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扶搖直上
左眼微笑右眼淚 總裁太可怕 戀戀陶色 無心法師 重生洪荒之我成了孔宣 醉紅妝 師傅請入局 極品賭神 江山許你 破曉
第二章 扶搖直上
再說吳長慶以前駐紮朝鮮近兩年,由於朝鮮氣候格外寒冷潮溼,結果落下喘嗽之重症。1884年春,吳長慶至天津與李鴻章商議軍事,李鴻章即感到他病情嚴重,人極病憊。適值中法戰爭前夕,李鴻章遂於4月4日奏準,讓吳長慶率領駐紮的三營慶軍撤回山東金州,同時留慶軍三營由記名提督吳兆有統帶,並命分發各省補用同知袁世凱總理營務處,會辦朝鮮防務。吳長慶還將自己的副營(警衛親軍)交袁世凱帶領,以示對袁的信任和厚愛。
吳長慶回到國內後病情加重,於閏5月21日病死於金州軍營,年僅51歲。吳長慶身故後,清廷諡“武壯”。朝鮮國王李熙也下令在漢城為吳長慶建靖武祠,令金尚鉉撰碑,碑陰題名首列憲僚張謇、周家祿、朱銘盤三人,第二十二名才是營務處同知袁世凱,可見,當時袁的地位並不高。
在吳長慶死後還不到兩個月,袁世凱就把他家和吳的交情以及吳對他的恩情忘得一乾二淨,轉身投靠到李鴻章門下。李鴻章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又是慈禧太后的寵臣,權傾朝野,能攀上他,對袁世凱的進一步發跡是必不可少的。可是,由於袁世凱的勢利表現過於明顯,引起吳長慶的親信幕僚張謇、朱銘盤等人的極大不滿。於是,張謇、張察、朱銘盤三人聯名寫了長達數千言的《致袁慰廷司馬絕交書》,痛斥袁世凱近乎忘恩負義、驕橫跋扈等種種劣跡。絕交書首先說到袁家與吳家三代世交,吳長慶以此對袁恩愛有加,袁世凱在吳長慶幕府中“由食客而委員,由委員而營務處,由營務處而管帶副營,首尾不過三載”。吳對袁的提攜之恩不為不厚,他們以為袁世凱必“溯往念來,當有知遇之恩,深臨事之懼者,及先後見諸行事及所和函牘,不禁驚疑駭嘆”。接著,絕交書一一列舉了袁世凱的劣跡,比如背故主投新主,令故主難堪。絕交書說:“慰廷自結李相,一切更革,露才揚己,頗有令公(指吳長慶)難堪者”。吳在決定將跟隨自己數十年的副營交袁世凱統帶時,曾對幕僚說:“慰廷是三世交情,吾所識拔,必不負吾,必不改吾章程!”吳以副營託袁,頗有“舉賢自代衣缽相傳之意”。而袁卻自矜家世,大言不慚,說什麼“是區區何足奇,便統此六營,亦玷先人”,對吳長慶的託付根本不放在眼裡,讓吳長慶有託付非人之譏。又比如,袁世凱傲視師長同僚,即以對張謇來說,袁世凱剛入吳幕時,尚能夠“謙抑自下,頗自向學”,讓人覺得他是“有造之士”。但當袁世凱有了權力地位後卻傲慢起來,對張謇的稱呼也一變再變,由老師、先生、某翁直至直呼某兄,“愈變愈奇”,讓人難以接受。絕交書還詳細列舉了袁世凱品行不端、心術不正的十一項表現。這篇絕交書將袁世凱早年凶險玩鄙,負義專斷,歷歷指實,寫得淋漓盡致,對於人們認識袁世凱的卑劣本性無疑大有幫助。
吳長慶在朝鮮平定亂事之後,以對外政策與李鴻章不同之故,致遭李鴻章疑忌而屢受其壓迫,抑鬱憤懣,在不得志中死去。張謇作為吳長慶的親信幕僚,為舊主鳴不平,遂對袁世凱施以無情之攻擊,令袁世凱難堪。“以致雙方負氣,十年不通函牘”。
1893年,朝鮮東學道農民起義發動。次年,義軍在道首全璋準領導下席捲南部道,朝鮮政府無力鎮壓起義,只得向清政府請求派兵“代戡”。而清軍再次入朝,將面臨巨大風險。根據1885年同日本達成的協定,在朝鮮局勢出現波動時,中日兩國出兵來朝,事前必須互相通報,這就給了日本出兵朝鮮的合法權力。若日本此時也出兵朝鮮,又將造成中日兩軍在朝鮮對峙乃至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嚴重局面。若不派兵入朝,又將有損“天朝大國”的體面。因而,判斷日本是否出兵,是決策的關鍵。
袁世凱極力主張派兵入朝,以維護並提高“天朝上國”的威信。當時日本也放出話來:“中國可以放心出兵代朝戡亂,日本決無他意”。袁世凱在同日本駐朝鮮官員的往來中,判斷日本支援中國出兵,日本若出兵,最多是以保護使館為名,調百餘兵來朝鮮而已,因而他極力慫恿李鴻章儘快出兵。李鴻章本想出兵,但顧慮日本的態度,而猶豫不決。在收到袁世凱幾份催促出兵的電報後,李鴻章終於下定決心。他命直隸提督葉志超任主帥,率聶士成部2000餘人開往朝鮮漢城,並根據協定將中國出兵一事通告日本。
此時的日本早已做好了出兵朝鮮並同清軍決戰的準備,在接到中國出兵的通告後,立即命部隊出動,在清軍抵達漢城時,大批日軍也先後開到朝鮮,來勢洶洶。這樣,朝鮮半島上中日兩**隊形成對峙局面,戰事一觸即發。
在這種嚴重局面下,袁世凱也感到無良策可施,而在朝鮮,日軍數倍於清軍,戰端一開,顯然不利於中國,此時再留在朝鮮已是凶多吉少。袁世凱也被日軍的聲勢嚇破了膽,他接連向李鴻章等去電報,請求回國,並把政務交給唐紹儀代辦,自己稱病不出。7月17日,袁世凱終於得到了朝廷恩准回國的詔書,如同得到大敕,立即易裝逃離漢城,乘船回國,結束了他在朝鮮十二年的生涯。
1895年4月下旬的一個傍晚,一駕裝飾豪華的馬車,風塵僕僕駛進天津城,徐徐停在李鴻章的私人花園門外。
對袁世凱此次專程來訪,李鴻章非常感動,特別設了豐盛的晚宴,款待袁世凱。晚上二人促膝談心至半夜方散。
此次進謁,使李鴻章對袁世凱有了更為深刻的瞭解,為日後的東山再起,埋下了一個極有力的伏筆。
在此之前,袁從朝鮮氣喘吁吁地剛剛趕回天津,便被李鴻章委任為轉運局承辦,去應付中日甲午戰爭。袁世凱和昔日的老上級周馥一道,同赴遼東,專辦糧物軍需,供給前線。
對這次戰爭,袁世凱看得很清楚:中國不是日本人的對手。
當時,國內群情激昂。對日本人不宣而戰非常憤慨。李鴻章沉默不語,他畢竟是朝中與外國人打交道最多的大臣,深知中**隊的戰鬥力已降至最低點,他知道這種不中聽的話會引來滿朝武舉國上下的同聲反對和譴責。
中日談判破裂,朝廷一聲令下,中日正式開戰,然而無論是陸上,還是海上,中方都是連連失利,節節敗退。但儘管如此,身為北洋大臣和直隸總督的李鴻章還是振作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戰爭中去。
這個時候,只有一個人讓他感到是個知己,這個人便是袁世凱。袁從朝鮮一回到天津,便把自己在朝鮮時對日本軍隊直接瞭解到的情況對李全盤托出,並明確提出,中國已失去戰機,朝鮮早就被日本控制,現在惟有拱手讓出朝鮮,捨車保帥,盡力求和,然後再尋機反撲。李又把不得已而戰的內外壓力向他陳述一遍,表明了自己的無奈。二人於默默對視中,已相互理解,成為知己。
戰爭失敗,李又不得不作為替罪羊,硬著頭皮到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不但白送了朝鮮還割讓了遼東半島、臺灣、澎湖列島給日本,賠償軍費二億兩,並讓日本一直將通商口岸沿長江開到重慶。訊息傳出,全國人民悲憤至極,正在北京應試的舉人康有為等人上書請廢和約,發出改良政治,挽救民族危亡的強烈呼聲。清政府中的一部分官僚也大為不滿,都把矛頭指向李鴻章。有的甚至提出殺李以謝天下,廢約再戰。4月中旬回到天津的李鴻章。已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只有窩著滿肚子的冤屈和無奈,躲在家裡不敢出來。不少昔日常來巴結的官員,此時也為了自己的形象,避嫌不來了,一時間門庭若市的李家花園,此時已變得冷冷清清,門可羅雀。眼看李鴻章這棵庇廕大樹已倒,袁世凱得另投門庭,重建功業。朝中官員鑑於對日戰爭節節挫敗,知道舊軍不可靠,紛紛上條陳。以籌餉練兵為當前急務,皇帝載湉採納眾議,認為參酌中外兵制,改練新軍,是自強的關鍵,於1894年9月成立了督辦軍務處,負責整頓京畿舊軍和改練新軍,以恭親王為總理大臣,慶親王為會辦,李鴻藻、翁同龢、榮祿、長麟會同辦理。袁世凱聽到這個訊息,懊悔遲了一步,落在別人後面了,猶豫了好些日子,試著先給李大軍機寫了一份稟呈,分析甲午戰敗的原因,提出練兵自強的方案,可是遲遲不見迴音。袁世凱心情急躁,於是帶了跟班吳鳳嶺乘火車去京師活動。
甲午戰爭的失敗,徹底暴露出清王朝舊軍隊的**無能,顯示了日本軍隊和洋槍洋炮的強大威力。在戰爭中,無論是李鴻章督率多年的淮軍、苦心經營的北洋水師,還是劉坤一的湘軍,都已不堪一擊。清政府對依靠原來的軍隊維護自己的統治已發生了嚴重懷疑,各方人士也都痛感應迅速改革舊軍隊,建立新軍隊。
於是,從《馬關條約》簽訂的這一年開始,清政府便下決心著手籌備建立新式陸軍,選派青年出洋學習軍事,設立武備學堂一類的新式軍事學校,並批准了西按察使胡菜編選定武軍士,兩江總督張之,洞訓練自強軍十三營,一時間,訓練新軍成為舉國上下的一個熱門話題。
對如此**的大事,袁世凱當然不能袖手旁觀,他已經瞅準了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絕好機會,訓練一支屬於自己的軍隊,是他早在朝鮮時就朝思暮想,並幾次欲付諸實踐而不得的事,現在他決不能放過。
甲午戰爭暴露了清軍的**無能。而日軍由於採用西方的軍事制度和先進武器,在戰爭中表現出的優越性令清軍將領自嘆弗如。戰後,要求改革軍制,整軍經武的呼聲日益高漲。同時社會上也開始改變以前重輕武的風氣,棄習武成為時代新潮。在這種背景下,清政府也醞釀編練新軍,並於1894年11月成立了“督辦軍務處”,由恭親王奕為首,實權掌握在慈禧太后的親信榮祿手中。
袁世凱逃離朝鮮後,曾奉命赴前線協助前敵營務處周馥工作,主要是為各軍籌撥彈藥糧餉。他同湘軍名將劉坤一及淮軍聶士成、宋慶等將領多有接觸,並因辦事幹練、有條理而頗獲好評。在此期間,袁世凱曾到北京,遍訪京中友人,他甚至拋棄嫌疑主動登門拜訪已經有十多年不通音信的張謇,兩人交談三個小時。袁世凱歷數在朝鮮因在李鴻章管轄之下,不能行使吳長慶政策之苦悶。並且說,此次亂事發生,曾有密電致李鴻章數十次之多,均不採用,且遭申斥。他又向李鴻章建議,如不願開釁,即請明令派我(袁世凱自稱)與日本駐朝公使協商,共同平亂,及共同改革朝鮮內政之辦法,亦遭李鴻章嚴拒,言時憤慨不已。張謇聽了表示十分同情,後來張謇在彈劾李鴻章的奏摺中兩次提及袁世凱之名,顯然是完全聽信了袁世凱的一面之詞。隨後,袁世凱把光緒壬午以後李鴻章對日交涉如何軟弱,兩次把吳長慶軍隊調回中國如何失算,與伊藤在天津所訂條約如何錯誤,他本人在朝鮮因中**隊之撤回,對日交涉及對朝鮮處置如何困難,李鴻章之如何掣肘,並將最近四個月間來往電摘要抄錄,繕成小冊數十份,呈送北京要人,不由軍機處,而直達光緒皇帝,另有一份,則直達那拉氏。可見,袁世凱知道李鴻章失勢後對其落井下石。《馬關條約》簽訂後,李鴻章被國人視為賣國賊,聲名狼藉。本來靠李鴻章提拔起家的袁世凱加入了打“死老虎”的行列,並利用其叔祖袁甲三及堂叔、堂兄弟們的關係,到處攀援京城內外的達官顯貴,如李鴻藻、榮祿、劉坤一等人,袁世凱之勢利善於投機由此可見一斑。
李鴻藻
李鴻藻(18201897),直隸(今河北)高陽人,號蘭孫,咸豐進士,翰林院編修。1861年4月,咸豐帝特詔為皇太子載淳(後來即位為同治帝)的師傅。此後歷任內閣學士、戶部左侍郎、軍機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書、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禮部尚書等職。當時,清廷內外大臣有所謂清流與濁流之分,而清流又有南北兩派,李鴻藻為北派清流首領,張佩綸、張之洞為其中堅;翁同龢為南派清流領袖,黃體芳、陳寶琛、吳大徵、王仁堪、鄧承修等為其中堅。作為清流派大老,一代帝師,李鴻藻“獨守正持大體”,因而名重京師,是袁世凱很想攀援的大人物。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李鴻藻奉命商辦軍務,旋復為軍機大臣。據說,袁世凱拜到李鴻藻門下,是由是他的拜把兄弟、翰林徐世昌介紹引見的,在投入李鴻藻門下後,袁世凱幾次以“小門生”身份寫信給李鴻藻,分析甲午戰敗原因,極力炫耀自己的軍事才華。如在1895年5月7日致李鴻藻的信是這麼寫的:
至此次軍務,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無將,其尤足患者在於軍制冗雜,事權紛歧,紀律廢弛。無論如何激勵亦不能當人節制之師,即如前敵各軍共計不下十萬人,而敢與寇角者,亦只宋祝帥、依堯帥舊部二三千人,及聶提督千百人耳。此後,非望風而逃,即聞風先潰,間或有一二敢戰者,又每一蹶不可復振。為今之計,宜力懲前非,汰冗兵以節糜費,退庸將以肅軍政,亟撿名將帥數人,優以事權,厚以餉糧,予有二三自愛者,又每師心自用,仍欲以剿去發捻舊法御勁敵,故得力者不可數睹耳。其各省防練諸軍大半安閒太久,習氣薰灼,其真能禦敵者,實難列舉,派駐前敵,徒足以滋擾閭閻與軍務,不但無補而聞風驚擾,反為他軍之累,況和局已定,嗣後餉源尤漸支絀,新募諸軍自須依次汰遣。伏莽之起,恐不旋踵而各省防練諸軍,尤須先行調回,以資彈壓,其南方諸軍又宜由就近海口船載以歸,免至沿途地方遭其騷擾。
現值奉省荒歉,農務方殷,兵民雜處,此戶棄業,如能早遣一日即為數萬生靈之福,且此次賠輸甚巨,開源節流,亟須整理,而養兵之費向屬繁巨,似應速派明練、公正、真實知兵大員,除將著名驕飽疲懦諸軍即須遣散外,仍將擬留各軍認真點驗,分別減汰,務期養一兵即得一兵之用,庶庫無虛糜,捍衛有實效。統計奉直一帶如有精兵六七萬人,分歸二三名帥扼要駐紮計可自守。正肅稟間,聞倭因俄、法、德三國要挾,已允還我全遼,誠足為大局聿。惟三國助我應必有以自計,他族生心亦在意中,而在栽自強之道,仍屬刻不容緩。
以小門生卑微淺陋,何敢妄參末議?惟念世受國恩,未報涓埃,復蒙太老夫子恩遇,陶成有加無已,既有管見不敢壅於上聞,是否有當,優候採納,不勝悚惶、待命之至。再,去秋本家本生母右肢受風,迄今未愈,足以小門生奔走戎馬時,切繫念病,每因之有加。前以軍事孔亟未敢以私於請,現值和局已定,前敵輸運已商同胡臬司燏菜飭各局總辦,委員依次收柬。擬即稟請北洋賞假,歸省以遂烏私。俟得批允,即將首途。此後遙蔭慈暉,仰瞻愈遠,尚乞不遺葑菲,隨時教誨下頒,俾有遵循,不至玷辱知遇,尤切歧禱。謹肅寸稟,慕叩崇安。伏祈垂鑑。小門生袁世凱謹稟。四月十三日。
袁世凱在信中那種極謙卑的口吻活靈活現,這正是梟雄慣弄的手段,來得志時極謙卑恭順,而一旦得志便猖狂,無不如此。
李鴻藻多次接到袁世凱報告甲午戰爭戰況的信札,認為袁熟悉軍中情況,他提出的整軍方案“有可取之處”,再加上有堂兄弟袁世勳不斷為他奔走求情,李鴻藻便於6月將他奏調到北京,旋得光緒皇帝上諭“交吏部帶領引見”,派充軍務處差遣,以備顧問。
袁世凱進京以後,利用叔祖父袁甲三和堂叔們的社會關係,廣泛結交權貴。他並邀集幾位幕友,在嵩雲草堂翻譯東西方各國有關兵制的書籍,逢人便向人鼓吹“用西法練兵”。他還請求劉坤一、張之洞等封疆大吏保薦他去練兵,為此,劉、張先後上奏摺,一致認為袁“年力正強”,“志氣尖銳”,“膽識優長”,“任事果敢”,是少有的知兵之人,要求光緒皇帝越級提拔他,使他專心辦理練兵事。
在投到李鴻藻門下後,袁世凱又經由阮忠樞的媒介,攀上了慈禧的另一位寵臣,繼李鴻章之後掌握兵權的榮祿。
榮祿(18361903),滿洲正白旗人,滿族瓜爾佳氏,字仲華,由廕生以主事用起家,歷遷至侍郎內務府大臣。1875年兼署步軍統領,1878年升工部尚書。後因反對西太后自選太監忤旨,外放為西安將軍。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後,內調北京,授步軍統領、總署大臣、兼督辦軍務處大臣。榮祿工於策劃,富於政治權謀,深得慈禧太后那拉氏的寵信。甲午戰敗後,李鴻章被調離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名義上由王韶接任,但王韶是臣,又是八面玲瓏的好好先生,所以整個清廷及直隸地區的兵權均掌握在榮祿手中。榮祿其人識見不高,好恭維、愛金錢、貪汙納賄,無所不為。袁世凱針對榮祿的弱點下足了功夫。他以小門生之身份向榮祿呈遞自己主持編譯的兵書,請求指教,百般表示其傾慕服膺之誠。榮祿早就耳聞袁氏有“知兵”之名,現在又看袁氏呈上來的兵書,對袁也就另眼相看,樂得收到自己門下。
榮祿
有了李鴻藻、榮祿兩個大靠山,袁世凱自然不愁沒有出路。不久,清廷軍務處議決“變通兵制”,仿照西法練兵。先以胡燏棻編練的定武軍為基礎,打編訓練,俟辦有成效,再逐漸推廣到全國。李鴻藻極力保薦袁世凱,《容庵弟子記》說:“李相尤激賞公,以公家世將才,嫻熟兵略,如今特練一軍,必能矯中國綠防務營之弊。亟言於朝,榮相亦右其議,囑公於暇時擬練洋操各種辦法上之”。
鑑於榮祿、李鴻章等人的舉薦、保奏,1895年12月8日,光緒皇帝頒發上諭:“溫處道袁世凱既經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創辦(新軍),一切餉章著照擬支發”。同時指出:“該道當思籌餉甚難,變法匪易,其嚴加訓練,事事核實,倘仍蹈勇營習氣,惟該道是問,懍之慎之!”這樣,年方三十七歲的袁世凱,便成了清政府新軍的建立人之一。
袁世凱接到督練新軍的諭旨後,欣喜若狂,立即驅車前訪心腹智囊徐世昌,見了面就大聲嚷道:“大哥,皇上命我充當新建陸軍督辦,咱們一起到天津去吧!”
徐世昌笑道:“是諭旨下來了吧,為你高興,可是要我去天津幹嗎?”
袁世凱挽了徐世昌進入書房,將他按在太師椅中,深深一揖道:“我的翰林大哥,請助小弟一臂之力,小站練兵,千頭萬緒,叫我抓哪一頭好?非吾兄相助不可”。
徐世昌連忙起立還禮道:“慰庭,我既沒有帶過兵,也不懂兵事,是去做幕僚,掌管牘嗎?”
袁世凱連忙搖手道:“哪裡,哪裡,堂堂翰林公,金堂玉馬,人人羨慕,怎能委屈你做幕僚,我是想聘你做我的軍師,最高顧問,幫我參謀規劃練兵的大政方針哩”。
徐世昌見袁世凱果是誠心相求,不覺沉吟起來。袁世凱雖有魄力,可是秉性浮躁,做事冒失,往往顧此失彼不像當年李中堂招募淮軍,沒經什麼訓練就拉上戰場,李的官爵是在打太平軍和捻軍中不斷立功得來的,李掌了朝政大權之後,幕僚部將也都一個個一步登天。當上了一、二品總督、巡撫和提督、總兵。如今國內安定,練了兵,沒有打仗立功的機會,將來袁世凱充其量不過做個武一品提督罷了,能給自己帶來什麼好處呢?
袁世凱見徐世昌猶豫不決,笑道:“太史公捨不得離開翰林院吧?”
“是啊,進翰林院不易啊”。
“大哥,你在翰林院一晃十年,依然是個編修,每年都有大批新科進士進來,全院翰林足有三四百人了吧?這麼多人都等著升官放差,要輪到什麼時候?何不暫時告假,跟兄弟出去闖一闖,練兵的事兄弟有十成的把握,兄弟發達了,還能虧待老哥,別的不敢說,練兵有充足的經費,皇上已經下旨:‘此次練兵專仿德國章程,需款浩繁,……一切餉章著照擬支發。’戶部奉旨每年撥給近百萬兩經費,如何開支,全由我說了算。你知道兄弟向來是大手面、大手筆,準備給全軍官兵豐厚的薪餉,以振奮士氣,至於老哥,更將格外從優,月致三百兩俸銀是不成問題的,也可調劑一下府上生活,何樂而不為?”
徐世昌聽了不覺心動,翰林窮酸,一年正恩雙俸只得九十兩銀子,另加一些陳腐不堪的祿米,哪夠維持一家生活?他正愁沒法應付,又不好意思開口向袁世凱借錢。聽袁世凱這麼一說,危難之際忽逢救星,一家老小度日溫飽要緊,什麼前程不前程,顧不得這麼多了,但是在袁世凱面前,不能顯得貪財而失了自己的身份,這位老於世故的官僚,玩袁世凱於股掌之上,從容微笑道:“愚兄向來清貧自守,甘於淡泊,雖然清苦些,倒也習慣了,並不在乎俸銀的多少”。
袁世凱以為徐世昌不願,著急道:“大哥,我知道你們翰林清高,不談俸銀吧,就看在咱們拜把的份上,助兄弟一臂之力。你知道我大膽果斷有餘,慎思熟慮不足,吾兄個性正與我相反,恰可補我的不足,新軍草創,百事待理,正不知從哪裡抓起,我辦事粗疏,沒有吾兄鼎助,必定掛一漏萬,你就算是幫兄弟一把,玉成我的事業吧”。徐世昌答應了,後來成為民國大總統。幾乎令人不敢相信的是,袁世凱練兵的小站竟然出了五位民國元首。他們是:袁世凱、徐世昌、馮國璋、曹錕、段祺瑞。
除此以外,還有五人從小站發跡後做了民國國務總理,有十六人做過省長、督軍以上的封疆大吏。至於從小站出身而為一般將領者,已很難統計。
而這一切無不源於袁世凱,因為有了袁,才有了小站,也才有了這一大幫雞犬的昇天。
新軍編練之初,袁世凱即認為,德國陸軍是天下第一軍,日本人仿效它,便很快強盛了。中國要興盛,也必須仿效德**制。所以袁主持編定的《練兵要則》、《新建陸軍營制餉章》等,基本是照抄德國的套路,新軍設步、炮、馬、工程、輜重諸兵種,打破了舊軍隊不分兵種的老框子,專設負責橋樑、地壘、地雷、修械、測繪、電報等軍務的工程兵,使軍隊的效能有了根本的飛躍。在裝備方面,因為有朝廷直接提供資金,所以,他的軍隊基本上丟掉了長矛大刀,全部換上了從國外購置的步槍和快炮等當時國際先進武器。袁世凱還高薪從德國聘請了十多名軍事教官直接負責教練軍操、炮隊、馬術及工兵技術等,並讓所有士官都學習德國語言。
始終崇信“有軍則有權”的袁世凱,把這次新軍看做是自己的**。因為若想立足亂世,在黑暗**、爾虞我詐、傾軋激烈的政治舞臺上站穩腳跟。並能一步一步地爬上去,爭到那千百人眼紅的位置,光有靠山還不夠。靠自己的能力和才幹所取得的成就,而這是必不可少的。袁世凱對這一點當然已經看得很清楚,所以有了這支新軍,他才感到自己真正有了一點實實在在的資本。而且,袁世凱此時儘管還無法預見他的將來到底能爬上什麼位置,但他已很明顯地感覺到了清政府對他負責訓練的這支新軍是寄託了極大的希望的。他相信,如果能把這支軍隊訓練成功,使之發揮出維護清王朝統治的重大作用,讓清王朝知道他這支軍隊的不可替代,那麼,他當然也就有了飛黃騰達的希望。
隨著他對全**隊現狀的進一步瞭解,他還產生一個更大的野心:他這支由朝廷直接領導的新建陸軍,理應是全**隊改革的試驗田和模範、樣板,一旦其改革的經驗被朝廷認可,那麼,只要一聲令下,他的軍隊中的每一個人都會成為骨幹,分派到全國的軍隊中去擔任教官,或直接任職,其地位必然越來越高,權力越來越大。而他本人,作為這支軍隊的開山鼻祖,自然也是他們的領袖,到那時,他在全**隊中會有一個怎樣的位置,這可真是一件可以浮想聯翩的事。
有了這樣的計劃,這樣的野心,袁世凱一上任便把全身心都投入進去。事無鉅細,不辭辛勞,真正將這支軍隊當成自己的家了。
為了訓練出一支紀律嚴明、能征善戰的軍隊,他首先從軍紀開始,借鑑德**隊的治軍特點,並結合中國特色,制定了當時中**隊中最為嚴格,甚至可以稱得上殘酷的軍紀《簡明軍律》。在這部軍律中,袁規定了十八條斬罪和一系列其他方面的嚴酷懲處條律,對士兵在行軍、住宿、操練和作戰等方面進行嚴格管理,目的就是要把每個人都訓練成惟命是從,不能有個人意志的機器人。
為使士兵忠於自己,袁不僅經常教育他們要“盡忠報國,深明大義”“親上死長”等,把這些編為四言白話韻,刊發各營哨,令每一個士兵都熟背於心;而且還特別強調“事事以本督辦為心”,想方設法樹立個人威信,其中就包括利用封建迷信,編造出各種荒唐的故事,讓士兵相信,他們的統領袁世凱不是凡人;他甚至讓各兵營供奉他的牌位,把他奉若神明。為了讓士兵心甘情願替他賣命,他還令幕僚們編了許多順口溜,讓士兵背誦,灌輸各種對他有利的思想,如《勸兵歌》中就這樣唱道:“為子當盡孝,為臣當盡忠,朝廷出利借國債,不惜重賞來餉兵,一兵吃穿百十兩,六品官俸一般同,如再不為國出力,天地神鬼必不容,自古將相多行伍,休把當兵自看輕。一要用心學操練,學了本事好立功……二要打仗真奮勇,命該不死自然生,……你若常記此等話,自然就把頭目升,如果全然不經意,輕打重殺不容情”。試想,那些農民出身計程車兵,本來就思想單純,唱了如此通俗易懂、道理明白的歌,能不照此去做嗎?再加上袁在軍中也常常做一些關心士兵的小事情,並經常向他們施點小恩小惠,如親自監督發放餉銀,防止官員剋扣和奴役下級等,恩威並施,收買了不少人心。以致於軍中計程車兵已到了“不知有大清朝,只知有袁世凱”的地步而這一點正是袁刻意追求的目標。
對選拔軍隊的中下層軍官,發現和培養一批骨幹,袁世凱也有自己獨特的辦法。
在他的軍中,培養選拔軍官的方法,正好與袁自己在官場的做法相反,有關係、有來路的或者官宦家子弟,他一律婉拒門外。他任用的標準有三條:一是出身下層、能吃苦耐勞,二是有能力,三是對自己忠誠。他網羅的一大批軍官,當時大都地位很低或不得志,不受重用,這樣委以重任,結以恩遇,對方便會終身感敫,心甘情願為之賣命。對軍官的學識和能力,他也很重視,他在慶軍中挑選了一批曾在朝鮮時作為他的部下表現出色者,又從北洋武備學堂畢業生和其他部隊中物色了一批尖子,並找到他的大靠山李鴻章那裡,請他推薦了一批有才幹的軍官對李的眼光,他當然是一百個放心。而對自己忠誠不二則是他的最後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用人標準,對那些稍有不忠跡象的人,即使其他方面再出色,他也決不用這一點之英明果斷。後來成為他的得力爪牙、幫凶、左右臂、盟友和部下的薑桂題、龔元友、段祺瑞、王士珍、馮國璋等一大批人,都是這個時候網羅進來的。袁世凱待他們是“麵包加大棒”,恩威並施,使他們始終俯首帖耳,對袁是又敬重、又感激、又害怕。
袁世凱對部下的一種籠絡,令後人“讚歎不已”,這個人就是阮忠樞。阮在此之前已在官場小有成就,所以,提拔重用對阮來講,已是不夠解饞。袁世凱稍一留心,便嗅出了他的另一大愛好獵取女色。
一天,阮忠樞從小站溜到天津,到妓院裡鬼混,一下子遇到一個名叫小玉的妓女,兩人一見鍾情,難捨難分。阮忠樞情急之下。當夜就摟緊了小玉。貼著耳朵向她保證,明天一早回去就著手準備,不日即進津將她贖出,娶回為妾。回到營中,將此事向袁統領彙報,請求恩准。此時,軍營中已有不少人知道這事,於是袁便將臉一板,以有礙軍譽為由,將阮狠狠斥責一通,駁回了他的請求。阮忠樞噎了一肚子氣也不好發作,他氣的是袁自己的大姨太沈氏就是從妓院娶回的,他不好發作,是因與軍中頒佈的紀律確實不符。氣過一陣,兩人不再見面,阮將此事也就慢慢淡忘了。
有一天,袁進津辦事,叫阮同去,進得城中。袁不動聲色地說:“帶你到一個去處”。阮隨袁進入一個大院中,只見大紅燈籠高高掛起,一派喜氣洋洋,阮只道是朋友家辦喜事。及至進到堂屋,鼓樂驟然響起,早有人將一朵大紅花戴在他胸前,不由分說拉進洞房,把一根紅喜帶子塞進他手中,讓他牽著一個新娘,由眾人簇擁著出來拜堂了。待他掀開蓋頭,才恍然大悟,竟是意中人小玉。原來,袁世凱明裡駁回了阮的請求,暗地卻悄悄派人將小玉贖出,併購置房舍和各項陳設,一切打點停當,才把阮帶來入洞房。當下感動得阮忠樞未拜天地,倒是先給袁大人納頭便拜,從此對袁忠心耿耿。
袁世凱小站練兵的班底就這樣以武備學堂出身的軍官為骨幹,加上淮軍總兵薑桂題等老將和出使朝鮮時的家丁家將組成,這一支七千多人完全使用西洋新式槍炮,聘用西洋教官訓練的新建陸軍便是日後左右中國政局許多年的北洋軍的雛型。
華殿大學士李鴻章在北京賢良寺中隱居了大半年,忽然時來運轉,奉旨出使俄國,慶賀俄皇加冕典禮,並考察歐美各國。1896年早春二月,他的把兄弟、兵部尚書榮祿來賢良寺為盟兄送行,榮祿道:“袁世凱出自淮軍吳長慶門下,是中堂一手提拔的,聽說他在新軍中用了不少淮軍老人和北洋武備學堂出身的人,淮軍可謂後繼有人”。
李鴻章譏諷地苦笑道:“鴻章敗軍之將,不足以言勇,怎敢以師門自居,今後要看袁大少爺的了,哈哈,等他的新軍練成後,大概可以和日本一戰了”。
袁世凱小站練兵一路順風到了這年二月李鴻章出使歐美的時節,從各省挑選的步騎各兵兩千多人已經陸續來津報到,各營統帶、幫帶和哨官等亦已配齊,並且設立了各兵種的隨營學堂,洋教練和新式洋槍洋炮也到齊了,兵營修繕一新,正式建軍那天,還請北洋大臣王韶到營講話,殺豬宰牛大宴將士,並且發了雙餉,那俸餉也比舊軍豐厚得多,各營統帶月支薪俸白銀一百兩,外加公費銀三百兩,兵士月支薪餉四兩五錢。(當時米價每石一兩五錢左右)。
袁世凱正當沾沾自喜到處誇耀小站練兵成效的時候,徐世昌急匆匆來到小站,見了袁世凱,退去左右,神色嚴峻地說:“慰庭,監察御史胡景桂把你參劾了”。
袁世凱驚異道:“我這裡辦事認認真真,他參我什麼?”
徐世昌取出奏摺抄件遞了過去,說道:“參了你好幾大款哩,你自己看吧”。
袁世凱急忙拿過去匆匆翻閱,一邊看,一邊憤憤地罵道:“什麼混賬御史,拿老子開刀!”
徐世昌道:“他參得還不輕,說你胡亂殺人,又說剋扣軍餉,依他所參,只要沾上一條就麻煩了”。
袁世凱道:“哼!說我‘嗜殺擅權’!不錯,我在《簡明軍律二十條》中規定了十八條斬罪,建軍以來,確實殺了一些人,可是國有國法,軍有軍威,士兵有罪不殺還行嗎?恩威並舉嚴明軍紀才能帶好兵。至於剋扣軍餉,更是胡說八道,為了杜絕層層中飽,我命糧餉局派員把軍餉直接發到士兵手中,剋扣軍餉從何說起?”
徐世昌道:“參折中說你擅殺了營門口賣菜的幾名老農,天津士紳紛紛上告,說你專權跋扈,濫殺無辜,有這回事嗎?”
袁世凱怒道:“我三令五申不許在營門口擺攤買賣,他們不聽,我惱起來就把他們殺了,擾亂兵營還不該殺嗎?”
徐世昌道:“這可是件麻煩事,老農罪不至死,就這一條便夠得上處分了”。
袁世凱不覺軟了下去,沉默半晌,嘆口氣道:“這個胡景桂我不曾聽說過,他敢在我頭上動土,不知是什麼背景,我想去京城求李尚書出面把這份參折壓下去”。
徐世昌道:“我的老弟,我在京中也向都察院的朋友們多方打聽,據說這份奏摺竟是高陽(李鴻藻直隸高陽縣人)親自授意的”。
“不要灰心!”徐世昌勸道,“古來英雄人物經營事業,往往出生入死,歷經坎坷挫折,方有成就,哪有今天播種,明天便等收穫的。不管這回參案查辦結果,還是要繼續堅持下去。皇上渴望推行新政,老弟仍須迎合潮流,才能博得皇上的青睞,但又不能得罪反對變法的王公大臣,處今新舊交替之時,識時務者,不能不瞻前顧後,左右逢源以明哲保身,這是在下數十年處世做人潛心揣摩的心得,老弟雄才大略,想必也有同感”。
“是啊,是啊!”袁世凱拱手道,“大哥機敏圓通,胸有百萬甲兵,小弟一向佩服,多蒙指點,自當銘記在心”。
徐世昌回京之後,袁世凱每日裡等待欽差查辦,如坐鍼氈,五月初頭,京中仍無動靜,他提筆向徐世昌詢問訊息,信中寫道:“兩旬來心神恍惚,志氣昏惰,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
信使當時帶回徐世昌的覆信,寫道:“確悉,諭旨已下,以兵部尚書榮中堂為欽差,來津查案,此事或有轉機”。榮祿是剛剛於4月23日入閣拜為協辦大學士的。榮祿一到,袁極力巴結逢迎,命士兵認真操演。榮祿第一次目睹洋操,別開生面非常高興,與隨行幕僚陳夔龍議論,認為遠勝舊軍,遂作出保袁的決定:“此人必須保全,以策後效”。回京後,榮祿令陳擬復奏稿。陳因袁確實擅殺過營門外賣菜的老百姓,胡景桂所參各條僅有輕重出入,提出應將此案下部議處。榮祿說:“一經部議,至輕亦應撤差,此軍甫經成立,難易生手,不如乞恩,姑從寬議,仍嚴飭認真操演,以勵將來”。最後竟以查無實據復奏,請求“勿庸置疑”。不但如此,還大力誇獎袁世凱一番:“查該道員血性耐勞,勇於任事……於將領中間為不可多得之員”。由於榮祿的庇護,袁世凱不僅沒有被問罪,反而受到朝廷的慰勉。6月24日上諭傳來,希望他“存有則之無則改加勉之心,以副委任”。這場風險過後,袁世凱又振作起來,進一步投靠榮祿。
清廷把“新建陸軍督練洋操”,視為“自強之關鍵”。西太后和光緒帝還打算去天津親自檢閱。1897年7月,清廷以袁世凱練兵有功,將他提升為直隸按察使,專管練兵事宜。
袁世凱對清廷感恩戴德。為了把新建陸軍練好,確實使出了渾身解數,有時也表現出吃苦耐勞精神,以身作則。據說有次閱兵,大雨滂沱,別人要給他撐傘,他堅決不讓。他說:“士兵們都能站在雨裡,我怎麼不能?”這使官兵們很感動。
新建陸軍不但得到清朝統治者的重視,也引起了帝國主義侵華分子的注意。日本、沙俄等國駐天津侵略軍的頭目,常到小站觀操,同袁世凱接觸,偶爾誇獎幾句。袁世凱為了取媚他們,熱誠接待。1898年10月間,英人貝思福到達小站。他表面上是由“英國商會派遣”來華“調查商務”,實際上是英國首相派來進行政治活動的。袁世凱盛情地留他在小站軍營住了兩天,向他介紹了新建陸軍的編制和訓練情況,還讓官兵為他作了操練及作戰演習表演,贏得了貝思福的好感。貝思福歸國後在《保華全書》一書中,讚揚袁世凱“以儒生而為名將,多學多能,亦廉亦勤,聰明膽識,兼而有之”,盛讚新建陸軍“操法靈熟,步武整齊”,經這些洋人一吹,袁世凱的名聲更大了,加重了他的分量。
1898年,滿洲貴族榮祿被任命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節制袁世凱的新建陸軍、董福祥的“甘軍”和聶士成的“武毅軍”。袁、董、聶三軍並稱“北洋三軍”。北洋派陸軍的名稱從此正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