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審與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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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審與自信
自審與自信(1/3)
漢末，袁紹與曹操在爭雄中原的時候，曾經讓他手下的一位詩人陳琳，替他寫一篇《檄豫州文》，聲討曹操。
陳琳原是朝廷重臣何進的主簿，參與機密的重要僚屬，曾經諫阻何進，不要輕率地召外兵來中央誅除宦官，因為這種遊戲，具有很大的危險性，結果屠戶出身的何進不聽，把腦袋玩掉了。沒有什麼文化的粗人，不適宜擔當要職的一個原因，就是要幹出一些沒文化的事情，還振振有詞地相信自己絕對正確。陳琳怕因何進的關係被牽連，“避難冀州”。冀州是袁紹的根據地，而袁紹也曾是何進親信。所以，既然來到河北，袁紹就跑去，把賦閒在家的陳琳敦請出來，“使典文章”，無非看在共同的老朋友面上，給他安排一份不怎麼勞累的差使，有一份餉銀而已。拿今天的話說，搞一份第二職業，拿一點補差，好去小酒館裡喝上二兩罷了。
所謂“使典文章”，某種程度類似現在的專業作家，是有空就來上上班，不來點卯也無所謂的閒差。但人家給你開工資，分房子，偶爾給你一點創作任務，當然也不好意思拒絕。其實，陳琳在建安七子中，是位比較有些平民意識的作家。他的名篇《飲馬長城窟》，對於修築長城的徭役，給民眾帶來的苦痛，寄予極大的悲憫。可想而知，袁紹和曹操的這一場戰爭，對河北一帶會造成多麼嚴重的災難，他該是什麼態度了。但端人碗，就得服人管，只好“奉命文學”了。
檄文，用現代語言來講，就是軍事總動員前的輿論宣傳攻勢。據《三國演義》裡講，曹操看到陳琳的檄文時，他的偏頭疼病正在發作，臥病在床。讀完之後，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病竟然好了。文章能起到阿斯匹林的鎮痛作用，簡直是不可思議的。現在有些批這個批那個的大作，那阿摩尼亞的臭味引人噁心欲吐，也是新時代的一絕了。
要談到文學的功能方面，最令歷代文人們揚眉吐氣的，莫過於此篇讓曹操頭疼痊癒的傑作了。大概也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歷代皇帝，有鑑於此，對於文人也就不大客氣，動不動大興文字獄，要收拾收拾的。曹操在誅殺文人方面，名聲也不甚佳，禰衡、孔融、楊修，都死在他的手下。連建安七子中的劉楨，因為膽敢抬起頭來平視他兒媳婦一眼，就被送去採石場勞改。而對這個把他祖宗罵了個狗血噴頭的陳琳，此刻成為他的俘虜，剛剛被捉了來，渾身發抖，心裡已作被砍頭的準備，誰知倒是破例的寬容。《三國志》載：“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
就衝他愛才而不怪罪陳琳這一點，許多皇帝都趕不上他的這份大度。與此齊名的例子，恐怕要數唐代的武則天了，駱賓王為造反的徐敬業起草的《討武曌檄》。歐陽修是大文人，所以在《新唐書·文藝傳》裡，很著意地寫了一筆。“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後讀，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後曰：‘宰相安得失此人？’”這位女皇帝能從人才角度考慮問題，而不計較她被人辱罵，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這並不是所有當領導的，都能具備這等胸懷的。
《三國演義
》在這裡添了一句陳琳向曹操的辯解之詞，“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這倒是一句實實在在的話。一方面，他不否認是箭，而且恐怕還是一支利箭，這是他對於自己文學能力充滿自信的表現。另一方面，認清自己不過是工具，袁紹手中的一支箭罷了，他扣弓弦射出去，箭是無法自己拐彎或者罷工的。顯然，這種切合實際的自審精神，打動了曹操，不但放他一馬，還安排他當了自己的記室，相當於今天的祕書長的職務。文而優則仕，從此享受至少也是局、處級的待遇，比在袁紹幕下僅僅“使典文章”要得意多了。倘不是公元193年許都流行一場可怕的瘟疫，他未能逃脫噩運，棄世而逝，曹操還會提拔重用他的。
現在，重讀陳琳這篇檄文，也真是把曹操噁心得夠嗆，醜化得夠嗆。而曹操能有這份雅量，一笑置之，也著實讓人敬佩。如今那些熱愛對號入座的老爺，像阿Q先生一樣，神經衰弱到這等地步，因為他禿頭，別人說光，說亮，也在忌諱之列，恐怕連曹操的一個小拇指也都比不上的了。
不知有人考證過沒有，這種檄文是不是後來大字報的老祖宗？至少在批判之刻骨仇恨，揭露之刻薄狠毒，措辭用字的無所不用其極，和公開的鬥倒鬥臭等等方面，是極其相似的。不過，那些年裡，我們雖然創作出了差不多是天文數字的大字報，卻沒有一篇達到陳琳批曹操，駱賓王批武則天的檄文水平，真令人有今不如昔之嘆。
陳琳的作品，後來大部都散失了。現在已無法窺其全貌。但從曹丕的《典論》裡，把他排在建安七子中的第二位，僅次於孔融，可見對他的評價是不低的。魏文帝在《與吳質書》裡還說過：“孔璋（陳琳字）章表殊健，微為繁富。”曹操俘獲了他，而不殺他，也說明曹操對他的才華，是十分肯定的，否則就不會“愛其才而不咎”了。建安文學中的這兩位重量級人物的看法，如此一致，是很足以說明問題的。
不過，一位作家，或者，一部作品，要想獲得文壇的交口稱讚，人皆褒譽，大概也難。文人相輕，是作家詩人根深蒂固的劣根性。你說好，我卻搖頭，你說不好，我偏讚賞，由於這種文學批評中感情因素作祟，常常是一葉障目，而褒貶也就必然顛倒是非了。曹植和他的老爹、老哥的稱讚恰恰相反，對於陳琳就頗有微言，在《與楊德祖書》中，說到陳琳時，“以孔璋之才，不閒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這位才氣橫溢的公子，說出這番酸溜溜的話，和他那時的處境不佳，情緒惡劣，是大有關係的。宮廷裡的接位之戰，弟兄們的權力之爭，加之大多數文人圍著五官中郎將的曹丕轉，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文學上，這位七步詩人都處於劣勢，因此過著又恨又怕又嫉又不甘心的日子。所以，曹丕說了“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他就說“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未來也”。一定要唱個反調，這也是在無可奈何的狀況下，求得心理平衡的一法了。後來，曹丕當了皇帝，他不斷上書效忠，曹丕死後，曹睿登基，他給這個侄子，又接著上書致敬，其中有許多言不由衷的話。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所謂“詞賦小道”，“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的
言論，是有一種矯情成份在內的。
加之，他是貴族，對於平民，和反映平民疾苦的作家，自然會有一種天然的隔閡。在文學史上，貴族文學和平民文學的分野，從來是涇渭分明的。正如今天一些描寫現實生活的作品，不大見容於那些在象牙之塔中的惟美主義者，為藝術而藝術者，和新潮先鋒一族，以及生吞活剝西方現代派的二道販子們，是一回事。他們一看這些反映生活面貌、社會現狀、百姓想法、大眾心聲的作品，甚至還沒有看，就搖頭，就撇嘴。這和曹植生活在深宮禁院之中，陶醉於醇酒美人之間，不理解《飲馬長城窟》的那種役夫們拋妻別子、背井離鄉、飽受殘虐、度日如年的悲苦境遇，也不理解陳琳創作的要旨，是完全相通的。吃得太飽的人，是很難體會飢餓的滋味，所以，指望打飽嗝的文學，把飢餓的感覺寫出來，那大概和痴人說夢也差不多了。
作家是精神生產者，自然要有一點精神，特別是創作的自信心，如果缺乏的話，總是自慚形穢，大概很難寫出什麼鴻篇鉅製來的。陳琳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這種自信，是無可挑剔的，曹植也曾說過“孔璋鷹揚於河北”，說明他承認陳琳並非凡庸之輩。如果，就司馬相如拼命往貴族文學中擠去，替那些後宮裡失寵的貴婦人，寫她們的哀怨和性苦悶，予以考察的話，《長門賦》裡的悽怨，未必有陳琳詩篇中的長城腳下的血淚，更令人震撼呢！從這個意義上講，陳琳很自信地和司馬相如相比，也就沒有什麼“畫虎不成，反類狗”的話柄了。
其實，陳琳不但有自信的一面，在《三國志·吳志·張紘傳》的裴注中，我們還看到他自審的一面。“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嘆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他很清楚自己，所以能夠逞雄一方，稱伯（即霸）一時，是在一種隔絕的情況下，而又少有競爭的同行，使之然耳。這樣實事求是的估量，並非每個作家都能做到的。文壇時不時地冒出幾位沾沾自喜，夜郎自大，目空一切，失態忘形者，就是缺少這種清醒的緣故。
自信心體現在創作過程之中，而自審精神則貫穿於作家的一生。沒有自審，自信就會化為自負。而自負的結果，必自視甚高，於是睨天下碌碌眾生，皆不在眼裡了。這些年來，我們看到一些老作家，和並不太老的作家，來不及成立自己作品的研究會，建立自己的文學紀念館，或鳴放鞭炮，或聚餐合影，或接受祝賀，或發表專集，頗忙得不亦樂乎的。按歷史慣例，這都是屬於後人來做的事情，完全用不著未雨綢繆，本人現在就張羅起來，這種超前意識似乎大可不必的。
其實，忙個什麼勁呢？最近，方知秦牧先生辭世多年以後，才有他的作品研究會在廣州成立的訊息，這就是很正常的紀念方式了。說明秦牧先生的道德文章，仍舊在讀者心中存活著。同時也證明了，一個作家若是不被人忘掉的話，遲早會有人來研究他的。所以，這種活著給自己蓋廟的笑話，想來也是缺乏自審精神的結果了。
從這一點看，自審比自信，更是作家應該具有的品質。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