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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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我是愛國的,我告訴自己,如果國家需要我,為之作出小小的犧牲,我會馬上去做,我從來不買日本的產品。
我是愛國的,如果國家需要我,為之戰鬥,我明天也可以去抗槍。
我是愛國的,哪怕國家需要我獻出我兒子的生命,我也會毫不猶豫
立刻去認個乾兒子……
不管怎麼說,我也是愛國的。
然而,要我背這麼個黑鍋,就算我已經做了半天的心理建設,我還是覺得不爽。
顧維鈞真是不會辦事,年輕人要勇於承擔責任嘛,這樣的事情,自己作主也就是了,我也不會怪你的。什麼事情,都推到我這裡,讓領導怎麼想你呢?
轉念一想,我不由呲笑出聲,顧維鈞,那是什麼樣的人,會對我忠心耿耿,積極主動替我背黑鍋?
如果沒有我的話,顧維鈞會借未婚妻張氏的力,出國留學;然後,拋棄未婚妻張氏,轉而娶了唐紹儀的女兒,走上從政之路;妻子死後,又娶了個富婆,收進了500萬英鎊的隨嫁錢。這麼一個聰明人,怎麼會為我背這個黑鍋。年紀輕輕,顧維鈞已經作到聯省外交司長,未來幾十年裡,更進一步,也不是什麼奢望,他怎麼會壞了自己的名聲?!
遷怒,這絕對是遷怒!
……
惱怒過後,問題依然存在。
日本遭到這麼嚴重的打擊,如果連象徵性賠款都沒有,絕對是不可能接受的。
在日俄戰爭勝利後,簽署的《樸次茅斯和約》中,日本沒有獲得民眾預期的鉅額賠款,結果導致了“日比谷燒打事件”——失望的東京民眾焚燒了日比谷公園附近的內相官邸、外相官邸、國民新聞社和派出所。首相桂太郎也受到了暗殺的威脅,以致去小妾的外宅尋歡時,不得不由軍隊開道護送。後來,桂太郎內閣以倒臺告終。
如果,日本這次簽署的和約,連象徵性賠款都沒有。膽敢支援簽署條約的日本內閣成員,等待他的,必然是,日本“愛國志士”前仆後繼的“鋤奸”行動,而不僅僅是“暗殺的威脅”。日本是絕對不可能,接受這樣的條約。
從開始,我就知道,象徵性賠款,是我不得不支付的。
所以,當這個要求,送到我這裡後,我更為不滿的。
在歐戰中,日本的外債由19億日元降為16億日元,對外債權卻由8.1億日元猛增到43.7億日元。注意,這只是外債的變化,日本國力的增強更是十倍於此。
而聯省對此早有準備,改革農業生產,大力投資工業。從歸來的那一刻起,從國內,到美國,再到安慶,我們兄弟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這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可想而知,聯省從歐戰中獲得的收益,必然會超過日本。要我會放棄?我捨不得,我怎麼可能放棄?!
這麼大的利益,由不得我不低頭。然,要賠款給日本,我怎麼想,怎麼不舒服。
10月23日,顧維鈞與日置益簽署了名為《中日青島和約》。剝去那些華麗的辭藻,核心意思有兩條:日本承認中德之間的約定,日方不干涉青島問題;中方為其間衝突負部分責任,賠償日方損失500萬元——約合日元300萬。
日本要求的賠款並不是沒有依據,日本損失的艦艇,就價值超過一億元,加之,七千餘人戰死/失蹤,要求的賠款一億日元,也不是沒有道理。然而,聯省作為戰鬥的勝利者,雖然還沒有贏得戰爭,卻也絕對不會按價賠償日本損失的。歸根到底,這只是象徵性賠償。
我指示顧維鈞,面子已經沒有了,裡子多一點兒,是一點兒。所以,對於日置益提出的500萬日元的賠償,顧維鈞藉口是中國賠償,應當使用中國的貨幣,當然,500這個數字不錯,就不用改了。生生把賠款改成了300萬日元——顧維鈞如果去菜市場砍價,一定是把好手。
這段日子裡,我與日置益初步達成協議,祕密約定:如果軍政府能夠統治中國,雙方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結為同盟;同時,我將給予日本貿易最惠國的待遇。
這東西,只是個意向,沒有具體的條件,雙方默契於心,約定到時候詳談。
幾天後,日置益前來與我告辭。我再次請他喝茶,這次是武夷大紅袍。我誠摯的對日置益的安全,表示了關心。日置益看了看我誠摯的表情,笑著感謝了我的關心。當然,日置益的笑容有點兒苦澀。
《中日青島和約》的詳細內容,傳回日本國內以後。日置益在日本國內就出了名了,可以說,家喻戶曉了,無數的人聲稱要“討滅國賊”。所以,日置益簽約後,短期內,是不準備回國了。此次離開安慶,日置益會到北京去,接替小幡,與袁世凱談判。我私下揣測,如果日置益不能狠宰袁世凱一刀,後果勘憂呀。袁世凱恐怕要提前簽署《二十一條》了。
在我的預計之中,《青島和約》簽署後,我將受到非常大的輿論壓力。然而,《青島和約》在議會內沒有任何阻力,一次就通過了;社會輿論,也對我出乎意料的寬容。《安慶日報》就不說了,民主黨的機關報,自然不會對我過於嚴厲。就是《申報》、《安徽時報》,對我也沒有意料之中的批評。反而,覺得我乾的不錯,《青島和約》是個基本公平的條約。過了一段時間,我才回過味來。現在的中國,被人欺負數十年,早就沒有了泱泱大國的架子。中國人對政府的期望,是很低的,所以,我簽了一個在後世,足以稱之為賣國條約的東西,時人卻覺得,我乾的不錯。只有我卻對此耿耿於懷,不能釋然。
於是,不和諧的聲音也就愈發刺耳了。批評的聲音始終是存在的,北京、廣州,以及安慶本地,都有。只是,在聯省範圍內,並不是輿論的主流。在北京,大肆批評的聲音,只持續了不長時間——日本提前完成了《二十一條》,目前正逼著袁世凱簽約。可以預計,這份條約,要比《青島和約》嚴厲許多許多,袁世凱不能不給自己留條後路。
在安慶彬彬有禮,很有涵養的日置益,卻在北京厚顏無恥的對中方談判代表陸成祥說:“目前的世界危機,將迫使我國採取影響深遠的行動。當一個珠寶店著了大火的時候,要住在珠寶店附近的人,不去拿幾個珠寶,是辦不到的。”
只有廣州的批判之聲不絕,大有一浪高過一浪之勢。找死,還沒有接受教訓,看我怎麼玩死你。
1914年8、9月間,孫小山接受了田中義一的大筆款項,在廣東組織了護國軍,準備北伐。其時,國防軍正與日軍對峙青島。所以,國民革命黨內部也有分歧,廣東都督陳炯明堅決不同意。因為這種種原因,北伐並沒有成行——我以為,“中日之間,最終沒有開戰,國防軍分毫未損”,也是重要原因。
1915年年初,聯省議會組織了特別法庭,根據此事,要求孫出庭受審。在孫拒絕出庭,並拒絕派辯護人為之辯護的情況下,特別法庭缺席判決孫叛國罪名成立。聯省據此,要求廣東政府交出孫。孫被迫出走香港,輾轉前往日本——我總覺得孫與日本有勾結。
1915年2月,袁世凱在百般掙扎過後,終於簽署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
說起來,北京政府袁世凱這兩年的境況,可不是很好。二次革命戰敗後,袁世凱擬定了一個龐大擴軍計劃。然,北京沒錢。北京政府並沒有建立起一個行之有效的管理體系,各地政府基本就是前清政府的延續;善後大借款到手760萬英鎊,合8400萬袁大頭,在二次革命中花的差不多了。歷史上,北京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交通部,也就是鐵路。但是,現在重要的鐵路,大都掌握在聯省手裡,聯省要從中分潤多一半。可以說,北京命脈實操於聯省之手,我自然不會讓北京有多餘的錢款整編軍隊。儘管我沒有向北方進攻的意思,但袁是不會把命運寄託在別人身上的。這一年多來,北京政府是靠著關稅支援,重新編制武裝了12個師、16個混成旅的軍隊。北洋軍編制人數少,一師僅一萬二、三,一混成旅六千多,總共不過二十四、五萬。然,關稅不是控制在我手裡,就是控制在英國人手裡,洋主子的臉色很難看的。
強迫國會選舉自己成為總統後,袁害怕國民黨與聯省勾結,迅速解散了國民黨。只是迫於聯省的威脅,袁沒有解散國會。但由於國民黨議員被免職,國會不足法定人數,已經陷於癱瘓狀態。然而,沒過幾個月,袁又後悔了,聯省與國民黨鬧翻了。
再後來,日本在青島沒有達成預計目標,便把注意力轉向了東北和北京政府。日本用支援稱帝來引誘袁世凱,提出了企圖獨佔滿蒙的《二十一條》。客觀地說,袁世凱此時是極需要外國的支援的,袁世凱也是很想稱帝的。但《二十一條》實在太苛刻了。袁試圖在外交上做出努力,形勢卻已經不同了。
1914年年中,日本的財政狀況十分糟糕,歐戰開始後,貿易中斷,更是雪上加霜。這時候,各國的一致要求,是日本政府無法不加以考慮的。然後,國防軍的大閱兵,在日本引起了很大轟動。日本對中國的情況是最關心的,中國是它唯一可能的殖民地。日本報紙連篇累牘,對閱兵和演習進行了跟蹤報道。稍後,歐洲龐大的農產品和軍用物資需求,使日本的財政狀況大有好轉。日本政府卻限於自身實力不足,不得不與我和談。而北方的情況則是另一個樣子,北洋軍的裝備、訓練、士氣,都遠不如國防軍,其實力不足以為依靠。而歐洲各國又深陷戰爭,無力做外交之外的干預。此時此刻,唯一的辦法,就是國防軍北下。這樣的情況,卻是袁無論如何也不願意接受的。
迫不得已,袁世凱就把條約內容洩露給報紙,想借用輿論的力量。訊息一經傳出,立刻引起軒然大波,全國上下是一片反對之聲。這時候,日置益又強硬的要求袁世凱,限制反日言論。於是乎,袁世凱不得不限制北方的言論。但東南的言論,是其無法控制的。趁此機會,民主黨及青年會都活動起來,大肆宣傳,推動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
實力過於懸殊,註定袁世凱一切的反抗都是徒勞的。
而且,日本支援其武裝,再與孫小山聯合,北京重開國會,在道義和實力上,就有機會,有可能,有實力打敗南方了——這對袁的吸引力之大,難以言表。所以,袁世凱最終還是答應了這一條約。
1915年,3月,北京取消了對孫的通緝,與其在北京相會,並一起通電譴責聯省的軍閥行徑,宣佈恢復國民黨的地位,重新組織國會。但是,袁、孫二人都錯誤的估計了國內形勢,民眾是有自己的分析判斷能力的。聯省外戰勝利,內部建設也如火如荼,民眾生活有了極大的改善——普通民眾更重視這樣實實在在的東西——在國內已經有了崇高的聲望。而且,國防軍的實力雄厚,有點見識的人都知道,中國的局勢,不是操縱在北,而是掌握在南。與之相比,北京簽署了一系列的賣國條約,袁多次破壞約法,孫也在中日交戰中企圖偷襲國防軍,現在又支援簽署了《二十一條》的袁——我不理解革命者的思想,我總以為國家要比革命更重要,可革命家的想法往往相反——如此種種,極大的損害了兩者的聲譽。
尤其是《二十一條》,舉國上下一致視為奇恥大辱。南方各政治團體都活動起來,開始有組織,有步驟的中斷對日貿易。幾家銀行,一致宣佈,對摞絲業提供優惠貸款。當然,這些銀行中不包括興華銀行,但興華銀行祕密為幾家銀行提供了一筆足夠的資金。董氏也趁機推出了摞絲機,很簡單的東西。中國南方的摞絲業迅速成長,到1917年,已經取代日本,成為美國的生絲主要供應國。在此過程中,日置益也曾找過我,希望我能干預這種反日的行為,我雖然表示很為難,但為了“中日親善”,還是答應了。於是,民主黨退出了這一活動,活動改由其外圍組織青年會操縱**-**。而且,我沒有干預中日貿易。哦,也不能這麼說,我干預了中日之間的大米貿易,恢復對日本的大米供應。當時的日本經濟向工業社會轉變,城市的擴大,非農業人口的增加,使得大米供應開始出現緊張。而稻米的主產地就是中國,特別是,安徽農村改革後,各村長積極主動的推廣應用了雜交水稻,雖然技術不很成熟,水稻的產量也提高了近一倍。現在,聯省已經成為日本大米的重要供應地。所以,儘管我限制其它貿易不力,日置益也還是很滿意。
無可避免,南北雙方的爭執,南方現在是站在了道義的至高點上。而且,國民黨議員多數屬於宋派,國民黨分裂後,加入了國民共和黨。此時,宋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支援《二十一條》的,重建國會的工作進展緩慢。而且,在好不容易組成了國會後,國會第一個提案,就是要求否決《二十一條》,要求袁世凱接受質詢,追究政府非法簽署賣國條約的責任。
我對《二十一條》的態度,也是很明確的。花了三分鐘時間,我反省了自己落井下石的行為後,我就通電全國,措辭嚴厲的批評了北京政府——無論如何,簽署這樣賣國的條約,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聽說,只是聽說呀,袁世凱看到我的通電後,大發雷霆。想必,在袁的眼裡,一切都是我惹出來的禍,現在,替我揹著黑鍋,我居然還落井下石,實在是太無恥了!
然,利用一切手段,打擊政敵,本來就是政治人物的本職工作。我在做本職工作,不用這麼生氣吧!
【袁世凱說:做人要厚道,看書要砸票】
兄弟們,三十比一的點推,也忒難看了,多少給兩票。/game.do?method=gameInd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