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嘉慶道光：守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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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嘉慶道光：守文 (10)
至運河受黃河之累，當嘉慶間，已成不可救藥之勢。《清史稿·河渠志》：“嘉慶十四五年間，淮、揚、運河三百餘里淺阻，兩淮鹽政阿克當阿請俟九月內漕船過竣，堵閉清江三壩，築壩斷流，自清江至瓜州分段挑浚。下部議，覆稱：‘近年運河淺阻，固由迭次漫口，而漫口之故，則由黃水倒灌，倒灌之故，則由黃水墊高，清水頂阻，不能不借黃濟運，以致積淤潰決，百病叢生。是運河為受病之地，而非致病之原。果使清得暢出敵黃，並分流濟運，則運口內新淤不得停留，舊淤並可刷滌。若不除倒灌之根，而亟亟以挑浚運河為事，恐旋挑旋淤，運河之挑浚愈深，倒灌之勢愈猛，決堤吸溜，為患滋多。’命尚書託津等偕河督勘辦。”此勘辦未言結果，蓋河無辦法，運河終無辦法，部覆已言之甚明也。又曰：“自嘉慶之季，黃河屢決，致運河淤墊日甚。而歷年借黃濟運，議者亦知其非計，於是有籌及海運者。道光五年，上因漕督魏元煜等籌議海運，群以窒礙難行，獨大學士英和有‘通籌漕、河全域性，暫僱海船，以分滯運，酌折漕額，以資治河’之議。下所司及督撫悉心籌劃，卒以黃、運兩河受病已深，非旦夕所能疏治，詔於明年暫行海運一次。”時議論之士多有力促海運之成者。
齊彥槐有《海運南漕議》，謂：“駁海運之說者三：一曰洋氛方警，適滋盜糧。二曰重洋深阻，漂沒不時。三曰糧艘須別造，柁水須另招，事非旦夕，費更不貲。然三者皆無慮。出吳淞迤南多磯島，水深瀾巨，非鳥船不行；迤北多磧，水淺礁硬，非沙船不行。鳥船必吃水丈餘，沙船大者才吃水四五尺。洋氛在閩、粵，皆坐鳥船，不能越吳淞以北也。不足慮者一。沙船聚上海，約三千五六百號，大者載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門、南匯、寶山、上海土著富民。一船須銀七八千兩，一主多者有船四五十號，名曰船商。自康熙二十四年開海禁，關東豆麥至上海年千餘萬石。布、茶各南貨至山東、直隸、關東者，亦由沙船載而北行。沙船有會館，立董事以總之，問其每歲漂沒數，不過百之一。今南糧由運河每年失風，殆數倍於此。上海人視江寧、清江為遠路，而關東則每歲四五至，殊不介意，水線風信，熟如指掌。關東、天津之信，由海船寄者至無虛日。此不得以元、明之事為說也。不足慮者二。秦、漢、唐漕粟入關，未言官艘，唯《劉晏傳》有官漕之說，諒亦雜僱民船。國家除南糧外，百貨採辦，皆官與民為市，且間歲有采買米糧以民船運通之事。山東、江南撥船，皆由僱備。
僱船未嘗非政體，何必官艘？沙船以北行為放空，南行為正載。凡客商在關東立莊者，上海皆有店，有保載牙人，在上海店內寫載，先給水腳，合官斛每石不過三百餘文。船中主事者名耆老，持行票店信放至關東裝貨，並無客夥押載，從不聞有欺騙。又沙船順帶南貨，不能滿載，皆在吳淞口挖草泥壓船。今若於冬底傳集船商，明白曉諭，無論其船赴天津，赴關東，皆先載南糧至七分，其餘準帶南貨。至天津卸於撥船，每南糧一石，給水腳銀五錢，上載時每石加耗米三升，解除安裝時以九五折收，合計南糧三百五十萬石，不過費水腳一百七八十萬兩，曾不及漕項十之三四。陸續開行，二月初，江、浙之糧即定可抵澱，往返三次，全漕入倉矣。船商以放空之船，反得重價，而官費之省者無數，又使州縣不得以免費、津貼、旗柁名目，藉詞浮勒，一舉而眾善備。先期諮會浙江提鎮哨招寶、陳錢，江南提鎮哨大、小洋山，會於馬跡，山東鎮臣哨成山十島，會於鷹遊門，以資彈壓護送。而澱津有撥船數千號，足敷過載。由澱、津抵通二百里，無糧艘阻滯，挽行順速。唯裝卸及發水腳，若任吏胥剋扣需索，則船商或畏怯不前。悉心端意，了此一節，亦非難事。至行之有效，然後籌裁撤糧艘，安插柁水，清查屯田，皆有條理可循矣。”
彥槐在嘉慶季年上此議於蘇撫，蘇撫召與詰駁，終以不必改章為言，寢其事。至陶澍撫蘇而辦海運，世以鹽、漕兩大改革推澍，澍亦善用通人議也。當道光四年，南河黃水驟漲，高堰漫口，自高郵、寶應至清江浦，河道淺阻，輸挽維艱。吏部尚書文孚等，請引河入運，添築閘壩，鉗束盛漲，黃水挾沙，日久淤墊，為患滋深。朝廷亦知借黃濟運非計，於是嘉慶間駁斥之海運議復興。當嘉慶時，蘇撫之寢彥槐議，亦承朝旨而然。蓋勒保督兩江，時有患運河阻滯建議海運者，勒保挈浙江大吏會奏海運十二不可行。於嘉慶十六年奉諭“海運既多窒礙，唯有謹守前人成法，將河道盡心修治。萬一盈絀不齊，唯有起駁盤壩，或酌量截留，為權宜之計，斷不可輕議更張”等語。明旨煌煌也。海運議再起，詔江督、漕督、蘇、浙巡撫魏元煜、顏檢、張師誠、黃鳴傑各就轄境情形籌議。諸臣憚更張，以窒礙難行入奏。其時前任江督孫玉庭，因渡黃艱滯，軍船四十幫須盤壩接運，請帑至百二十萬金。未幾，因水勢短絀，難於挽運，復請截留米一百萬石。
上令琦善往查，覆稱：“玉庭所奏渡黃之船，有一月後尚未開行者，有淤阻御黃各壩之間者，其應行駁運軍船，皆膠柱不能移動。”帝震怒，元煜、玉庭、檢均得罪。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英和建言：“暫停河運以治河，僱募海船以利運。國家承平日久，航東吳至遼海者，往來無異內地。今以商運決海運，風颶不足疑，盜賊不足慮，黴溼侵耗不足患。以商運代官運，舟不待造，丁不待募，價不待籌。至於屯軍之安置，倉胥之稽察，河務之張弛，胥存乎人。矧借黃既病，盤壩亦病，不變通將何策之從？”詔仍下有漕各省大吏議，遷延半載不決。會澍由皖撫移蘇，與總督琦善奏言：“海運雖屬創行，海船實所熟習。折漕變價數百萬，勢必銀湧貴而谷陡賤，恐官民交困。請以蘇、松、常、鎮、太四府一州之粟，全由海運，其安徽、江西、湖廣，離海口較遠，浙江則乍浦、寧波海口或不能停泊，或盤駁費巨，仍由河運。使布政使賀長齡親赴海口，督同地方官招徠商船，籌議駁運兌裝等事。澍又親往僱定沙船千艘，三不像船數十，分兩次裝載，運米百五六十萬石。
朝命設海運總局於上海，並設局於天津，覆命理藩院尚書穆彰阿會同倉場侍郎駐津，驗收監兌，以杜經紀人留難需索諸弊。海道水師會哨防護，並如十餘年前齊彥槐所議。六年正月，各州縣駁運之米，以次抵上海受兌，分批開行，計水程四千餘里，旬月抵津，一船不損。穆彰阿赴驗米色，瑩潔遠過河運。海商運漕而北，載豆而南，兩次得價，且由部發帑，收買海船耗米十餘萬石，其出力之商，優給頂戴，皆踴躍過望，先後共享銀百餘萬兩。不請一帑，而漕項銀米，自解津應用及調劑旗丁外，尚節省銀米各十餘萬。其海關免稅不過萬餘，視河運又省費過倍。
此商民具有組織能力，而國家始利用之；書生具有政治通識，而公卿能採取之，皆世運之漸變也。明年，江督蔣攸銛再請踵行，而朝議以河湖順軌，又不許。歷二十年，各省歲運額漕，逐漸短少，太倉積粟，動放無存。二十六年，詔復行海運，始為常例。至輪船通行，益無風險之說，而招商局且攬為國營公司專利，不許外國商船承運，則無復河運之事。由今思之，漕事本不成大議論，且交通既便，亦無庸議漕，而古來代有煩言，清世於道光朝作一改革，在當時為極可紀載之事實，撮述之，以見昔人知識之無法驟開，而士大夫之明通強幹者，能救一時之弊，已不可謂非難能可貴矣。
第七、鴉片戰爭
道光朝兵事，六年有叛回張格爾之役，十二年有叛猺趙金龍之役，不旋踵而皆定。清廷之威信尚存，亦恃川、楚立功宿將。楊遇春、楊芳之於回，羅思舉之於猺，轉戰迅速，而賞功必以旗籍大員居上。實則平回大帥長齡，主張割西城膏腴，封回酋而退守東四城；平猺欽差宗室禧恩攘功逃責，均暴露勳貴之無能，其事皆不足述。至鴉片一案，則為清運告終之萌芽。蓋是役也，為中國科學落後之試驗，為中國無世界知識之試驗，為滿洲勳貴無一成材之試驗，二百年控制漢族之威風，掃地以盡，於清一代興亡之關匪細也。
三代以後，至清中葉以前，國無外交名義。“外交”二字，作罪惡之稱。《禮記》所謂“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穀梁傳》所謂“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至於國君，則名為天子，即無敵於天下。四徵不庭，乃為王者。至力屈於敵，明明卑以事之，仍稱彼來曰“款”，我往曰“撫”。此古來夷夏相對之通例。鴉片案乃引起事變之端。中國之盲於外交，應受事變之教訓，則固不自量力者所必致也。政治不自量力，必使萬國就臣妾之列；學問不自量力，致使國防民用皆自趨於弱與貧，而以強與富讓人。苟非如此，鴉片案何由發生？即發生鴉片害人，烏即成束手屈服之交涉？故鴉片非主因，中國之政與學相形見絀，乃其主因。今先略述鴉片案之來歷。
中國自古有罌粟，詞賦家皆或賞豔其花，農學家或採用其實，為濟荒之用，從未有發明其為毒品者。明萬曆間李時珍作《本草綱目》，始有阿芙蓉一品。時珍解雲：“阿芙蓉前代罕聞，近方有用者，雲是罌粟花之津液也。”又引王氏《醫林集要》，言是天方國種紅罌粟花，不令水淹頭，七八月花謝後，刺青皮取之者。作《醫林集要》者為王璽，當與李時珍時代尚近。天方國用以入藥，據云紀元前早已傳自希臘，既而流行各國，印度尚為最後。取漿凝為幹塊，款客嚼食如檳榔。明末，始有蘇門答臘人吸食之法。康熙中，臺灣平，海禁弛，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精思之，遂成中國吸菸特色。流行各省，至開館賣煙。雍正七年定興販鴉片罪至充軍，開館賣煙照邪教惑眾律擬監候，船戶地保鄰佑人等杖徒；失察之地方文武及關監督嚴加議處，是為鴉片定罪之始。時尚未定吸食者罪名也。嘉慶十五年以後，一再飭禁。而自英吉利以公司侵佔印度之後，制煙土益精。英商以販煙為大利，始猶泊於澳門，以葡萄牙既有之埠地為解除安裝轉販地；既且移之黃埔，於貨物中夾帶私售。
道光元年，申禁洋船至粵，先令行商具結，所進黃埔貨船，並無鴉片，方準開艙。若行商容隱，查出加等治罪。開館者絞，販賣者充軍，吸食者杖徒，法愈密矣。行商者，粵商十三家，經官立案，開設洋行，以承接外商之販貨來者。其初十三家謂之洋商，而外商則曰夷商。後訂約諱言“夷”字遂稱外商為洋商，洋行並廢，外商得自設行棧銷售。乾嘉以來不如是也。當有洋行時，外商非投行不能銷貨。英人設公司經理貿易，主其事者名曰大班。大班來粵，率寄寓洋行。洋行優其供應，而朘削之無所不至。初定行佣，每兩貨價奏抽三分，繼而軍需出其中，貢價出其中，又與關吏相比，課稅增、規費亦增，取之十倍二十倍於前。而十三洋行為世業，悉索於外商，養尊處優，駕兩淮鹽商之上。今所傳粵中富家刊刻叢書，若海山仙館潘氏、粵雅堂伍氏，皆當時洋行十三家之一也。鴉片不過商品之一，其實即無燒煙案，通商既久，必有變端。一緣葡萄牙擅澳門之先佔利益，二緣粵關之加重規費。葡商在澳門，築高樓而居，其商船到者，只納船鈔，別無課稅。他國之商，船泊黃埔，鈔課並納，又非投行，無寄頓銷售之策。
既銷之後，又不能久寓，必回澳租賃葡人之屋，謂之住冬。葡人儼然為各國之東道主，各國皆羨之。而英人商務尤盛，印度又近，重以鴉片之銷行，視中國貿易尤重，而不得如葡人之有根據，嘉慶間，一再窺澳門，葡人輒請中國援助。粵督輒宣諭不許相犯，或且絕其互市，迫令退師；其時英人不敢深抗。中國固地主，有主權。而心不能平，必欲謀一相當之地，以雪見絀於葡人之憤。此一事也。中國關征之法，應本寬大，守“譏而不徵”之訓，各關所定徵額甚微。以粵關論，乾隆《會典》所載十八年奏銷之額，廣東海關五十一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兩，為天下額徵最巨之關。其時江蘇海關額徵只有七萬七千五百有九兩。今以上海關為收數最高，年必數千萬。可知通商以後，國家之受惠實多矣。昔時額徵之外，或解羨餘，不為常例。而士大夫往往用名刺討關。關督愛才者，過客投一詩，以為可觀，即許其滿載而去。百年以前，中國國民為別一種風味。但國家並無多取之意，官吏自有婪索之能。課賦之外，加以規費，關員之外，加以行商。所領軍需、貢價，未嘗不為公用，而又決非正供。洋行求取於外商者多端，遂分內用外用名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