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民國時期的大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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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民國時期的大通脹
第七章 民國時期的大通脹(1/3)
中華民國最後幾年中，全國爆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在國民政府人為製造卻無力控制的通貨膨脹下，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由緊張、騷亂而最終陷於絕望。物價漫無限制的飛漲，使廣大人民在對日常生活產生恐慌的同時，也對國民政府失去了最後的信任與希望。而且，通貨膨脹下的人心恐慌與社會動盪，也預兆了國民政府的即將終結。
（一）民國大通脹的簡述
連續十多年的抗戰與內戰，使通貨膨脹成為中華民國最後幾年中的突出特徵。抗戰進入中後期以後，長期的戰爭損耗以及大片富庶國土的淪陷，已經使國民政府的財源日益枯竭。為支援日益龐大的財政開支，國民政府大量發行紙鈔，從而引發了國統區的通貨膨脹。抗戰勝利後，為了籌集發動內戰的資本，國民政府以更大的力度發行紙幣，從而也將通貨推到了惡性膨脹的程度。
（二 ）愈演愈烈的惡性通脹
1935年11月，國民政府宣佈實行幣制改革，在全國統一發行一種“不兌現”的紙幣，就是法幣，規定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得使用現金。所有銀元立即繳存政府，將白銀收歸國有，禁止流通。還規定法幣與英鎊、美元匯價，由指定銀行無限制買賣外匯等等。國民政府出臺的這一改革，一方面使官僚機構壟斷資本獨佔了貨幣發行權，完成了對全國金融的壟斷；另一方面，使國民黨政府透過政治權力這一槓杆，“把紙幣變成了金”，找到了掠奪財富的隱蔽手段，為通貨膨脹開了方便之門。
自從法幣誕生時，就出現了通貨膨脹。1935年12月，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及８家商業銀行的法幣發行額為8.58億元，19361936年12月底增至12.3億元。但在1939年以前，由於國民政府採取偶爾拋售外匯的方法以彌補財政不足，再加上抗戰初期人民憑著愛國熱情購買了相當數量的愛國公債，法幣的膨脹還處於緩和階段，物價上漲幅度也沒有超過法幣的增長速度。若以全面抗戰爆發前的1937年6月法幣發行額為14.1億元，指數為１；至1938年12月發行額為23.1億元，指數為1.64，一年半內法幣發行指數增加64%。而同期上海物價指數只從0.99增至1.15，上漲16%明顯低於法幣增長幅度。然而，這只不過是大通脹的開端。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由於國民黨軍隊在軍事上連連受挫，接連丟失了沿海、中原及湘桂等大部分富庶地區；同時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消耗殆盡，公債的發行亦因公眾對政府的債券喪失了信心而陷入困境，這種情況導致國民黨政府財源日益枯竭，財政走向窮途末路。而財政支出讓然在上漲，由此國民政府加足馬力開動印鈔機器，濫發鈔票。1939年１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批准了增發法幣的政策，聲言“供應軍費，收買物資，使用多量法幣，則籌碼之流通，自無不足之慮”。這一政策使得通貨迅速滑向惡性膨脹演變。到1945年8月抗戰結束時，法幣發行額達5569億元，指數為398.84，比1938年12月的指數增長了238倍以上，而同一時期的物價漲幅更快，1945年８月上海物價指數達到86400，比1938年12月的指數增長75000多倍，物價漲幅遠遠超過法幣的增發速度，意味著國統區的通貨膨脹已進入惡性發展的階段。
以戰前的1937年6月為標準，截至1948年8月法幣貶值400萬倍，物價上漲近500萬倍。1948年8月的金圓券改革，雖然以1元金圓券兌換300萬法幣重新調整了物價。但僅僅70天后，物價又以更加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飛漲，僅僅半年多的時間，金圓券竟貶值6000萬倍，國民政府的經濟已完全崩潰。
對於日趨嚴重的通貨膨脹，國民政府完全可以利用抗戰勝利的大好時機進行財政改革，予以治理和整頓。並且，此時的國民政府已有相當的整合實力，存有黃金400萬兩，美匯９億元，加上接收的大量敵偽物資，經濟實力大增，是可以整理幣制，制止通貨膨脹的。但是，國民黨***集團卻沒能把握住這個機會，根本未曾想到整頓通貨膨脹，休養生息，以創造一個秩序正常的經濟環境，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反而悍然發動全面內戰。隨著內戰機器的加速運轉，造成了軍費的激增和財政赤字的日益龐大，惡性通貨膨脹更如脫韁野馬，瘋狂奔騰。
9461946年，國民政府發行法幣37261億元，1947年突破331885億元，到1948年8月則竄至6636946億元，1948年8月比戰前的1037年6月法幣發行額增長了47萬多倍。法幣的超量發行，招致了貨幣的迅速貶值和物價暴漲。以戰前的1937年6月為標準，載至1948年8月，法幣貶值400萬倍；物價上漲近500萬倍，國統區經濟陷入全面危機，法幣體制已根本動搖。1948年10月又一次實行“幣制改革”，發行“金圓券”，由此導致了通貨膨脹走向徹底崩潰。按國民政府的規定，發行20億元金圓券作為本體幣，限期以金元券１元比法幣300萬元的比價收兌法幣。而事實上，當時的法幣和“東北流通券”合起來的發行量，用金元券２億即可收回。那麼，20億的最高發行額就為固有的通貨膨脹又預備了10倍的數額，因而金圓券發行不到兩個月即告崩潰，到1948年11月，金圓券的發行額就突破20億的限額，至次年５月更達679458億元，摺合法幣2萬億億元，金圓券貶值的速度比法幣更快，由此宣告“幣制改革”徹底破產。1947年7月，國民黨政府又在廣州發行“銀元券”，但這不過是通貨膨脹的餘波而已，其實際影響範圍和作用僅限於廣東一隅，為時也甚暫，旋踵間便隨著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崩潰。
（三）千瘡百孔的中國經濟
通貨膨脹嚴重摧殘了中國經濟的近代化程序，給民族工商業帶來了深重的災難。當時，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很脆弱，在經歷了８年抗戰之後更是風雨飄搖，其境況沒有多大的改善，反而隨著戰後通貨膨脹的發展而日趨惡化。在物價不斷上漲的情況下，產業資本經過一次週轉以後，貨幣數量將大大增加，從形式上看確實獲得了不少盈利，但卻不能購買到生產開始時同等數額的原材料以維持簡單再生產，所以從實際上看則是虧本了，即“虛盈實虧”。物價上漲愈快，工廠和企業虛盈實虧的現象也就越嚴重。同時，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必然引起原材料和產成品的價格不斷上漲，動搖了消費者的信心，促使搶購風、囤積居奇的現象愈演愈烈，使市場更趨疲軟，工廠、企業的生產環境日益惡化，使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秩序遭到破壞。更有甚者，國民黨政府憑藉帳面數字的擴大，胡謅民族資本家在抗戰中發了國難財，要他們繳納高達50%的所謂過分利得稅。這樣，民族工業資本被零星宰割，紛紛停業倒閉。
據統計，1946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上海、南京、天津、廣州、重慶等20多個城市民資工廠倒閉者達2.7萬多家。1946年，上海開工的工廠不及戰前的1／3，到1949年4月則不足1／10。由於普遍的停工、停產或倒閉，工業總產量急劇下降。1949年與1936年相比，重工業下降了70%，輕工業下降了30%。另一方面，由於通貨膨脹，物價暴漲及工業稅收增加等因素，大大助長了商業投機活動。商業利潤奇高，銀行大量增加對商業的放款和投資，促使工業資本紛紛向商業資本轉型。如1942年，重慶工商業資本中，商業資本佔73%，工礦業資本僅佔27%。出現了“以商代工”、“以商養工”的畸型經濟發展現象。
通貨膨脹同樣給正常的商業活動帶來了災難。由於物價瘋狂奔騰，行市早晚迥異，作為售價回收的貨幣，儘管在數量上不斷增長，但其貶值的速度更是突飛猛進。這不斷增長的貨幣，經過一賣一買的轉手週期後，根本不能買進與售貨等量的商品，最終鬧到破產的結局。難怪時人諷刺說：“在百業不振的情況下，只有印刷鈔票的工廠欣欣向榮，一枝獨秀”。
國統區的農業後於工商業崩潰，是由於中國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的傳統心理使得農民對現代貨幣信心不足，暫時壓抑對現代工業品的需求和追逐。因此，最初農業受通貨膨脹的影響並不是很大的。但是，20世紀30、40年代在經受了一次比一次猛烈的通貨膨脹惡浪的衝擊後，中國農村經濟也日趨走向崩潰。由於內戰的影響，運輸遭到破壞，加上國民黨政府從國外進口了大量的糧食，使得國產稻米和麥子的真正價格反而低於戰前；而受通貨膨脹影響，同一時期布、種子、肥料、農具及農民其它必需的工業品價格卻猛烈上漲，工農業產品交換價格的剪刀差愈來愈大。到1945年4月，工農業產品之間的
價格上漲指數就拉開了4.91倍，而且農民出售農副產品換回來的又是即將進一步貶值的法幣，走投無路的農民只得放棄農業，背井離鄉，外出謀生，造成農村田園荒蕪，農業生產嚴重下降。據統計，1948年土地拋荒面積在河南、湖南、廣東等省中，分別佔耕地總面積的20－40％，主要農具減少了30%。1949年全國糧食產量只有2263.6億斤，較戰前1936年的水平降低40%。
通貨膨脹造成了國統區空前的經濟危機，使廣大人民的生活日益惡化，工人大批的失業，1946年上海產業工人失業者30萬人，北平失業工人70萬人，成都失業工人10萬人，重慶失業工人6萬人，昆明失業工人5萬人。工人失業即斷絕了生活來源，全家啼飢號寒，掙扎在死亡線上。即使是在業工人，也因國民黨政府強行凍結工資和通貨膨脹的滌盪，實際收入越來越低。如中紡天津分公司，工人平均工資，1948年9月摺合玉米麵347.27斤，10月份只摺合玉米麵49.18斤，１個月內竟下降了85.7%。知識分子的生活也十分悲慘。成都市國民小學教師的月薪不到100萬元法幣，平均每小時只合4000元，而當地的物價，寄一封平信要5000元，喝一碗茶要8000至12000，元。甚至在成都500餘名小學教師不得不忍餓罷教，上街請願。不少大學教授也因薪水不足以維持生計，不得不兼做別的事，白天奔走於幾所學校兼課，晚上或擔任家庭教師或擺地攤幹些拍賣書籍衣物的營生。有的困難到無以維生的地步。1946年2月，北平法學院66歲教授寧協萬，為生活所迫，不得已自殺身亡，向國民黨政府提出最嚴厲的抗議。人民群眾的反抗鬥爭，把國民黨政權連同其怪胎通貨膨脹淹沒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通貨膨脹嚴重敗壞了社會風氣，腐蝕了國民黨的政權機構。抗戰以來，特別是３年內戰時期，隨著印鈔機器的高速運轉，通貨的惡性膨脹，使各種社會腐敗現象也惡性發展。官僚資本家、國民黨的軍政大員以及憲、警、特、流氓、地痞等一切社會渣滓，紛紛傾巢出動，掀起了一股劫奪民財，暴斂財富的狂潮。軍政大員利用職權操縱了各類“國營”企業，並利用他們對外貿易的壟斷來從事市場投機，不擇手段牟取暴利，使得官倒私倒、行賄受賄、貪贓枉法等種種腐敗現象蔓延成風，社會風氣日益糜爛下去。連***也不得不承認：南京政府內“做官不貪髒、不納賄，真是鳳毛麟角，什麼人不到政界而已，一旦有地位，便想腰纏萬貫了”。
上樑不正下樑歪，政府的統治層既然如此，下級官吏的腐敗就更可想而知了。在通貨膨脹中，公務人員的實際收入越來越少，1937-1943年間，平均降低了85%，造成行政效率低下，政紀鬆懈，貪汙舞弊現象嚴重。官吏身兼數職，安插眷屬於政府機關，利用職務之便從事經商活動，甚或赤膊上陣橫徵暴斂，公開劫奪。如果說，腐敗是國民黨的固有特質的話，那麼30、40年代的通貨膨脹便為腐敗的滋盛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腐敗侵蝕著國民黨政權的機體，使其在糜爛中迅速走向死亡。
通貨膨脹加速了國民黨在軍事上的潰敗。國民黨之所以敢於發動曠日持久的反共反人民的內戰，源於它有充足的兵、錢和糧。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國民黨透過強制手段迫使農村為其綿綿不斷供給戰爭資源。但是，國民黨的通貨膨脹政策導致農村經濟凋蔽破產，農民對政府產生了強烈的厭憎，紛紛躲避徵糧、徵稅和徵兵，從而使國民黨失去了進行戰爭所需要的基本人力和物力，很難持久堅持下去。
國民黨的軍隊也受到通貨膨脹的侵襲而腐化。政府原來提供的為數不多的軍餉絕大部分被軍官們中飽私囊，拿去投機。缺衣少食計程車兵走投無路，到處搶奪。士兵對軍官的腐敗極為不滿，視作戰為畏途；人民群眾則視國民黨士兵為瘟疫，不予支援。顯然，這樣一支貪汙腐敗、民心喪盡的軍隊根本無戰鬥力可言。因而從1948年起出現兵敗如山倒，一潰千里的局面是不足為怪的。軍事實力是政權生存的支柱，隨著軍事的潰敗，國民黨政權的傾覆也就不可避免了。
可以看出，民國末期的這次大通脹為百姓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官僚卻撈得盆滿缽滿。然而，當整個經濟崩潰時，無論是這個腐朽的政權還是這些蛀蟲都不能躲避通脹的惡果。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