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且介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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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且介亭”
讀“且介亭”(1/3)
魯迅先生三十年代住上海虹口區，那時是日租界。他取“租界”兩字的各一半，用來做書名。至於“亭”字，是否含有亭子間的意思，就不得而知了。近讀他收在且介亭書裡的雜文，居然就一個題目，從1935年的4月14日持續到這年的9月12日，半年時間，一口氣寫了七論“文人相輕”的文章。這在他的著作中，如此專注於一個話題，是比較少有的現象，足見這個題目的可談性。
一談起文人之間的關係，總是先想到“文人相輕”這四個字。這也是對古往今來的文壇狀況，一個比較接近於準確的描寫。文人愛犯酸，王漁洋就管文人曰酸丁。這些人十有八九，瞧不起同行，真正不道人長短者，百不及一，這是事實，不能怪曹丕將它總結出來，而成為疵病文人的口柄。
細加考較，任何時代的所謂文壇，總是由少數大師級的文人，和多數非大師級文人組成。在後一類作家中，那些“一瓶子不滿，半瓶子晃盪”者，尤其是熱衷於自戀和積極於排他。也就是曹丕所說的“謂己為賢”，最愛生事的一群。文壇由於有這些人，才熱鬧，才有戲好看，才生出派別，才恩恩怨怨不解，才咬住一口死也不肯松嘴。
這七篇文章，汪洋恣肆，鞭辟入裡，對三十年代海上文壇，進行了無情的剖析。現在從《且介亭雜文二集》註釋裡，瞭解到文章背景和始末概況，知道事情是由於林語堂先生引起的。他對於當時文學運動中出現的論爭，眉毛鬍子一把抓，一律抹殺之曰“文人相輕”。把涉及到一些重大的原則性的是非，統歸於“文人好相輕，與女子互相評頭品足相同”的簡單結論中，然後各打四十大板，“
大家爭營對壘，成群結黨，一槍一矛，街頭巷尾，報上屁股，互相臭罵……原其心理，都是大家要取媚於世。”顯然是偏頗而且帶有高高在上的審判官語氣，魯迅先生自然要反彈的。
但是，如果撇開當時中國社會的革命與非革命之爭，撇開當時文學運動的左翼與右翼之爭，若僅就文學談文學的話，一些作家在那裡“各以所長，相輕所短”，也是實際情況的反映。因此，林語堂先生的描述，要是用在這些人身上，應該說是有針對性的。特別是他將這種“文人相輕”的詬病，追探到心理角度，“都是大家要取媚於世”，不能不說是真知卓見。林先生所說“取媚於世”，其目的，很簡單，就是獵取虛榮。由於深感自己創作實力，已經衰弱，已經不振，已經不可能獲得想要的名聲，有吞象之心，無縛雞之力，總眼紅別人洛陽紙貴，不承認自己才盡江郎，於是，只好以相輕之道，把比他強的同行一筆抹殺，然後“謂己為賢”，來找心理平衡了。
宋代王鞏的筆記《聞見近錄》裡，記載了一段有關蘇東坡的文字，倒有些啟發。他說：“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也。李承之奉世知南京，嘗謂餘曰：在侍從班時，李定資深鞫蘇子瞻獄，雖同列不敢輒啟問。一日，資深於崇政殿門，忽謂眾人曰：蘇軾真奇才也。眾莫敢對。已而曰：雖二三十年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即答，無一字差舛，誠天下之奇才也。嘆息不止。”
李定，字資深，在安徽壽州做地方官時，蘇軾到潁州看望弟弟蘇轍，路過那裡，也愛舞文弄墨的他，設筵招待。“使君惜別催歌管，村巷驚呼聚狻猴”，就記敘了這次唱和雅事。後來，此
人攀附上王安石，調到中樞，成為御史，就成一個上躥下跳的小人。向宋神宗上書檢舉揭發蘇軾的，有他一個。蘇軾押到開封，是他來鞫審這個案子的。深文周納，羅織罪名，一心想把蘇軾整死。這樣一個心毒手辣的文化惡棍，而且還是一個母死不報丁憂，被視為敗類的人，在大庭廣眾間承認蘇東坡是“天下奇才”，所以王鞏才感慨，“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也”。其實他不瞭解，如果李定志在文壇，那就必然要較短長，能不能持此公論，恐怕就要打問號了。
所以，惟文人好相輕，也是事實。但是，如果短是真短，長是真長，以長輕短，也是活該，無可厚非。但這其間，有的並無所長，而輕人之短；有的以其所短，而輕人之長；有的長短不識，而信口雌黃；有的矮子看戲，而隨人短長。這些撇著嘴，把別人輕得一無是處的勇士，他們在對著鏡子照自己尊容時，像《紅樓夢》裡的賈瑞，不看自審自省的那一面，而總是看自溺**的那一面，結果自然是貽人笑柄，出盡洋相。
“文人相輕”，根子在於嫉妒，由於他不能“取媚於世”。但妒火如焚，往往算不清這份賬，菲薄別人，正表明了自家的淺薄，妄自尊大，更被人看作無知的狂妄，所以，輕人的同時，其實也是在自輕。這就是莎士比亞在《奧賽羅》中，透過那個小丑依阿高之口，對奧賽羅說過的話了：“小心啊，閣下，妒嫉這個鬼精靈啊，它可是長著綠眼，一面吃著你的心，一面在嘲笑你的怪物噢！”因此，建議喝一點《紅樓夢》裡王一帖給賈寶玉開的療妒方，或許對於相輕成癖者，不無益處。那是用梨子煮的糖水，至少可以去去心火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