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第一硬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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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第一硬漢
嘉靖二十六年（1547）是一個極不平常的年份，其特別之處就在於那一年的科舉。
因為在這次進士考試錄取的名單中，有著這樣幾個名字：張居正、李春芳、殷士瞻、王世貞。
張居正就不用說了，李春芳和殷士瞻都是後來的內閣重臣，風雲人物，而這位王世貞先生更是值得一提，此人是明代“後七子”的領軍人物，引領文壇二十餘年，無人可比，而更具傳奇色彩的是，據說他閒來無事，曾寫就一書，書名《金瓶梅》。
當然，王世貞先生只是此書的作者嫌疑人之一，但此人名聲之大，影響之遠，可謂驚世駭俗，這是年頭久了，要換在幾百年前，王先生就是超一流的明星人物。
而當新科進士們整齊列隊，帶著榮耀和笑容大步邁出大明門的時候，這四位仁兄正佔據著前列最風光的位置。
能走在隊伍的前面，是因為他們有著足夠的資本，李春芳是那一科的狀元，張居正、殷士瞻都是前二甲頭名，庶吉士。王世貞更不在話下，他的父親王忬是都察院右都御史，二品大員。在當時人們的眼中，這是一群註定建功立業、名留青史的人。
然而在那支隊伍的後列，還走著一個沉默寡言的人，與前面那四位相比，此人著實不值一提，他家境貧寒、沒有背景，考試成績也一般，不是庶吉士，一般說來，這號人的最終命運也就是外派縣官，或是在六部混個職位，苦熬資歷直到退休。
歷史是喜歡開玩笑的，這個被所有人忽視的人卻最終成為了一個不折不扣的偉人，當李春芳、殷士瞻、王世貞這些昔日的風雲人物，被歷史的黃沙掩沒，被無數人遺忘的時候，幾乎所有的歷史教科書都記下了他的名字，他的光芒只有張居正堪與比擬。
楊繼盛，即使再過五百年，這個名字仍將光耀史冊。
楊繼盛，字仲芳，河北容城人，正德五年（1510）生，家裡很窮。
楊繼盛不但窮，還很苦，因為他七歲的時候，母親就去世了，父親也沒閒著，給他找了個繼母，更不幸的是，這位繼母也不是省油的燈，缺少博愛精神，沒把他當兒子，只讓他做雜役。
在苦難的童年中，楊繼盛開始成長。
童工楊繼盛的主要工作是放牛，他沒有父母的疼愛，也沒有零花錢，犯了錯還要捱打，然而楊繼盛沒有辦法，日子只能這樣一天天地過。
突然有一天，他牽著牛回家的時候，對家裡人說了這樣一句話：
“我想讀書。”
在沒有希望工程的明代，這句話對於楊繼盛的家人而言，大致是一個笑話。
家裡沒有錢，即使有，也輪不到你。
楊繼盛的哥哥隨即給了他一個輕蔑的答覆：
“你才多大年紀，讀什麼書？”
“我能放牛，就不能讀書嗎？”一個倔強的聲音這樣回答。
然而倔強不能解決問題,楊繼盛還是不能去上學，但在他的堅持下，父母最終准許他去私塾旁聽，但前提是必須幹好本職工作（放牛）。
於是每天放牛之後，楊繼盛都會把牛系在學堂門前，然後站在窗外，或是躲到角落裡，忍受著那些交過學費的學生鄙視的目光，認真地聽著課。
這對他而言，已經是一種奢侈的享受。
站了六年之後，楊繼盛的熱情終於感動了他的父母，於是他們把十三歲的兒子送進了私塾。在這裡楊繼盛努力學習，不負眾望，先後考中了秀才和舉人。
可是舉人楊繼盛依然是個窮人，雖然不用再交賦稅，但他不會鑽營，生活依然窘迫，為了節省費用備考，他進入了有國家補貼的國子監。
在這裡，他遇見了那個和藹的國子監校長（祭酒）徐階。
如以往一樣，徐階認真細緻地慰問每個學生的情況，當然，也和以往一樣，他並沒有記住其中的大多數人。
楊繼盛就在被忽視的大多數人中，作為一名國子監的普通監生，他沒有官僚的背景，也沒有庶吉士的前途，自然也沒有被徐階牢記的理由。
但徐階沒有想到，十年之後，這個貧寒而不起眼的學生，將犧牲自己的生命，為他開啟那道勝利之門。
在明代，要想升官，是要考試的，但這一關實在太難，官僚子弟吃不了苦，只好另覓他途，而要繼承父親的世襲官位，必須等到老爹死掉或是退休，是不太靠譜的。
所以國子監就成了最好的選擇，因為監生可以直接做官，雖然名額極少，但總比沒有強。
於是在官僚子弟彙集的國子監，楊繼盛成為了一個孤獨的異類，同學們奢侈享樂、揮霍無度，楊繼盛卻只能每日讀書，按時就寢，因為他沒有錢，只能靠監生那點可憐的補助。
但楊繼盛從未自慚形穢，他相信自己的能力，他不需要依靠任何人。
當權貴子弟為了那幾個可憐的名額爭得頭破血流的時候，楊繼盛卻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科舉中一舉中第，成為了一名進士。
楊繼盛的運氣實在一般，他被分配到冷衙門南京吏部，當上了六品主事，之後又改任兵部員外郎。和他的同學相比，既沒有庶吉士的光輝前景，也沒有地方官的油水實惠。
然而楊繼盛沒有怨言，他只是默默地工作，努力地幹活。
他不是一個聰明人，至少比張居正還差得遠，雖然他很勤奮，但勤奮是永遠無法彌補天分的。他缺乏大局觀，不會搞同事關係，不會拉幫結派，政務能力也很一般。
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但他不以為意，因為對於出身貧寒的他而言，這一切已經足夠了。
雖然這個世界很複雜，官場很狡詐，但在楊繼盛那裡卻十分簡單，因為他的為官之道只有一條：報效國家、體恤百姓。
這是大多數新官員們口頭禪和必喊口號，很多人喊得比他更響亮，卻沒有記住。
楊繼盛記住了，而且他照做了。作為一個窮人家的孩子，他很知足，很感恩，他所期望的，只是踏踏實實地為國為民做幾件事而已。
所以當“庚戌之變”後，仇大將軍要開“馬市”再次妥協退讓的時候，楊繼盛當即站出來，憤然上書，反對馬市。
仇鸞十分惱火，就告了楊繼盛的黑狀，將其關進詔獄，並貶官發配偏遠地區狄道。
狄道十分荒涼，少數民族聚居，本地人不愛好讀書，只喜歡鬧事，到這裡做官基本相當於勞改。
然而楊繼盛毫無畏懼，因為他是一個簡單的人，用簡單的方式，過簡單的生活。
他吃粗茶淡飯，住簡陋的房子，教當地人識字讀書，解決紛爭，不收一文不取一物，連蠻夷之地的鄉民也被他感化，大家都稱他為“楊父”。
居廟堂之上，處江湖之遠，皆憂其民者，方可為官。
不久後，仇鸞密謀敗亡，嘉靖想起了楊繼盛的忠言，便詔令他復官，先升他為知縣，一月後升南京戶部主事，三天後升刑部員外郎。
坐著直升飛機的楊繼盛還沒有到頂，很快他又回到了京城，這一次他的任職地點是兵部武選司。
兵部最窮的地方是職方司，而最富的無疑是武選司。武將升遷謫降，手中大筆一揮即可，又閒又富，肥得流油。
而毫無背景的楊繼盛之所以能夠得到這個職位，完全是因為嚴嵩的推薦。
嚴嵩之所以保舉楊繼盛，自然不是欣賞他的正直無私，只是因為仇鸞是他的敵人，而楊繼盛曾經反對仇鸞，在他看來，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
可是嚴嵩並不知道，在楊繼盛的敵人名單上，仇鸞只排第二，第一名的位置一直是留給他老人家的。
嚴嵩認為自己能夠利用楊繼盛與仇鸞的矛盾，能夠用官位和利益收買這個人，能夠將他收為己用，然而他錯了，因為他並不瞭解楊繼盛。
這是一個沒有私仇的人，他的心中只有公憤，即使整他個人，只要有益國家，他也毫無怨言，此即所謂大公無私。
大私無公的嚴嵩自然是無法理解這種品格的，他正在家裡等待著新同黨的加入，卻沒有想到，毀滅之路已然就此開啟。
當嚴嵩自信十足的時候，楊繼盛卻已看清了事情的真相，朝局黑暗、民生凋敝，這一切的罪魁禍首正是嚴嵩，這位本應用心勤政的內閣首輔貪汙受賄、結黨營私，幹過的好事可謂罄竹難書（不是寫不完，是不太好找），心中裝著他自己，唯獨沒有全世界。
於是楊繼盛決定上書彈劾這個人。
在明代，彈劾可謂是家常便飯，比如你看某人不順眼，可以上書彈劾，和某人有仇，可以上書彈劾，政治鬥爭需要，可以上書彈劾，閒來無事找點活幹，也可以上書彈劾。彈劾的理由也是千奇百怪，比如不講個人衛生、衣服沒穿對、腰帶沒繫好，長相難看也可以彈，總之是隻要想得到，就能彈得了。
而在這種環境下，明代的官員們已經養成了習慣，大凡一個官員幹到三品副部級，如果檔案裡沒有十幾份彈章，那就是件極不正常的事情。
你彈劾我，我彈劾你，幸福的日子一天天地過，幾十年混下來，一次也沒被彈劾過的，不是人，是神。
在彈劾如吃飯穿衣的時代，平凡而不起眼的楊繼盛卻因此萬古流芳，是因為他使用了最為特別的一種彈劾方式——死劾。
在很多情況下，彈劾是一種政治手段，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大家同朝為官，混個功名也不容易，彈劾貪汙，下次就少貪點，彈劾禮儀，那就注意點形象，就算是彈劾長相不佳，最多不過是去整容，你來我往，相敬如賓。
而死劾，並非是簡單的文書，它是一種態度，一種決心，彈劾的罪狀是足以置對方死地的罪名，彈劾的物件是足以決定自己生死的人，彈劾的結果是九死一生.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生命為賭注，冒死上劾，是為死劾。
死劾,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若非殺父之仇、奪妻之恨這類的糾紛，是斷然不會有人用這一招的，嚴嵩沒有殺楊繼盛的爹，更不會搶他的老婆，相反，他提拔了楊繼盛，並希望將他收入門下。
然而楊繼盛拒絕了升官發財的機會，他已經下定決心，死劾嚴嵩。
嚴嵩不是他的仇人，他卻依然不忿，為夏言不忿、為朝局不忿、為死在蒙古馬刀下的萬民不忿，為天下不忿！
以天下為己任者，是然。
他並非不知道這樣做的下場，沈鏈的遭遇就在眼前，並非沒有人勸過他，深通王學，熟悉鬥爭之道的唐順之及時看出了苗頭，作為楊繼盛的朋友，他曾寫信勸告：
“願益留意，不朽之業，終當在執事而為。”
作為王學左派的嫡傳弟子（聶豹、徐階屬右派），唐順之十分清楚當時的政治環境，所以他苦口婆心相勸，希望楊繼盛不要出頭，以避禍患。
楊繼盛看了信，卻只是笑而不答，
他的人生只剩下了一件事情。
在上書彈劾之前，楊繼盛齋戒了三天。
這是他一生中最後的自由時光，四十二歲的楊繼盛回顧了他的過去，從童年的貧寒，到青年的求索，熬過了繼母的虐待，熬過了仇鸞的陷害，現在的他，是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前景光輝，仕途遠大。
然而現在他準備放棄所有一切，去完成那件必死無疑的大業。
因為放牛的楊繼盛、歷經磨難的楊繼盛、看盡官場黑暗的楊繼盛，依然是同一個楊繼盛。
在黑暗中的楊繼盛，是一個純潔的人。而面對這片窒息的黑暗，他無力反抗，只能發出那最後的吶喊。
楊繼盛雖然不聰明，卻也不笨，他十分明白，唐順之的話是對的。
死劾確實並不是一個好的方法，但他沒有更好的方法。他沒有錢財，沒有權勢，沒有庶吉士的背景和入閣的希望，更沒有張居正和徐階的智慧。歸根結底，他只是個出身農家、天賦平凡的普通人。
他唯一擁有的，只是他的性命。
而彈劾後的流程他也很清楚，嚴嵩的誣告、錦衣衛的拷打、詔獄的長期關押，如果運氣好，可能還有行刑人的大刀。在這樣恐怖的環境下，根本不用指望什麼九死一生，只有十死無生。
然而他依然決定這樣做。
明知不能成功，明知必死無疑，依然慷慨而行。一般說來這種行為有著很多稱呼，比如愚蠢、不自量力、飛蛾撲火等等，在西方人的眼中，這更是一種不可思議的違反邏輯的行為。
而在中國古老的哲學中，這種行為有著一個恰如其當的名稱：
明知不可而為之。
我深信，這正是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魂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