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編織人網,廣聚人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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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編織人網,廣聚人脈
人在社會上立足,就要用心編織一張屬於自己的關係網。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多多益善;廣聚人脈,才能事事興旺、順達。有了豐富的人力資源,萬眾一心,互相扶持,互相鼓勵,“協同作戰”中獲取雙贏,這樣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得心應手,左右逢源。
好朋友多多益善
在京城期間,曾國藩特別留心結交朋友,他與倭仁、何桂珍、吳廷棟、梅曾亮、何紹基、漢學家邵懿辰、劉傳瑩等人交往最為密切。他結交的這些朋友,一般都是有些許聲望,但是還沒有登上真正政治舞臺的人。他們的出身、地位、名聲相差不大,沒有互相利用、互相傾軋的必要,反而結下了互相激勵、互相促進的真正友誼。曾國藩後來辦大事,也要得利於他們的幫助。
曾國藩的師友中,以當時的名儒唐鑑地位最為顯著,對曾國藩的影響也最大。唐鑑曾經教導曾國藩治學方法,告誡他讀書要專一,要先找到入門的方法,並指導他精讀《朱子全集》,給曾國藩的理學思想打下了牢固的基礎。因此曾國藩雖然沒有正式拜師,但一直對他以師禮相待。後來唐鑑去世,曾國藩不但為他向朝廷請求贈諡號,還給他寫銘。
在這些師友之中,理學大師倭仁對曾國藩也影響很深。與唐鑑不同,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修身養性方面。曾國藩以前也有寫日記的習慣,但是主要記的都是日常瑣事,經過倭仁的教導,他主要記自己一天的得失,在不斷的反省中提高自己的要求。從這以後,曾國藩的人格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這些朋友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專心學問,不說空話,每個人各有專長,而且都心懷大志,不甘墮落之輩。朋友之間經常互相鍼砭互相鼓勵。他們後來都有各自的成就,也為曾國藩的事業奠定了基礎。曾國藩擇友,強調的是志同道合,對那些甘於平庸或者大言欺人的人,他是避而遠之。
曾國藩在京城時也遇到過高談闊論的人。有一個剛從外地回京的人,經歷稍為豐富,席間便旁若無人的誇誇其談。曾國藩非常看不起他,從此便未深交。如龐作人,慕名來與曾國藩結交,曾國藩見他好說話,不著邊際,以後和他的交往就逐漸減少了。
但當曾國藩官至兩江總督,指揮四省軍務時,龐作人便跑到江南,希望能憑自己三寸不爛之舌,打動曾國藩,混個一官半職,但曾國潘一見便覺厭惡,在日記中寫道:“有龐作人者,什麼都知道,而好講學,自在京已厭薄之。今天更為看不起他。甚矣,人之不可不務實也。”最後這位仁兄只好無功而返。
李鴻章到了京城,在曾國藩的指引下,認識了很多有志之士,交際視野也慢慢寬廣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曾國藩原來的朋友班底與不斷擴大的曾門弟子。李鴻章為人灑脫,比老師更善於交際。曾國藩擔心他交友不慎,不斷加以誘導。曾門弟子與同年進土是李鴻章最重要的人際資源。
在這些人中,李鴻章與沈葆楨同門同房,最要好。沈葆楨比李鴻章大三歲,但進士及第的名次卻排在李鴻章之後。沈葆楨考中進士後,與李鴻章一同被點為翰林,當了三年翰林院庶吉士,又一同當了三年翰林院編修。
咸豐三年(1853),李鴻章回鄉操辦團練,沈葆楨在第二年出任江南道監察御史。兩年後,沈葆楨被封為九江知府,但那時候九江已被太平軍佔領,他無官可做,便被曾國藩留在湘軍大營照料營務,成為曾國藩的幕賓。
咸豐六年(1856),沈葆楨改任廣信知府,上任不長,就遇到太平軍楊輔清率領數萬大軍前來進攻。當時城中守軍僅400人,頓時作鳥獸散。沈葆楨正在城外公幹,有人勸他的妻子林普晴暫時出城迴避,她堅決拒絕,寫下血書向鄰縣清軍守將饒廷選求救。當沈葆楨從河口鎮馳回時,城中四處起火,府衙內的照壁也被映得通紅,林普晴仗劍立在外邊,對丈夫說:“如今正是你報效朝廷、為國捐軀的時候,你若死了,我也不苟活,這口井便是我的葬身之所。”所幸後來幸饒廷選率領救援及時,廣信城才得以保住。
經過這件事情以後,曾國藩對沈葆楨更是另眼相看,在同治元年(1862)極力推薦,破格提拔為江西巡撫,成為封疆大吏。
李鴻章與沈葆楨從同學、同事到同僚,交往頻繁。李鴻章在咸豐八年(1858)底投奔曾國藩時,特意繞道廣信,同沈葆楨促膝長談。後來李鴻章與曾國藩鬧矛盾,在湘軍幕府感到不太得志,想去沈的家鄉福州當道臺。沈葆楨得知後,馬上寫信勸李鴻章不要赴任,而是留在曾國藩身邊等待機會。不久,二人在曾國藩的密薦下,幾乎同時當上巡撫,李鴻章上任江蘇巡撫,沈葆楨則擔任江西巡撫。在以後的官場中,兩人相幫互助,推動了晚清的近代化程序。
李鴻章的密友當然不只有沈葆楨一人,其他如陳鼐等、郭嵩燾,都對他的起家給予了重要的幫助。可以說,在京時期,他在曾國藩的指引下,結交了一大批有志之土,成為他後來事業成功的人際基礎。
只憑單打獨鬥,難成大業。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增加人際資源,是成大事的重要前提,要把它做為一個工作來做。
不計私怨,計究原則
十九世紀末,甲午戰爭期間,李鴻章慘淡經營近20年的北洋水師,非常失敗。三十艘戰艦被繳的被繳,沉沒的沉沒。李鴻章不得不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了澎湖、臺灣,還賠了2億兩銀子。翰林院上表彈劾,被國人罵為賣國賊,李鴻章有口難辯、有苦難言,只好受窩囊氣。
並不是北洋水師不敢迎戰,而是因為北洋水師的裝備不如人,彈藥奇缺、船速慢。同日艦戰鬥時,炮彈很缺乏。許多炮艇上,巨炮炮彈只有一發。發完之後就沒有了。小炮炮彈也不充足,只能轟幾下,便成了擺設。致遠、經遠兩艦,若彈藥充足,何至於動同敵人同歸於盡的念頭?而且兩艦還沒靠前,就被日艦用魚雷擊沉了。大家認為,北洋水師的軍費被慈禧挪用修頤和園了。但據《劍橋中國晚清史》記載,19世紀90年代,清朝政府預算支出北洋水師的軍費是每年500萬兩。慈禧建頤和園又能用得了多少呢?如果按人們認為的挪用款項150萬兩,4年時間,李鴻章還有1850萬兩軍費可供使用。如果這些錢用來購置軍艦,可再買兩支北洋艦隊。那麼,是誰吃了豹子膽,敢不按預算撥款呢?經考究,是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和。他當時是軍機大臣,主管戶部,財政工作歸他管。
原來,李鴻章和翁同和有一段很深的積怨。翁的哥哥翁同書,曾在安徽當巡撫,太平軍圍困時,他棄城而逃,被李參了一本。皇帝判翁的哥哥斬刑。做為皇帝的老師翁國的父親,聽說要處死兒子,當即氣死。後來,把翁的哥哥由處死改為充軍新疆。父死兄徙,全因李鴻章所至,翁豈能善罷甘休。
甲午戰前,翁力主開戰。他的一個學生勸說,我們實力不如人,無勝利可說。翁回答說,我正想讓他到去戰場,看他到底是騾子還是馬,到時候就有整頓他的餘地了。這裡這個他,就是李鴻章。還沒等開戰,就有人看他的洋相。
任何事物背後,都有不為人知的細節;任何一段歷史,都有讓人琢磨不透的地方。這裡面,有的讓人啼笑皆非,有的讓人不寒而慄。歷史由偶然到必然,這偶然的因素往往就決定了一些人的生死榮辱、興衰成敗。
大戰將臨,本該共禦外侮,卻不承想,翁大人竟然置國家安危於不顧,公報私仇。秉持國政的人,竟然如此謀國,李鴻章怎麼能不敗?清朝怎麼能不敗?
後來敵人,慈禧怒令翁向李問策。翁一見李就問,你北洋的軍艦在哪裡?李氣得半天說不出話。後來李轉過頭去說,你是總理度支,管錢的,平時請求撥款,哪一次不給駁了。現在出事了,你來問兵艦了,兵艦可以依靠嗎?翁說,唉,都過去了,我們當臣子的,以節約用錢為盡職盡責啊!
不明白事理的人聽了,還以為他為了國家精打細算,怎麼清楚這番冠冕堂皇的說詞背後,有那麼卑鄙的用心。由此看來,假公濟私是小人們的拿手好戲。而公報私仇則是小人們的慣用伎倆。
私人恩怨在所難免,但在大是大非國難當頭的時候這樣做有失做人的原則。
曹操戰宛城時,其子被張繡殺死,他活捉張繡後,聽從勸告,收服了張繡,並同他做了兒女親家。武則天曾問狄仁傑,有人背後說你的壞話,你想知道是誰嗎?他說,陛下認為我有錯,就指出來臣加以改正。如果您認為我無過,那是我的榮幸,所以不想知道是誰。武則天聽後讚許良久。
胸中要有正氣,要能為大局著想,不要把私人恩怨放在實事中。
記得上個世紀70年代西沙之戰的時候,東海艦隊聽從**調遣,入臺灣海峽,保衛西沙。臺灣將領發現後向蔣介石彙報,蔣介石沉默片刻,說了句,西沙戰事緊。那位將領馬上明白,讓東海艦隊順利透過臺灣海峽。
胸中要有正氣,要能為大局著想,不要把私人恩怨擺在公家的桌面上。這便是做人做事的準則。
多結交可信之人
明珠下臺之後,刑部尚書徐乾學拜左都御史;深得康熙喜愛。按皇帝的旨意,徐乾學諸御史風聞言事,臺諫彈劾不避權貴,言路頓開。明珠被郭棉劾罷,朝臣都以認徐乾學暗中主持。於是,朝臣又趨之若騖。徐乾學同徐秉義、徐元三兄弟,都以鼎甲而位顯朝廷,當時號稱“崑山三徐”。他們以詩負重名,不看重名利,廣為結交,同朝中漢大臣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王頊齡等詩往來,互相標榜,在朝中,又形成了一個新的派別。如此一來,不但明珠死黨對他們恨之人骨,不少朝臣也非常反對。
因而,為時不久,即有原湖廣巡撫張沂上疏控告徐乾學納賄,爾後左都御史郭棉又上疏彈劾少詹事高士奇和原任左都御史王鴻緒植黨為奸,修撰陳元龍、給事中何楷、編修王頊齡依附壞法,郭棉在疏中一一例舉高土奇等之罪行,認為高土奇有“四可誅”。
其一,高士奇出身微賤,供奉南書房,本該盡力奉公,以報知遇之恩。卻諂附大臣,日思結納,攬事招搖,以圖分肥。致使內外大小臣工,無不知有士奇之名,聲名這樣顯赫,前無一人,其乃沽名釣譽之輩,可殺。
其二,奸貪壞法,無所顧忌。與王鴻緒結為死黨,科臣何楷為兄弟,翰林陳元龍為叔侄,鴻緒胞兄王頊齡為於女姻親,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搖。同時,只要是督、撫、臬、藩、府、道、廳、縣以及在朝中之大小官員,都王鴻緒、何楷等為之居停哄騙,而夤緣照管者,饋至成千萬。即不屬黨者,也有例外,名曰“平安錢”。高士奇常在朝臣面前標榜“我之門路真”。
其三,貪贓枉法奪取民財。高士奇擁有多處田產房屋,都來歷不明。光棍俞子易,在京肆橫多年,惟恐事發,遂潛伏於直隸天津、山東洛口等地。後將虎坊橋一幢價值八千金的瓦屋六十餘間送給高土奇,以求其庇護。同時,於順城門斜街並各處房屋,總令心腹置買,並派何楷代他收租金。打磨廠士奇之親家陳元龍,夥計陳季芳開張緞號,寄頓各處賄銀,資本約有四十萬。此外在其老家平湖縣置田產千頃,在杭州西湖、蘇、松、淮、揚等地廣置田產,修建花園宅院,金銀從何而來?
其四,背公行私,欺君滅法。高士奇置皇帝的諭旨於不顧,皇帝告諭嚴禁饋送,有違者用軍法處置,高士奇同王鴻緒竟公然違抗。在淮揚,王鴻緒招攬府廳各官,潛遺士奇,約饋黃金。疏末,郭棉言:王鴻緒、高士奇、何楷、陳元龍、王頊齡等,豹狼成性,鬼蜮其形,蛇蠍其心;畏勢者敢見而不敢言,趨利者復擁戴而不肯目。因,自己才不避嫌怨,加以彈劾。對於王鴻緒、高士奇、徐乾學等人,康熙皇帝向來非常器重,但是為了尊重輿論,加之以彈章所引大為事實,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康熙皇帝被迫把王鴻緒、高士奇、陳元龍等打回原籍。十月,副都御史許三禮又窮追猛打,上疏彈劾徐乾學律身不嚴,言其“乘修史為名,郵于禁廷,與高士奇相為表裡,招搖納賄,物議沸騰。他的兒子樹轂不遵成例,朦朧考選御史,明有所悖。”且言“沒有好的運氣好的言論好的事業,怎麼有好的章?”
康熙皇帝命徐乾學明白回奏,徐乾學惟有乞罷歸裡。不久,部議許三禮所劾之事不實,遂將許三禮降二級。許三禮不服氣,再次上疏彈劾徐乾學,舉出考試舞弊、納賄置產、違禁取利九大罪,而且牽涉徐乾學弟弟徐元,疏中言:“乾學伊弟拜相之後,與親家高士奇更加招搖,以致有‘去了餘秦檜,來了徐嚴嵩,乾學似龐涓,是他大長兄’之謠。又有‘萬國金珠送澹人,四方寶物歸東海’之對。京城三歲小孩都知道。”且指斥徐乾學“順之則生,逆之則死,權重當時,成例可滅,朝綱可紊”。康熙皇帝以其所奏多為不實之詞,且有藉機反覆之意,著嚴飭行。徐乾學也只得再次乞休,康熙皇帝立刻同忘其所請,命以書局自隨,且親書“光焰萬丈”匾額賜之,以送其行。言路開放以後,雖治了朋黨史之爭,但也發生了一些不良的後果。臣下有人藉機報復,有人以此相互陷害,導致是非不斷。康熙三十年以後,康熙皇帝想法消除其不良影響。一方面廣開言路,同時,又不為大臣之奏疏所影響。康熙皇帝能抓住問題的實質,不被奏疏的表面現象所迷惑。如景初御史郭棉參劾河道總督靳輔,言其“治河多年,迄無成效。皇上愛民,開浚下河,欲拯淮、揚七州縣百姓,而靳輔聽信幕客陳潢,想方設法摘破壞,宜加懲處”。
一段時間後,戶部尚書王日藻又參劾靳輔屯田累民之事。康熙皇帝並不盲目處事,他讓靳輔同主張疏浚的直隸巡撫于成龍辯論,各自說出各自的理由,表示:“朕凡事據理持平,豈顧此輩情面乎?況專擅之人,近經黜革,豈更令其專擅乎?”所以,康熙皇帝一方面重視言路,同時又重視調查。為此,他越來越多地指派親信,明察暗訪,因為,各級官吏一般為了各自利益,不據實上奏,而言官之論亦多片面。有了親信密奏,康熙皇帝就可以更為全面地瞭解事情的全貌,特別是對互相攻訐的朋黨,親信密奏就可以不帶偏見,有利於客觀公正的力連事情。
早在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奉差福建、廣東的內閣大學士席柱就有著向康熙皇帝密奏的任務。康熙皇帝向他諮詢了廣東督撫、原任河道總督、江南總督;福建提督等人的情況。而從席柱的密奏中,康熙皇帝也得知了一侍衛至鐵索橋掛匾,“彼地督撫,饋銀六千餘兩”之事,康熙後期,康熙皇帝更加重視大臣的密奏,他說:“朕令大臣皆奏密摺,最有關係,這能使我看清楚很多事情。其所奏之事,或公或私,朕都明白,凡一切奏摺,皆朕親批。”
他認為密奏有約束官吏之意:“諸王武大臣等,知有密摺,莫測其所言何事,自然剋制自己勤政為民。”這樣,康熙皇帝就可以不受矇蔽,並能隨時掌握各級官員的動向。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蓄意攻訐、無中生有誣陷之事。因而,康熙皇帝非常得意地說:“欲知天下事理,密摺勝於微行私訪。明太祖、宋太祖都有易服微行之事,此或假為傳聞,以警眾人耳。這樣的事我做不來。若如此行,舉國臣民,以有汝等僕隸,未有不識朕者,非徒無益,亦於大體有傷。”後來,在處理一些案件時,康熙皇帝即用密摺瞭解情況,以使事件得到大致公正的處理。像處理兩江總督噶禮與江蘇巡撫張伯行互訐案件,就是最好的證明。
噶禮為滿洲貴族,與滿臣阿山等相互勾結。康熙四十四年時,兩江總督阿山誣陷江寧知府陳鵬年收受鹽典陋規,把他革職查辦後關押在江南的監獄裡。陳鵬年為官清廉,在江寧深得人心。江寧士民為之痛哭罷市,並質問陳鵬年落職之因。諸生俞養直大呼請保“清廉太守”,若不能保,願入獄與陳鵬年同死。不久,有傳言說他冤死獄中,那時,學使正在句容督考,應試生童都說:“讀書應試,何為也?”連試卷都焚燒了。諸生同士民“如喪考妣”。有人以大逆陳上,後因,會審不實,又說陳鵬年曾趕走娼妓,在南市建亭,宣講聖諭,則是大不敬,論斬。但康熙皇帝從江寧織造曹寅等處獲知,陳鵬年系清廉之官,而他南巡之時也有所聞。
立刻詔從寬免罪,命人武英殿修書。康熙四十八年,噶禮為兩江總督,陳鵬年則為蘇州知府,署理布政使職。他任何事都嚴於執導,噶禮對他十分痛恨,遂上疏康熙皇帝,誣謅陳鵬年所作《遊虎丘詩》中有怨憤之語,該詩云:“雪艇松龕閱歲時,廿年蹤跡鳥魚知。春風再掃生公石,落照仍銜短簿祠。雨後萬松全邏匝,雲中雙塔半迷離。夕佳停上憑欄處,紅葉空山繞夢思。離宮路出雲霄上,法駕春留紫翠間。塵鞅餘半晌間,青鞋布襆也看山。離宮露出雲霄上,法駕青留紫翠間。代謝巳憐金氣盡,再來偏笑石頭頑。楝花風后遊人歇,一任鷗鵬數往還。”
為此,康熙皇帝一方面又透過曹寅等人的密奏了解情況,同時,自己也對陳詩加以分析,覺得並無怨氣,便把陳朋年調回京師,從而使噶禮的陰謀未能得逞。康熙五十年,噶禮同江南副考趙晉交通關節,紅梅一出,一片譁然。江蘇巡撫張伯行上疏參劾噶禮監考作弊,勒索銀兩,攬賣舉人。噶禮也彈劾張伯行挾嫌誣陷,不肯出洋捕賊等七大罪狀,康熙皇帝派人處理,處理的人因噶禮之母是康熙皇帝乳母而偏袒噶禮,回奏張伯行彈劾之事都不屬實,而噶禮彈劾張伯行情況屬實,並提出把張伯行降職處分。
康熙皇帝下令將張廷樞複審、書穆和倫,想像從前一樣審判。康熙皇帝認為張伯行不會貪贓枉法,清廉公正,因此又下令江蘇織造李煦暗中查訪案情以及江南百姓之反映。噶禮與張伯行之間的互訐經調查,李煦向康熙皇帝陳事原委,言張伯行受誣、噶禮植黨諸事。康熙皇帝立刻根據此密奏,力排眾議,果斷地處理此案,命張伯行復任,而將噶禮罷免,公正地處理了這個案件。
由於從祕密奏摺中,康熙皇帝獲知很多不為人知的情況,因而在康熙五十一年,他下令擴大祕密奏摺的實行範圍。大臣、巡撫、提總督、督、總兵官都同意密奏。此外,派往各地的欽差,亦有密奏之權。而督撫對欽差大臣在地方上的作為,也可密奏皇帝。這樣,一方面同意朝臣及科道員風聞言事,一方面又同意相當一批高階官員密摺奏事。因此,康熙皇帝對各級官吏,特別對高階官吏的控制得以加強,康熙皇帝的皇權得到了進一步鞏固。
可信之人對於康熙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透過溝通來達到目的
南宋初年,硝煙四起,朝廷多麼需要大帥良將!朝野上下都離不開此類的話題。
這一天,建康(今江蘇南京)的行宮內,宋高宗剛要退朝,便聽有人稟報:嶽元帥求見!高宗皇帝聞聽一驚:“嶽元帥從抗金前線回來,定有要事稟告。”於是,馬上傳令召他進宮。岳飛滿面風塵,但氣宇軒昂。他叩拜後,向高宗皇帝彙報前線的戰事,並有意引到了雙方戰馬的話題。因為他深知高宗喜歡馬。
的確,宋高宗馬上問道“愛卿,你最近得到了什麼好馬嗎?”
岳飛意味深長地說:“我以前有兩匹好馬,它們的食量比普通馬的食量要大好幾倍,而且,對食物很挑剔講究,稍微不潔淨就不吃,可是,要說本領,那是普通馬遠遠不能相比的。”岳飛說著,看了一眼高宗,見他非常在意,便繼續說:“我一早乘馬出發,開始那馬跑得還不算怎麼快,等跑過上百里以後,才飛跑起來。到中午,那馬依然飛速不減,後勁十足。至下午酉時(約下午6時),仍能跑二百餘里,到達目的地後,我卸下鞍韉,見這兩匹馬不但氣不喘、腿不軟,甚至連汗都不出。這樣的馬一定能託以重任!”
宋高宗很為讚許,剛要問及,只聽岳飛嘆了一口氣:“很不幸,前段時間我的這兩匹馬先後都死了。”見高宗惋惜地連連搖頭,岳飛趁機言道:“現在我乘的這兩匹馬,食量倒不大,什麼樣的草料都吃,不怎麼幹淨。跑起路來,起初時倒是能飛奔一陣,可沒跑幾百裡就沒勁了,氣喘吁吁,汗水淋淋。這種劣馬,易滿足,但是愛逞能,還沒有後勁,真是不可造之材!”說到這裡,宋高宗終於明白了岳飛的言外之意,他是以馬為題,奉勸自己要珍愛人才。雖然其中隱含批評,但不乏忠告,而且又是暗喻,並沒有傷到宋高宗的自尊心,所以他很高興地接納了,並連聲讚譽道:“很好!知馬善用方能得良馬,是良馬就更要珍愛它們!”
岳飛很懂得進諫的策略,所以結局很好。因此說語言也是一門很精妙的學問,我們要經常揣摩說話的技巧,才會在人際關係中游刃有餘。
在我們陳述見解與理由時,我們不能因為自己有理就咄咄逼人,只有尊重同對方的溝通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別人才可能接受你的意見,達到溝通的目的。
家和萬事興
戰國末年,楚國的實權落到春申君黃歇手中。他是著名的“四公子”之一,廣交朋友,食客數千,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他治國得手,但是卻治家無方。正妻甲與小妾余天天爭寵吵鬧,攪得家無寧日。打心眼裡,春申君是寵愛妾餘的,她聰明乖巧,鬼點子多,會討自己歡心。妻甲呢?雖然人老珠黃,卻同自己一同度過了漫長的歲月,現在平步青雲了,也應有她一份“苦勞”,所以春申君也不想拋棄她。
妾餘見丈夫搖擺不定,便使出歪點子。一天,她找茬同妻甲對罵了半天,估計著春申君要回來了,便回到屋裡,把手臂上、臉上抓得血肉模糊,然後跑出房來,正被春申君撞見。春申君見愛妾變成這等模樣,著實心疼,追問怎麼回事。妾餘邊哭邊講,眼淚直往下淌,說妻甲容不得她,要逼她死。與其死於妻甲之手,不如死在丈夫面前,說著便裝出撞牆的架勢,被春申君一把抱住。春申君不容她分辯,把妻甲大罵一頓,還不解氣,便趕了出去,讓她回孃家去住。一步得逞,妾餘並不滿足。因為妻甲的親生兒子還在,日後他一旦掌了家權,絕沒有自己的好果子吃。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殺了他,方能鞏固自己的地位。決定了以後,妾餘又開始了她的第二步計劃。瞅準春申君外出,而妻甲之子在家時,妾餘自己扯破了衣服,算計著春申君快回來了,便趴在**哭。
春申君見愛妾掩面埋頭大哭,追問何事。妾餘把胸前腰間的破衣服抖給春申君看,說“你那寶貝兒子乾的好事!瞅準你不在家,對我動手動腳,想行非禮……”春申君是個醋罈子,盛怒之下,把兒子也掃地出門。妾餘實現了她的願望,當起“正宮娘娘”來了。妾餘雖然實現了自己的願望,但是,她的所做所為到最後也不會有什麼好下場,同樣也是不會得到幸福的。所以這裡規勸大家,家和萬事興!
珍惜友誼,善待朋友
北宋宰相寇準,與張詠是至交,寇準很有謀事之才,有治國興邦之能,張詠善詩,有倚馬可待之才。兩人的共同特點是不卑不亢,為人耿直。
張詠在天府之國做官,西蜀風光非常不錯。且不說沃野千里,膏腴澤民,也不說人傑地靈,物華天寶,單說那股子辣味風情,也足以使張詠詩興豪發,一輩子回味無窮。張詠喜歡與同僚登高臨風,一覽無餘,抒詠豪情壯志,切磋陰陽八卦,望天高雲淡,數大雁南飛。某天,同僚們把話題扯到他和寇準身上:“聽說寇準要當宰相了。你與他可謂是當今雙傑。”張詠並沒有壓人抬己、嫉才妒賢之意,真誠地說:“寇公奇才,只是肚子裡墨水不夠。”
後來,張詠從成都回來,拜訪寇準。兩個老朋友一見面,不作揖打拱,只拍肩相悅,問長問短,說不完的知心話。寇準擺下百禽宴,盛情款待。酒逢知己乾杯少,他們你來我往,杯盞交錯,喝得好不痛快。曲終人散。過了一些時候,張詠要回成都了。分手前,寇準誠懇地請張詠贈言指教。張詠是不會說“寇公多多高升”的話的,再升,皇帝放哪兒;也不會說“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類的恭維話,寇準學術不足嘛!張詠只說了句;“《霍光傳》不可不讀。”
張詠走後,寇準回家後馬上找出《漢書》,翻到《霍光傳》,慢慢地讀了起來,直讀到快完了,心頭“咯噔”一愣,“光不學無術”一句進入眼簾。寇準一下子明白過來:“這是張詠說我的缺點呀!”從此寇準刻苦研讀,成了忠賢皆備、略俱全的好宰相。酒逢知己乾杯少,乾杯過後,我們聽到的是忠言,雖說逆耳,但它是朋友的真心話。朋友之間就是要這樣,能幫助對方真正地糾正缺點,這才是真正的朋友!
孟子把“天時、地利、人和”看作是戰爭中取勝的三個重要因素,其實,戰爭如是,政壇如是,幹工作事業如是,人生成敗亦是如此。人生難得一知已。的確,像張詠同寇準這樣的至交已不多見。他們給我們的其實不只是對待朋友要真誠,更要珍惜友誼,善待朋友,這樣才能使友誼地久天長!
精誠團結,無堅不摧
崔安潛是唐代人,素有“雖位將相,身聽獄訟”的美譽。僖宗時,他代替高駢做了西川的節度使。
崔安潛到任時,西川境內盜賊四起,百姓民心惶惶,社會秩序異常混亂。人們都瞪大眼睛看著這位新節度使怎麼平息境內的盜賊。然而,崔安潛到位後,卻沒有下令捕捉盜賊,蜀中的百姓都感到非常奇怪,這位節度使是如何想的呢?崔安潛認為:這些人一定有後臺,否則他們是不會這樣猖狂的。於是,他採取了一個巧妙的辦法。
他命人拿出府庫中的一些錢,放在各地的鬧市上,並且貼出榜說:“只要是告發、捕捉盜賊的,賞五百錢,如果是同夥告發的,開釋無罪。”榜發出後,老百姓議論紛紛,不少人懷疑:“這個方法是行不通的,為了五百錢,這賊能咬賊嗎?”
不久,有一個盜賊綁來一個慣賊。這個慣賊很不服氣,大聲吆喝“他與我同樣幹了17年,獲贓都是兩人平分。他怎麼能捉我呢?”崔安潛說:“你既然知道我已發下榜,為什麼你不把他先捉來見官?若是那樣的話,受賞的是你處死的是他。現在,你被他佔了先,該你死,還有什麼好說的!”而後,當著盜賊面賞給告捕的那人賞錢,並當眾斬殺了被捉來的慣賊。這件事一傳開,那些盜賊之間互相猜疑起來了,生怕被告發,也不敢再到過去的窩藏者家了,連夜紛紛散逃出境。此後,這裡再也沒有一人敢做盜賊了。
在這個故事中我們不難理解,在任何組織中,若其內部產生了猜疑,那麼它會很快地瓦解。這就告誡大家,團結是穩定的前提。
如果想攻破一座很堅固的城池,最佳辦法就是讓它從裡面瓦解。如此一來,進攻者就可以不費一兵一卒就能取得勝利了。這個非常淺顯的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是否能用在實際的生活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