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疑“蠟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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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蠟燭包”
質疑“蠟燭包”(1/3)
前些日子，報紙上有一則報導，有位跟隨丈夫在上海居住過兩年的日本婦女，與公寓裡的中國人家庭，建立了良好的睦鄰關係，大家有來有往，很親切的。後來，她又隨先生回到了日本本土，就寫一本給中國年輕媽媽閱讀的書，內容是講怎樣帶孩子。這訊息乍聽起來似乎有些滑稽，中國人口為日本人口的十倍，儘管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但若僅把做母親的中國人加起來，相信不會比日本總人口少，用得著一位日本媽媽來輔導我們怎樣育兒嘛！簡直笑談了。
其實，我並不那麼沙文主義，但對於外國政客們，動不動在議會里，點名道姓，指指戳戳，一而再，再而三地發難，也挺不耐煩的。但從短訊的約略介紹中，這位日本婦女寫的這部書，實在是很有識見的舉動。她以一個異國人的眼光，看到她在上海時那些鄰居的年輕母親，在帶孩子方面頗有不足之處。雖然中國是人口大國，但有些習以為常的，理所當然的一些育兒措施，其實並不適合於孩子的成長髮育。這一片鄰國婦女的真心好意，確是值得稱許。要比那些老外和綠卡持有者，對中國文學說三道四，評頭品足，隔靴搔癢，總不中的，還不肯夾緊那張嘴，要強上百倍。
這位鄰國婦女質疑的一點，便是對所謂的“蠟燭包”，十二萬分地不認可。說實在的，倘非上海或江浙一帶人，真不懂得這個地域性詞語。但中國人呱呱墜地以後，恐怕都得在這種緊裹著的“蠟燭包”裡，度過最初的歲月，這也是事實。所以，古漢語中有“襁褓”一詞，據新版《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襁褓”是“包裹嬰兒的被子和帶子”，這兩
樣東西，便是使那位日本婦女皺眉頭的“蠟燭包”了。
我未考證過“蠟燭包”的淵源，但為新生兒營造一個類似在母腹中的生存狀態，這種最初始的用意，大致可以想像得到的。不過，好像應該是一個比較寬鬆的環境才是。像春蠶似作繭自縛，把嬰幼兒又包又裹，又捆又綁，身體不能轉側，手腳不得動彈，我想，若小孩一出孃胎，便有發言權，恐怕會抗議這種束縛的。然而自古傳下來的說法是，任孩子自由活動的結果，必然要出現羅圈腿。
這位日本婦女認為，從醫學角度看，羅圈腿，又稱O型腿，X型腿，是一種代謝紊亂，骨化障礙的佝僂病症狀，與裹不裹“蠟燭包”毫無關係。這種像人犯似的捆綁起來的“蠟燭包”，使剛來到世界上的嬰兒，先領教了一番失去自由的滋味，必然會影響其身心健康的。
看來，孔夫子說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其實許多看來知之的東西，未必真的知之。以為是真理的東西，倒是十足的謬誤，以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實際並無任何道理，似乎是育嬰的金科玉律，竟然是不科學的餵養方法。於是我不禁思索何以產生誤訛的緣由，也許這與中國人在長期的封建思想桎梏下，在小農經濟狹隘保守的心態制約下，習慣於聽從真命天子，而不敢質疑的天性有關，這就像基因一樣，形成人們頭腦中因循守舊的習氣。因此“照方抓藥”，“依樣畫葫蘆”，“外甥打燈籠——照舅（舊）”，這些諺語所反映出的習慣勢力，使得人不善於，或不敢於問一聲為什麼？既然早就“蠟燭包”，也就依然“蠟燭包”好了。既然大家都“蠟燭包”，我又
怎敢例外，不照樣“蠟燭包”呢？
於是，用“蠟燭包”裹嬰兒的中國母親，每一位都是理直氣壯。這和文壇上的一些前輩，一些有身份的人物，對於年輕作家要這樣，或不要那樣，寫什麼，或不寫什麼，應該如何，或不應該如何的諄諄教誨一樣，同是出於這種怕孩子落下羅圈腿毛病的愛護之心。好像用“蠟燭包”的辦法裹起，只露出一張小臉，一對茫然的眼睛注視著這個陌生的世界，那倒是最佳方案似的。
我曾經聽一位前輩，對青年作家藝術上的探索，私下裡發表過憂心忡忡的看法：“這樣下去，怎麼得了？”這位前輩已經故去好幾年了，文壇風景似乎依然故我，並沒有出現什麼禮崩樂壞以至於“怎麼得了”的變故，真令人產生“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東風”的嗟嘆。至於，一些人動輒與年輕作家過不去，氣急敗壞地發難，十分無聊地嫉妒，吹毛求疵地挑剔，歇斯底里地跳踉，完全是那種寫不出東西之後的更年期病態，更不足為訓了。其實，讓嬰兒去滾、去爬，跌跌撞撞，摔個跟頭什麼的，有什麼了不得的呢，也許使他活得更結實。
魯迅先生在一篇文章裡寫到，他領他的兒子去照相，在日本人開的照相館裡拍照，就顯得活潑開朗，頑皮可愛。到了中國人開的照相館裡，同是這個孩子，照出來的模樣，拘謹呆板不說，而且活模活脫一個小大人，他為此很感慨一番。所以，既不要把自己當做絕對的樣板，也不必像唐代那位封德彝先生總擔憂人心不古。透過這位日本母親對於“蠟燭包”的質疑，倒是可以引發我們更多方面的有益思考。多問幾個為什麼，沒壞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