卓身寬體胖，不能久坐，便躺在**，並面向牆壁。
曹操見機不可失，急掣寶刀在手，正欲行事，不想董卓仰面看到衣鏡中，看見曹操在後面拔刀，連忙轉身問道：“你要幹什麼?”這時呂布已經牽馬至屋外，曹操見大勢不妙，急中生智，持刀拜跪說：“我有一口寶刀，想獻給丞相。”獻刀之後，曹操就出門逃之夭夭。
人若要成就大事業，就必須冒大的風險。而行動在風險之中，對突如其來的危機，各種意外的情況，都需要在瞬間作出抉擇，轉換原來的意圖和行動方向，這確實難度很大。在這種情形下，只有順情變意，急中生智，才可能化險為夷，轉危為安。
隨機應變，首先是隨機，包含了借題發揮、順水推舟、將計就計之意。持刀行刺，順勢改為跪地“獻刀”，這是借物隨機。隨機應變，其祕訣就在於順從自然，因時、因勢、因情、因敵意而靈活變通。
隨機應變是一種突發性的思維方式，事先毫無準備，事中卻能迅速做出反應。這種“變”雖然是偶然的，但同樣必須依賴於日常習慣。這是一種素養，是權詐之術。
任何事情都有難點，也都有特點，用將反攻克難點，也是人們能取得成功的一條通用途徑。
曹操爭奪和提拔人才頗有一套，很多事例被人們傳為佳話，千古流傳。“計賺徐庶”一事就是一個生動事例。
徐庶，字元直，與諸葛亮交往非常深厚。其才氣與諸葛亮平分秋色，劉備在新野時曾得其謀略輔佐，打過幾次勝仗。但是，好景不長，因其“為人至孝”，曹操把他騙到軍營。
有了徐庶輔佐，劉備節節勝利。曹操問部下是誰為劉備劃策。程昱向曹操談了詳細情況。說此人是潁川徐庶。
他從小好學擊劍，中平末年，曾經為別人報仇殺過人，披髮塗面躲避官府追拿，後來被抓獲，問他叫什麼他不回答，被官吏綁在車上游行示眾，被同伴解救，逃走更名，至今還叫單福。此後更加勤奮好學，拜訪各位名師，經常與司馬徽在一起商談司題。曹操又問程昱：徐庶的才能比你如何?程昱說強我十倍。
曹操說：讓劉備得到了這樣的賢士真是可惜啊，怎麼辦呢?程昱出了一個主意，說：“徐庶為人至孝，從小就死了父親，只有老母健在，他的弟弟徐康也死了，老母無人奉養，可把他母親騙來，令她寫信召回兒子，那時徐庶必定會來。”曹操採用了程昱的辦法，派人把徐母騙至曹營。然而，徐母不僅不為曹操寫信，還拿硯臺怒打曹操。
無奈，曹操只好令人模仿徐母的筆體給徐庶寫了一封信，大意是：我被曹操禁閉，只有你來投降，我才能獲救，你要速速前來，以全孝道，以後咱們再想辦法回老家耕作，以更遭受大禍。徐庶信以為真，遂辭劉備來曹營侍奉老母。結果被老母痛罵一頓，老母自縊梁間。為此，徐庶抱恨終生，心灰意冷，一蹶不振，一身的才氣不得施展。
讀完這段故事，令人惋惜的不是徐庶被騙，再有計謀的人也不可能一生不受一次騙。也不是徐母之死，徐母死得其所，流芳千古，令人敬佩。惋惜的是徐庶在家遭不幸以後不能振作!
這一故事世人爭議頗多，有人說是曹操奸詐的體現，有人說是曹操愛才的表現，這裡面的是非曲直暫且不講，但曹操能夠具體事情具體對待，對症下藥，把握時機，而達到自己的直接目的，不能不說還是技高一籌。
成大事要靠過硬的本領
大約在萬曆五年(公元1577年)，即努爾哈赤十**歲左右，他和弟弟二人離開了李成梁，回到建州左衛。父親塔克世因聽信納喇氏的話，在他剛到家時就與他分家，讓他另立門戶，但分給他們的家產都很少，尤其是牲畜和阿哈。這對於剛剛成家的努爾哈赤來說家庭負擔就更重了。面對這一切，他並沒有氣餒和屈服，而是更加勇敢地走向了生活。
努爾哈赤為了養家餬口，曾經輾轉各地，時常做傭工。也時常聽從明朝邊官徵調，從徵參戰。因此，努爾哈赤相當熟悉本民族的語言、習俗，尤其是漢族、蒙古族的語言和習俗。他知曉中原形勢，也瞭解關外各族的風土人情。既知道宮廷、官場，也深曉官軍內政。可以說，他視野寬廣、閱歷較深。塔克世夫婦發現長子很有才幹，又重新議定再分給努爾哈赤一部分財產。然而，努爾哈赤卻分毫不肯接受。努爾哈赤的童年時期，建州社會除了從事農業生產以外，狩獵、軍事活動和女真人的尚武風氣都很濃厚，這些對他產生了相當深刻的影響，也為他一生的軍事活動創造了客觀環境，對他以後進行戰爭具有啟蒙作用。
女真人的童年時期生活的必備本領和引以自豪的就是擅於騎射。凡是善於騎射、勇於征戰和長於驅逐野獸的人，眾人都譽為“巴圖魯”。女真子弟在幼年時期，父兄常常親自教以習射，每個童子都手持“木弓柳箭”，進行初練。
到成年再更換拉力較大的“角弓羽箭”。在他們的一生中，這項技藝是不可或缺的依託。一般的女真人則人人能騎善射，而那些卓越超凡的人，常常善於騎射並誇耀於眾，以致於成為一種民族的習俗和特徵。
十匕世紀初，朝鮮官員李民室到了建州，他看到那裡十歲左右的孩子竟能騎馬如飛，賓士在草野之中。婦女同男子一樣，執鞭躍馬馳逐自若。女真各家的主人，尤其是奴隸主，稍有閒暇時間，便帶領妻、妾、子、女，遊獵於草野和叢林之中，打圍、逸樂。
努爾哈赤的童年，就是在這種環境下度過的，長年累月的薰陶和艱苦的磨練，使他成為非凡的騎射能手。他的射技之高超無人能比。
萬曆十六年(公元1588年)四月的一天，努爾哈赤迎娶海西哈達萬汗的孫女阿敏哲哲(哲哲即格格，姐姐之意)的時候，等待於洞城之地(屬於哲陳部，地近哈達部，位於蘇子河北，渾河以東)，恰在這時，有一個攜帶弓箭的人騎著馬從旁邊經過。努爾哈赤詢問隨從，得知此人就是棟鄂部赫赫有名的、以善於騎射著稱的鈕翁錦。努爾哈赤派人將鈕翁錦邀至跟前，稱讚數語以後，指著百步之外的一棵柳樹，請他獻技。鈕翁錦毫不推辭，從容下馬，舉弓搭箭，連發五矢。結果三中兩失，所中的三矢落點參差不齊。
努爾哈赤見後，隨即起身，搭箭在弦，拉長弓如滿月，也連發五矢，結果矢矢皆中，五矢落點相去不遠，隨從見了，無不喝彩、連聲讚歎。
努爾哈赤自幼箭法超群，在女真人中可以說是出類拔萃。萬曆初年，又在李成梁部下服役差不多三年，不僅增長了軍事才幹，而且武藝也大為長進，腰刀、弓、箭能夠相互間用，十分精熟。每與敵人對陣，常使對方應接不暇，瞬間對方就被斬於馬下。
努爾哈赤經歷了童年、青年時期不平凡而又艱苦的生活磨練，學習勤奮，視野廣闊，逐漸增長了他的政治抱負。他與總兵官李成梁，雖然“誼同父子”，對李態度“甚恭”，盡心伺候。但努爾哈赤，早有了自己的計劃。特別是他親眼看見外祖父被抓時的情景，給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後來，王呆被殺了，努爾哈赤從此懷恨在心。然而，在李成當梁部下的時候，由於懼怕李成梁的威名，不敢輕動，可是雄心勃勃之態已經顯而易見。不久，他就從李成梁的麾下逃走了。
努爾哈赤為實現他的政治抱負做了準備許多前期，比如他十分注意結交朋友，很會團結人。在他起兵的前後，他依然結交了許多好朋友。
有一次，他到蘇克蘇護河部的嘉木胡地(今遼寧省撫順營盤以東)，遇到了年輕的額亦都，兩個人攀談許久，最終結成密友。額亦都世居長白山腳下，幼年時期家裡遭遇不幸，父母雙雙遇害，他也險些被殺，因有鄰人相救，才倖免於難。當他十三歲的時候，親手殺了仇人，投奔到嘉木胡的姑母家。額亦都見到努爾哈赤以後，堅信跟從他可以有出頭之日，便力請姑母應允他前去輔助努爾哈赤。安費揚古，世居瑚濟寨。他的父親與努爾哈赤結交的時候，有尼麻喇人**他背叛努爾哈赤，他堅決不從。尼麻喇人又劫掠他的兒子進行威脅，他也堅貞不渝。
努爾哈赤起兵初期，正因為結交了他們和費英東、扈爾漢、何和理這樣忠心耿耿的人，才使他的勢力逐漸增大。
後來，他們都列入五大臣或授以其他要職。努爾哈赤除了結交本民族的朋友以外，也注意結交漢族朋友。有個中原人名叫洛斡，為人忠厚，十分勇敢，曾經做過努爾哈赤的隨身侍衛。努爾哈赤把他視為左右手。
有一天深夜，刺客對努爾哈赤行刺，被洛斡察覺了。他英勇地撲上去，赤手迎敵，四指全被砍掉，仍然搏戰不息，為此深受努爾哈赤的敬重。這些良朋益友，都為努爾哈赤的事業創造了巨大的功績。
無論做什麼事情都只能依靠自己，因此本領是成功的資本。努爾哈赤極其注重練就自己的本領，並把它作為強身的手段。
強化實力要有大氣魄
八旗制度的發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它始於女真氏族的狩獵制度和生產組織，《滿洲實錄》記其溯源道：
“前此，凡遇行師出獵，不論人之多寡，仍按族寨而行。滿洲人出獵開圍之際，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總領，屬九人而行，各司其職，不許錯亂，此總領呼為牛錄(漢語大箭)額真(漢語主也)，於是以牛錄額真為官名。”
牛錄，為滿語nim的諧音，是箭或大箭之意；額真，為滿語ejen的諧意，是主的意思。牛錄額真即大箭主，原是狩獵時的十人之長，起源甚早，後演變為官名。伴隨女真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牛錄組織日益壯大。在女真社會出現階級分化和階級對峙之後，牛錄不僅是狩獵生產組織，而且衍變成奴隸主貴族發動侵略戰爭或實施軍事防禦的工具。
女真的軍事組織，早見於《金史兵志》記載：“金之初年，各部之民無它徭役，壯者皆兵，平居則聽以佃漁射獵習為勞事，有警則下令部內，及遣使詣諸孛堇徵兵，凡步騎之仗糗皆取備焉。”其軍事組織模式，“部卒之數，初無定製，至太祖即位之二年，既以二千五百破耶律謝十，任務以三百戶為謀克，謀克十為猛安。繼而諸部來降，率用猛安、謀克之名以授其首領而部伍其人。”
在努爾哈赤六世祖猛哥帖木兒時，建州女真就有了軍事組織。當時軍隊分為左軍、右軍和中軍。據朝鮮《李朝世宗實錄》記載：“猛哥帖木兒生時，若有興兵之事，則必使凡察領左軍，權豆領右軍，自將中軍，或分兵與凡察，故一部之人，素不賤惡。”但是，這段記述過於概括，也未見牛錄額真的記載。
到1583年(萬曆十一年)努爾哈赤起兵，進攻圖倫城，“當是時，兵百人，甲十三副”。但這百人軍隊的組織細節，並沒有被記載下來。
牛錄額真成為宮名，最早見諸於《滿洲實錄》和《清太祖實錄》1584年(萬曆十二年)的記載。努爾哈赤起兵已經一年，他的軍隊至少擴充套件到五百人：“上領兵五百，徵董鄂部主阿海巴顏。”因軍隊較多，便出現三百人一牛錄的軍事組織。《清太祖高皇帝實錄》載：“擢鄂爾果尼、羅科為牛錄額真，統轄三百人。”
從此，牛錄額真已經不是出師行獵的暫時性的十人之長，而成為女真的一種官名。牛錄不但是圍獵組織，而且也是軍事組織。
1589年(萬曆十七年)，努爾哈赤統一建州女真的戰爭已經開展了六年，隨著統治區域的擴大，管轄部民的增多，以及王權的建立，他便組織了一支部隊。這支軍隊，當時分為四個兵種：環刀軍、鐵錘軍、串赤軍和能射軍。這僅見於《李朝宣祖實錄》，現摘抄如下：“左衛酋長老乙可赤兄弟，其下屬及建州衛酋長李以難寫。老乙可赤則自中稱王，其弟則稱船將；多造弓矢等物，分其軍四運：一曰環刀軍，二曰鐵錘軍，三曰串赤軍，四曰能射軍。間閒練習，脅制群胡。”老乙可赤即努爾哈赤，降建州衛酋長李以難等，隸之麾下。他多造弓矢，分為四軍，操練騎射，嚴軍律紀。四軍編制，其是後來四旗、八旗的基礎。
建州四軍的軍隊數目，《李朝宣祖實錄》記載，1592年(萬曆二十年)，“努兒哈赤部下原有馬兵三四萬，步兵四五萬，皆精勇慣戰”。
但這話源自建州貢民馬三非等之口，可能有所誇大。
三年後，朝鮮通事河世國到費阿拉，大概目睹：“老乙可赤麾下萬餘名，小乙可赤麾下五千餘名，常在城中，而平時習陣千餘名，各持戰馬、著甲，城外十里準練兵。而老乙可赤戰馬則七百餘匹，小乙可赤戰馬四百餘匹，併為考點矣。”此時努爾哈赤已統一建州女真，上述目測數字較為可靠。
1596年(萬曆二十四年)，明朝官員餘希元到費阿拉，入城前，有建州騎兵四五千左右成列隨從，又有“步兵萬數，分左右列立道旁者，到建州城而止”。由上推算，當時建州的步騎兵約有二三萬人。這些軍隊，已按旗編排。《滿洲實錄》在記述1593年(萬曆二十一年)古勒山之役時，有以下記載：
“太祖兵到，立陣於古埒山險要之處，與赫濟格城相對。令諸王大臣等各率固山兵，分頭預備。”
《清太祖高皇帝實錄》也有同樣記載：
“上至古勒山，對黑濟格城，據險結陣。令各旗貝勒大臣，嚴兵以得。”由上得知，努爾哈赤早已將建州士兵編成各旗。並已是早有軍旗。1596年(萬曆二十四年)，朝鮮人申忠一到費阿拉，就見建州軍旗：
“旗用青、黃、赤、白、黑，各付二幅，長可二尺許。”
努爾哈赤初設四旗一事，清朝有的史籍繫於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據《滑太祖高皇帝實錄》所載：
“上以諸國招徠人眾，復編三百人為一牛錄，每牛錄設額真一。先是，我國只要出兵校獵，不管人之多少，各隨族黨屯寨而行。獵時，每人各取一矢，凡十人，設長一，領之，各分隊伍，毋敢紊亂者。其長稱牛錄額其。至是，遂以名官。”
其實，努爾哈赤在這一年對建州軍隊進行了一次整頓。他“復編三百人為一牛錄”，每牛錄設額真一員，或並畫一旗色，以黃、白、紅、藍四色為旗的標誌。這次重要改革，為以後八旗制度的確定奠下基礎。
1615年(萬曆四十三年)十一月，努爾哈赤除建州外，已統一哈達、輝發和烏拉，史載其俘虜烏拉卒騎，“不下數萬人”，又徵收大量東海女真部民。建州幅員益廣，步騎增加，“歸附日眾，乃析為八”，除原有四旗，再增添四旗，共為八旗。
女真社會歷史發展與生產關係所產生的獨特社會結構八旗制度，既有助於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又有利於滿族共同體的形成。努爾哈赤透過八旗把分散的女真部民組織起來，掌管女真的農業、畜牧業、採集業、漁獵業和手工業生產，促使了女真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同時，隨著對瓦爾喀、虎爾哈、卦勒察、薩哈連、達斡爾、蒙古人、漢人等的徵附，得到一部人就編為一牛錄。
努爾哈赤把各部女真人等都容納在旗制之中，加快了滿族共同體的形成。天命初年，已擴充套件到約四百個牛錄。
除滿洲八旗之外，1621年(天啟元年，天命六年)始設蒙古牛錄，1622年(天啟二年，天命七年)始設蒙古旗，1635年(崇禎八年，天聰九年)，始設蒙古八旗，旗色與滿洲八旗一樣。1631年(崇禎四年，天聰五年)，努爾哈赤的繼承人皇太極將滿洲八旗中的漢人排出，另編一旗。
漢軍初名烏津超哈，為滿語山encooha的諧音；山en是重的意思，cooha是兵的意思，山eneooha意為重兵，因其多使用大炮等重型武器而得名，後稱漢軍，以黑色為旗幟。
1637年(崇禎十年，崇德二年)，分設漢軍為二旗。1639年(崇禎十二年，崇德四年)又增添漢軍二旗，旗色為純皁(黑)、皁鑲黃、皁鑲白、皁鑲紅。1642年(崇楨十五年，崇德七年)，漢軍擴充為八旗，旗色與滿洲八旗、蒙古八旗相同，取締了黑色。從此，有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共二十四旗，但習慣上仍統稱之為八旗。
努爾哈將他所建立的八旗制度作為綱領，統制了女真社會的軍事、行政、生產軍。按軍事方式，把女真各部的部民分為三級，加以編制。努爾哈赤用軍事方法管理行政、管理經濟，使女真社會軍事化。
因此，在努爾哈赤統治時期，整個女真社會就是一座大兵營。這一點，也正是努爾哈赤統治時期女真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努爾哈赤以八旗作連結，把渙散的女真各部聯結起來，形成一個組織嚴密、生氣勃勃的社會整體，在當時具有積極意義。這正是他崛起東北地區，統一女真各部，施行社會改革和屢勝明朝軍隊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謂大氣魄，就是緊盯自己的大目標而施展出強化實力的巨集偉氣魄。努爾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是我國滿族發展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他的一大功績，可以說是氣魄非凡。
隨機應變，才能獲取成功局面
曾國藩的處世之道，其實是一種靈活辯證的處世態度和方法。因此，雖然他處世熱衷於功名，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恪守仁義的宗旨未改，在做事為人的“形”上卻是一生三變。正是這“三變”包含了人們對他的褒貶。但無論如何，沒有這適時的“三變”，他就不會有更大的成功和更高的名聲。
有記載說：曾國藩“一生凡三變。書字初學柳公權；中年學黃山谷，晚年學李北海，而參以劉石，故挺健之中，愈饒嫵媚”。這是說習字的三變。“其學問初為翰林詞賦，再與唐鏡海太常遊，究心儒先語錄，後又為六書之學，博覽乾嘉訓詁諸書，而不以宋人注經為然。在京官時，以程朱為依歸，至出而辦理團練軍務，又變而為申韓。曾自稱欲著《內經》，言其剛也。”這是說學問上的三變。
縱觀曾國藩一生的思想傾向，他是以儒家為本，以百家為輔。上述各家思想，幾乎在他每個時期都有體現。但是，隨著形勢、處境和地位的變化，各家學說在他思想中體現的強弱程度又有所不同，這正體現了曾國藩善於運用各家學說的“權變”之術。
曾國藩的同鄉好友歐陽兆熊曾經認為，曾國藩的思想一生有三變。早年在京城時信仰儒家，整治湘軍、鎮壓太平天國時採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後則轉向了老莊的道家。這個說法大致勾畫了曾國藩一生三個時期的重要思想特點。曾國藩做京官時把學功底打得極其紮實。他用程朱理學這塊磚敲開了做官的大門之後，並沒有把它丟在一邊，而是對它進行了深層研究。在新的環境裡，他得到了唐鑑、倭仁等理學大師的提拔，登堂入室，其理學素養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他不僅對理學論證綱常名教和封建統治秩序的一整套倫理哲學如性、命、理、誠、格物致知等概念，有了深入的認識和理解，而且還進行了理學所重視的身心修養的系統訓練。
這種身心修養在儒家是一種“內聖”功夫，透過這種克己的“內聖”功夫，終於達到治國平天下之目的。他還施行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張經世致用。唐鑑曾對他說，經濟，即經世致用包括在義理之中，曾國藩非常贊同，並大大地加以發揮。他十分重視對現實問題的考察，重視研究解決的辦法，提出了很多改革措施。曾國藩對儒學，尤其是程朱理學的深入研討，是他這個時期重要的思想特點，而對於這一套方法的運用，則貫穿於他的一生。
太平天國起義後，曾國藩臨危受命，組織湘軍鎮壓農民起義。在這個時期，極為鮮明地表現出他對法家嚴刑峻法思想主張的崇尚。他提出要“純用重典”，認為只有採取火烈般的手段才能治理。而且，他還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殘忍嚴酷之名，也在所不辭。他確實也是這樣做的，他設立審案局，對所捕農民嚴刑拷打，肆意屠殺。他還規定，不完糧者，一經抓獲，就地正法。在他看來，儒家的“中庸”之道，在這個時候是行不通了。
曾國藩的老莊思想，一直都有顯露。他常表示，於名利之處，須存退讓之心。自太平天國敗局已定，即將大功告成之時，這種思想愈益強烈，一種兔死狗烹的危機感時常縈繞在心頭。自古以來，權高名重之人沒有幾個能善始善終，要將權位推讓幾成，才能保持晚節，天京攻陷之後，曾國藩便立即遣散湘軍，並做功好了成身退的打算，以消除清政府的疑忌。
三個時期的不同思想傾向，說明曾國藩善於在各種情況下，從諸子百家中吸取養分。容閎說，曾國藩是“舊教育中之特產之物”。無疑，在曾國藩身上，熔鑄了中國傳統化的各種基因。正是如此才使曾國藩成了封建社會的“三不朽”人物和最後一個精神偶像。
由酷峻變柔順，是曾國藩處世態度的一個重要過程。這個過程發生在1858年。曾國藩初出治軍，嚴刑峻法，手段極其刻薄，從李金陽事件便可看得出其殘酷無情，且與疆帥多忤逆。然自1858年再起，則大變矣。
這一變化過程有如下記載：先是正(曾國藩)與胡忠(胡林翼)書，言恪靖(駱秉璋)遇事掣肘，誣言辱罵，有勸效王小二過年永不說話之語。至八年奪情再起援浙，甫到省，有“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屬恪靖為書纂聯以見意，交往如昔，不念舊惡。此次出山後，以柔道行之，以致成功，決無沾沾自喜之色。曾戲謔曰：“他日有為吾做墓誌者，銘吾已撰：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故予輓聯中有“將汗馬勳名，問牛相業，都看作秕糠塵垢”數語，自謂道得此老心事出。蓋正嘗言以禹墨為體，以莊老為用，可知其所趨向也。
曾國藩為何變得“柔順”了呢?有人認為應歸功於羅汝懷的勸勉。當曾氏丁父憂因事休家，汝懷寄以書，諄諄以尚平實勿爭權相勸。其書略雲：
獨識閣下為奇土，所見四方之土無出其右者，為何?天下為平實堅術之人可以做事，軍務尤然。閣下無大僚尊貴之習，行履部伍，親操細事。庶幾大禹之櫛風沐雨，手胼足胝，故能船堅順利，壁壘堅固。即糞廁亦有方隔，所謂道去屎溺，此非高談渺論不知而作者所能望見也，乃復溫乎其容，抑然自下，慕好賢之，遵周諮之節，日冀奇士之來於前，然而戰勝城弗克，餉弗給，奇士無如何也。閣下本奇，斯不免太奇之病矣。夫救乏自古無奇策，況在今日糈餉之匱。然生財之道，未嘗無良法，尤貴有美意。
鄙諺曰：“官出於民，而民出於土地。”其折撥捐抽之法，若使民無怨，且使官無怨，財源無窒塞之患。使民無怨，閣下所知而以為莢談者也；使官無怨，則閣下所不知而以為口說者也。惟其然也，故折漕自我，拔漕自我，捐資抽稅皆欲自我，而不復有人之見存焉。雖軍務者閣下之專司，而民者疆吏之職守，各持其是，易地皆然。閣下軍政必自己操，大權未嘗旁落，而欲兼掌一方土地人民之事，然則聖人之設官分職，官事無攝者非乎?
曾國藩苛求壟斷之病在羅汝懷的書中一覽無條。曾國藩能虛懷而細之，其1858年以後之立身行事亦深受其影響。如果將1854年因與王錱不愜而不救其敗事，於1864年與左宗棠絕交後仍能助其成大功於西北二事相比，即可見曾國藩之待人接物，前後判若兩人。
世說曾國藩以禹墨為體，老莊為用，實則曾國藩在1858年之前以禹墨為體，申韓為用。
1858年之後，始改而趨巽順。如果將曾國藩的一生處世按三個階段來劃分，亦各有其色，第一階段，為銳意進取奮發向上之時，第二階段，為擘劃經營，功德圓滿之時；第三階段，為自主自抑，持盈保泰，不在勝人處求強的平和時期。民國的何貽餛說：
就曾公之三個時期而言，則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氣象蓬勃。不論情感意志，學問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勢。及至中年，則如白日麗天，盛極一時，無論道德學問，事業章，均已日漸飽滿，篾以復加。洎乎晚年，好的斜陽晚照，好景無多，雖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氣事功，亦少替矣。
可見曾國藩的處世，不僅是一生三變，可謂是一生多變。
一條路走到底，不是明智之舉。謀取勝局者都有一個特長：隨機應變，巧中取勝。曾國藩一生經過三次大調整，不停地變化謀取勝局的招術，故最終獲得勝利。
立大志才能產生大動力
劉邦原是秦帝國的一個微不足道的亭長，他在帶民夫去服徭役的途中目睹秦始皇外出暢遊，發出了“嗟呼，大丈夫當如此也”的感慨。關於這個故事，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中以凝鍊的筆生動地記載了事件的經過：
高祖常徭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嘆息曰：“嗟呼，大丈夫當如此也。”
原來，劉邦是帶隊的頭領，施工之處距咸陽估計有幾十裡的路程，他利用職務之便，有機會觀賞了雄偉的咸陽城牆和城樓，遊覽城中繁華的街市，尤其是目睹了秦始皇帝車駕的出行。
秦始皇車駕外出，一般都是戒備森嚴，禁止老百姓觀看。但也有破例之時，即允許路旁的百姓觀看，任人瞻仰，藉此機會在百姓面前彰顯他的神威。史書記載中的“縱觀”，即是任人觀看的意思。劉邦有幸趕上這一盛大場面，當時，人山人海，劉邦被人流推至前沿，他叉腿站穩了腳跟，得以觀看皇帝車隊在他面前駛過的全部情景：
車隊前面是類似兵車性質的所謂“高車”，每車駕清一色的四匹高頭大馬。車上站立著高大魁梧的衛士，手持兵器，身著盔甲，目光直視，威風凜凜。兵車後面是副車，即所謂“安車”。車上橢圓形車蓋，車箱分前後二室，外表裝飾華麗，前面坐著謙恭謹慎的駕車御官，也是每車駕清一色的四匹高頭大馬。副車之後是秦始皇帝乘坐的最為豪華壯麗的所謂“金根車”，車上駕六匹清一色的高頭大馬。金根車過後，又有副車、兵車駛過。整個車隊浩浩蕩蕩，劉邦頓時眼花繚亂，也說不上有多少車從眼前經過，行進了多長時間。
據獻記載，天子車駕出行，有大駕、法駕、小駕之分，除皇帝乘坐的金根車、五時副車之外，大駕有屬車(包括兵車在內)八十一乘，法駕有屬車三十六乘，小駕有屬車九乘。秦始皇此次車駕出行，不是出函谷關巡行帝國的東土，當然不會配備有八十一乘屬車的“大駕”；但他恩准百姓“縱觀”，用配備九乘屬車的“小駕”又不足以在百姓面前顯現皇帝的神威；因而他下令配備有三十六乘屬車的“法駕”。由金根車、五時副車、三十六乘屬車和儀仗所組成的車隊，可謂是浩浩蕩蕩了。
秦始皇當年所乘坐的車駕當然難以儲存至今。但是，秦始陵出土的兩駕銅車、銅馬、銅俑乃是精美的模擬製品，大小相當於真車、真馬、真人的一半，車與系駕的結構完全模擬實物，與真車馬基本等同，現已修復完好，向人們展覽，使我們有幸從實物上分享劉邦當年所曾享受到的一點眼福。
當秦始皇的車駕從圍觀的百姓面前駛過的時候，警戒線隨即撤除，人群也隨之鼎沸起來。當時，劉邦也弄不明白，自己怎麼會在大庭廣眾面前冒出了這樣一句犯有殺頭大罪的狂言。好在當時離散的觀眾人聲鼎沸，估計沒什麼人聽到他說的，但劉邦卻對自己一字一字吐出的這七個字，聽得格外清楚。
劉邦雖有幸看到了秦始皇出遊，但也有一個小小的遺憾，即沒有看到秦始皇的“龍顏”。但他腦海中所想象的皇帝的尊容，肯定會比實際要神祕與高大得多，所以這對他具有長久的**力。
次年秋天，沛縣下一批來咸陽服徭役的民夫到達阿房宮工地，劉邦這才率領去年來到這裡的民夫啟程返回家鄉。
家鄉到底是家鄉，親人畢竟是親人。暫且不說劉邦同父母、朋友、妻子怎樣敘一年多來的離別之情，也不說劉邦與朋友在談天暢及他在關中、咸陽的心情和皇帝車駕儀仗和自己的口出狂言之類，但有一點卻是事實：
劉邦在關中、咸陽神往離宮別館和縱觀皇帝車駕前前後後的那些日子，他早已把家鄉的父母、朋友、妻子兒女忘在腦後，彷彿自己成了另外一個世界的主人，同以前斷絕了一切。因而，當他回到家鄉的親朋之間、身在溫柔之鄉卻仍對關中、咸陽不能忘懷，時時神往。劉邦在關中忘記家鄉，在家鄉又神往關中，這就決定了他之後又屢次隔年帶領服徭役的民夫去咸陽，這就是《本紀》所說的“高祖常徭咸陽”。劉邦在沛縣生活了四十多年，他除了熟知終年勞苦的農夫之外，所見到過的人物上至郡守令，下至守令的屬吏，除了蕭、曹之外，他一律瞧不起。但瞧不起守令及其屬吏不算什麼，但“大志”從何談起?他屢次帶領民夫去關中，走鹹阻，才知道人比間有多大，見到了他從未見到過的一切。沛縣是劉邦生活了四十年的真實世界，關中與咸陽也是現實世界，但這個現實世界鐫刻在劉邦的頭腦中，卻是他心中的理想王國。
在這個理想王國中，固然要有士農工商四民，人人安居樂業，但國王則是他劉邦，他享有關中的三百餘處離宮別館，擁有秦皇帝那樣的車駕儀仗，手下有世俗惡習的武百官，後宮有數不清的嬪妃美人……
從劉邦的經歷來看，“常徭咸陽”是他一生的轉折點。他多次來到關中，實際上是在接受“洗禮”，洗去身上的世習俗氣，終於找到了大致的終極目標。至此，他在物質上生活於現實世界之中，而在精神上嚮往另一個理想的世界，從而形成了他的雙重人格。在後來，秦末農民大起義的洪流中可謂英雄輩出，劉邦不過是其中之一。
但是，那些諸多叱吒風雲的人物雖然是現實世界裡的英雄豪傑，論指揮作戰的本領和擁有的勢力，超過劉邦者大有人在，但誰也沒有像劉邦這樣曾多次到關中接受洗禮，沒有像劉邦那樣多年追求著屬於自己的理想王國，說穿了，誰都沒有在秦始皇生前便有“大丈夫當如此也”的大志，也沒有在起義之初便想當皇帝的雄心和壯志，因此一個個都敗給劉邦。
試想，劉邦如果不是“常徭咸陽”並樹立了“大丈夫當如此也”的大志，他又如何能在秦末亂世，於多路諸侯之中貴為皇帝?又怎能以微弱之勢而定鼎天下呢?
自古功成名就的帝王將相，多志高於人，而終成大事。英年周瑜立下“滅曹賊指日可待”之決心，而於赤壁之戰立下千古奇功；岳飛抒出“壯士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而成為流芳千古的民族英雄；由此可見，一個人如果立下志願，之後畢生為之奮鬥，必然會成就一番大事。
要做就要做到底
曹操做事情堅持要做就要做到底。這在他整頓世風革除誹謗之風時就可以看出來。
曹操注意社會風氣的整頓，尤其是對一些影響內部團結，不利於政治穩定的結黨營私、造謠誹謗、顛倒黑白、挾嫌報復等歪風邪氣，更是大力加以革除和禁止。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下了一道命令說：
自從國家發生禍亂，社會風氣敗壞，誹謗難以用來評判人們的好壞。建安五年以前發生的此類事情，一概不再追究論處。今後如用舊事來誹謗別人，就用他加給別人的罪，加在他自己身上。
曹操的這一道命令是針對徐宣詆譭陳矯而發的，被稱為《為徐宣議陳矯令》。
徐宣和陳矯都是廣陵人，以前都在廣陵太守陳登手下為官，後來被曹操徵召為司空掾屬，加以信用。可是二人相處並不和睦，常鬧矛盾。由於陳矯原來姓劉，過繼給舅父之後改姓為陳，又娶了劉氏本族之女為妻，徐宣便抓住這個短處，在大庭廣眾之中侮辱陳矯，肆意詆譭。曹操認為這是小題大做，陳矯的故意傷害不利於二人之間的團結，也不利於官僚內部的團結。因此曹操下了這道命令。為了一做到底，曹操對無中生有、顛倒黑白、居心叵測的匿名誹謗者，更是深惡痛絕，立志一查到底。他佔據冀州之後，有一次，在鄴城，曹操發現有人寫匿名信誹謗他人，很是氣憤，於是，他決心查個水落石出。魏郡(治鄴城)太守國淵請奏審查此事。
國淵細看這封匿名信，發現其中很多處引用了《二京賦》(東漢張衡寫的《西京賦》、《東京賦》)。他便讓府吏選拔一些少年去拜師求學，並拜訪能讀《二京賦》的人為師。當訪得能讀《二京賦》的人之後，就把選來的學生送到他那裡求學。然後府吏乘機請這位老師寫一份便箋，把便箋同誹謗書信相比較，結果發現二者同出一人之手。國淵當即把這個人逮捕拘留，立案審問。最後弄清楚了他作案的動機。事過不久，曹操遷升國淵為太僕，居列卿之位。
建安十年(公元205年)九月，曹操準備攻打高幹，在出兵之前，又下了一道《整齊風俗令》：
結黨營私，是古代聖賢痛恨之處。聽說冀州的風俗，父子分屬兩派，互相詞誹謗。歷史上有過這樣的事：直不疑沒有哥哥，別人卻說他與嫂嫂通姦；第五伯魚三次娶沒有父親的孤女為妻，有人卻說他打罵岳父；王鳳擅權，谷永卻把他與申伯相比；王商忠義，張匡卻說他搞不正之風。這些都是以白為黑，欺詐上天和矇騙君主的例子。我想整頓社會風氣，若不除掉諸如上述四種現象，我認為是恥辱。
曹操說的這四件事，均發生在漢代。
直不疑，西漢帝時官至中大夫，朝廷上有人誹謗他：“不疑形貌英俊，無奈他與嫂子私通。”直不疑解釋說：“我壓根就沒有哥哥。”
第五伯魚，姓第五，名倫，字伯魚。東漢光武帝時，做淮陽國醫工長。隨淮陽王入朝，光武帝開玩笑問他：“聽說您為官時，打了岳父，有這種事嗎?”第五倫回答說：“我娶的三個妻子都沒有父親。”
王鳳，字孝卿。是王莽的伯父、西漢成帝的舅父。成帝時他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朝政，引起許多人的不滿。谷永見王鳳掌權，想攀附他，便向成帝上奏章，吹噓王鳳說他“有申伯之忠”。申伯是周宣王的得力屬下，王鳳因此提拔谷永為光祿大夫。
王商，字子威。西漢成帝時任丞相，為人忠直，對王鳳專權很是不滿，遭受了王鳳的排擠陷害。張匡時為太中大夫，見王鳳要陷害王商，便迎合王鳳上書成帝，誣陷王商“執左道以敵政”。後來王商被罷了官。
在軍事征戰方面，曹操也表現了那種對敵人窮追不捨追到底的精神，曹操打袁尚就有如此表現。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七月，曹操率軍圍攻袁尚軍所控制之鄴城時，袁尚回救鄴城，正如曹操所料，他沿西山而至，靠著滏水安營紮寨，夜裡派兵襲擊圍城的曹軍。曹操迎戰，把袁軍打得潰不成軍，趁機包圍袁尚的營寨。包圍圈還沒有合攏，袁尚害怕了，派原來的豫州刺史陰夔以及陳琳請求投降。曹操不答應，包圍得更緊。袁尚趁夜偷偷逃走，去鎮守祁山。曹軍追擊袁尚，袁尚大敗，逃至中山國。八月，曹操攻佔了鄴城。曹操正是靠這種窮追不捨的精神才將袁尚打敗。
這種顛倒黑白，誹謗誣陷的事例，不僅僅是個人的品德修養問題，而是關係到朝廷政治能否清明，曹操集團的統治能否穩定。曹操下決心要廢除這種弊病，因為曹操有要做事就要做到底的決心，所以不但扭轉當時的風氣，而且此法在打敗袁尚時也大顯成功。
防止發生節外生枝
節外生枝的事常給人帶來許多麻煩。李世民力戒周圍出現節外生枝的現象。
“曠道不可編制，故與人共理之；重任不可獨居，故與人共守之。是以封建親戚，以為藩衛，安危同力，盛衰一心，遠近相持，親疏兩用。併兼路塞，逆節不生。”
這是李世民在其所著的《帝範》中教訓太子的一段話，大意是說：“管治國家的重任帝王不能獨力擔負，所以要和其他人一起共守政權。因此，帝王需要封立宗室子弟為諸侯王，建立邦國，以為遮蔽皇室的藩籬。帝王與諸侯王利益相關，休慼與共，國家安定之時同心治理，危亡之際協力拯救；強盛之時用心經營，衰弱之際同心共守。遠近各諸侯國勢均力敵，互相鎮懾；同姓諸侯王與異姓王公大臣並負重任，互相牽制。這樣，地方政權互相侵略、吞併的途徑被堵塞，不遵王命，犯上叛亂的事情就會避免了。”
從這段話中，我們不難看出李世民為維護唐王朝統治而念念不忘封建之遺法，力主分封功臣與皇室，以作屏藩的思想。
唐初，李淵佔領長安，建立唐王朝之後，因天下未定，為消滅異己勢力，封親子為王，揚威於天下，以利於掌管兵權。這是唐朝分封的萌芽。
此後，因其認為僅封親子，還不足以逞威，於是又廣樹宗室，“遍封宗子”。不僅恩及弟侄，而且，使“再從，三從弟及兄弟之子”皆封為王，數達幾十人。例加除封從弟李神通為淮安王，還封其十一子中的七子為王，另又封從弟李神符為襄邑郡王外，亦封其七子為郡王。兩家合封十六王，是宗室中封王最多的兩家，這算得上是典型的濫封宗室。
後來，為不違背自己原先許下的論功行賞的諾言，便又對一些功臣封賞，但沒有實際封邑，只能動用國庫財物大加賞賜，以至國庫更加拮据。武德初期濫封宗室裙帶成了李王朝種種弊端，不僅因封賞浩大，致使國用不足，亦因緣喜怒而賞，導致官員內部不和。關於這些弊端，李世民不是不清楚，但是，由於寄希望於同姓宗室，以為藩籬，他又不捨得就此割棄分封制，於是他便開始整日思索，以求“改善”分封制之弊，而充分利用其利。
怎樣才能使大唐的天下傳之久遠?有沒有一種完善的制度，可以作保證，以不至於在自己百年之後，因為子孫不肖，而使李氏江山落入他人之手?他左思右想，一時搜尋不到什麼良策。
於是，他就問大臣蕭璃：“國家要長治久安，有什麼好的方法嗎?”蕭璃答道：“陛下不是常說‘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嗎?臣縱觀歷史，國運長久者，莫過於周，周武王分封子弟，國運得以延續八百年之久，可謂堅如磐石了。”
蕭璃出身貴族，對分封制有著特殊的感情。他認為秦始皇雖貴為皇帝，擁有至高天上的權力，但他的子弟們卻沒有寸土之封，原因就於秦王朝沒有實行分封制，罷諸侯、設部縣。因此，在社會動亂來臨時，他們毫無力量鎮壓人民的反抗。皇帝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在各地反秦武裝力量的共同攻擊下，秦朝終至二世而亡。
而漢時的異姓王則被同姓王所取代，對於鞏固新生的漢王朝，起了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和影響。英布造反時，荊王劉賈和楚王劉交都曾出兵與英布作戰，儘管未能獲勝，但是卻為劉邦準備平定叛亂，爭取了時間。劉邦死後，發生了諸呂之變，呂氏之所以不敢肆無忌憚地奪取劉氏政權，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同姓諸侯王的存在。而首先起兵反對諸呂的，就是齊王劉襄。
後來，京城內的大臣們平定了諸呂之變，掌控了中央政權，但沒有人敢篡奪帝位，也是因為有同姓諸侯王的存在。由此，靠劉氏宗親平定天下，大漢國運才得以持續了四百年之久。見李世民連連點頭稱是，蕭璃又舉出反面例子加以論證，他說：“隋朝搞郡縣制，結果也是二世而亡。都是因為天下大亂之時，中央既難以應付，又孤立無助。如果搞封建制，各藩王可以就地消弭叛亂，中央危急，各藩王可以拱衛中央。隋亡的結局，陛下是親眼看見的呀，這個教訓難道不應吸取嗎?”
李世民原本就有分封之意，見蕭璃這麼一說，就更堅定了他的決心。與此同時，他也沒有琢磨過分封制的弊端漢代的七國之亂，晉朝的八王之亂，就是兩個很好的例子。作為一朝之君，他自然不願重演這些悲劇。於是，為確保能使李氏江山得以萬代法承，他決定召叢集臣予以商議。
令李世民大為失望的是，第二天上朝之際，群臣多表示反對。魏徵第一個上書，說分封諸侯，不僅會由於官員數量的遞增，加重人民負擔，加大國家財政開支，同時如果分封諸侯只求得有實力而不以國家為念，那麼肯定會不利於邊境安全。
禮部侍郎李百藥亦是極力反對，他在其進呈的《封建論》中指出：時勢已變，分封諸侯已不合民意，三代以後再行分封，流弊諸多。分封百王，賜予百姓、土地，必使其滋生野心，而且世襲子弟，無功得貴，驕奢之餘，易生是非，若有分封之王趁機謀反，屆時再想削弱其勢力，勢必會招致諸藩群起而叛，於是他指出，若推行郡縣制，就能避免上述某些缺陷，可以隨時罷黜不稱職的牧守令長，所以分封與郡縣相比，前者“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魏徵的“必致厚斂”與李百藥的適足資亂，頗能動搖人心，其中李百藥的透徹說理與精闢分析，使李世民不得不“竟從其議”，暫停封建。而魏徵的據理力排更是不容忽視。這樣，由於群臣的反對，李世民一時也難下決心，只好將分封一事暫予擱置。
但是，李世民並沒有因此而放棄封建制的計劃。魏徵等人反對分封的緣故與他的有所不同，他們為百姓利益考慮的多，為皇室宗親的利益想得少。
李世民想到更多的是怎樣使子孫後代能永保大唐江山不易於他人之手，是如何使子孫永安、江山水固。國家強盛固然最妙，但即使不能興旺發達，只要還是李家的天下，留得青山在，就不怕沒柴燒。如果不能擔保江山永固，那麼他人的江山即使再興盛，自然也與自己無關。
因此，只要對鞏固李氏江山有利，先不計較手段的好壞。與大臣相比，他對國祚的長遠問題，考慮得自然更多。周朝分封子弟延祚八百餘年也給予了他很大的激勵，他因此更為堅定地相信，分封諸侯必可以更為穩固地保護朝廷。
太子之爭的流血事件也使他認為，皇室宗親若都留在京城，很容易同室操戈，因此，將之分封到外地，亦是避免內亂的一個良策。對這一點，以後在授予吳王李恪齊州都督時，他還對大臣說：“論父子之情，誰都希望朝夕相見，但是國家事大，需要他們出閣去保衛朝廷。同時讓他們各司其政，早有定分，以絕其覬覦皇位之心。”因此，在分封問題上，他一直堅信，分封絕對利大於弊。
貞觀四年、五年，關中連年豐收，突厥之亂也已平定。面對這種有利形勢，他終於於貞觀五年十一月下令：“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德行可稱，忠節顯著者，宜令作鎮藩部，宣條牧民，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免。”這個詔喻中有和過去一樣的親王、郡王就封藩國、分土臨民，還首次提出功臣擁有與藩王一樣出鎮外藩和子孫世襲的封建特權。只有發生謀反之類的“大故”，才能免爵除名。言外之意是一般“小過”並不影響世襲可謂恩厚矣。但是，因為遭到反對，這一詔令終未得到落實。
分封制一直受抵，因此一拖再拖，但是，李世民卻並未因此而死心。相隔五年半後，貞觀十一年元月他又正式下詔，分封宗室子弟吳王李恪等二十一人和異姓功臣長孫無忌等二十多人為世襲刺史。詔令說：“建立藩屏以輔助王室，為了使天下大治，國運無疆，所以施行分封，使諸侯王與天子有共治之職，又有分土之實，所任刺史，均可使子孫代代相承。周武王分封子弟，漢高祖分封同姓子弟及異姓功臣為王，都是國家論無不破的基礎，是古代治世的良法，魏晉不循周漢良法，有名無實，不能藩衛王室而滅國。為此，總結前代經驗，斟酌利弊，採取君臣共同治理、王位世襲的制度，現在的刺史就是古代的諸侯，這是比較周、漢封建措施而制定的作法。”
釋出這一詔令，李世民精心構思了許久。封建諸王，可以帶來“建藩屏以輔王室”的利益；“封建親賢”可以帶來功臣“子孫長久之道”的好處。李世民請求於親親相愛的封建宗法觀念，很自然地認為父子之情乃是骨肉之親，付之外藩，以作屏障，最可倚任。他從封建血統論出發，推而及之，認為可與功臣聯姻，結成親家，以“親賢作屏”，期望功臣後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這樣既能維護皇室與功臣的既得利益，又能形成一個皇子皇孫與功臣後裔共存共榮的血緣集團。他認為這樣一來，屏藩皇室的目的也就不難實現了。
李世民的想法可謂用心良苦，但是他卻沒有意識到時勢已變，再行分封，已與古時大不相宜。一味以古析今，恰如刻舟求劍，沒有了現實性和合理性，容易產生弊端。同時，歷史上親賢之間互相殘殺之事不勝列舉，如果親親之間存有惡念，單靠分封並不能使得親王即得相愛。而還有很致命的一點就是，分封諸侯，往往是諸侯弱就不足以藩衛中央，諸侯強就要抵制中央，將自己置於這種兩難的境地之中，豈能長治久安?
對此，宋代史學家範祖禹就說：“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如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為盛矣。”也正因這樣，他的分封之念一再遭到了大臣們的強烈反對，最終未得實現。後來事實也已證明，分封一事並不足以阻擋禍患發生。貞觀十七年，太子承乾與齊王李祜造反，李世民一面平叛，一面詔斥李祜“壞磐石之宗”。而功臣後裔也不能“共傳永久”，事隔一代，房玄齡之子房遺愛參與謀反，就身死族滅了。
分封之制雖未落實，但從中我們卻能深切感受到李世民想要子孫萬代長執政天下的急迫心情。他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固執己見，一意孤行，無非就是為了永保家族富貴。
他認為，要實現這個目的，最可靠的應當首推自家之人。畢竟血濃於水，若把子孫封作外藩去屏障中央，自比任何他人都更可信任，而若再將功勳親賢與皇族聯姻，組成龐大的血緣集團來共治天下，那麼，世代以私天下，當不為難。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出李世民長存已久的帝王之念：利我子孫者，必當行之；損我子孫者，定當棄之。從他稱帝之始，這一信念可以說就牢牢地貫穿於李世民整整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