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節
妃常凶悍，王爺太難纏 教主相親記 來生，我依然愛你！ 錯嫁驚婚：總裁輕點愛 錯愛首席 逍遙大陸之少年英雄 魔眼龍皇 一覺浮華夢 鄉村陰陽師 樓下的房客
第7節
至於對雅典學園派也不是從來都陌生的，看來雅典學園派幾乎完全和它混為一體了；而柏拉圖那些最後的弟子們則是折衷主義的創立者。
帝國境內幾乎所有的宗教都已經是民族的了。但是它們也有大量相似的特性，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有一種家族意味，這些宗教絕沒有形而上學的教條，卻有大量古怪的儀式，那些意義是人民、甚至於往往也是祭司們所茫然不解的；它們有一套荒謬的神話，群眾在其中看到的只是他們那些神祇的驚人的歷史，而更有教養的人們卻疑心那是對更高明的教條一種隱喻式的闡發：這些宗教有血祭，有代表神祇的偶像，其中某些被時間所神聖化了，還具有一種上天的德行；它們的大祭司專心致志於崇拜每一個神明，但並不形成一個政治團體，甚至於也不會聯合成一個宗教團體；它們有專屬於某些神殿或某些聖像的神諭；最後還有祕傳，那是它們的法師們只有在把絕不可違背的祕密法規強加於人之後，才會向人傳授的。這就是這些宗教相似的特性。
這裡還必須補充的是，祭司們是宗教良心的裁判者，但卻從不敢自命為道德良心的裁判者；他們指導宗教崇拜的實踐，但並不指導私人生活的行為。他們向政治家出售神諭和占卜；他們可以把各民族推入戰爭，強迫他們犯罪；但是他們對於政府、對於法律並不施加任何影響。
當作為同一個帝國的臣民的這些民族有了習慣性的交往時，當知識在各個地方都做出了幾乎是同等的進步時，有教養的人們便很快地察覺到，所有這些宗教崇拜都是對一個獨一無二的神的崇拜，而為數眾多的神衹、民間膜拜的直接物件，都只不過是它的各種不同形態或各種各樣的傳道士而已。
然而在高盧人那裡和在東方的某些地區裡，羅馬人卻發現了另外一種性質的宗教。在那裡祭司就是道德的審判官：德行就在於服從神的意志，祭司則稱自己是神的惟一的解釋者。他們的帝國囊括了人的全部，神殿與祖國就合而為一了；人們在成為帝國的公民或臣民之前，就是那和華和奧蘇斯的崇拜者；而祭司們則決定他們的神會允許他們服從哪些人間的法律。
這些宗教必定會刺痛世界的主人的驕做。高盧人的宗教是太有力量了，使羅馬人無法迅速地推翻它。猶太民族則更加分散；但羅馬政府的警覺性或者是不屑於那些默默無聞的宗派，或者是無法顧及，而這些宗派都是在這些古代宗教崇拜的廢墟之上祕密形成的。
希臘哲學的傳播，其功德之一便是摧毀了在所有接受過一點廣博的教育的各個階級中間對於流行的神明的信仰。一種朦朧的有神論、或者說伊壁鳩魯的純機械論，甚至於從西塞羅的時代起，就是任何一個培養過自己的精神的人和所有領導著公共事物的人們的共同學說了。這個階級的人必然依附於古代的宗教，但卻力圖淨化它，因為在所有的國度裡，這些神抵之繁多甚至於困擾了人們的信心。於是我們便看到哲學家們在介乎中間的神靈之上構造出來各種體系，使之服從於各種安排、各種實踐和一套宗教體制，以便使之更加配得上接近優於人類的那種智力。這些哲學家就在柏拉圖的對話錄中尋找這一學說的基礎。
被征服的國家的人民。不幸的人們。有著熾熱而又脆弱的想象力的人們，他們自身都偏愛祭司的宗教，因為祭司統治者的利益正好激發了他們那種奴隸制中的平等學說，亦即放棄塵世的福祉以及上天對於盲目的順從對受苦受難，對自願的或由忍耐來支撐的屈辱所保留的補償；這種學說對被壓迫的人又是多麼地有**力啊但是祭司們需要用某些精巧的哲學來提高他們粗陋的神話學；他們於是到柏拉圖那裡去乞援。柏拉圖的對話錄成了一個武器庫，雙方都到那裡去鑄造他們的神學武器。我們在下面將看到，亞里士多德也獲得了類似的榮譽，他發現自己同時既是神學家的大師又是無神論者的領袖。
有二十個埃及和猶大的教派聯合一致在攻擊羅馬帝國的宗教，但是他們彼此之間卻以同等的凶殘在相互鬥爭；他們以消失在耶穌的宗教裡而告終結。人們就以他們的殘餘構造出一種歷史。一種信仰、某些儀式和一種道德，其中慢慢地聚集起大量受感召的人們。
大家都信仰有一個基督，有一個受上帝差遣的彌賽亞要來為人類贖罪。這就是這整個教派的基本教條，他們想要在古代各種宗教派別的殘餘之上提高自己。人們爭論著他的來臨的時間和地點和他在世上的名字；但是有一位先知據說是在提貝留斯的治下出現在巴勒斯坦，他的名字蓋過了所有其他的名字；於是新的狂熱信徒就在瑪麗亞之子的旗幟之下聚集起來了。］
羅馬帝國越是衰弱，這個基督宗教就越發做出了迅速的進步。世界的古代征服者的墮落也蔓延給了他們的神祇，這些神祇在主持過了他們的勝利之後，就只成為了對他們失敗的軟弱無能的見證人。這個新教派的精神更適合於衰落和不幸的時期。他們的領袖們儘管有種種欺詐和罪惡，卻都是準備為自己的學說而犧牲的熱誠者。哲學家們和偉大人物們的宗教熱忱，無非只是一種政治熱誠；而作為一種對引導人民有用的信仰而需要加以維護的宗教的全部，則只能是希望有一段苟延殘喘而已。基督教很快地就成為一個強大有力的派別；它參與了皇帝們的爭執；它把君士坦丁扶上了皇位，並且把它自己也擺在那裡，就在他那些孱弱的繼承者的身旁。
朱理安是那些非常的人物之一，他們有時候只是被偶然性推上了皇位的，他枉然想要把羅馬帝國從正在促使其滅亡的那種災難之中解救出來：他的德行、他那博大的人道精神、他那樸實無華的風格、他的靈魂和他的品性的崇高、他的才幹、他的勇氣、他的軍事天才、他的勝利的光輝，這一切似乎都允諾他可以穩操勝券。我們只能譴責他對於一種已經變得荒唐可笑的宗教，表現出一種與他本人並不相稱的眷戀之情假如他是真誠的話，並且由於他的誇張而顯得拙劣不堪假如他只是為了政治目的的話；但是他在位兩年之後，就在他的光榮之中死去了。羅馬帝國這個龐然大物再也找不到一個強而有力的臂膀足以支援它了；而朱理安之死就使惟一還能抵抗新迷信的浪潮以及野蠻人的洪水的那個中流砥柱崩塌了。
鄙視人間的科學，乃是基督教最初的特色之一。它必然向哲學的冒犯進行報復；它害怕那種考察和懷疑的精神、那種對自己的理性的信心，那對一切宗教信仰都是一種災難。自然科學的知識對於它甚至是可憎的和可疑的；因為那對奇蹟的成就是非常之危險的；而且絕沒有任何一種宗教是不強迫它的信徒們去吞噬某些物理學上的荒謬的。因此，基督教的勝利就是科學和哲學全面衰落的訊號。
假如印刷術已經為人所知的話，科學或許能使自己防止這場衰落。但同一部書的手抄本為數極少：為了取得構成一門科學整體的全部著作，就必須費盡心力、往往還要旅行和花費，這些都是隻有富有的人才能做得到。統治者在這方面則很容易銷燬那些刺痛了他們的偏見或揭穿了他們的騙局的各種書籍。野蠻人的一場入侵，一天之內就可以一舉而永遠剝奪整個一個國土上的種種教育手段。毀掉一份手稿孤本，對於整個國家往往就是一項無可彌補的損失。當時人們僅僅抄錄那些由於其著者的大名而為人推崇的著作。所有那些只能是由於相互的結合而獲得其重要性的研究、可以用來維持科學在同一個水平上並準備好了它們的進步的那些孤立的觀察和細節的改進、所有各時代所積累的有待天才來運用的那些資料，它們始終都註定了會永遠湮沒無聞的。學者們的協作和他們的力量的結合是那麼有益，在某些時期甚至是那麼必要，這時都還不存在：每一個個人都必須是能夠開始並且完成一項發現；於是他就不得不獨自一人去和自然界之對抗我們努力的全部阻力進行作戰。促進科學研究的著作、解說其中疑難的著作、以更簡便的各種形式表述真理的著作、那些觀察的細節和那些常常可以闡明結論錯誤的發展以及讀者所掌握的作者自己還根本沒有覺察到的東西；這些著作都不可能找到抄寫者或讀者。
因此，科學已經達到了一種境地，使它難以進步，甚至難以進行深入的研究，所以就不可能再維持它自己井抵抗把它迅速引向衰落的那種傾向了。於是，我們就不必驚異，在發明了印刷術以後，基督教就全然無力阻礙科學再度煥發出光輝來，儘管它當時有力量足以耗盡科學的餘燼。
即使我們從中除掉只在雅典繁榮過並隨著雅典而滅亡的那種戲劇藝術，還除掉那種只是呼吸在自由空氣之中的雄辯術；希臘人的語言和文字仍然長期保留著它們的光輝。盧奇安和普魯塔克是決不會使亞歷山大的世紀失色的。羅馬確實是在詩歌、在雄辯、在歷史學、在以莊嚴、以優美、以嫻雅對待哲學與科學的枯燥題材的那種藝術上，把自己提高到了希臘的水平。甚至於希臘也從未有過一個詩人是像維吉爾一樣地給人以那麼一種完美的觀念；希臘也沒有任何一個歷史學家能和塔西倫相媲美。但是這一光輝燦爛的時刻，卻繼之以一場**的衰落。從盧奇安的時代以來，羅馬就只剩有幾乎是野蠻的作家了。克雷索斯托姆仍然講的是德摩第尼斯的語言。但是我們在奧古斯丁、甚至於在哲羅姆那裡，卻再也看不到西塞羅或李維的語言了，哲羅姆是不能以受非洲野蠻人的影響作為遁詞的。
這是因為研究文學和愛好藝術，在羅馬從來都沒有成為真正人民大眾的趣味；這是因為這種語言過眼煙雲式的完美亦不屬於民族的天才，而只屬於希臘語所造就的某些人；這是因為羅馬的領土對於文學永遠都是一片陌生的土壤，在那裡辛勤的耕耘固然可以歸化它們，但是在那裡它們一旦被委之於它們自己，就會退化的。
在羅馬和希臘，具有講壇上和法庭上的本領的那種重要性，長期以來擴大了修辭家階級。他們的工作有助於那種藝術的進步，他們發展了它的原則及其精緻性。然而他們還教導了另一種被現代人所非常忽視的藝術，而它今天卻應該從口說的作品輸入到印刷的作品裡來。那就是能在很短的時間之內輕鬆地就準備好講演辭的藝術，其中各個部分的安排、駕馭它的方法和善於發揮各種修辭，至少也要使人可以接受；那是幾乎臨場就能夠發言的藝術，而能不使他的聽眾由於他的思想雜亂無章、由於他的文風混淆而感到疲倦，並且能不以浮誇的文詞、不以無聊的粗鄙、不以怪誕的前後不一而使他們反感。凡在一種職位、一種公共義務、一種個人的利益，可能要求人們講話和寫作而又沒有時間來思索自己的講話或寫作的一切國度裡，這種藝術將會是何等之有用啊它那歷史之格外值得我們關心，乃是由於現代人往往十分需要它，卻似乎只認識到了它那可笑的一面。
自從我們這裡談到了它那史表的這個時代以來，書籍是大大地增多了；時間的遙遠已經給希臘早期作家們的作品蒙上了相當多的陰影，使得對那些書籍和見解的研究即被人稱之為學術的構成為精神勞動的一個重要部分；而亞歷山大城的圖書館則擠滿了語法學家們和考據學家們。
在他們所遺留給我們的東西當中，我們看到有一種傾向，是要根據一部書的古老性、根據發現它和理解它的困難程度來衡量其可稱讚和可信賴的程度；這種心態並不是要根據這些見解本身。而是要憑其作者的名氣來判斷這些見解，是要信賴權威、而不是要信賴理性；最後還有那種如此之虛偽而又如此之陰暗的有關人類墮落的觀念以及古代的優越性的觀念。人們所賦予已成為他們的專業目標那種東西的重要性、曾使他們付出了努力的那種東西的重要性，就一舉而闡明瞭並且寬恕了各個國度和各個時期的研究者們都多少會分享的那些錯誤。
我們可以譴責希臘和羅馬的研究者們，乃至於他們的學者們和哲學家們都那麼缺乏把事實及其證明置於理性的嚴格考察之下的那種懷疑精神。當從他們的著作中看到事件和風尚的歷史時、看到生產和自然現象的歷史時、看到工藝的產品和製作的歷史時，我們就會驚訝地看到他們是在泰然自若他講述著最明顯的荒謬、最令人反感的奇談怪論。在句子一開頭放上了一個“人們說”、“人們報導說”，他們就彷彿足以把自己置於一種幼稚可笑的可信賴性的廕庇之下了。我們應該把那種冷漠態度特別歸咎於人們不幸尚未能懂得印刷術，正是那種冷漠的態度敗壞了他們的歷史學研究並阻礙了他們在自然知識方面的進步。對每一樁事實都確實收集到所有可以證實它的或推翻它的權威根據，比較各種不同的證詞並闡明產生了它們問的分歧的那些爭論的那種能力所有這些確定真理的方法，惟有在有可能擁有大量的書籍、無限地重印這些抄本而不是怕它們流傳太廣的時候，才能夠存在。
旅行家們的敘述和描寫，往往只有一份手抄本並且從來都沒有受到過公眾的審查，它們又怎麼可能獲得其首要的基礎就在於沒有互相矛盾的說法的那種權威性，或者是有可能具有那種權威性呢因此，人們就一視同仁地報導一切，因為很難多少確切地選擇出來什麼是值得加以報導的東西。而且我們也無權對人們以同樣的信心、根據同等的權威性來同樣地既敘述最為自然的事實又敘述最為奇蹟的事實而感到驚異。這種錯誤在我們的學校裡仍然作為一種哲學原理在被教導著，而同時又有一種被誇大的不信任感在相反的意義上引導著我們不加檢點地就摒棄一切在我們看來是超乎自然之外的東西。惟有科學才能夠教導我們怎樣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去發現理性規定我們應該止步的那一點，不過那種科學在我們今天還只不過剛剛開始出現。
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
孔多塞著何兆武，何冰譯
第六個時代
知識的衰落下迄十字軍時期知識的復興
在這個災難深重的時代，我們將會看到人類的精神迅速地從它所曾達到的高度降落下來，以及接踵而來的愚昧，在這裡是凶暴，在那裡又是精心製造的殘酷，總之，到處都是腐化和背信棄義。難得有一些才智的光芒、難得有靈魂和善意的偉大心性，是能夠穿透那個深沉的黑夜的。神學的夢境、迷信的騙局，成為了人類惟一的天才，宗教的不容忍成為了他們惟一的道德；而歐洲則在教士暴政和軍事**主義的交相煎迫之下、在血和淚之中，期待著新的知識將會允許她在自由、在人道和德行之中復活的那個時刻的到來。
這裡，我們不得不把史表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將包括西方，那裡的衰落更為急劇並且更為徹底，然而在那裡，理性的光芒卻會重行出現而永不熄滅；第二部分是東方，那種衰落對她來得更為緩慢，長期以來也更不全面，但她至今還看不到理性可以照亮她並打碎她的枷鎖的那個時刻。
基督教的虔誠，幾乎沒有打倒使西方淪為野蠻人的戰利品的那場勝利的神壇。野蠻人接受了新宗教，但是根本沒有采用被征服者的語言，只有教土們才把它儲存了下來；並且正是由於他們的愚昧、他們對人類文獻的鄙視，我們便看到我們可能期待於研究拉丁書籍的一切東西都消失了，因為除了他們便再沒有人能閱讀這些書籍。
我們十分清楚征服者的愚昧無知和野蠻的風尚；然而正是在這種愚蠢的凶暴性之中才著手摧毀了家內奴隸制，這個奴隸制曾使得希臘的智慧和自由的美好歲月蒙受了羞恥。
土地農奴在耕種征服者的土地。這個被壓迫的階級為他們的家庭提供了家內奴僕，奴僕的依附性滿足了他們的驕做和放肆。因而，他們在戰爭之中追求的就不是奴隸了，而是土地和隸農。
況且，他們在被他們侵入的國土上所發現的奴隸們，大部分或者是戰勝者民族的某個部落的人淪為俘虜，或者是這些俘虜的子孫。在征服之際，這些奴隸們大多數都逃亡了或者是參加了征服者的隊伍。
最後，構成為基督教道德一個部分的普遍博愛原則，是譴責奴隸制的；而教士們並沒有任何政治的利益要反對使自己的事業得以尊榮的那些格言之中的這一點，所以他們就以言論來促進這場由歷史事件和風尚所必然引起的奴隸制的破壞。
［這一變化是人類命運中一場革命的胚胎；它將使人類認識到真正的自由。然而這一變化，起初對個人命運只產生了幾乎難以覺察的影響。假如我們把古人的奴役比作我們今天對黑人的奴役，那麼我們就對古人的奴役形成了一種錯誤的觀念。斯巴達人。羅馬的顯貴、東方的高官顯宦事實上都是野蠻的主子。在礦山勞動中，貪婪把他們的殘酷性發揮得淋漓盡至；然而在各個家庭中，他們的利益幾乎到處都緩解了奴隸制。但對土地農奴施加暴力而不受懲處，卻是越演越烈，因為法律本身已經規定了它的價格。依附性幾乎是照舊不變，卻沒有那麼多的照顧和幫助作為補償了。屈辱雖然少了一些，但是驕橫卻更加肆無忌憚。奴隸是一個人受到偶然性的懲罰而淪入一種狀態，而戰爭的命運有朝一日可能也把他的主人投入那種狀態。農奴則是一個下等的和不光彩的階級中的一個個人。
［因此，我們主要地應該是從其遙遠的後果來考慮家庭奴隸制的這場滅亡。
所有的野蠻國家差不多都有著同樣的體制：有一個被稱為“國王”的共同領袖，他有一個議事會，他宣佈判斷並做出決定，而若加以拖延就會有危險；他有一個由一批特殊的領袖組成的會議，一切有點重要性的決策都要向他們諮詢；最後，他還有一個人民大會，在那裡討論有關全體人民的問題。最根本的區別就在於這三種權力的權威各有多少，那不是由它們職能的性質來區分的，而是由問題的性質、而尤其是由公民群眾所賦之於其上的利益來區分的。
在那些農業民族中間，特別是在那些已經在異族的領土上形成了最初定居的民族中間，這些體制要比在遊牧民族中間，採取了一種更經常、更鞏固的形式。何況，那裡的國家是分散的，數量相當多的露營地並沒有結合在一起。於是，在國王的背後就沒有一支經常是聚集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