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初顯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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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初顯身手
河南省東部的項城縣，是一個交通閉塞的小縣。全縣東西寬七十里，南北長一百一十里，地勢低窪，東南尤甚。淮河的支流潁水，從縣境蜿蜒流過，雨季常常氾濫成災，向有“澤國”之稱。這裡土地貧瘠，人多地少，物產不豐，經濟化十分落後。
項城縣有九千多頃土地，但絕大部分為少數富家大族霸佔。廣大農民租種地主的土地，地租一般為收成的一半，有的甚至高達八成。農民終年辛勞，仍飢寒交迫，苦不堪言。為了生存，農民們常在夏秋收穫時節，自發地聯合起來，搶收地主的莊稼。豪紳地主為了“護青苗”，也組織起“保田會”。因此，境內經常發生械鬥，釀成血戰，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獷悍之習”“鬥狠之風”。
就在項城縣城東北四十餘里的地方，有一個巨集大的堡寨，人稱“袁家寨”。它佔地數十畝，寨中東、中、西並列三座三重四合院。全厚牆圍護，壕溝環繞，寨前架吊橋，寨門上及四角修有炮樓，並有鄉勇把守。這裡生活著一個官僚地主家庭。1859年9月16日(咸豐九年八月二十日)，本書主人公袁世凱就出生在這個封閉堅厚的堡寨之中。
袁世凱出生時期的袁家，佔有土地四、五十頃。還開著典當鋪，發放高利貸。一家三十餘口，幾世同堂，衣足食豐，三世簪纓，作威作福。
在洪憲時，一些御用人曾向袁世凱上書，考證袁家遠祖是三國時代袁術，近祖是明將袁崇煥，並請求袁世凱每年祭祀他們。袁術四世三公，袁崇煥位極人臣，二人皆是彪炳史冊的人物，對於袁世凱來說，倒是件光耀門楣的事情。可袁世凱認為袁術是“篡漢國賊”，袁崇煥又是“亂明奸雄”，口碑不好，不願答應。
袁世凱有史可查的祖先，可追溯到他的曾祖父那一輩。
袁世凱
袁世凱的曾祖父袁耀東，是個庠生，但不到四十歲就死了。據說是讀書太用功累死的。曾祖母郭氏卻比丈夫長壽得多，活到九十多歲。郭氏生有四子，長子袁樹三是廩貢生，三子袁風三是庠生，四子袁重三，是個生員。官位最顯赫的要數次子袁甲三(1806年1863年)，他是日後袁氏家族興盛的奠基人。
袁世凱的叔伯爺爺袁甲三，憑著剿殺捻軍的赫赫戰功，成為河南、江蘇、安徽三省的軍務督辦，皇帝曾多次傳旨嘉獎，在地方和朝廷，都備受推崇，顯赫一時。雖然袁世凱出生還不到五年，這位老爺就撒手而去，但他對袁世凱日後的飛黃騰達，在家族門第、財力、權勢、官場故舊等各方面奠定了雄厚的基礎。
袁世凱的家族給他提供了另外一個機遇，對他日後的命運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袁世凱的叔父袁保慶，軍人出身，靠辦團練起家，追隨袁甲三屠殺捻軍多年，因足智多謀，屢建戰功，而深得河南團練毛昶和巡撫張之萬的賞識。遺憾的是，其夫人牛氏久婚不孕，好不容易生了一個兒子，不到滿月便夭折了。一日，牛氏正奶水腫脹難受時，恰好見到因缺少奶水、嗷嗷待哺的世凱，便搶過來解開衣服，讓他吃了一個飽。從此，這個缺奶的孩子一見牛氏，便撲向懷中，依戀不去。正由於失子痛心的牛氏不禁心動：“這孩子既然與我有緣，不如讓我來養吧”。從此，袁世凱有了新的爹孃，黃瘦的小臉也逐漸胖起來。從這個時候開始，袁世凱好像就確立了生活和為人的準則，這個準則幾乎伴隨了他一生只要有奶便是娘。
1866年(同治五年)，捻軍勢力北移，河南一帶兵事稍息。戎馬半生的袁保慶，奉旨以知府赴任山東濟南補用。年屆四十的袁保慶仍無子嗣，袁父便將世凱正式過繼給袁保慶。
袁世凱時年七歲，隨嗣父赴任濟南、南京等地，領略了大城市的繁華，也熟悉了官場上的事故人情，大大開拓了自己的眼界。
袁保慶非常重視袁世凱的教育，在濟南時請了名舉人王志清做他的啟蒙老師，在南京時請的家塾先生也是個武雙全的舉人。袁世凱自幼聰明，但讀書不用功，而偏好拳腳，塾師也樂得因材施教，做個順水人情，就每天教他習武。袁保慶將自己幾十年的帶兵心得、官場經驗編為一書，名之為《自繰瑣言》，有空閒時，便以此書為課本，向袁世凱傳授自己的人生體驗。總之，少年時期的袁世凱，作為官宦世家子弟，受過良好的教育，同時封建大家庭和官場生活的耳濡目染更給了他一種實際的人生教育，使之逐漸歷練出一身圓熟的事故人情。
1873年7月，袁保慶因患霍亂，在南京去世，十四歲的袁世凱隨嗣母牛氏扶柩還鄉。次年，在西北左宗棠處幫辦軍務的另一位堂叔袁保恆回鄉省親，認為這個侄子是個可造之才，應該出去見見世面，所以在返回西北時將袁世凱帶在身邊，加意培養。以後幾年中，袁保恆調任北京、河南時，袁世凱都隨行在他身邊。儘管袁世凱自小就不喜歡八股制藝的學問，但在堂叔的嚴格督責下，還是把四書五經讀得很熟，對作八股章則還是不得其門，缺乏靈氣。
袁保恆兩代進士，也希望侄兒走這條光宗耀祖的仕進之路，所以在京任職期間，遍聘名師，期望袁世凱讀書上進。請舉人謝廷萱教其作，舉人周溥教其作詩，進士張星炳教其寫字。但世凱的另一堂叔袁保齡(當時在京任內閣中書)則看出他在學問上“資分並不高，而浮動非常”。俗話說，從小看到老。的確，儘管出身於世代耕讀的名門顯宦之家，自幼便一直受到名師的**，袁世凱的資質卻不在於學問，而在於事功。袁保恆在京任刑部侍郎時，工作繁忙，常教袁世凱在讀書之餘幫辦公務。袁世凱當年隨嗣父學得的官場經驗由此派上了用場。
他辦事幹練，頗得兩位堂叔的歡心，誇獎他“辦事機敏”，是“中上美材”。所以袁保恆在奉調河南幫辦賑災事務時，就有意帶他同行，“有密要事案，均令往查，並參佐一切”，多方培養、歷練他的從政才幹。
1878年8月，袁保恆因感染時疫，病逝於開封任上。袁世凱失去庇廕，返回了項城老家。袁世凱曾於1876年返回河南鄉試不第，在鄉完婚，娶妻於氏。此年返鄉，適逢四世同堂的袁氏家族分家，家產按袁世凱父輩的人數分割為十二股，袁世凱作為惟一的嗣子，獲得了袁保慶名下的豐厚家產，從此自立門戶，成為一家之主。此時的袁世凱雖年僅十九，但足跡已遍佈江南塞北、通都大邑，見識之廣，在當地可以說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已不可能安於現狀，過安安靜靜的鄉紳生活了。袁家在陳州有一所大宅，袁世凱不願過鄉居的乏味生活，舉家遷居於此。是年，他的長子袁克定出生。
起初，袁世凱不想辜負父輩對他的期望，仍打算走科舉入仕的道路，所以在家讀書，準備再考。由於此時他已自立家門，不再有長輩們的管束，所以著實放縱了自己一陣子。“居家多暇，嗜酒好騎馬，日飲數鬥，馳騁郊原，又喜為人捉刀”，一副倜儻不羈的世家公子模樣。袁氏為當地高門，袁世凱又是見過大世面的富家公子，而且“性任俠，喜為人鳴不平。慷慨好施與，以善為樂，寒士多依為生，士紳推戴，負一郡望”，故而很自然地在身邊聚集起一批人學子。為此，袁世凱辦起了“麗澤山房”和“勿欺山房”兩個社，袁“主其事，捐資供給食用。”袁還與陳州知府吳重熹約為“詩酒友”，過了一段詩酒留連的悠閒日子。1879年，袁世凱的姑丈張向宸辦理河南賑捐，委託他“分辦陳州捐務”，袁世凱辦得非常出色，“集款獨巨”。為此，張將袁保恆生前的捐款，為他捐了一個從七品的“中書科中書”的虛銜以資獎勵。當年秋天的鄉試，躊躇滿志的袁世凱再入闈場，卻不料再次落榜。
袁世凱自幼受教於名師，見多識廣，人情練達遠過於本地士子，他對此也很自負。然而此次秋闈，他主持的社中有兩人中舉，他自己卻又名落孫山，感到十分丟臉。於是“傾篋舉所作詩付之一炬，曰：‘大丈夫當效命疆場，安內攘外，烏能齷齪久困筆硯間，自誤光陰耶！’”頗有漢代班超投筆從戎的氣概。袁世凱決意北上京都，以自己的官場經驗和父輩們的人際關係謀取前程。可他居鄉二年，不事生產，坐吃山空，家產揮霍
李鴻章
了大半。為籌措進京活動的川資，不得不向親友借錢。到京後遍訪父輩們的門生故舊，試圖謀個一官半職，結果官沒謀到，錢卻花光了，還是靠了故交徐世昌的資助，袁世凱才有了回鄉的路費。這一段經歷使他看到了世態的炎涼，人情的冷暖，也使他的頭腦冷靜、現實起來。後來在得到一封寫給李鴻章的薦書時，他經過一番權衡，感到自己無位無名無財，在李鴻章人才濟濟的幕府中很難出頭，便斷然放棄了這個機會，決心棄從武，投奔嗣父的好友，督辦山東海防的吳長慶。
吳長慶(18341884)，字筱軒，安徽廬江人。其父吳廷香有名，是當地的紳士，受命辦理廬江團練，1854年太平軍攻破廬江時戰死。廬江被圍困時，吳廷香派遣吳長慶到宿州向身兼督辦安徽團練大臣的清軍統帥袁甲三求救，當時袁保恆、袁保慶俱在軍中效力，袁甲三對是否援救廬江猶豫不決，問計於子侄。袁保慶力主增援，袁保恆則堅持不能分兵，二人爭執不下，致使耽延時日，廬州城破，吳廷香死節。吳長慶憤而與袁保恆斷交，與袁保慶則“訂兄弟之好”。後來袁保慶為官南京時，駐紮在浦口的吳長慶與他時相過從，感情非常好。袁保慶患霍亂突然病逝，吳渡江視殮，撫柩痛哭，幫助料理喪事。由於吳與袁保慶的特殊情誼，吳定能對其摯友的惟一嗣子另眼相看，格外照顧，這是袁世凱算計之中的。且此時的吳長慶已是官居一品，是主持淮系的大將，深受李鴻章的信任和倚重。吳長慶還以禮敬士大夫聞名天下，其幕府中多一時名士，被目為儒將。以這位父執作靠山，仕途的順利發達可以預期。這確實是袁世凱的最佳選擇。
1882年6月，朝鮮發生壬午兵變，當時袁世凱正在吳長慶的慶軍營中，慶軍被派往朝鮮平定叛亂，袁世凱也隨軍前往。朝鮮之行是袁世凱一生軍事政治生涯的起點，在朝鮮袁世凱初步展示了他的政治才華。
當時朝鮮京城的5000名士兵，因為很久沒發軍餉，一再向朝廷請求發放欠餉未果，此時朝鮮皇帝的生父大院君李昰應藉機煽動，於是士兵發動叛亂，軍民附和者很多。這就是壬午兵變。
7月初，亂兵闖入宮中要殺當政的閔妃，閔妃易裝而逃。亂兵轉而縱火焚燒日本使館，日本公使逃到仁川。
李昰應借亂軍趕走閔妃後，重掌政權。朝鮮的專使金允植向清廷求援，當時正逢李鴻章母喪丁憂，由淮軍大將張樹聲署理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總理衙門召張樹聲和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商議，決定派吳長慶率部到朝鮮平亂。
9月19日，吳長慶奉命到天津接受任務，回到軍營中立刻和幕僚張謇等人為大軍出發做準備。當時正值鄉試，大部分幕僚都回鄉迎考。張謇因為屢試落第，不想再考，就沒有回鄉參加考試，吳長慶希望袁世凱參加科舉，回鄉備考，但袁世凱早已焚書發誓再不進考場。他倒是對前往朝鮮很有熱情，卻不好將這種有違當時正統思想的想法告訴這位盟叔。
知徒莫如師，倒是吳長慶的幕僚，教過袁世凱詩的張謇見袁世凱對於讀書寫章不上心，但是辦事卻頗為老練，就在一旁向吳長慶建議：“慰亭(袁世凱)倉促應考，把握不大，卻是辦事的好手，不如讓他幫我辦辦出發朝鮮的雜務，以資歷練”。吳長慶同意了。
張謇當即派袁世凱去採購各種行軍應用的物品。大軍開拔在即，張謇給了袁6天期限。袁世凱正要一展才幹，風風火火地忙了3天，就把一應軍需物品採買齊備，吳長慶見這個世侄果然有些辦事能力，也很高興。
臨行前，張謇等又向吳長慶推薦袁世凱到前敵營務處，負責軍需供應和勘探行軍路線，吳長慶欣然應允。
袁世凱時年23歲，他已經感覺到朝鮮之行對自己的重要，在他臨行前寫給其兄的信中可以窺見一斑：“弟限於資格，中原難期大用。抵高麗，能握兵權……既建功業，不愁朝王李熙之不我用”。可見當時還委身下僚的袁世凱確實野心勃勃，他雖然還只是一名下級軍官，但是從他對入朝軍事行動的分析、預測，已經顯露出他非同一般的雄謀大略。
在這封家書中，袁世凱已經計劃好了入朝首先要做的兩件事：首先是“整軍經武”，不讓“小邦所輕視”；其次“削平內亂，恢復朝政，執大院君而囚之”。
他還極自信地寫道：“李熙，庸主耳，無能為，奪其政權歸我掌握，猶反手也”。就是統率大軍的吳長慶都不敢這樣想。
既然胸懷大志，袁世凱果然表現出非同於一般紈絝子弟的吃苦耐勞。
出征前，袁世凱奉吳長慶之令到天津拜見張樹聲，與其協商調軍及糧草運輸之事，返回煙臺後又和丁汝昌一起先行奔赴朝鮮，在沿海一帶乘坐舢板勘察地形，落潮的時候，小舢板擱淺在淺灘上，兩人赤著腳踩著沙石上岸。沙石粗礪，兩人的腿上皮開肉綻，鮮血淋漓。丁汝昌見袁世凱一介紈絝子弟，居然能熬得了這樣的苦，感嘆道：“紈絝少年，亦能若是耶！”
8月23日，運載慶營的運兵船，從山東登州港啟錨，揚帆向對岸的朝鮮駛去。
兩天後，船隊抵達朝鮮。吳長慶命令一營士兵充當先鋒隊搶灘頭登陸。但是該營官兵未戰先怯。營官稱士兵大多暈船，請求先休息一晚探明虛實再戰。
吳長慶在清軍中素有猛將之稱，聞言火冒三丈，立刻將這個營官訓斥一頓，袁世凱正好站在旁邊，他一看這正是自己出頭的好機會，立刻主動請戰，吳長慶馬上命令袁世凱取代那個營官。
袁世凱整頓了一下士兵，立即開始登陸。吉人自有天相，袁世凱帶兵登陸，岸上只有幾十個朝鮮士兵，一見大清的船隊，立刻排隊迎候，哪有心思抵抗，袁世凱不費吹灰之力就完成任務，他頓時在軍中聲名鵲起。
清軍入朝以後，士兵因為遠離本土，於是縱情**劫掠，朝鮮人民不堪其苦，當地士紳找到吳長慶申述，吳長慶非常惱火，袁世凱又主動請纓，願意擔當整頓軍紀之任。吳當即頒給令箭，委派袁世凱全權督查軍紀。
其實早在清軍入朝之後，袁世凱眼見軍紀敗壞，曾向吳長慶報告過：“王朝勘亂，紀律若斯，遺笑藩邦，玷汙國體，帥其勉旃，我請從此辭矣”。
吳長慶也覺得在異**紀如此敗壞有損大清聲威，於是對袁世凱信誓旦旦地說：“汝放手為我約束，有聽讒謗者，非吳氏子孫!”
也是該袁世凱建功，當天晚上，又有當地士紳來營中向吳長慶訴苦，說清軍士兵又去民間搶劫。吳長慶當即把袁世凱召來詢問。
袁世凱回答：“剛才我已請出大帥的令箭，在軍營外將為首的7人正法，請大帥驗明首級”。說著，命人拎著7個人頭進帳。
吳長慶沒想到袁世凱如此雷厲風行，連聲稱讚袁世凱：“好孩子，好孩子，你不愧是將門虎子!將門虎子!”
袁世凱透過這幾件事得到吳長慶的信任，就把軍營中的內務雜事交給袁世凱處理。
袁世凱整肅軍紀的時候，就連吳長慶的面子都不給。吳長慶曾經提醒軍中自己的親戚故友要遵守軍紀，否則落在袁慰亭的手裡，就連他自己都救不了。
袁世凱在整治軍紀的時候顯露出權謀家的本色。他先嚴厲整頓了一番軍紀，接著遍邀軍官，排擺宴席。席間袁世凱端起酒杯，向軍官們講明整頓軍紀的必要性。
有的軍官劫掠慣了，未免不服，不滿之心溢於言表，假說怕士兵鬧事，袁世凱早就料到這一手，他說：“諸位放心，我如果沒有這點膽量，就不會接受大帥的委任了，何況我手裡還握著令箭呢!”
袁世凱又將各項軍規公諸於眾，此外挑選了300名親兵，每天晚上，袁世凱派出親兵在軍營內外巡查暗訪，聽見有人發牢騷，就將名字記下，第二天即嚴厲訓斥該士兵，三軍以為袁世凱在軍中遍插親信，於是對他都頗為心服。
袁世凱深知單靠高壓政策無法震懾軍心，況且自己資歷尚淺，那些久經戰陣的官兵未免不服，因此他也千方百計收買人心。嚴守軍紀計程車兵，他會予以獎勵，對於士兵頗為體恤。而且袁世凱與士卒同甘共苦，他平日起居和普通士卒一樣，他的親兵管帶患病不起，袁世凱找來軍醫為他治療，並親自在營帳中為他生火煎藥，可憐這名管帶病重不治，管帶死後，袁世凱撫屍痛哭，拿出錢來操辦後事。從此軍中都知道袁世凱體恤下屬。
慶軍入朝之前，吳長慶對部下軍官的暮氣沉沉感到不滿。張謇對吳長慶說：“我於移營登州之後，亦頗感軍氣不如在浦江時之張揚，宜乘此時擢用青年，使軍中耳目一新”。現在袁世凱初露鋒芒，吳長慶大為賞識，吳長慶還曾經向張謇道謝：“慰亭(袁世凱)真不錯，不負張先生識拔，我應向張先生道謝!”
慶軍整肅了軍紀之後，吳長慶分析了朝鮮的局勢，和丁汝昌、馬建昌等將領商議對策。他們根據情報，認為兵變的起因是拖欠軍餉，只是一般的兵變，但是大院君李昰應卻藉機奪權，只要把李昰應捉拿押解回國，兵變很容易就可以平定了。
但是兵變後大院君李昰應在深宮中又有親兵護衛，如果強攻，戰事必將擴大，經過商議，幾人定下擒賊先擒王的計策，決定擺下鴻門宴，捉拿大院君李昰應。
26日，吳長慶等三人到宮中覲見大院君李昰應，和李昰應相言甚歡。告別的時候約好吳長慶邀請李昰應到清軍營中回訪。
次日，李昰應如約來到清軍營中。吳長慶率眾將領在大帳外迎候。而袁世凱則按照事先的安排守住帳門，他彬彬有禮地將跟隨大院君的衛隊請到旁邊的營中款待。衛隊一進帳中，伏兵四起，還沒等他們反應過來，就已命喪黃泉。
袁世凱回到中軍大帳，眾人早就等著他，一擁上去把李昰應捆得結結實實，塞進一頂密封的轎子，幾個清兵抬起轎就走，丁汝昌帶一隊人馬護送到軍艦上，押往國內，後來大院君李昰應長期被幽禁在保定府內。
在這場誘捕行動中立了大功的袁世凱，見禍首已去，向吳長慶請纓，連夜去平定漢城的亂軍。當晚袁世凱統領一哨人馬，突然出現在叛軍的駐地，許多叛軍還在酣睡之中就做了刀下之鬼，袁世凱大聲喊道：“大院君已經被押往中國，你們還不投降?”叛軍們跪了一地投降。城裡的其他叛軍也被袁世凱逐一收拾。
雖然屢立奇功，他並不滿足，對於雄心勃勃的袁世凱來說，這些全在他的預料之中，他還要進一步去實現他控制朝鮮政權的野心。
次日上午，奮戰了一夜的袁世凱又是第一個進入皇宮，找到出使中國求援的金允植帶路，在後宮謁見國王李熙。
這位國王看起來確實昏庸無能，袁世凱自然沒把他放在眼裡，他在李熙面前把清軍智擒大院君，連夜平叛的過程活靈活現地說了一通，當然，袁世凱不會錯過這個機會，他把自己所立的戰功也大肆渲染了一番。
李熙一想到自己又可以重掌政權，也不容多想，手寫致吳長慶、馬建昌的信讓袁世凱帶回，信中請求吳長慶等從速派兵討伐“亂黨”，同時告示全國，要求協助清軍平亂。
清軍將領分赴朝鮮各地平定叛亂，袁世凱則跟隨在吳長慶身邊，在王宮裡和朝鮮君臣打交道。
李熙對清軍幫他奪回政權，平定叛亂非常感激，對袁世凱更加親近。
李熙為了表示感謝，宴請吳長慶等清軍將領，酒宴上李熙大大誇獎了袁世凱一番，為了重振朝綱，李熙還單獨和袁世凱商談計策。
9月12日，避走民間的閔妃回到宮中。袁世凱深知朝鮮政權實際掌握在閔妃手中。當閔妃回到王宮，袁世凱搶先前往祝賀。
閔妃從李熙口中得知袁世凱為平亂立下的赫赫戰功，也很賞識袁世凱。
清軍的這次異國平叛，初出茅廬的袁世凱有勇有謀，英勇善戰，因此朝鮮的叛亂平定之後，吳長慶以“治軍嚴肅，排程有方，爭先攻剿，尤為奮勇”16字的評語，將袁世凱列為平定“壬午之變”的首功，請李鴻章、張樹聲會奏請獎。1882年10月12日，清廷准奏，袁世凱因戰功卓著，由原來的中書科中書提升為同知，並賞戴花翎。
“壬午之變”平定之後，慶營奉命駐紮朝鮮，吳長慶成立駐守朝鮮的清軍司令部。司令部裡吳長慶自然是最高統帥。他手下的武兩大幕僚，的事務由後來考中狀元的張謇負責，其職位相當於今天的祕書長地位。武的就是袁世凱，袁世凱時年24歲，但是慶營的所有軍事事務都由他做主，相當於今天的參謀長地位。此外吳長慶還委派袁世凱全權負責處理外交事務。袁世凱入朝之初就立下雄心壯志，準備“奪其政權歸我掌握”，而現在得以擔任這個職位，他就成了負責清軍和朝鮮交涉的官員，對他想控制朝鮮政府也非常有利。
壬午之亂後，朝鮮的統治者知恥而後勇，打算髮憤圖強。當時朝鮮是清朝的屬國，因此朝鮮的事務由清朝的北洋大臣管理，李熙得到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同意，聘請德國人穆麟德為總稅務司，聘請清朝的中書馬建常為外交顧問，同時準備聘請袁世凱為軍事顧問，負責整軍練兵。
李熙親自前往清軍營中拜訪吳長慶，向他商借袁世凱。吳長慶因為袁世凱要負責軍營中的一切軍事事務，所以回絕了，李熙再三懇求，吳長慶只好答應讓袁世凱幫朝鮮練新軍。
此後，袁世凱不僅是駐朝鮮清軍的參謀長，同時還負責朝鮮新軍的編練工作。
其實，幫助朝鮮編練新軍這個差事也是袁世凱運用自己的手段得來的。
原來袁世凱曾經藉機獨自進宮覲見李熙和閔妃，朝王夫婦對這位年輕英武的中國將軍非常感激，在宮中設宴款待他。酒酣耳熱之際，袁世凱乘機進言，分析了一番朝鮮的局勢，勸李熙編練新軍，抵禦外侮。這番話說到了閔妃的心坎上，酒宴後閔妃和袁世凱就這件事商議了一番，決定求助於清廷幫朝鮮編練新軍。
清廷非常贊同此舉，認為這樣有利於保障朝鮮和鞏固中朝宗藩關係。吳長慶得到朝廷的旨意，命袁世凱操辦此事。
袁世凱於是遴選了1000名精壯的兵丁，分為左右兩營，並將清軍的槍炮彈藥送給朝方，他看到朝鮮王室衰微，建議先建立國王的親衛軍，朝鮮新軍的編制和操法完全取法淮軍，並參照了德國等其他歐美強國的陸軍制度擬定規章。李熙又請袁於江華沁營舊軍中選調500名士兵，編為“鎮撫營”，如法訓練。
李熙對於袁世凱的這番計劃非常滿意，他請袁世凱移居到朝鮮的三軍府居住，以便指揮和督練朝鮮軍隊。袁世凱的這段經歷也為他日後爭取到負責編練新式陸軍一職起到積極的作用。
清朝正值多事之秋，北疆方定，南疆又起戰端。清朝的另一藩屬國越南和法國又起戰端，1884年，中法在越南的戰事進行正酣，清廷為了應付戰事，調派精銳軍隊以及著名的戰將，駐朝清軍統帥吳長慶奉命回國，擔任守衛遼東的重任，留下三營清軍駐守漢城，以記名提督吳兆有為統帶，袁世凱總理營務處，會辦朝鮮防務。袁世凱一躍而成為握有實力的統兵大員，成了清廷駐朝的重要武官，時年僅26歲。
1884年(光緒十年)，朝鮮發生了“甲申事變”，朝鮮政府不得不公開請求清政府派兵幫助平息有日本人插手的國內政爭，這促使清政府下決心加強對朝鮮的控制。幾經反覆權衡，清廷採納了李鴻章的主張，於1885年，任命在平息兩次政變中嶄露頭角的年僅26歲的袁世凱為“駐紮朝鮮總理通商交涉事宜”。其使命對外明講是“就近諮商”朝鮮政事，而真實用意則是“坐探國政”，對朝鮮政局“隱為扶持，相機匡救”，也就是“略其名而行其意”的監國。所以，就名分講，這個職務不過相當於總領事。
而袁世凱卻心領神會地自稱為“小欽差局面”。但是，袁世凱也深知其處境的尷尬與艱難，就袁世凱的使命而言，他並沒有對朝鮮政務“顯為干預”的權力；就當時的清王朝而言，它既失去了盛世時的威儀，也缺乏保護朝鮮不被列強染指的能力，也就是說，袁世凱沒有保證執行使命的可靠的政治和經濟、軍事實力後盾；就朝鮮的李朝君臣而言，一方面他們對清王朝的離心傾向日益增長，無時無刻不在謀求擺脫藩屬名分的羈絆，另一方面，他們內外處境都十分艱難，又十分需要清王朝幫助維護在國內的統治地位，以至抵制東西方列強的侵入；而就東西方列強而言，他們各自從自己的利益出發，關心的是在這個遠東戰略要地上的力量平衡，多數完全否認中朝宗藩關係，而不承認袁世凱在朝的特殊政治地位。客觀局勢使袁世凱處於不利地位的夾縫之中，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居半主之間”，“無成例可循”，“交際之間，卑亢均難”。
袁世凱受命於危難之際，他把自己使朝的任務概括為：在“各國通商”“友邦環伺”的客觀形勢下，“明尊親之義，定搖惑之志，內修政治，外聯邦交”。其意思非常明白，那就是：在加強對朝鮮的控制以維護宗藩關係的前提下，對內幫助朝鮮李朝政權，穩定並鞏固其統治地位；對外依照清政府的“以夷制夷”的對外政策，幫助朝鮮政府抵制東西方列強的覬覦。袁世凱使朝九年，就是奉行的這個準則。
中朝宗藩關係史有定例，“必也正名”。面對朝鮮日益增長的離心情緒，袁世凱把“尊上國之體用”，“嚴屬邦之名分”，作為他“扶持匡救”朝鮮政治的首要任務。
第一，確定自己在朝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明白宣示他不同於各國駐朝使節，而是上國代表。同朝鮮國王的會晤，因無先例可循，經請示李鴻章，袁世凱為自己設計了一套比照司道謁見親郡王的禮儀，直入宮門至內署門前始降輿、揖禮、側坐。同各國駐朝使節之間的交往，袁世凱也認定，他的使朝“與供差邊防省同例，固不應自居外國人之列，至與各國使員往還，亦不應統入各公使之下”，“故每有公會知單，或不署名，或不應赴”，更不以使節身份與外國使節共同活動。朝趙太妃發喪，駐朝美國公使約袁世凱一起路祭，袁世凱明白以中朝兩國有舊章，不便與其同往為由拒絕，而單獨別行一套禮儀。遇有朝鮮官方與各國使節公會，袁世凱則堅持必須居於“賓中之主，應坐於朝鮮官主位之上”。總之，嚴格把握，隨時注意，絕對不與各國駐朝使節以平等身份交往，由此而引起糾紛口舌亦在所不惜。
第二，監視糾查朝鮮奉行清王朝正朔，遵守來往書的禮儀格式。1888年(光緒十四年)6月，袁世凱收到的朝鮮電報局收條和電報封皮上，有“大朝鮮電報總局”和“大朝鮮開國若干年”的字樣，立即行向朝鮮外督辦指出：“查中國與朝鮮往來函，或曰朝鮮，或曰敝邦，向未有大朝鮮等字，此時何遽以此稱謂?”嚴責電報局違制，迫使朝鮮外督辦立即道歉，並且責成電報局改具款式，將草本送袁世凱審查。
1892年(光緒十八年)，朝鮮新鑄洋式錢幣，上面只鑄有“大朝鮮開國若干年”，而沒有清王朝年號，袁世凱立即電稟李鴻章：“朝錢向不紀年。近見韓交換局鑄洋式銀銅錢，俱注大朝鮮開國若干年，無華年號以作通寶，殊乖奉朔”。同時與朝鮮當局交涉。朝鮮政府被迫答應刪去“大”字，達成妥協。
袁世凱維護上邦體制，對朝鮮幾乎達到吹毛求疵的程度。1884年6月，朝外署致袁世凱的公中，稱朝王為“主上”，並抬高一格，袁世凱即以有違體制，拒不接受，並責令更改。朝鮮趙太妃去世，朝派赴中國的告訃使節錄上諭電告韓廷，電與上諭小有出入，袁世凱即說這是“朝人欺罔故習”，有意“與原旨不符”而電稟李鴻章，連清廷都認為袁世凱是橫生枝節，“殊屬冒昧，著李鴻章傳旨申飭”。
第三，堅持在朝鮮對外事務中的中國宗主權。對於朝鮮危及中國宗主權的離心行動，袁世凱毫不猶豫地持強硬態度對待，絲毫不作讓步。1886年夏，朝俄第二次密約事發，袁世凱即採用了一些超乎尋常的強硬手段。一面向朝鮮官員大發雷霆，聲言請中國派兵來朝武力解決，一面起用朝王政敵大院君李昰應，派他入朝宮對朝王、趙太妃以及閔妃施加壓力，一面向李鴻章建議“速派大員率兵查辦”，並主張“廢此昏君，另立李氏之賢者”，甚至已經為李昰應代擬了致各國照會的草稿。李鴻章亦採納了袁世凱的意見，準備扶植大院君行廢立之事。只是清廷權衡利弊，密令採取“先以整軍備俄為主”和外交解決的方針，俄國和朝王迫於形勢，亦極力否認有密約之事，事情才不了了之，廢立之事才告平息。
朝俄第二次密約風波剛過，次年，1887年，即又發生了中朝關係史上著名的朝鮮遣使樸定陽赴美案。朝鮮君臣打算以獨立遣使之舉動表明對清朝宗主權的挑戰，袁世凱則在李鴻章的支援下，採取強硬態度，步步為營，節節阻撓，堅持上國體制。事前對遣使之舉訂立種種約束，事後更要求處分“違紀”使臣。面對袁世凱、李鴻章步步緊逼，朝鮮則處處敷衍塞責，拒不實行。雙方僵持不下，交涉拖宕四年之久，最後還是乘袁世凱回國探親不在朝鮮之機，朝鮮政府才透過代理職務的唐紹儀之手了結此案。
第四，迫使朝鮮政府遵守宗藩禮儀。1890年朝鮮趙太妃病故，袁世凱認為這是向各國，和朝鮮君臣凸現強調清韓宗藩關係的大好時機。在趙太妃病危時，袁世凱即獻計於李鴻章，“頃聞趙太妃已殂，尚未發喪，似明日必可頒佈。惟查朝有大喪，例派吊使，而各國磨駐漢城，朝王欲存自主體，或不願華派欽使。然值此機會，正宜明彰體制，宣示各國。可否乞預商樞廷核辦”。果然，趙太妃去世後，朝王命朝駐津商務委員向李鴻章請求“照順付之例”，不專派欽使。袁世凱則再次向李鴻章進言阻攔：“順付祭賻，未見有此成案”，“趙太妃為朝王母，歷事回朝，傾心慕華，乒不荷祭賻，似無此禮”。倘此時“華派吊使，王例須郊迎”，正可特別顯示兩國間宗藩關係。朝王請求“順付”不成，又請求清朝欽使在馬山浦下船，而不在仁川登陸。袁世凱明白朝王知道：“朝此請似乎恐在仁徉人瞻，損體面”，堅持欽使在仁川登陸。最後，朝王不得不遵守舊式典禮，按昭藩屬禮儀，親自出漢城，行跪拜大禮，郊迎清朝致祭欽使，極不情願地在臣民和外國人面前表明其藩屬國地位。
維持體制和名分與否，在中朝雙方看來都是勢必力爭、至關重要的。在清朝看來，這是不可更移的祖制，它體現、代表著天朝上邦的權威；在朝鮮君臣看來，這是有損民族形象、最傷民族感情的事情。每有交涉，均遭朝方的強烈反感和抵制，袁世凱執行起來，也經常不能得心應手，在許多情況下，都只得視朝方能夠接受的程度而提出折中的條件，例如朝鮮鑄新錢上的年號一事，李鴻章就指示袁世凱，僅堅持去掉“大朝鮮”的“大”字，而不強求加鑄清朝皇帝年號或干支紀年，以免“伊必不從”，而可“容易收束”。有的時候，甚至不得不僅做做維持體制的樣子，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事。
袁世凱除了盡力維持“體制”外，還把“內修政治”、穩定朝鮮政局作為匡扶朝政的重要任務。袁世凱使朝面臨著一個十分動盪的局勢，內憂外患，天災**，三年兩次政變。他深感只有使朝鮮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保持一個居於藩屬地位而具有牢固統治地位的政府，方能實現自己的目的。袁世凱在上任伊始就說：朝鮮之“急務大端，最要有二：曰內憂，曰外侮。以今日時勢而論，內憂急而外侮尚緩也”。他在就職前後，利用幫助練兵和平息政變所取得的好感，以上國使臣的身份，透過一系列上書，如《摘奸論》《上朝鮮國王書》及其附陳《諭言四條》和《時弊十款》《朝鮮大局論》等，以及多次同朝鮮國王的晤談，為朝鮮設計了“內修政治”的藍圖。概括起來是：(一)“親中國”，恪守同清朝的宗藩關係，依恃中國以自立。中國可依恃的條件有六：“中朝毗連水陸……，緩急能通，其勢可待”；“為將出師，不索兵費、不責供給……其德可待”；“不郡縣其國，不租稅其地，但期脣齒相固，人民相安……其心可侍”；“中國撫卹朝鮮已數百年……其澤可侍”；“強鄰憬伺”而“中朝固結，無隙可乘……其威可侍”；“降待中以為固，內亂不作，外侮無恐，及時修明刑政，任用賢能，圖治勵精，富強徐致，其機可待”。(二)“慎修內政，以固根本”。其最要之點是：第一，“收民心”。“民心渙散，急須挽回。民為邦本，未有本動而枝葉能茂者”。應該嚴政令，蘇已極之民困，除“極弊之政”，“議舉賢守，令與民興利去害”。第二，“明賞罰”。“質必信，罰必行，人心亦翕然歸服”。第三，“節財用”。“量入為出”，“開源節流。迨國帑充裕”然後而“吸國局、製藥局、種桑局、機器輪船等局”，“次第為之，徐圖富強”。第四，“慎聽聞”，任賢臣，遠小人。
袁世凱不僅為朝鮮國王設計了一個傳統的“賢君”的模式，勸說其去實行，還儼然以朝鮮一國柱石的姿態自居。他把朝鮮和中國比作一個院落的東偏院和正堂，而自稱為“派在東偏之司門者”。他又把當時的朝鮮局勢比作“木已朽腐”的“破舟”，朝鮮國王及“諸臣民皆舟中人也”，而自稱為修復破船，易木換篷，以求其固的“舟匠”。還在甲申之年，袁世凱就在政變突發、與國內報不通、請示授權不及的緊迫情況下，獨立決斷，率領軍隊，以武力平息了變亂。在他正式使朝以後，又多次策劃僱請刺客，或派朝人赴日本，刺殺流亡“謀叛首犯”金玉均。當金玉均在上海被刺後，袁世凱又電請李鴻章“設法救護”刺客洪鐘宇。
1893年，朝鮮東學黨起事。袁世凱一面亟“勸朝廷嚴緝懲辦”，並指出局勢的嚴重性：“邪教不除，誠為禍根。如敢犯京，剿滅尚易。倘居險號召，恐非時日能殄滅。似宜即派重臣，率京兵及江華兵千名，前往撫諭，誅其渠魁，倘拒即剿”。同時還通告在朝鮮外國使節，對於東學黨起事，“華有彈壓責”，“有華彈壓，毋過慮”。一面電請李鴻章：“即電飭水師迅遣兩船來仁，以盡彈壓責”，又代朝方請李鴻章為朝鮮購置或借給朝鮮鎮壓所需的槍炮。袁世凱在致其堂弟袁世承的私人通訊中，顯得更為跋扈自信，他說：“朝匪幸散，然未翦除，其渠仍生事。有容(袁自號容庵)在此，小丑豈可猖獗。如再胡鬧，只取滅耳”。1894年即甲午年間，東學黨再起，袁世凱即應朝鮮政府之請，電請清政府直接派兵代為鎮壓，從而成為中日甲午戰爭導火索。
袁世凱駐朝期間，幾乎成為朝鮮內部動亂的清道夫，同時又參與朝鮮重大對外交涉的最後決策(有關內容，後將述及)，忠實地執行了清政府“隱為扶持，相機匡救”的使命。
此外，袁世凱還透過賑災一類救濟措施，幫助朝鮮政府穩定社會秩序，收拾民心。袁世凱使朝期間，朝鮮曾發生數次饑荒，袁世凱都電請國內上海、天津各海關開禁，並免稅出口米糧，運往朝鮮，以平抑米價，救災度荒。
袁世凱以扶植親華勢力，間接插手朝鮮內政決策，作為“明尊”“定惑”，“匡救”朝鮮局勢的主要輔助手段。為了擴大清朝在韓政壇上的影響，袁世凱十分注重利用傳統思想，扶植、網羅朝鮮政界的親華勢力，即所謂“事大黨”。觸角所至，自王公親貴、近臣、中官以至中下級官員。清政府改變初衷，送回大院君李昰應，其目的也在於此。袁世凱在護送李昰應回朝之後，即在使朝王清楚地意識到李昰應始終都是自己的牽制力量的同時，又著力調解他們父子之間的關係，使之達到相安共處，起碼能使李昰應容身的地步。
袁世凱結交的重臣主要有金允植、魚允中、韓圭禹、閔泳翊等。袁世凱曾說：“朝廷中能明大義者，允植而外，更無其人”。朝鮮儲存的鈔本《袁世凱書牘》中有袁世凱致金允植十餘封信函，尤可概見袁金交往之密切。1885年夏，清政府有送大院君回韓之議，尚在籌謀而無定局之時，袁世凱即私函告知金允植說：“泰西及都下士大夫多謂朝鮮為無父之國，傅相深以為憂，欲顧存朝鮮局面，因有歸太公之議。商於政府，尚無定局”。甲申事變之後，袁世凱遭攻訐，被迫回國，金允植致函慰問，袁世凱復函痛陳心境遭際之後，引金允植為知己說：“孟軻宿晝，大夫留行。閣下與弟也”。而1886年四月，金允植被貶官逐出漢城之後，袁世凱則大鳴不平並善言和慰，寄以厚望說：“清流浮言，無時不然。為大臣當大事者，當任勞任怨也”。“此時外交方在相持，內憂時將防範，凡我輩力啟大局者，固直任勞任怨，一片赤心，永矢千古，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袁世凱甚至借用李鴻章的名義，出面壓迫朝鮮當局收回成命，恢復金允植原職。並明告朝鮮國王近臣，起復金允植，是朝鮮“可釋華疑，可安民心，可靜各國”的惟一決定因素。
閔泳翊是閔妃內侄、朝鮮重臣，袁世凱極為看重。1885年，閔泳翊曾因政見不合出走國外，袁世凱即稟告李鴻章，說閔泳翊“性本公直”，不滿“諸閔誤國，憤恨遠避”。“招其速回，相機維持”朝鮮政局。閔泳翊回國後，同袁世凱過從密切。袁世凱在致二姊的家書中說：“閔泳翊乃此間第一公忠臣也。前回來，方商辦一切內政外交，故日夜應酬商辦，或終日或終夜”。
袁世凱頗為重視籠絡朝野人士。他得悉金玉均在上海被刺的訊息後，立即請李鴻章派人焚燬金玉均來往書信，以免朝鮮當局據以興獄株連，以安朝鮮國內出於不同目的與金玉均有聯絡的人士。袁世凱在朝鮮結交十分廣泛，凡有用者皆利用之，甚至包括袁世凱自己已知其“在官稍貪，人頗短之”的李冕相，“每以聚斂生財等計，立效獻媚”，“眾怨叢歸”的閔泳駿這樣一類為人不甚清正的官員。
袁世凱培植親華勢力，一面作為他在朝鮮推行宗藩政策的奧援，一面也在於一旦出現不測，可以扶持親華勢力上臺執政，使朝鮮能夠按照清政府要求，繼續甚或更一步“明尊親之義，定搖惑之志”。但是，實際執行起來，卻並不能隨心所欲。除了朝鮮朝野離心情緒外，各種政治力量也各有自己的利益。大院君李昰應在第二次朝俄密約事發後，雖曾在袁世凱的支援下力圖再起，但終不能實現廢立之謀，而且從此使袁世凱更為韓王所忌。金允植則被韓王目為“袁黨”而旋起旋落，並最終被罷黜。閔泳翊在第二次朝俄密約風波陡起之後，不僅拒絕為自己事前向袁世凱的告密作證，反而公開了袁世凱曾與他密議過廢立之事，並交出了袁世凱代李昰應所擬的致各國照會。事後，又為朝鮮國王獻計，利用西方國家牽制清朝對朝政策，所謂“清素畏洋，我派使結洋，清必畏我”，從而促成了朝鮮派使赴美的決策，中朝關係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即因此而起。
袁世凱奉命駐紮朝鮮之時，西方列強已經來到東方多年，並深深介入中國、朝鮮等東方國家的社會生活，帶來了與東方傳統很不相同的西方明和社會、政治、經濟學說。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袁世凱既必須處理一些傳統宗藩關係中所從未有過的事務，也從西方學來了一些新的統馭藩屬的辦法。其時，接受了西方社會學說，具有改革精神的先進思想家的“商戰”主張已經提出，有眼界的政治人物和接觸外國事物較多的外交界人士已經把這種主張付諸政治、經濟活動，成為同光新政的一個部分。1881年，清政府使日大臣黎庶昌就以“通商可以制外”的理由，勸誡朝鮮當局發展對外通商。袁世凱也秉承著李鴻章的旨意，從西方抄來發展通商這種形式，作為維護宗藩關係的手段。
正如袁世凱在向李鴻章的稟中所說：“歷年來卑府仰承鈞誨，督飭各員，認真整頓，多方招徠，誠以在屬之商務日盛，即馭屬之事權日增”。增加馭屬事權，是袁世凱發展中國在朝鮮商務的主要指導思想。
中朝兩國之間，過去只有宗藩性質的使行貿易和邊市貿易，而沒有兩國民間商人公開正式的到對方國家進行商業活動。光緒八年八月，中朝兩國訂立《水陸貿易章程》，雙方才有民間商業往來。袁世凱使韓以後，在增加馭屬事權的思想指導下，多方設法發展對朝鮮的商務事業，促使其逐漸發展起來。韓國藏檔案《舊韓國外交書》中袁世凱同朝鮮當局關於商務的交涉書充分顯示了這一點。據統計，此檔案中，袁世凱使朝九年間致朝鮮外督辦的交涉件共存有七百九十一件，按其內容，分類大致如下表：
表一
類別件數所佔百分比
有關中國駐朝官員人事變動的通報40505(百分號)
有關朝鮮內政外交的交涉240303(百分號)354(百分號)
有關中國對朝民間貿易的交涉187236(百分號)
有關租界、電線、借款、航行等非政治性質事件的交涉107135(百分號)
有關海關事務6582(百分號)
有關刑事案件152192(百分號)646(百分號)
總計791100(百分號)
需要說明的一點是，表中“有關刑事案件”一欄所涉及的中國方面的人員，除了極個別者外，大多數是商人及他們的夥計或僱用的船隻水手，內容一般都與商業活動有關，也是通商以來所產生的新問題，因此，此處也作為與商業有關的件來對待。
從上表可以看出，與商務有關的件，已佔了袁世凱對朝交涉公的三分之二左右。誠然，許多與政治、國家關係有關的交往或多在幕後進行，並不用正式形成件的。但事實已清楚地表明，袁世凱所處理的日常工作事務。已不單純是過去傳統的宗藩關係，有關民間或政府間經濟往來、商務往來的管理，而是已經居於一個突出的地位。袁世凱與其前任陳樹棠的官名分別叫做“總理朝鮮交涉通商事宜”和“總辦朝鮮商務”，也集中反映了這一點。
為了發展在朝的商務，袁世凱採取了一系列保護華商的措施，其主要手段有：第一，設法維持在朝華商商業區治安。中朝民間通商開放以來，來朝的華商漸多，並且在漢城形成了較為集中的華人商業區。但是商業區內社會秩序頗為令人擔憂，時常有刑事案件發生。1887年10月初，漢城南門內華商一夜被火焚燒四家，燒死三人，經袁世凱多次行諸公，請朝鮮方面追緝凶犯，收效甚微。但袁世凱看到：“日本商家鹹聚設於南山下泥峴地方，鱗次比居，派設巡捕數名警察防範，絕少盜焚等案”。便借鑑日本人的做法，在漢城華商區組織華商集資創辦了巡查，訂立制度，晝夜糾查。此後，漢城華商區盜焚等案發率下降甚多。反映在《舊韓國外交書》中朝雙方來往件中，除發生一宗巡捕與酗酒朝兵格鬥案之外，再無惡性案件發生。袁世凱還在通往漢城的重要渡口麻浦，設立了稽查，以維持秩序。此外，各通商口岸華商租界內，袁世凱也頗重視建立巡查，維護治安。
第二，幫助華商發展在朝的經營條件。1883年，輪船招商局擴大經營，在仁川碼頭棧房缺少，袁世凱就代表招商局向朝鮮外督辦借用海關棧房，並要求不收租金。朝鮮外督辦趙秉式以沒有棧房和恐別國援以為例而婉拒。袁世凱仍不甘休，再次照會韓外督辦，指明已查到第三號棧房尚可出借，並說，中朝兩國通融各事，他國向不過問，也不能援例均沾。
1884年，朝鮮鑄了不夠分量的當五銅錢，引起市場混亂。華商申訴，朝民可持此錢購買華商貨物，而華商用以購買朝貨則遭拒絕。袁世凱立即照會朝鮮外督辦，要求進行整頓。仁川港經紀金在田等二十五家朝鮮商人設立均平會社，壟斷市揚，限定外地來仁川的商賈負販，在繳納政府稅釐之外，必須再到該社加交規費。袁世凱即照會朝鮮外督辦指出：“該會社實於華商大有妨礙，亟應禁辦而安商務……希即將該會社撤銷，並禁嗣後永不許再為設立，免妨商務而符定章”。
第三，維護華商利益。1884年，北幫商人公和順、東來順號辦領了護照，到朝鮮黃州等地採辦土貨，並經朝鮮有關方面同意所有稅務到仁川一併完納。但黃州地方勢力崔景一強行向華商收稅，遭到華商拒絕，崔又串通兵役，將華商拘禁。袁世凱接到報告後，多次與朝鮮外督辦交涉，要求捉拿違章私行收稅的崔景一及朝鮮官差役，退還華商錢財，以保護華商正當貿易。仁川海關遺失華商東興號貨物，袁世凱以官方身份出面索賠。仁川海關辦事人員馬士苛待華商，袁世凱又要求調換馬士。華人商店被焚，袁世凱要求朝鮮當局懲凶。華商帆船遇風漂流遭搶，袁世凱要求朝鮮方面派人查辦。如此等等，不勝列舉。在上表所列民間貿易欄的一百八十七件公中，除了一小部分是要求朝方發給華商護照者外，絕大多數都是關於上述事件，袁世凱要求保護華商利益的交涉件。
甚至在中日甲午戰爭即將爆發、日本大軍已經入朝的嚴重關頭，袁世凱也沒有忘記在朝鮮的中國商人。在他內渡回國以後，還曾請盛宣懷在上海租外國輪船到仁川，接運中國商人回國，以使他們脫離險境。
在袁世凱使朝九年間，中國人在朝鮮的商務有了長足的發展，來朝鮮貿易的中國商人迅速增多，貿易額迅速增大。歷年來在漢城、仁川、釜山、元山四處中國商署登記的中國商人數目如下：
表二
年份漢城仁川釜山元山總計
光緒十一年111名50名107名91名359名
光緒十二年120名205名87名57名469名
光緒十三至十六年數字缺
光緒十七年751名563名138名37名1489名
光緒十八年957名637名148名63名1805名
光緒十九年142家1254名117家711名21家142名10家75名290家2182名
從表中可以看出，八年之中，華商增加了51倍。再從華商在海關所納稅數目來看：1886年，仁川、元山二口華商交納稅款為3105元，其中元山口為1625元。是年缺釜山口華商納稅的數字。據表二，華商在釜山、元山二口人數，大體保持著前者為後者兩倍的水平。以釜山納稅數亦大體為元山兩倍計算。1886年釜山華商交納關稅約在三四千元之數，仁、釜、元三口總計當在35000元左右。而到1892年，華商在朝鮮三口所交納的關稅已達145067元。六年之間增加三倍有奇。納稅數目增長的速度，可以大致地反映出交易數額增長的速度。
中日兩國在朝鮮貿易比例變化，是另一個具有說服力的證明。據林明德的統計數字，光緒十一年，中國在朝鮮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僅為日本對朝鮮進出口總額的233(百分號)，到光緒十八年，已達到4568(百分號)。其中對朝鮮輸入額，從光緒十一年的2274(百分號)，上升為8043(百分號)，幾乎可以相匹敵。
華商對朝貿易的迅速擴大，與袁世凱對華商的積極扶植和提倡有很大關係，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對於華人在商務方面的發展的評估，還應該持客觀的態度。第一，這些商業遠遠不是近代意義的商品輸出，僅僅只是中國傳統工商業的向外延伸。從商人的成分來看，以1889年的漢城情況為例，漢城內外，華商店鋪八十餘家，而匠夥手藝及擔負零沽之人則有五百多名之眾。整個華商社會還不能形成一個近代化商人的群體。從所經營的商品來看，華商對朝輸出的商品主要仍然是傳統的綢緞、土布以及為數有限的轉口的洋布、洋紗、洋火，甚至於一些商人還是攜帶銀兩入朝。從朝鮮販回的主要是米、豆、牛皮之類的土產品。這樣的貿易，顯然還不具備近代商品輸出的性質。第二，袁世凱從西方抄襲來的保護扶植中國商業利益的手段，其首要出發點仍然是維護中國在朝鮮的宗主權，即所謂“屬邦商務，有關時局”。這種**裸的從政治利益出發來保護商業經濟利益，與近代西方以工商為本的經濟思想是不同的。因此，中國商人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地位。在朝的華商往往自卑地表白：“因近年水旱為災，多失耕業，改農為商，服賈餬口”。這種視工商為末業的價值觀念，在官方的袁世凱和民間的商人中間，仍然牢牢地居於統治地位。第三，儘管數年間商務發展的數字翻了幾番，但由於基數太小，所以從中國全國商業範圍來看，對朝貿易還不佔什麼重要地位，也還找不出什麼材料說明它們對國內正在出現的近代工商業有何明顯的促進作用，更沒有對東道國朝鮮的近代化程序起過明顯的促進作用。
除了發展商務，袁世凱從西方抄來的新方法還有以下幾種：
開闢航運。商務的發展，伴隨而來的是航運的急需。當時中國商人來往朝鮮，除了極個別走陸路者以外，主要透過水路，或駕駛帆船或搭乘日本開設的中朝航班輪船。袁世凱接受日本開闢中朝航運的啟發，在1888年籌議開設來往中國朝鮮的客貨輪船航班。他認為亟需開通到朝鮮航運的理由有二：一，華商搭日輪，日方對中國人百方勒抑，以致迭出案件；二，朝為華屬，不可聽日人壟斷，須設法鞏固利權。然而，當時華商來往水腳收入，尚不敷輪船來往支出。袁世凱提請仿照日本商輪政府補貼的辦法。由煙臺、上海稅司在來朝華商所交稅項中每年酌提萬餘元，再加上華商包貼的水腳，開闢煙臺仁川定期航班。結果，李鴻章接受袁的建議，以東海、江海兩關每年撥一萬二千兩津貼，招商局派船每船每二十日航行仁川一次。
中朝航線開通以後，袁世凱又利用較優越的政治條件，開闢朝鮮內河航線，於1892年籌議成立在仁川到漢城之間航行的中國小輪船公司，抵制外國人對朝鮮內河航行權的覬覦。1885年，德國世昌洋行利用對韓貸款，曾取得漕米運輸權一年。1890年，日本人亦曾託稅司史納機商請朝外署，准予內河航行權。遭拒絕後，又用朝鮮人的名義，開闢了仁川至漢城間的航運。袁世凱積極競爭，到1892年，終於利用朝鮮要求貸款的機會，向朝鮮政府提出：“華商集股購駛小輪，作為朝接運船”，“來往仁川、漢城及沿江各處”。朝鮮國王批准了這一要求，並且規定朝鮮漕運不許再與他國定約。
電報線作為近代化的快捷通訊手段，在中國最早使用於軍事和政治，而不是商務。1885年，中國架設了從鳳凰城經義州到漢城的電報線。在此之前，袁世凱作為軍人已在朝鮮駐防兩年多，深感通訊不便之苦，他在致陳樹棠的信中嘆道：“孤軍海外，輸運報每月餘不達，奈何，奈何!”到袁世凱正式使朝以後，就十分重視在朝電報線的建設以及控制管理權問題。袁世凱曾力勸朝鮮政府架設釜山至漢城的電報線，並交中國施工、管理，並約定朝鮮向中國的電報線“借款未清之日，一切局務仍由華員主持，秉承漢局總辦，以一事權”。為了有效地控制朝鮮的電報事務，袁世凱甚至不顧盟兄盛宣懷的情面，堅持要求撤換不能在對朝交涉中統一步調的朝鮮電報局總辦、盛宣懷的親信陳同書。
干涉朝鮮海關事務。朝鮮海關成立時，即歸屬清朝海關管轄，而保證中國順利控制朝鮮海關的關鍵是掌握朝鮮稅司的任命權，這雖然不屬於袁世凱的職權範圍，但他深明在通商條件下，海關對一個國家的意義，所以，十分注意以清政府正式使朝代表的身份，影響朝鮮海關稅司的去留和任命。稅司穆麟德因策動朝俄密結被撤職後，滯留朝鮮擬另謀新職務，袁世凱為排除這個不合作因素，極力驅趕穆麟德離朝。袁世凱認為史納機尊重中國宗主權，便在1891年7月、1892年7月先後兩次建言，請將史納機留任，還曾同史納機一起，謀劃對付朝鮮收回海關自派稅司的舉動。新任稅司到朝鮮上任，袁世凱亦堅持由他自己代表中國政府先行將新任命通報朝鮮政府，然後才由新稅司通報到職，以體現稅司是由中國任命的。
經營租界。袁世凱受命使朝以前，東西方列強在朝鮮的租界已經設立，清政府亦效法各國在朝闢設了租界。在袁世凱任內，對租界的經營，又做了下列的事：(一)新闢並擴充套件釜山清商租界；(二)擴充套件了仁川三里寨租界；(三)維持租界內正常商業及生活秩序，強化治安管理；(四)在租界內進行了一些基本建設，修整道路溝渠，平整了土地，提供了較好的商業投資環境，以致元山租界附近的地價上漲了一倍。此外，在元山商請朝鮮官府修海堤，為仁川租界準備了設立醫院、建立消防隊等公共設施的經費；(五)對到朝的中國人員進行登記註冊，頒發執照，加強在朝華人的管理。
對朝鮮舉借貸款，利用經濟手段攫取政治權力，這是袁世凱從西方國家學來的統馭朝鮮的又一重要手段。他說：“歷年朝事操縱兩雜，……實無妥善之術。如能貸予鉅款”，“陽示撫字，陰為鉗制，因事制宜，洵為要機”，所以，“今馭屬大計，惟貸款為至要關鍵”。袁世凱總結貸款“有利馭屬權利者大要有六”：(一)朝鮮“遇有急需有所依恃，自將憎薄洋人，悅服中國”；(二)中國“可操其財政之要”；(三)朝鮮“不敢輕為抗違”；(四)中國“其勢愈重，其權愈大”；(五)朝鮮“屬邦之憑證愈確，並可永杜其外貸之路”；(六)“朝之貸款愈巨，即華之(海)關權愈固”。所以，袁世凱極力主張利用朝鮮經濟困難，透過貸款而全面控制其政治經濟。他提出的具體措施是：(一)設立貸款基金，隨時應付朝鮮政府的需要，以壟斷對朝貸款。(二)勸止朝鮮當局向別國貸款，並以低息吸引其向中國貸款。(三)對於朝已在商談的外國貸款，以提供優惠條件迫使債權一方降低條件。袁世凱如此做法，朝方初時甚為疑慮，其後，透過兩次共二十萬兩貸款的實施，尚頗得“朝君臣感悅”。袁世凱最初設想的目的初步得到實現。
此外，袁世凱也曾議論過在朝鮮開礦山、修鐵路的事情。
早在袁世凱使朝以前，為對付日本徵朝的野心，清總理衙門在1879五年就為朝鮮制定了“不得已而與日本立約，不如統與泰西各國立約”的政策，並由北洋大臣李鴻章以個人身份致書朝鮮和李裕元，勸朝鮮“幡然改圖，量為變通”，實行上述“以敵制敵之策”。1881年初，清廷明令有關朝鮮事宜由禮部改歸北洋大臣及駐日公使辦理，從此，李鴻章成為朝鮮事務實際上的主要決策人。李鴻章在授命前後，又曾致書朝王，力勸改變對外政策，與西洋各國訂約，並代為草擬通商約章。其實，清政府、李鴻章為朝鮮制定的對外政策並沒有多少新東西，不過是其自己對外政策“以夷制夷”的複製品。其運用於朝鮮的具體模式就是，與歐美各國逐漸立約通商，以牽制日本、防禦俄國。
袁世凱使朝，自然奉李鴻章的既定政策為圭臬。袁世凱上任伊始，就反覆向朝鮮君臣陳述國際局勢，為朝鮮政府規劃對外交涉的原則，即在對東西方各國貿易已經開通的環境下，“御外侮之道，惟親中國”。他認為，依恃中國，慎修外交，是朝鮮對外交往的政策核心，而當時的國際局勢下，只有中國可以依恃。朝鮮雖與各國通商，但通商的目的是引來歐美列強勢力，以杜日御俄的，並不是請他們來保護朝鮮的，而且他們東來的本意也不在保護朝鮮。袁世凱說：歷史表明，英國、法國一貫“亡人國家，利人土地”，靠他們保護，無異於“引虎入室”；德美也不可依賴；至於日本、俄國，則是朝鮮御外侮的主要物件。
袁世凱認為，各國在朝鮮應該是透過通商而互相制約，保持均衡，列強國家不該有單獨的商業特權，更不能允許在通商之外謀取直接的政治權益，以危及朝鮮的主權和中國的宗主權。本著這一宗旨，他在使朝期間，力所能及地幫助朝鮮政府抵制東西方國家在主權、政治和經濟方面索要的過分的權益。其主要的是：
第一，審慎訂立條約。俄國出於明顯的政治目的提出訂立《韓俄陸路通商條約》，袁世凱在正式使朝以前護送大院君返國謁見朝鮮國王時，即建議朝鮮應以朝俄邊界未清，待勘定之後，再行議商約為由婉拒；使朝以後，又指使朝鮮外務署採取拖宕政策。他明確指出：“朝俄陸路交界，荒苦異常，通商原無利益”，“俄期速成，不過欲開來往之路”。朝鮮應該從容延緩，“得以詳審防範之宜”。到1887年，朝俄議約開始，袁世凱又針對俄國方面提出的條約草本，提請朝鮮方面注意防微杜漸，堵塞俄國藉機滲透的漏洞。他提出：(一)堅持通商之地只在邊界，不許俄商深入內地；(二)拒絕俄國在商路“派送本國驛站，發行走”的要求，以防“倘有戰事”，俄國藉此為由“另設驛站，分派兵弁屯駐”，作為軍事通道；(三)通商和遊歷各為一款，通商須議定經過關卡，按界行走，隨時呈驗，不便混遊歷通商為一事”；(四)應加重稅率；(五)應新增對兩國逃犯“明定互相孥交之約”。此外，還提出一些必須堅持的細節。朝鮮談判代表按照袁世凱的意見，對明顯危害朝鮮利益主權的條，堅持做了多處修改。
朝俄《陸路通商條約》訂立後，1889年，法國公使要求援例“均沾”，袁世凱即囑朝外督辦，“朝法無交界，不能援沾”，駁復拒絕。在此之前，1886年，朝法訂立通商章程時，袁世凱亦遵照李鴻章的指示，幫助朝鮮談判代表，“嚴詞”“駁拒”法國強迫朝鮮允許訂約傳教的無理要求。
第二，抵制各國染指朝鮮主權。袁世凱使朝後，對於已經發生的朝英巨島交涉，積極支援朝鮮收回主權的要求，堅持英國必須交回。1886年，俄國派船到朝鮮永興島測量，意存覬覦，英國立即提出派兵船開往永興，代朝鮮防守。袁世凱洞悉其藉機佔據永興的企圖，明確表示拒絕，說恐怕“再如巨，斷不可行”。1889年至1890年，俄國出於軍事戰略的需要，以儲煤和開租界為藉口，先後兩次提出租借絕影島。袁世凱深刻地剖析了俄國的企圖：絕影島“猶威海之劉公島，實釜(山)港鎖鑰”，該島與釜山“遠隔海面，固不能架設橋樑，相為交易，其意不在商務，已可概見”。因而告誡朝鮮外督辦，要“力持”拒絕，“免誤國罪”。1892年，俄又“索釜山地造船”，袁世凱亦囑朝“外署力拒之”。
日本曾試圖謀求商船由內河航行到平壤，攘奪釜山到漢城修築鐵路權，開採朝鮮礦山，以至提出同中國非法走私商人均沾到朝鮮內地貿易權，也曾提出租絕影島等等，均被袁世凱協助朝鮮政府設法拒絕。直到1894年6月上旬，日軍已經出兵朝鮮，戰爭序幕已經拉開之際，袁世凱仍打算用向英商貸款，倒填日期，並訂明“限半年內不許向他國貸款及議礦路事”，來杜絕日本可能提出的“設電開礦、借鉅款、造鐵路等事”。
總之，在袁世凱任內，東西方列強在朝鮮攫取的權益基本上沒能擴大，過分要求大都遭到拒絕，大體上保持勢力均衡的狀態。當然，袁世凱的出發點，是出於維護中國的宗主權。所以，他也很討厭那些在朝鮮政府供職的美國人如德民等，說他們“皆有許人自主之癖”。因此，儘管他們在受中國指派初到任時，袁世凱對他們大都表示真誠的歡迎，而最終也大都不歡而散。
袁世凱在朝的對外交涉的重點是聯絡歐美各國敵御俄日。御俄比較單純明瞭。首先清政府朝野和袁世凱一致認為俄為強敵，對俄南下戰略有較明確的認識。誠如袁世凱所反覆說明的：“俄與朝鮮犬牙接壤，包藏禍心，非一朝夕，夫人知之”。“俄人慾在亞洲佔據海口，屯駐水師，以遂其鯨吞之志，如不取諸韓，將焉取之”。其次由於朝鮮朝野離心傾向增長，時有聯俄之議，以至1885、1886兩年連續兩次發生朝俄密約的重大風波。從清政府到袁世凱對此事都十分重視，防範十分嚴密，甚至不惜用出兵備戰，廢立朝王一類最激烈的手段來反對。再加上國際環境對俄不利，日本的牽制以及勁敵英國抵制的戰略格局，都使在袁世凱任內的十年左右的時間內，俄國在朝的勢力未能惡性膨脹。
拒日的局面就比較複雜了。雖然拒日同樣是清政府和袁世凱的共識，但是，與他們的御俄心態則大大不同了。清政府朝野上下，雖曾為日本吞併琉球、染指朝鮮所震驚，但一般都不認為日本足以與中國為敵。袁世凱身處對日交涉前線，且有兩次平息朝亂與日人交鋒的實際經驗，他對日本的潛在威脅估計要嚴重得多。他說：“甲申以後，(日本)知與朝鮮寇仇已深，不可複合，前此愚弄之計皆無所施，惟派和平柔儒之士，如高平、近藤者充當使員，周旋其間，以弭釁端，而專力於興起商務，招集商民，盤根植固，倍屐中國，其處心積慮不徒為今日計也”。袁世凱對於日本方面不懷善意地套近乎，也保持著較高的警惕。他的這種認識和態度，頗有見地，也高於時人。但袁世凱也有兩敗日人插手朝政的經驗，有迅速擴大在袁商務、對朝人口幾乎趕上日本的經濟成績。他認為，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日本，不過是“疆域與朝鮮等，徒以改用西法，侈言功利，外強中乾，黨禍迭起，自謀不暇”。因而也沒有把日本作為能與中國抗衡的對手看待。這就是說，袁世凱與國內朝野人士一樣，沒有估計到日本有那麼大的野心與能力，在甲申事變十年之後，就發動如此大規模的侵略朝鮮和中國的戰爭，沒有想到這場戰爭一經爆發，朝鮮全境迅速失守，中**隊很快一敗塗地。
但是，袁世凱畢竟在朝鮮直接同日本打交道有年，憑著許多直觀而具體的經驗，從出兵幫助鎮壓東學黨起義開始，他就提出了一些有見地的看法和主張。袁世凱認為，“剿匪非難”，問題是出兵可能會引起各國所製造的意想不到的麻煩，“殆難防範”。
果然，日本乘機出兵入朝。對於日本出兵將產生的嚴重後果，袁世凱的覺察也相對地早一些、深刻一些。當他一得到日本出兵的訊息，即於1893年5月5、6、7連續三天電稟李鴻章，認為日本出兵一舉“殊非友誼”，近年來，日本“迭有應照約駐兵(朝鮮)挾制之議，今果乘機行，似非口舌所能阻。既來，又恐非暫時所能去”。日軍來勢“甚銳，似非有所得不肯去”。
請求西方列強的調停、牽制，是李鴻章等人最寄希望的法寶。儘管袁世凱本人對調停的作用信心不足，認為“非口舌所能爭”，但是從日本出兵時起，他就在國內的指示下，多方謀求西方各國對日本進行干預。提出“詰責”，直到內渡前都沒有放棄這種努力。6月13日，戰爭已經一觸即發之際，袁世凱還抱病會見俄使韋貝，請他出面調停。對各國使節出面調停，日本置若罔聞，甚至公使團會議，日使也藉故不參加。其實各國使節的所謂調停，十分軟弱無力，最後只對日軍的行動表示憤慨，根本談不上以軍事實力進行干預。結果從日本出兵到戰爭爆發，一個多月之間，調停不斷，脣乾舌燥，而事態則向相反方向發展，日本的氣焰越來越囂張。面對日軍的大舉行動，許多人所寄望的國際調停，也就是“以夷制夷”，幾乎不起任何作用。袁世凱在五月底得出結論說：“日蓄謀日久，志甚奢。倘俄、英以兵勒令，或可聽。如只調處，恐無益，徒誤我軍機”。
除非光榮孤立，所謂均勢就是互相牽制。在這個意思上說，也就是“以夷制夷”。倘若當時的袁世凱和清政府有強大的經濟、政治、軍事力量作後援，主動在我，再利用東西方各國的矛盾，尋求有利時機，自然可以左右朝鮮的局勢。但是，他缺乏這個雄厚的根基，結果成了諸夷制我，朝鮮成為東西方列強交易的籌碼。平時尚好，一旦他們之間的平衡被打破，整個朝鮮便成為犧牲品，袁世凱苦心經營多年的東方藩屏頃刻瓦解，也就不可避免了。
中法戰爭之後，袁世凱奉命使朝，在東西方列強爭奪的夾縫之中維持中朝宗藩關係。在袁使朝九年中，透過他的縱橫捭闔，清政府加強了對朝鮮政局的控制，基本上實現了“明尊親之義，定搖惑之志”，朝鮮政局呈現了一種在危急中的穩定狀態。為了完成使命，袁世凱除了沿用傳統手段之外。還抄襲了許多西方列強的帶有近代色彩的方式方法，與國內的洋務派“西學為用”的改革運動裡外呼應，成為同光新政中頗具特色的組成部分。但是，正因為其主要目的在於維護傳統的宗藩關係，袁世凱並沒有從根本上學到西方社會政治經濟的精髓。所以，他也並沒有幫助朝鮮利用時機，發展民族工商業，走上近代化的道路(或者為近代化打下基礎)，使朝鮮富強起來，建立起抵制列強入侵的實力。袁世凱在參與朝鮮對外交涉中，惟一武器是“以夷制夷”，其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是可以想見的。結果，一旦東西方列強在朝鮮的平衡打破，日本發動了對朝鮮的大規模軍事侵略，出現朝鮮幾乎無還手之力的悲劇也就不足為奇了。
袁世凱使朝九年的是非功過，長期以來，言人人殊。但是，當時人們從當時的社會條件和認識水平下所做的評論，是值得注意的。翁同龢的說法頗具代表性，即“奉使高麗，頗得人望”。他所說當包含中朝兩方面人士的意思。朝鮮君臣，除對袁世凱力持上國體制，痛感有傷民族感情而時露不滿外，對於袁世凱幫他們維持內外局勢則是十分感激的。朝鮮國王曾表示：袁世凱“拯我於危，扶我宗社，人誰無情，豈能忘其大德”。1892年袁世凱省親返朝後，幫助朝鮮政府解決財政困難，加強內治，他與朝鮮君臣前期的緊張關係得到很大緩和。朝鮮當局上下，對袁世凱是稱意的，普遍認為袁世凱為他們穩定了國內政局，可幫他們抵禦外侮。直到甲午戰爭爆發，日軍大兵開進朝鮮，袁世凱奉調回國，朝鮮一些官員還多方與袁世凱聯絡，或追隨袁世凱到東北前線，把復國的希望寄託在袁世凱的身上。
在當時的國內，青年袁世凱也在朝野上下被普遍看好。1890年，袁世凱請求內調，剛剛親政而欲有所作為的光緒皇帝，就曾面諭李鴻章：袁世凱“甚有才識，我用他事甚多，可令其好好辦，不可令其回來”。李鴻章說：袁世凱是一位“才識英敏”，“膽略兼優”，器識“深沉細密，歷練和平，徇屬體用兼備之才”。不僅朝廷和權臣如是說，就連在甲午戰敗刺激下，具有改革意識、憤然而起的愛國官員沈增植、葉昌熾等，維新派首領康有為、梁啟超等也均引袁世凱為同道，從而聯袂發起強學會。這個史學界公認的事實，說明了當時的袁世凱得到了他們的認同。
袁世凱使朝九年，歷練了才識，開闊了眼界。長期置身於對外交涉事務中，對世界大勢有了直接的感受。這些感受，再經甲午戰敗的事實啟發，使他得出了一個頗有見地的結論：“歷觀中外交涉情形，萬囤公法，指勢力相均者言之；兩罔條約，為承平無事時言之；強鄰奧援，又為彼圖白利者言之。處今日之勢，欲弭釁端，杜外侮，舍亟求富強之道，詎有他策”。而國家富強的前提則是練兵。這種主張，符合甲午戰後國人普遍的輿論，也符合清政府的需要。袁世凱乃迎合著國入的輿論和清政府的需要，更進一步，捨棄前赴浙江溫處道實任，而憑藉在使朝期間贏得的聲譽和好感，去謀求編練新式陸軍的差儀。清政府內外重臣，如李鴻藻、劉坤一、王韶等，也都認為袁世凱是編練新軍最佳人選。早就有意思重用袁世凱的光緒皇帝就把這個系以國命的重任交給了他。以此為契機，袁世凱走上了他政治生涯的新起點，成為北洋軍閥的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