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上)
女總裁的妖孽高手 極品紈絝 風水大師 先婚後愛,腹黑老公太危險 冷總裁的嬌妻：寶貝對不起 絕寵億萬甜心 神仙殺手 偽儒 二貨娘子 九千
第二章(上)
一
我們先來猜一猜毛澤東12月5日寫信的心事。
筆觸在進入這種被文學家稱作“歷史的迷霧”或“歷史的盲點”地域之前，讓我們先遁去身形走進毛澤東那間煙霧瀰漫的窯洞，為這位後來開創了一個嶄新時代的鉅子，畫一幅外在的和心理的肖像吧。賀子珍不在房內。據史沫特萊提供的資料，毛澤東和賀子珍半年來爭吵不斷。有一次賀子珍竟抄起了棍棒自衛，因為毛澤東已經把一隻小板凳舉過了頭頂。必須洗去那些為數眾多的，以世俗的道德評判標準對毛澤東私人生活描畫的文字在我們腦海裡留下的縷縷印痕。毛澤東一年多後的婚變，與道德的關係不大。原因存在毛澤東深不可測的內心裡。在很多時候，毛澤東並不像他的詩詞給我們的形象。他也有悲傷煩躁的時候，他也需要女人細緻入微的溫情。他和賀子珍的爭吵，毋寧把它們看成毛澤東無處傾訴的內心鬱悶的排洩渠道。如果賀子珍在家，毛澤東得知蔣介石已抵西安的訊息。他很可能不會寫信，而是找個由頭和賀子珍大吵一頓了事。可以確認，他寫這兩封信是對剛剛獲悉的訊息的本能反應。他的濃密的長髮顯得凌亂。臉頰清瘦，眼睛裡的血絲是熬夜的時光留在心靈窗裡的痕跡，一身棉衣顯得不大合身，使得讓旁觀者隨即感覺到寒冷。作為一個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一鼻子便可嗅出蔣介石此行的目的。怎麼辦？有形的工作該做的都已經做過。抽菸嗎？蔣介石儘管最怕煙味，可誰都知道煙昧、哪怕是劣質煙昧也薰不走幾十萬大軍。總該做點什麼？血戰在即，最容易想到的自然是分化敵人。
毛澤東最先想到給馮玉樣寫信。馮玉祥如真的登高一呼，而他從前的部將又有反響，整個中國的局面肯定為之改觀。處在和日軍對峙地位的，幾乎都是馮的舊部：宋哲元、張自忠、劉汝明、石友三。現在西安的楊虎城，也曾是馮玉祥的積極追隨者。馮玉祥若扯出反蔣抗日的大旗，他的這些舊部很可能會起兵響應。
寫給孫科的信，就不好貿然評判了。孫科從來沒有叱□風雲過，如今正在搞一部《五五憲法草案》，無兵權，又無深厚的政治資本。毛澤東卻在給孫科的信中寫道：“今日天下之人莫不屬望國民抗日，然國民黨中如不戰勝其降日派與妥協派則抗日不可能，因此天下之人莫不屬望於國民黨中抗日派能有計劃地有步驟地向著降日妥協之輩進行堅決鬥爭。進行此種鬥爭，非有有組織的政治力量不可，非有領袖不可，因此天下之人又莫不屬望於哲生先生。”這很可能是孫科一生所得到的最有意味也最值得珍視的一次恭維，因為它出自後來入主中國的毛澤東之手。毛澤東希望國民黨內部愛國抗日力量聚合成氣候，這一點很好理解。然而他為什麼願意推舉孫科為國民黨的反對派領袖呢？難道他也竟是看到了孫科的血管裡流的是孫中山的血？
恐怕再無別的更合理的解釋了。清兵入關後，反清復明的仁人志士最早遇到的難題就是尋找大明的皇子皇孫。這些事件透出的是一種文化的延續。
時勢竟逼得毛澤東的筆端露出了民族集體無意識，可見紅軍當時處境的凶險。
歷史在這些日子裡留下了很多很多迷霧。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諫，無疑是最濃最大的一團。這一事件的發生，使得國共關係出現了重大轉機。在許多嚴謹的史學著作裡，西安事變的歷史必然已經分析得夠多了！它的歷史意義已成中國人熟知的常識。
但是，那些簡略得幾乎有些枯燥的文字中，歷史的豐富性究竟喪失了幾成，誰能回答呢？
發生在近兩年的一個小插曲值得重視。進入九十年代第三個年頭，張學良結束了近六十年的幽居生涯，恢復了人身自由。大陸各大報小報競相登載這一訊息，有關部門盛情相邀張將軍回大陸探親。張學良從美國回到臺灣後，卻對當年發起兵諫表示懺侮。
張學良老人為什麼會有這種“反常”之舉？他的自責的依據是什麼呢？
沒人會天真地認為張學良的一聲懺悔能使西安事變這段歷史需重新寫過。然而，這件事起碼給我們這樣一個啟示：歷史有多個進入的通道。
以後的歷史確鑿地證明：西安事變大大地改變了共產黨和紅軍的生存環境。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裡，西北三位一體的軍事政治聯盟幫助紅軍支撐過了一次劫難。
我們還是走進那段撲朔迷離的歷史中觀賞吧！
在一個“文死諫武死戰”的文化傳統很深蒂固的國度裡，以禦侮為目的，在封疆大吏的轄區對出巡的“皇帝”實行兵諫，還是一個破天荒。
事件最後的不可避免。當家人所必然經歷的心路歷程尤應引起後人的珍視。事實證明，蔣介石事先對自己這次厄運毫無察覺。順利解決兩廣事變後，蔣介石所獲得的只是自己的威望和統治已固若金湯這一錯覺。李宗仁、陳濟棠這些腦後長有反骨，並有“前科”的人尚不能絲毫改變時局，其他人又能奈何了他！這種錯覺甚至抑制了他的多疑。
其實、蔣介石早在9月下旬就得到了各種各樣的報警情報。
9月20日，心腹愛將陳誠已向他密報了張學良的苦悶心情。張學良透過馮庸向陳誠作了如下陳述：“餘近曾親赴前方視察，遍詢官兵，深感不抗日無以維軍心，且將釀成鉅變，故餘殊覺痛心，決意統帥所部，抗日圖存，此種苦衷，不求人諒。成敗利鈍，所不計也。如其剿匪損失。不如抗日覆沒。外傳種種，不能動搖我心。況餘自贊助統一後，無一事不服從領袖，無一事不效忠委座。深仇不能報，奇恥不能雪，年復一年，隱痛日深，今之出此，不得已也。”陳誠深感事關重大，在密電中寫道：“職意漢卿此舉，比兩廣之抗日，尤為嚴重。鈞座如認為抗日時機已至，則明白領導之。如認為尚非其時。則須力阻之，決不可聽之而處於被動，使整個國家陷於萬劫不復也。”蔣介石很重視張學良這一動向，他在接陳誠密電後在當天的日記中這樣寫道：“東北軍之隱患，所謂：‘聯共抗日，自由行動’之企圖。因桂事和平解決而消乎？……蓋共匪利用其‘抗日統一戰線’之策略，一方面拉攏、煽惑所謂‘中立分子’。一方面對軍隊進行策反工作。而東北軍於‘九?一八’拜變’後，因故鄉淪陷，被迫退於關內，一般官兵懷鄉與抗日之情緒。尤為強烈。共匪乃把握此種心理上之弱點，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一致抗日’等口號，加以煽動分化，遂使東北軍對於剿匪任務喪失戰志。”
由此可以看出，蔣介石對西北問題的認識可謂入木三分。一個月後，他移駕洛陽，準備徹底解決中共問題。蔣介石這時候完全可以選擇和共產黨聯合抗日的道路。東北軍隱患也即消除，然而他卻踏上了危險的荊棘叢生的小徑。他從來沒有志記共產黨有政權企圖這一點。作為一個執政的統治者，心病不除。肯定睡不著覺。何況共產黨已弱小到了只需一戰便可根除的程度，他不能再猶豫了。
誰知張學良卻不體諒他的用心之良苫，11月27日，紅軍被分割於黃河東西之時，東北軍袖手旁觀，仍重彈抗日老調。蔣介石的震怒程度可以想見。他在28日的日記裡這樣表示著自己的怨怒：“張學良要求帶兵抗日，而不願剿共，此其作事無最後五分鐘之堅定也。亦即其不知作事應有段落。候告一段落，始可換另一段落，被於事之始終本來於節次之理，何其茫然耶。”蔣介石在盛怒之中、作出了親臨西安督戰的決定。12月4日，他移駕臨撞華清池，連尚在南京的戴笠也沒通知。戴笠沒有隨行，證明蔣介石根本沒想到安全方面會有什麼問題。張學良和楊虎城到華清池見駕時，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涼氣。
寒意只能來自分立在蔣介石兩旁的幾位大員。廣州行營參謀長、陸軍上將陳誠，駐閩綏署主任蔣鼎文，北伐時已經做過革命軍參謀長的陸軍上將朱紹良，幾日後被任命為“陝甘綏寧邊區總指揮”的衛立煌，清一色的蔣的嫡系，清一色的江西剿紅大功臣。只要蔣介石發一句話，這四個人都有資格、有能力取代張、楊。
張、楊硬著頭皮陳述抗日的理由後，蔣介石給他們的卻只有兩條路：要麼全力剿共。要麼讓開“茅坑”，把部隊開到安徽和福建去。張學良力諫、苦諫、哭諫、蔣介石不為所動。歷史沒有為我們留下張、楊兩人垂頭喪氣由華清池回到西安後，走向兵諫的詳細記錄。它們部屬於某幾個個體的心靈．公眾只能接受它們結出的果實。這個改變了歷史程序的大事件，不是蓄謀已久的謀略，沒有可以參考的榜樣。竟在歷史的一個盲點上做成了。
只能從太清晰、太無情、太單純的歷史邏輯出發推行出結論嗎?是的，這是通常的認識歷史的途徑。然而，它能提供給後世這種突發性大事件所包容的無限的非理性的啟示嗎？顯然又不能。我們把筆觸試著深入到真正不可思議的內心，會不會有新的發現？
很有可能。
在把筆觸指向西安卓變的兩大主角之前，讓我們遊歷一番自袁世凱過世後，中國的軍事奇觀吧。袁世凱因患尿毒症暴死之後，中國不可避免地走進了一個軍閥混戰時期。段程瑞、馮國漳、曹混、徐世昌等數─個個關係中國命運的北洋人物，因為“洪憲”帝的“駕崩”，主體意識徹底覺醒了。他們或多或少地都生出了帝王的思想。“亂世出英雄”這一歷史奇觀在中國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重現了。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經過十餘年的混戰，北洋人物徹底退到了背景的地位。雖然出現了蔣介石一統中國的外在景觀，但是，誰能否認他們臣服蔣介石沒有權宜之計的味道？中南有佳系，西南有川系，西北有二馬有奉系演化成的東北軍和馮玉祥的舊部楊虎城。華北有閻錫山和馮玉祥的舊部。蔣介石真正的統一隻在華中和華東地區。軍閥割據的實質並沒根本改變。那些被後人稱作地方實力人物所持的只能是手中的軍隊和地盤。他們依靠這兩點，尚可重溫一下帝王的殘夢，尚能在讀《三國志》和五代十國史時，把自己和那些在厚厚的史書中佔有一席之地的古人暗暗加以比較。從這比較中．獲得一種睥睨天下蒼生的快感。從這一現實出發，我們是不是可以對蔣介石在抗日問題上的猶豫不決生出另一種心情呢？“他們會不會聽命於我？”蔣介石無法肯定地回答。聽命於蔣去圍剿紅軍。必將失去民心；違抗命令，等待他們的不僅僅是調動。很可能意味著從此喪失軍權。這些年，蔣介石在大力剿共的同時，沒少花精力做吞併異己的工作。張學良覺得窩囊透了。自1928年易幟以來，我對你蔣中正可算不薄，蔣桂戰爭，我旗幟鮮明地支援了你；中原大戰，我又一次義無反顧地支待了你。沒有我這幾十萬人押上，勝利女神能屢次對你青眼有加嗎？九?一八事變後，我再一次聽命於你，所負罪名九輩子都無法洗清呀！三年前，我率部聽你的命令撤出山海關，當了替罪羊，被迫辭職，出洋考察半年多。我屢倡抗日，你每次都以準備不足推矮。什麼時候才算準備充分呢？我再不報國仇家恨，還有面目活在世上嗎？如今共產黨也要抗日，只剩下幾萬條破槍了，你偏要來個趕盡殺絕。等我幫你滅了共產黨，誰能保證下一刀不是砍在我的脖子上？我苦諫、哭諫，你尚不允抗日，打的到底是什麼算盤？你來督戰，帶的卻不是國防部和參謀部的人員，讓這些外派親信來西安，分明是準備取我而代之嘛！東北已失，如西北地盤再不保，二十萬東北子弟兵吐口唾沫能把他張學良淹死了。在這種關乎生計的大問題上，張學良不能再退讓了。楊虎城的思緒很少張學良這種感情色彩。他不比張學良，可以依靠父蔭，與蔣介石平起平坐，稱兄道弟，功勳再殊，宋美齡也不會把他的妻子認作乾姊妹。北伐以前，他跟隨的是馮玉祥。直到1929年，蔣馮矛盾激化，他才審時度勢擇主而事，跟了蔣介石。第二年，蔣馮閻大戰中原，楊虎城為蔣十分賣命，依戰功耀升至十七路軍總指揮。在蔣介石眼裡，他從來都不是可以信賴的人。他當陝西省主席，東有潼關顧祝同挾制。他當西安綏署主任，西邊又多了個馬鴻逵省主席。東西均無法發展，只能侷促於陝西一隅。張學良率軍入關後，蔣為了調和張、閻矛盾，把東北軍全部西調至陝西。不久，邵力子又取代他做了陝西省主席。歸其究底，自己是一員降將呀！飛鳥盡後，良弓且藏，降將能有何好運？這且不算，楊虎城主要的心病在於他和共產黨歷史上存在的千絲萬縷的聯絡。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的事且不說了，1927年逐共時，他非但沒抓共產黨，而是把南漢宸等人禮送出境。後來，他又讓南漢宸當了省政府的祕書長。近年來，他不但沒有進剿川陝方面的紅四方面軍，反倒為紅軍提供了物資採購方面的諸多方便。如聽命於蔣繼續剿共，不免一敗；如不聽命，陳濟棠的結局是跑不掉的。
蔣介石這次來西安依“娘打孩子是常理”動“家法”時，顯然忽略了自己“後孃”的身分。他的嚴厲過了頭。雖然歷史沒有為蔣介石提供足夠的時間進行徹底的征服合作者的工作，但這並不是他在八年後逐漸失去統治地位的唯一原因。在他漫長的政治生涯中，他對形式的迷戀竟成了他政治合作交響曲的主旋律。他似乎始終沒有學握好恩與威、嚴厲與懷柔之間的分寸。一個成功的獨裁者，肯定首先是一個心理學大師。
在1936年的歲月裡，張學良和楊虎城只是蔣介石的一個合作者，而不是他可以仍意驅使喝叱的看門狗。君臣之間的關係只靠利用來維繫，缺乏溝通和理解，君主根本無法奢望“我就是國家”的絕對權威。張學良、楊虎城尚有完整獨立的人格，他們就可以從得與失出發，找到“民族大義”來對抗君主的權威了。
於是，西安就成了蔣介石的滑鐵盧。他在不知不覺中，走過了自己事業的巔峰。從後來的歷史程序來看。共產黨成了這一事件的最大受益者。蔣介石親臨西安，本意可是要把共產黨斬盡殺絕的呀！
歷史給蔣介石先生開了個啼笑皆非的玩笑。
二
蔣介石在一間佈置得很舒適的屋子裡。因為求生的本能。他在一片槍聲中朝山上爬，跌傷了腰肢。據陳立夫後來透露，蔣的背骨跌折一處，後經─懂氣功的醫生聞兩星期時間治癒。蔣公大悅，酬謝醫生一千大洋。因為傷痛。他只好躺在**，空洞的雙眼盯在天花板上。在這次厄運裡，除了從臥室出逃時表現出的張皇和狼狽外，他即便僅僅作為一個男人，所做的一切也無過多可指責、可小覷之處。他的追隨者折服於他視死如歸、保持自己人格尊嚴完整的領袖氣概，不是沒有道理的溢美。
在幽禁的最初日子裡，他沒有為後人留下日記，甚至對後來的換取自由的六項條件，他只作了口頭承諾。這時候他留下的墨跡，只有一封寫給愛妻宋美齡的、很像遺書的信件。我們無法臆想他在這些日子都想了些什麼。但是，可以肯定地說：他心裡生出了仇恨，對這一事件主謀的仇恨！曾助他完成統一大業的張學良，在護送他回南京後，旋即被判刑，後被幽禁長達五十六年。楊虎城被迫引咎辭職，出洋考察軍事，後被誘回國內囚於重慶達十三年之久，1949年底毛人鳳奉蔣介石之命，殺死了楊虎城全家。
更讓他難堪的是，他能保全性命，竟有共產黨一份功勞？
歷史就是愛這般地捉弄人呀！一個突發事件，竟把蔣介石慘淡經營了數十年的弘弘偉業搞得面目全非了。他能不恨嗎？讓我們把目光投向保安，看一看蔣介石真正的對手是如何應付這個突發事件的吧。
12月12日中午，毛澤東、周恩來收到張學良來電：“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共產黨的領袖們，聽到這個訊息表示出震驚、喜悅、擔憂等情感之後，開始考慮張學良所要的“高見”了。我們的目光必須從稗野之史所造成的迷霧中移開。張國燾後來在那本《我的回憶》中，披露了共產黨領袖們在得知蔣介石被扣押後的種種直感反應，其中最有影響的一點，說的是多個高階領導主張殺掉蔣介石。這就為後人生出了這樣一個疑問：那麼多人主張殺蔣，為什麼最後沒有殺掉？這個疑問導致這樣一種錯誤提法流行多年：中共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是屈從於蘇聯的壓力和聽命於共產國際的結果。這種觀點委實太小瞧共產黨領袖們的政治才能了！張國燾沒必要在這個問題上說謊。共產黨的領袖們和蔣介石反目為仇近十年了，心中鬱結的對於蔣介石的黨仇家恨實在太多，而蔣此行西安又是以徹底消滅他們為目的的，他們就不能用一句“殺掉他”來表達自己心情的一種嗎？他們是政治家。他們也是人。或許他們真的想殺掉蔣介石，但他們卻不能在書面的言語和行動上這麼表述，這麼做。稍有政治、歷史、軍事常識的人都明白，在當時的形勢下。共產黨無力決定蔣介石的生死。當時殺掉蔣介石。並不意味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能早成立十三年。
12日剩下的時間，共產黨的領油們各自的處理意見尚是一個個腹案，靜靜地躺在各自的心裡伴他們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毛澤東、周恩來當時電告張學良：“立即將東北軍主力調集西安、平涼一線，十七路軍主力調集西安、潼關一線。固原、慶陽、富縣、甘泉一帶僅留少數紅軍，決不進佔寸土。紅軍擔任鉗制胡宗南、曾萬忠、毛炳文、關齲徵、李仙洲各軍。恩來擬赴兄處協商大計。”
態度已經表明：紅軍願與張楊結盟，軍事上的高見已為張楊出了一個：早日作好中央軍武力討伐的準備。至於如何解決，則沒有說。
政治這個東西太複雜了，一時看不清。
同一日，南京召開中常會，中政會聯席會議，決定剝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何應欽負責指揮調動軍隊討張楊，並電請旅居德國的汪精衛回國主持黨務。親日派佔了上風。是日晚，親美的孔祥熙、宋美齡趕回南京，主張和平營救蔣介石。這一天，接到張楊通電的各地方實力派都在觀望等待。
由此可以看出，蔣介石只有獨裁之名，尚無獨裁之實。不是嗎？他的生命危在旦夕了，諸侯在觀望，左膀右臂一邊請他的宿敵汪精衛回國主持大局，一邊使借刀殺人之計。孔祥熙、宋美齡一個是挑擔，一個是愛妻，他們再不主張營救，蔣介石真的就感覺不到一絲人間的溫情了，大奸臣秦檜還有三個朋友呢！
地方派的態度暖昧，除了時間倉促，反應不過來，難道不是蔣介石沒有實際征服他們的鐵證嗎？相比之下，倒是事件俑者張學良對蔣介石尚有一絲溫暖的政治家之間從來不曾存在過的情意。張學良下達的捉蔣令中明確指出：決不許傷害蔣的身體。
蔣介石真該重用張學良。沒聽人說患難之處見真情嗎？可惜的是蔣介石到死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說他肚量狹小，倒不如說他缺乏能讓億萬人傾倒的人格魅力。
12月13日上午，張聞天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處理西安事變的方針。毛澤東首先發言，肯定西安事變是抗日的義舉，革命的行動，應對這次事變明白表示擁護，派重要同志去做工作，爭取以西安為中心領導全國抗日。
在毛澤東的發言裡，已有建立以西安為中心的實質政府的意味。因情況不明，會上仍有人主張反蔣、要求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公審的意見。張聞天最後發言。他認為中共不應採取與南京對立的方針，不組織與南京對立的政權形式。張楊提出的改組南京政府口號並不壞，要盡力把區域性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不能放棄蔣。因遵義會議後，張聞天被確定為黨的總負責，毛澤東隨後補充道：“我們對西安事變不輕易發言。”
儘管後來幾天的事態發展證明“以西安為中心”和“審蔣”行不通，但絕對不能以此說明毛澤東的“短識”。周恩來離開保安去西安前，中共中央仍按毛澤東的設想處理這一突發事變。16日，共產國際來電指示中共中央同意改組政府的方案解決西安事變。當日，這份電報因電碼錯亂沒有譯出，重發電文20日才送達。前一天，中共中央已公開發表《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通電》，這份由毛澤東起草的通電中，“蔣介石”三字後面追有“先生”二字。可見毛澤東已審時度勢，修正了自己處理西安事變的方針。
12月l5日清晨，周恩來剃去半尺多長的鬍鬚，率羅瑞卿、張子華、童小鵬等十七人，騎馬冒著大雪離開紅都保安，奔向尚在東北軍控制下的延安。17日晚。周恩來抵達西安，下榻於張學良公館東小樓。
此時，張學良正進退維谷。劉峙的五個師已進潼關，圍華縣，進逼渭南。內部分成殺蔣放蔣兩派爭論不休。周恩來的到來，促使張學良下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決心。是日晚，張學良與周恩來商定了與即將來西安的宋子文談判的五項條件：第一，停止內戰，中央軍全部開出潼關；第二，下令全國援綏抗戰；第三，宋子文負責成立南京過渡政府，肅清一切親日派；第四，成立抗日聯軍；第五，釋放政治犯，實現民主，武裝群眾，開救國會議，先在西安開籌備會。為了迎接中央軍的進攻，雙方商定由紅軍主力先開至慶陽、環縣擊退胡宗南部，爾後出渭水下游擊劉峙部。按照這個協定。東北軍為紅軍讓出了延安、瓦窯堡、延川、延長等城。二十天後，中共中央由保安遷至延安。
十三年後，延安被尊稱為革命聖地。
20日，宋子文飛抵西安。張學良說：“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已共同商定了和平解決的方針，只要蔣介石答應通電的八項主張，三方一致同意釋放蔣介石。同日，宋子文見了蔣介石。
蔣介石讀宋美齡的要與他共生死的信，竟讀了個老淚縱橫。22日下午，宋子文、宋美齡、蔣鼎文傳達蔣介石意願：由宋氏兄妹代他談判，所商定條件，他以領袖人格擔保，不作書面簽字。西安三方同意了這個條件。
23日，雙方在張學良公館舉行談判，宋子文同意周恩來提出的中共中央六項條件。
24日，雙方繼續談判，宋氏兄妹作出以下承諾：一、改組政府，肅清親日派。二、停戰撤兵。三、釋放愛國領袖。四、停止剿共，目前蘇維埃、紅軍依舊，中央可經張給予接濟，要多少給多少；三個月後發動戰爭，紅軍再改番號。五、開放政權，召開各黨派救國會議，三個月後改組國民黨。六、釋放一切政治犯。七、抗日發動，共產黨公開。八、聯俄，與英、美、法聯絡。九、蔣回後發表通電自責，辭去行政院長職務。
如果以上逐條一一實現，那將是一個怎樣讓中國人歡欣鼓舞的局面呀！抗日戰爭提前四個月爆發；中國從此與一黨專制的政體永訣。不要高興得太早了！我們應該長出四隻耳朵聽一聽蔣介石的這句話：“恩來，你是我的部下，你應該聽我的話！”這是一個訊號，它說明蔣介石領袖意志的復活。說完這句話二十四小時後，蔣介石在洛陽一掃這十幾日的萎靡，發表《對張、楊的訓詞》，隻字不提他身為階下囚時所作的承諾，卻說：“今日爾等既以國家大局為重，決心送餘回京，亦不再勉強我有任何簽字與下令之非分舉動，且並無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僅我中華民國轉危為安之良機，實為中華民族人格與文化高尚之表現。中國自古以知過必改為君子。此次事變，得此結果，實由於爾等勇於改過，足為我民族前途增進無限光明。以爾等人格與精神，能受餘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為我之部下。”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在撲朔迷離的政治格鬥中，取勝的究竟是倡守忠亡義情節操的道德君子，還是指鹿為馬的冷血殺手？翻遍文書，在凱旋的號角聲中，騎在勝利女神身上的，競沒有一個謙謙君子。
在這場政治賭博的最後關頭，蔣介石押上了人格，獲得了自由。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三人顯然被蔣的“人格”迷惑了。張學良一時衝動，決定送蔣回南京。經歷被審、被赦兩場變故。僅僅保全了性命。楊虎城輸得更慘。十三年後滿門被斬殺。周恩來最起碼也算遭到了一個老脾政治家的羞辱。周恩來面對蔣介石的“人格”。顯得十分自信和樂觀，他認為中國的政治生活從此走入一個新的開端，內戰將停，對外退讓政策即將終結，並建議中共中央“準備政府改組後我方去南京談判之綱領”。時年三十八歲的周恩來，和後來他完成的公輔形象和傑出的外交家形象，尚有很長一段距離。
蔣介石能容忍西北出現一個足以威脅到他的權力的軍事政治實體嗎？人格在爐火純青的政治家手裡。也可以當作一張牌打出來。技高一籌，臉皮厚一寸，於是他勝了。
1月27日，他走下飛機，看見七八個便衣撲向張學良的座機，他的嘴角上浮出了一個月來都不曾有過的笑意。他想：我該休上一段假。理由是現成的，他的背骨損傷了，需要醫治。同一日，張聞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局勢仍表樂觀。唯有毛澤東感覺到“人格”裡似乎有詐，28日他在《關於蔣介石宣告的宣告》裡。大講了一番“言必信，行必果”。前一天，毛澤東在給韓復□的一封信裡寫道：“惟蔣氏難免又受群小包圍，延緩抗日發動亦意中事。”
這句話殊堪把玩。
三
1937年1月2日，蔣介石在奉化老家謀劃調集三十七個師，分兵五路向西安逼近。他已經完成了徹底解決東北軍、西北軍的構想。當然，這次軍事行動有一個照顧蔣先生面子的名稱：演習。
毛澤東、張聞天迅速作出反應，聯名致電尚在西安的周恩來和博古，指出南京這次軍事進逼之用意是把東北軍將領“嚇得就範，然後慢慢宰割，孤立紅軍”，決定政治上發擁蔣迎張通電，軍事上要以行動給張楊二部以支援。1月5日，又電潘漢年，讓潘去找宋子文，要求宋實踐諾言。1月8日，中共中央發表《為號召和平停止內戰通電》，通電很藝術、很策略地寫道：“本黨本政府認為此時蔣先生應挺身而出，制止禍國殃民之內戰重新爆發。這對於蔣先生是可能的，因為今天參加進攻西安的中央軍均願聽命於蔣先生。蔣先生曾擔保中國之內戰不再發生。這次事變對於蔣先生之政治人格與其‘言必信行必果’之格言，實為重大之試驗。”
延安的首腦不會不知道這次軍事進逼是蔣介石的旨意，把這次行動稱作“演習”說不定就是蔣的“傑作”。但文章還是需要這麼作，至少，會有更多的人知道了你蔣介石幹了一件丟人的事。在此之前，蔣介石和宋子文透過潘漢年，責備中共不該宣佈西安協議，可見蔣介石還是要面子的。蔣介石不知出於什麼心理，又讓周恩來去奉化見他繼續談判，毛澤東發話了：“無人能證明恩來去後，不為張學良第二，不去。”為了給蔣介石一個交待，周恩來給蔣復一封信，內稱：“來承佔談，只以大兵未撤，漢卿先生未返，難以抽身。─候大局定當，即入都應約。如先生認為事宜速決，請先生以手書見示，保證撤兵釋張。則恩來為促進和平贊助統一，赴湯蹈火亦所不辭。”
蔣介石才沒有心思把玩中共中央通電的藝術性呢！1月9日，他的三十幾個師布好陣勢後，他丟擲了深思熟慮後的兩個方案。甲案：東北軍入甘，十七路軍駐陝，紅軍返陝北。乙案：東北軍東移豫、皖，十七路軍入甘，紅軍仍返陝北。由於張學良被扣押，東北軍群龍元首，加上中央軍大兵壓境。東北軍和西北軍內部開始分化。東北軍內部很快出現了壁壘分明的主戰、主和兩派，元老派主張在甲案基礎上談判，主戰派則認為甲、乙兩案部不能接受，主張先營救張學良回陝。19日。蔣介石致函楊虎城：張學良已不能回陝甘，你應放棄任何西北特殊化的設想。楊虎城知道已回天乏術了。中共中央得到周恩來報告，知作戰勝算甚少，且無幾人響應後，準備接受甲案。
1月21日。毛澤東致電潘漢年，令他轉告宋子文中共在如下條件下接受甲案：一、和平解決後不再有戰爭；二、停止剿共併發經費；三、暫容一部紅軍駐陝南．以解決糧食困難；四、下令馬步芳停止進攻河西紅軍；五、以上四條應有蔣示手書保證。
毛澤東等人實在不敢再相信蔣介石的口頭承諾了。但是，蔣先生就是寫下白紙黑字，日後來個不承認，誰又奈何了他？歷史沒有提供蔣介石對書面承諾的精彩表演。他對紅軍最先表態同意甲案表示滿意。第二天即讓宋子文代他面告潘漢年：紅軍若是能迅速勸告張楊部隊服從中央，則和平解決後定當抗日，給養自然概由中央負責，何至疑心中央軍繼續進攻？防地問題仍按原議，紅軍分成幾塊也不好。如陝北嫌狹。可向涼州以西發展嘛。對馬部已下達停戰命令，他不服從暫無良策。至於保證書一事，何必多次一舉呢，子文轉達已是證明。
毛澤東顯然看出這是權宜的應付，三位一體的軍事聯盟就要崩潰，為日後確保一個比較好的生存環境，決定把價碼定高一些。22日收到潘電後，當即電示：請坦言告蔣，紅軍所慮是繼續剿共，這種可能存在，紅軍來縛於渭水與黃河之間是危險的；以紅軍實數，每月最少需五十萬，停止打土豪則毫無辦法；請蔣給我們親筆信，寫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同意一部紅軍駐陝南，因為那裡以前就是蘇區。
蔣介石自然不會寫這封信。他的謀略就要大獲全勝了，沒必要對共產黨作出任何讓步。此時，東北軍中的少壯派已佔了上風。這些握有實權的團營級軍官為救張學良不惜一戰，認為元老派接受甲案是為了取張學良而代之。27日，少壯派把火燒到了共產黨頭上，指責紅軍不幫他們打仗，究竟安的什麼心？周恩來苦口婆心勸了大半夜，答應開會商量，少壯派代表才離開了。周恩來還沒上床，南漢宸慌慌張張跑來了，報告了楊虎城的心事。28日晨三時，楊虎城把南漢良從**叫醒說：“我不反對你站在共產黨立場上做事，可是我希望你們共產黨能替我打算打算。你們和蔣介石分庭抗禮，是平等的，我可是蔣的部下呀！蔣的為人是睚毗必報呀，和平的前途就是犧牲我。我不能眼睜睜看著自己就這樣完了。”
楊虎城大概想起了這樣一句俗話：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周恩來犯難了，所有的共產黨領袖和高階將領都犯難了。事情已經發展到這一步：答應一起打仗就是朋友，不答應則是敵人。30日，周恩來、博古、葉劍英驅車至三原紅軍司令部，同在那裡的張聞天、彭德懷等商定：紅軍暫時保留自己的意見服他們一起打。同日，周恩來講回西安，將三原會議的決定轉告楊虎城和少壯派。
31日晚，楊虎城、于學忠、何柱國、王以哲、周恩來五人在王以哲家召開最高階會議，決定是戰是和。室外，少壯派實力人物旁聽。周恩來表示紅軍將以另兩方的意見為意見。于學忠、王以哲和何柱國一致同意和平。楊虎城無可奈何地接受了。2月2日，少壯派率衛士營衝進王以哲家，將王亂槍打死。
形勢急轉直下。駐防渭南的東北軍調轉槍口向西安開進，提出少壯派領袖必須離開西安。2月3日，東北軍高階將領繆澄流等人紛紛表示願意東調。西北三位一體的軍事政治同盟自動解體。
2月8日，顧祝同率中央軍和平進駐西安。至此，西安事變放下了沉重的帳幕。
現在可以算一算國共雙方在這一事變中的得與失了。
蔣介石面對這驚心動魄的五十餘天，可以獲得驚、喜、憂三神感受。驚的是自己以領袖身分競還經歷了劫後餘生的凶險日子；喜的是從此東北軍已不再算作一股政治、軍事勢力了；憂的是共產黨和紅軍毫毛末損，眼下無法找理由向他們動武了。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則贏得了歷史性的勝利。他們的“逼蔣抗日”方針已取得了預期的效果。至少。內戰三五個月內不會發生，他們可以進行一次休整和補充。
毛澤東個人開始重新續寫《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一書。剩下的零碎時間該幹些什麼？他把眼睛盯住了歷史。1月31日。他給李克農寫了一信，要李幫他買兩套整個中國的歷史演義。買這些書決不是用來消閒的！他的地位和當時的情勢已經剝奪了他作為普通人能常享用的“閒情”。他究競想從這些演義中尋找什麼？魏徵說：“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可是，他為什麼不去重讀那些在長征途中仍捨不得扔掉的線裝《二十四史》？那裡沒有《空城計》這類充滿了文人智慧的杜撰，那裡那些歷史史上充滿血腥氣的政治風雲變幻常被遮掩得無法辨認。面對眼下正在發生的，他自己也扮了角色的大戲，面對蔣介石這樣一個對手，他是否想從這些活靈活現的演義文字中尋找戰勝強敵的智慧呢？
只能這樣猜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