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節：三 投靠蔣介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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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節：三 投靠蔣介石(1)
軍校祕書長
1924年1月國共合作實現後，在中共和蘇聯的幫助下，國民黨在廣州建立了陸軍軍官學校，因設在黃埔，故稱黃埔軍官學校。1926年2月改稱為中國國民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學校學習蘇聯紅軍的經驗，建立了黨代表和政治委員制度，以孫中山兼任總理，蔣介石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直屬於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黃埔軍校的建立，對於建立國民革命軍、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和進行北伐戰爭，都起了重大作用。
蔣介石由於擔任軍校校長，掌握了軍事領導權，這為他後來反共、奪權、統一戰線領導權、發動反革命政變，提供了重要資本。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建立。7月3日，成立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以國民政府主席汪兆銘（精衛）兼任軍事委員會主席。8月26日，軍事委員會決議將各種地方軍一律改稱為“國民革命軍”，黃埔軍校學生軍和一部分粵軍改稱為第一軍，蔣介石兼任該軍軍長。
8月20日，國民黨左派領導人廖仲愷被右派暗殺。廖案發生後，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召開緊急聯席會議，決定成立一特別委員會，負責查處。指派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為委員，“授以政治、軍事、警察全權”。24日蔣介石出任廣州衛戍司令。9月19日，借處理廖案之機，解散和收編了許崇智的粵軍，由此，控制了廣東的軍政實權。
1926年1月，在國民黨二大上，蔣介石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又在一中全會上當選為常務委員；2月1日，又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監，由此，登上了國民黨高階領導地位。3月20日，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5月，又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整理黨務案，既打擊了共產黨人，又排擠了汪精衛及國民黨左派領導人。5月19日，蔣介石繼共產黨人譚平山，擔任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6月4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臨時全體會議，又透過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統率陸、海、空各軍。這樣，蔣介石集國民黨黨、政、軍大權於一身。
在革命形勢迅猛發展的情況下，7月1日，國民政府釋出北伐動員令。4日，國民黨中央透過《國民革命軍北伐宣言》。7月9日，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戰爭正式開始。
北伐軍在工農群眾的大力支援下，**，勢不可擋。7月12日進佔長沙。8月19日起，連克平江、通城、岳陽。27日殲滅汀泗橋之敵，30日佔領賀勝橋，吳佩孚敗退武昌。北伐軍乘勝直追。9月6日，進佔漢陽，7日佔領漢口。10月10日攻克武昌。
正值北伐軍攻下漢口和漢陽，革命潮流迅猛發展之際，周佛海卻攜著戴季陶的親筆介紹信，由上海到漢口見蔣介石。戴季陶與蔣介石的關係，非同一般，不僅有著深厚的個人關係，而且有著政治上的反共聯盟。蔣介石在逐漸集國民黨黨、政、軍各項權力於一身之時，便準備在時機成熟時，背叛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發動反共政變。而戴季陶主義，恰恰是蔣介石藉以反共的政治理論準備。戴蔣之間，正是由於有如此密切的關係，周佛海攜戴季陶的介紹信，必然會得到蔣介石的信任和器重。
周佛海之所以要在此時前往漢口，也是出於幫助蔣介石進行反對共產黨、反對革命的目的。他說：在“革命潮流日形發展，而共產黨的力量也隨著擴大，我遂決心打破共產黨的排斥，要重新參加國民革命了。”周佛海：《我逃出了赤都武漢》，同前書，第158頁。
但是，當週佛海抵達漢口時，蔣介石卻於9月17日，離開武昌城外的南湖，前往江西，指揮軍事去了，而未能面見，接見他的是總司令部武漢行營主任鄧演達。鄧演達立即去電向蔣報告，並委周佛海為行營祕書，充當助手。10月1日，國民革命軍攻佔武昌，總司令部武漢行營遷往武昌，住進了原吳佩孚的武昌“督署”舊址內。
11月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成立，蔣介石自任校長，委任鄧演達代理校長，學兵團團長張治中兼任教育長，周佛海為祕書長兼政治部主任。周佛海：《盛衰閱盡話滄桑》，《古今半月刊》第13期。《黃埔軍校史料》第418頁，廣東人民出版社。
由於張治中兼職很多，所以學校的事，大部分由周佛海處理。
11月8日，北伐軍佔領南昌。9日，蔣介石將總司令部移往南昌。至年底，北伐軍已殲滅了吳佩孚、孫傳芳的主力，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江西、貴州、福建7省，實際上都在國民政府統轄之下。革命力量從中國的最南端，迅速地發展到長江流域，幾乎席捲了半個中國。正是在這種形勢下，統一戰線內部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日益尖銳化。這首先表現在“遷都”之爭上。
11月2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將首都由廣州遷往武漢。但12月7日，當部分中央委員由廣州抵達南昌時，蔣介石卻提議，將首都遷往南昌。但遭到各委員的反對。12月13日，在武漢成立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國民政府委員會臨時聯席會議。但是，蔣介石一意孤行，扣留了路經南昌的一部分中央委員。1927年1月3日，還在南昌召開了中央政治會議第六次臨時會議，非法決定將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暫駐南昌。
蔣介石為實現自己的非法主張，1927年1月9日，親自到了武漢。乘此機會，周佛海便向蔣介石密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情況。周佛海說，在他出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祕書長兼政治部主任時，“當時最痛苦的，就是應付國共的摩擦。”他說，他已於1924年“在廣州脫離了共產黨，所以共產黨對他是對立的。同時國民黨的右派，卻認為我仍然帶有紅色，時加以監視和牽制。當時工兵隊和炮兵隊的學生，是從黃埔調來的，步兵學生2000人，則是在武漢新招的。我是學生招了之後，才被調到學校，所以新招的學生，三分之一二是共產分子。十六年一月蔣先生由南昌到漢口，有一晚我深夜去看他，把學生分子複雜的情形報告他，他要我切實的監視。”周佛海：《盛衰閱盡話滄桑》。
周佛海就是用這種卑鄙的手段，得到蔣介石的高度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