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節：三 投靠蔣介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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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節：三 投靠蔣介石(2)
由於國民黨左派的堅決主張和迫於大敵當前的形勢，蔣介石不得不於2月8日，在南昌作出了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到武漢的決定。但是，這不過是蔣介石的一種緩兵之計。為了反對蔣介石的專制獨裁，2月9日，武漢國民黨左派舉行高階幹部會議，推舉吳玉章、鄧演達、徐謙、孫科、顧孟餘5人，組成“行動委員會”。會議並發表宣言，強調必須鞏固黨的權威，統一黨的領導機關，實行民主政治，掃除封建勢力，軍隊必須在黨的指揮下統一起來，以此和蔣介石的專制獨裁作鬥爭。並提出速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解決一切問題。
為此，國民黨中央決定於1927年3月7日召開二屆三中全會。各地中央委員陸續到達武漢。但蔣介石卻提出只有把會議改到3月12日，他才能到武漢出席會議。蔣介石是藉此達到破壞會議的目的。為了爭取蔣介石出席會議，只好將會議延至3月10日，但結果蔣介石仍未出席。
周佛海不是指摘蔣介石的不當，卻歪曲事實誣稱堅持10日開會，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陰謀。他說：“這是鮑羅廷在內主使，共產黨在內作祟，要使第三次執委會議，完全為共產黨所操縱，以透過有利共產黨的決議案。”周佛海：《我逃出了赤都武漢》，《陳公博周佛海回憶錄合編》，第166、170頁。
二屆三中全會透過一系列有利於革命深入發展的決議，在一定程度上對蔣介石的個人專制獨裁予以某種限制，並改組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國民政府。共產黨人譚平山被推為國民政府農民部長，蘇兆徵為工人部長，董必武為湖北省政府農工廳長，張國恩為民政廳長，劉芥為司法廳長。這本來是國共合作的具體體現，但周佛海卻誣衊說，這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整個計劃”，乃是他們用蠶食的政策，消滅國民黨的陰謀。周佛海：《我逃出了赤都武漢》，同前書，第166、170頁。
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雖然對蔣介石的個人獨裁從制度上作了種種限制，並廣泛開展了反獨裁的宣傳，但卻仍然推選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這就為蔣介石繼續利用手中的軍權，反對共產黨，以至發動反革命政變提供了有利條件。
3月22日，北伐軍在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配合下，佔領了上海。24日佔領了南京。26日，蔣介石由南昌出發，經九江、安慶，到了上海。從3月6日起，蔣介石就在贛州、南昌、九江、安慶等地，製造了一系列的反革命破壞和屠殺事件。他到了上海之後，在帝國主義的支援下，便開始鎮壓上海的工人運動。4月1日，下令包圍上海閘北工人糾察隊，收繳槍械。11日，蔣介石在南京密令已克服的各省，一致實行“清黨”，開始屠殺共產黨人。12日，在上海血腥屠殺革命群眾和共產黨人，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17日，蔣介石在南京另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18日，由這個會議決定，建立了一個與武漢國民政府相對立的“國民政府”。
蔣介石叛變革命，另立國民政府之後，武漢國民政府採取了相應措施，撤銷了蔣介石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職務，廢除了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校長制，改為委員制。周佛海始終心向蔣介石，他對此極為不滿。當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改為委員制後不久，他便提出辭呈，辭去祕書長和政治部主任的本兼各職。
當時，武漢地區的工農運動異常高漲，革命形勢繼續發展。特別是4月19日，國民革命軍出師，繼續北伐後，所向無敵。6月1日，北伐軍與馮玉祥的國民軍會師武漢。
周佛海對此極為仇視，而且一直密謀逃離武漢、投奔蔣介石的時機與辦法。他曾說：“5月初，湖南來了一位朋友，他暗中通知我，說湖南方面對我的空氣很不好，說我是蔣校長的走狗，是戴季陶派。他勸我設法走避。我便老實告訴他，我早預備離開武漢，川資已經籌得，一切都預備好了，只等機會。”周佛海：《我逃出了赤都武漢》，《陳公博周佛海回憶錄合編》，第176、1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