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另眼“幾朝天子一朝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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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另眼“幾朝天子一朝臣”（2）
第六篇 另眼“幾朝天子一朝臣”（2）(1/3)
賈似道得寵兩朝弄權
能夠在官海中馳騁幾載的人，或者善於隨風轉舵，要不就會溜鬚拍馬，但在南宋卻有一個無才無德無功的人卻能專權兩朝，其中原委如何呢？
賈似道，字師憲。生於公元1212年（宋寧宗嘉定五年），系台州（今浙江寧海）人，父親賈涉任淮東制置使，在賈似道幼年便去世了。賈似道生性浮華，在失去父親之後，親生母親又不知去向，所以無人管教。於是，他就同一幫流氓無賴混在一起，吃喝嫖賭，不務正業。也許就是他的這段流氓生活，幫他找到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對他日後專寵弄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由於宋代實行恩蔭制度，即對那些做過高官或立過大功的官吏的子孫授以一定的官職，所謂澤被後世，蔭及子孫，就是這個意思。賈似道也領沐了這浩蕩的皇恩，被朝廷授以嘉興司倉之職。這雖是一個管理縣級糧倉的小官，但畢竟能供他衣食，使他從流氓階層中脫離出來。
然而，要想由這樣一個小官透過正常的途徑熬到當朝宰相，那實在是痴心妄想，只有透過偶然的奇緣，才有可能飛黃騰達。而賈似道偏偏吉人自有天相，這樣的好運就落在他的身上。於是這位無功、無德又無才的倉庫管理員，從此就平步青雲了。
原來，賈似道的同父異母姐姐被選入宮，並得寵於理宗，賈似道便藉著這層關係扶搖直上。宋理宗趙昀也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昏君之一。宋理宗在數年之中連續提拔賈似道，先是提拔為籍田令、太常丞、軍器監，後來乾脆升為大宗正丞。
南宋末年，宦官與外戚在朝廷中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勢力。賈似道入朝以後，為了樹立自己的權威，而專門引用一批庸官，這些碌碌之輩，不問國事，坐享俸祿，唯賈似道馬首是瞻。當有人狀告賈似道過於放浪，有礙禮教道學之時，其黨羽之一的臨安知府史巖還處處坦護他。他對理宗說：“賈似道雖有形跡不檢之處，只不過是少年習氣，並未傷於風化。但觀其材，似可大用。”理宗聽了這些話，就放下了心。他本不欲罰處賈似道，便把他調到澧州去當知州。雖不是京官了，但品位未降，又有了實權，對於賈似道來講，未嘗不是好事。由於理宗當政的前半期主要被史彌遠集團所控制，在朝臣之中，很難找到一個心腹臣下。因此，理宗對於寵妃賈氏之弟，也就青睞有加。在公元1241年（淳柘元年）至1257年（寶枯五年）之間，賈似道由澧州知州陸續升至兩淮制置大使，併兼任淮東安撫使，知揚州，後又升為參知政事，並知樞密院事。在賈似道權力日漸上升的時候，史彌遠亡故，其子史嵩之需守父喪回家，他的黨羽也漸漸地失去了權力，但接之而來的，是董宋臣、丁大全等一幫專靠趨奉理宗的大臣當政。這些人，對外無抗金之策，對內無安國之能，只是一味地引導理宗享樂，因而，朝廷上的正直之士為之一空，朝廷只剩下了一個空架子，一旦金兵入侵，理宗便只有驚慌失措了。
公元1259年（開慶元年）2月，蒙古大汗蒙哥出兵三路，進攻南宋。南宋的邊境重鎮鄂州被圍數月，董宋臣等人竟壓住警報，不使理宗得知。後來大臣們慌了手腳，準備出逃，理宗才知有蒙古人來攻。理宗不思抗擊，反讓董宋臣、丁大全等人準備遷都逃亡，這一舉措立刻引起了正直朝臣的強烈反對，在文天祥等人的強烈要求下，理宗只好貶逐了兩人，讓吳潛、賈似道主政。
賈似道以右丞相兼樞密使的身份帶兵出征，這是他專權誤國的開始。他邀得權力的重要法門之一，就是謊報戰功。
賈似道既沒指揮才能，又沒作戰勇氣。當時，鄂州城的守衛戰打得很激烈，城中軍民死傷達一萬多人，對忽必烈所部的蒙古軍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如果堅守，蒙古人也難以輕易向南推進。但雖有軍民的猛烈抵抗，賈似道等人卻嚇破了膽，當忽必烈揚言要進攻揚州時，賈似道連忙遣使向蒙古人求和，自許了許多投降條件。但忽必烈拒絕議和，一面加緊攻打鄂州，一面準備進攻揚州。這使得賈似道憂恐萬狀，一籌莫展。
正在這時，進攻四川一帶的西路蒙軍戰敗，蒙古大汗蒙哥在進攻四川合州時中箭受傷，病發而死，蒙古貴族內部發生權力之爭，留在後方的王室趁機自立為大汗。忽必烈為了爭奪汗位，準備起兵北還。這時，賈似道若能趁勢追擊，一定會大獲勝利。可賈似道明知敵軍即將撤走，偏偏又主動去求和，忽必烈正欲撤兵，樂得佔個大便宜，就與賈似道簽訂了議和條約，要賈似道每年輸納大量錢物，這才帶兵北還。
蒙古兵退去，昏庸虛弱的南宋小朝廷長吁了一口氣，尤其是宋理宗，真是對賈似道感激莫名。賈似道也真會做戲，首先，他在蒙古兵撤退時截殺了一百多個蒙古散騎，佈置了一個巨集大的勝利場面，然後向朝廷報捷，說經過如何如何苦戰，將士如何效力用命，殺了多少敵人等等，弄得理宗深信不疑。其次，他籠絡朝臣，既讓他們不明真相，又讓他們封鎖訊息。這麼一來，賈似道就成了國家的棟樑，乃至民族英雄。自蒙古人南下以來，還沒有人能像賈似道這樣奮力擊退了蒙軍，於是，賈似道瞞天過海，樹立了威望。
賈似道採取的第二種取寵竊權的方法是大造輿論，宣傳自己。其實，只要寡廉鮮恥，這一招往往是很有效的。他在帶兵增援鄂州之時，貪生怕死，根本不懂指揮作戰，被吳潛派住鄂州下游的黃州時，又推推擋擋，不願到蒙古兵出沒的地方去。但一旦當權，他的劣跡立刻變成了功績，他指使幕僚，收羅“名士”，為他撰寫《福華編》，把他的“援鄂之功”吹得天花亂墜。這種做法，在當時收到了很大的效果，朝廷上下以致平民百姓都曾被他矇騙一時。理宗甚至親寫詔書稱讚他說：“賈似道隱然殄敵，奮不顧身，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於再造。”
趁此時機，賈似道又利用朝廷中反對董宋臣、丁大全的情緒，把專權的宦官和其他外戚權臣一一除掉。在理宗執政的後期，賈似道可以說是獨攬大權，無人可比了。
賈似道當政期間，也採取了宦官、奸佞之徒蠱惑皇帝的傳統方法，即為皇帝蒐羅美女藝伎，引誘皇帝縱情享樂。宋理宗本就昏庸無才，不願理政事，這回可得了賈似道這麼一個擎天巨柱，外能御蒙古兵，內能治百事，又能勸己享樂，真是再好也沒有了。理宗晚年，南宋已脆弱不堪，史書上評論這一時期的形勢是“猶如用壞膠爛紙糊起來的紙罈子，只要用力一戳，便會碎成萬片”。
公元1264年（寶祐五年）理宗去世忠王即位，這就是度宗。由於宰相吳潛反對立忠王趙祺為太子，在忠王即位後，吳潛便被罷去宰相職務，而賈似道因擁忠王有功，取代吳潛，登上了宰相的寶座。新即位的度宗對賈似道禮尚有加，每次朝見必答拜。於是賈似道便飄飄然起來，稍有不如意，便從辭官相挾。並且視國家大事為兒戲，為了加官進爵不擇手段。在營葬完理宗，賈似道先棄官隱居，然後讓自己的親信呂文德從湖北抗蒙前線假傳邊報，說是忽必烈親率大兵急攻下沱，看樣子勢不可擋，有直取南宋都城臨安之勢。度宗正欲改革弊政，勵精圖治，沒想到當頭來了這麼一棒。他立刻召集眾臣，商量出兵抗擊蒙軍之事，宋度宗萬萬沒有想到，滿朝文武竟沒有一人能提出一言半語的御兵之策，更不用說為國家慷慨赴任，領兵出征了。而這時，賈似道卻歸隱林下，悠哉遊哉地過著他的隱居生活。前線的警報傳來，數十萬蒙古鐵騎的急攻，要都城築壘防禦，這一切，使得度宗心驚肉跳，他不得不想起朝廷之中惟一的一位能抗擊蒙軍的“鄂州大捷”的英雄賈似道。因軍情緊急，度宗與太后親下詔書請賈似道復職。賈似道提出要度宗大封其官才肯回去。於是，縱使為一國君，也不得不放下架子，先尊他為太師，並封他為平章軍國重事（即首相），還加封他為魏國公。這樣，賈似道才懶洋洋地出來“為國視事”。賈似道知道警報雖是他令人假傳的，但還是要做出慷慨赴任、萬死不辭甚至胸有成竹的樣子。他向度宗要了節鋮儀仗，即日出徵，這真令度宗感激涕零，也令百官惶愧天地。天子的節鋮儀仗一旦出去，就不能返回，除非所奉使命有了結果，這代表了皇帝的尊嚴。在賈似道出徵這一天，臨安城人山人海，來看熱鬧，他為了顯示威風，居然藉口當日不利於出征，令節鋮儀仗返回。這真是大長了賈似道的威風，大滅了度宗的志氣。爾後賈似道到“前線”逛了一圈，無事而回，度宗和朝臣見是一場虛驚，拍手慶幸尚且不及，哪裡還顧得上追查是謊報還是實報。
賈似道“出征”回來，度宗便把大權交給了他，賈似道還故作姿態，再三辭讓，屢加試探要挾，後見度宗和謝太后出於真心，他才留在朝中。這時，滿朝文武大臣也爭相趨奉，把他比作是輔佐成王的周公。透過這場考驗，年輕的度宗終於理解理宗為什麼要委政於賈似道。原來滿朝文武竟無一人可用，只有賈似道能在國難當頭之際，“忠勇當前”，敢於“挺身而出”。度宗哪裡知道，滿朝文武懦弱是真，賈似道忠勇卻是假，他不知不覺地墜人了賈似道的奸計之中。從此，度宗完全失去了治理朝政的信心和熱情，把大權往賈似道那裡一推，縱情享樂去了。
度宗之**，可列於封建皇帝之首，他不僅把先皇的宮女據為已有，還大選美女，充實後宮。他時刻離不開女人，常令幾十個美女簇擁著自己，即使在熱喪時期也不例外。一旦**心蕩起，不分場合地點，即便在大庭廣眾之下或是路邊草地，也照**不誤。按當時的宮廷規定，凡頭天晚上被皇帝寵過的宮女，第二天必到登記處“謝主龍恩”，以便計算懷孕日期，免得生了雜種。據說，一般每天來登記的有三五人之多，但多時竟達三十餘人。如此看來，恐怕像陳後主、隋煬帝、金海陵王這樣的**君，也比他大有不如。
有**君也有**相，賈似道之**亦不在度宗之下。度宗把父皇的宮女據為已有，在理學大盛的宋代已屬大逆不道，但賈似道居然借度宗的宮女侍宴侍寢，也算是報應不爽了。度宗為害一宮，賈似道則為害四方，他還連尼姑也不放過。
有一句詩這樣寫賈似道：“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平章是宰相的別稱）。”在蒙古人連年圍困襄陽的時候，他卻弄來一些尼姑、妓女，日夜**樂，西湖上的風光，幾乎被他賈似道一人佔盡。他本人還寫了一部鬥蟋蟀的專著，叫做《蟋蟀經》，對於古玩書畫，他也附庸風雅，及其巧取豪奪之能事。對待僕人侍妾，他也極為殘暴，在一次遊湖之時，他的一個侍妾看到一位少年，讚了一聲說：“好美的少年！”賈似道就妒火中燒，令砍下她的頭，並把頭盛在盤子裡，讓其他的侍妾傳看，其殘忍超過了晉靈公宰殺烹熊掌不熟的廚子。方圓幾十裡內的稍有姿色的婦女幾乎被他**遍。度宗和賈似道君臣，在這方面也真創造出了奇蹟。
由於度宗的荒**，賈似道再次把持了朝政。賈似道當政期間，朝政極其腐敗，貪汙賄賂之風盛行，賣官鬻爵更是司空見慣。賈似道門庭若
市，凡想做官者，都必須巴結上賈似道。為了表示自己的權勢，賈似道每五天才坐船經過西湖去上朝一次，連宰相衙門也不去，乾脆在自己家裡辦公，所有檔案都要公人送往他家，由他審理簽署。實際上，許多事賈似道並不管，只是授意一下，讓他的慕僚屬吏翁應龍、廖瑩中等人辦理。這樣一來，朝廷的政治，比理宗時期就更加不堪了。
就在度宗荒**，賈似道把持朝政期間，蒙古人也是加緊進攻襄陽，而對於蒙古人緊攻襄陽的訊息，賈似道的策略還是瞞和騙。他不許任何人提起蒙軍進攻的事，如果有人談及此事，他就立刻找個藉口將他貶斥。有一次，度宗憂慮地問他：“蒙軍已圍襄陽三年，不知該怎麼辦？”賈似道卻強硬地回答說：“蒙軍早已被擊退，陛下不要聽別人的胡言亂語。”並逼迫度宗說出進言之人，度宗無奈，只好說是聽一名宮女說的，賈似道也不管是真是假，就將這宮女立即處死。眾人看到這種情形，哪裡還敢多嘴？賈似道也真算是得遇“知己”了。度宗不僅不疏遠賈似道，反而把他依為惟一的靠山。
為了固權，賈似道屢屢以辭官相狹，而度宗為了有更多時間享樂，還大力挽救，這使得賈似道在朝中的位子固若金湯。
由於度宗荒**無度，在三十五歲的壯年忽然病死。恭帝即位，年僅四歲，由太皇太后謝氏聽政。不出幾月，蒙古兵就打過長江，逼近臨安。襄陽城被圍五年，城中士卒以人骨為炊，以紙幣做衣服，守將呂文煥見救兵不至，只好出城投降。蒙軍在元世祖忽必烈的帶領之下，以風捲殘雲之勢，攻下樊城，繼續進逼。度宗在日，賈似道緊緊抓住度宗怕死的心理，裝腔作勢地要求出戰，卻被度宗死死拖住。賈似道既免了親臨前線之驚怕，又賺了好名聲。如今，恭帝即位，元兵猛攻，群臣紛紛要求賈似道出徵，他再也使不出計策來推託了。
賈似道膽小如鼠，又貪生怕死，但又不得不硬著頭皮去應付。他調動了十三萬精兵，從水路出發，來到安徽一帶，他根本不思抗擊，只是一味巴結元人，請求議和。他給元丞相伯顏送上禮品，請求割地賠款，但伯顏罵他不守信義，還扣留了使者郝大經，拒絕議和，率兵衝擊。賈似道幾乎未加抵抗，就和幾個屬下一起乘小船逃走。南宋軍隊一片混亂，糧草輜重全被元軍奪去，軍士死傷逃亡不計其數。
但賈似道回朝之後，繼續耍弄手腕，牢牢靠定太皇太后謝氏，裝出一副忠臣的樣子，請求遷都。賈似道兵敗魯港，喪師辱國，使他的奸臣面目再次得到充分地暴露。朝野詈罵，群情鼎沸。樞密使陳宜中率先上書請誅賈似道。謝太后以賈似道效力三朝，一朝獲罪為由，只罷了他的宰相與都督之職。但朝廷大臣對此仍然不服，紛紛連續上書，請誅賈似道以謝天下。於是朝廷決定鞀賈似道貶為高州（今廣東高州東北）團練使。在循州安置，並將他的家產抄沒。
縣尉鄭虎臣曾受過賈似道的迫害，為了報仇，他主動要求押賈似道去貶所。在押解的路上，鄭虎臣多次提醒，讓賈似道自盡，但他苟且偷生，不願就死。鄭虎臣想盡辦法，勒逼折磨，賈似道自知再也活不下去，就服冰片自殺。怎奈一時並不得死，只是肚洩，鄭虎臣見此情景，決定親手在這城結束他。趁賈似道上廁所的機會，他尾隨進去，抓住賈似道的前胸，說：“百萬生靈死於你這才賊之手，你今天自己找死，我偏不容你，我要替天下人親手結果你的狗命！”鄭虎臣使出氣力一拽，賈似道就一命嗚呼了。就這樣，南宋末年這個為害最烈的奸臣結束了他罪惡、骯髒的一生。
賈似道的確過足了幾朝天子一朝臣的癮。但他在當政期間，真可謂是惡貫滿盈，磬竹難書。可是如此一個無才、無德、無功的人卻能專權兩朝，我們不得不對古代的用人制度提出質疑？在古代，雖也有任人唯賢的先例，但更多的由於君主專制制的影響，君主一個人說了算，因此許多君主往往就會根據個人好惡來選拔人才，而缺乏輿倫監督。難怪古人自己也會說：“昏君眼裡皆奸佞，桀紂手下無忠臣。”如果皇帝昏庸無能，為其效力的便可能是十惡不赦的奸徒，而這樣的人歷事幾朝也便不足為奇了。
曹振鏞做官有道
對於曹振鏞來說，他作為清朝的一個漢族官僚，一沒有顯赫的功勳，二無過人的才能，但他卻歷仕三朝，不僅沒有遇到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麻煩，反而愈老愈受皇帝寵愛，仕途越來越順，官越做越大，他到底有什麼訣竅呢？
曹振鏞（1755-1835），字懌嘉，號儷笙，安徽歙縣人出生官僚家庭。祖父曹景宸，作過多年揚州鹽商。乾隆四十少年（1781）中進士，做過翰林，到了嘉靖年間就連連升官，可謂飛黃騰達，一直升為尚書、大學士，到了道光年間，他更是如魚得水，晉武英殿大學土、贈太傅，畫圖紫光閣。曹振鏞81歲高齡去世後，諡贈“文正”。“文正”的諡號在清朝有特別的意義，不僅是對故世大臣的最高評價，還說明了滿清統治者對人的高度信任。縱觀整個清代，享受這種殊榮的也不過七八個人。曹振鏞在道光朝益受恩寵的一個原因是，曹振鏞處處寸心老成，事事不逾舊制，與以“守成”為指歸的道光帝極為默契，真可謂“君臣心心相應”。道光帝稱他為“股肱心膂之臣”，而時人罵他怠誤了大清江山。
歷史上的“康乾盛世”形容的是從康熙執政到乾隆前後三朝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盛世濟濟的景象。然而“康乾盛世”以後各方面的矛盾都顯示出來，逐漸有了江河日下的景象。尤其是政治，自雍正實行新政以來，出現好轉的政治局面到此時已今非昔比，好多政治制度已有過時之嫌，許多大政無不弊端累累，積重難返。地方官員在具體處理事務時遇到了很多問題，他們紛紛把這些情況上報朝廷，等待皇帝拿出辦法。每天堆在皇帝面前等待批閱的檔案有幾大摞，道光帝實在應接不暇，搞得十分煩躁。但如果不看這些奏摺，又會落的個荒廢政務的惡名。
道光帝這種煩躁的情緒表現得十分明顯。曹振鏞經常侍奉在皇帝的周圍，又善於察顏觀色，對此深有了解。他經過一番琢磨，決定在合適的時機向皇帝“奏上一本”，為皇帝“分憂”。這天，道光帝對著案頭堆積如山的奏章心煩不已，曹振鏞見狀，不失時機地上前道：“今天國家在陛下的英明治理下，已太平無事，但一些大臣偏好生事，在奏章裡講一些危言聳聽的話，其目的無非是為了博取直言的虛名，哪裡是對國家盡忠！對於這些沽名釣譽之徒，皇上又不好降旨治罪，如果降旨治罪，陛下就會蒙受拒諫的壞名聲。依臣之愚見，陛下今後只要在批閱奏章時選擇其中的細枝末節上的錯誤，降旨嚴厲斥責。臣下就會懾於您的聖明與天威，知道陛下對天下事早已瞭如指掌，一定不敢再上那些搬弄是非的奏章。”
曹振鏞這一“肺腑”之言正中昏庸的道光帝的下懷。此後，道光帝居然真的照著曹振鏞的辦法去做，專門挑剔大臣奏章中細枝末節處的小毛病，甚至是字型和行文上的毛病，他也不放過，動不動就降旨申斥，雖然沒有殺人，但確實使不少人為此丟官。弄得朝野震驚，“皆矜矜小節，無敢稍縱”，所上奏章大減，且“語多吉祥，凶災不敢人告”，言路就此阻塞。
這種方法的確是效驗若神，沒多長時間，就弄得滿朝文武官員人人謹小慎微，人人自危，不僅不敢輕易上書，就是真的發生了問題，也是儘量隱瞞著不報，有時發生了大事，實在隱瞞不了，也往往是避重就輕地說上幾句，就此完事。這樣一來，朝廷上下就形成了一股互相欺瞞，報喜不報憂和粉飾太平的惡劣作風，結果使道光帝的“實政”措施一個個都成了泡影，整個社會吏治腐敗、民不聊生、軍武不振、災害頻仍、河工失修、漕運不暢、鹽政疲弱、財政拮据依然如故，甚至更加惡化了，加上鴉片煙毒氾濫成災，邊陲、海疆時有警報，大清帝國這艘特大型的破爛不堪的戰艦，在道光這位艦長的指揮下，已駛入危險區。終於釀成道光三十年（1850）前後的全國性的農民起義，幾乎使清王朝滅亡。
不僅如此，曹振鏞還善於讒毀。曹振鏞入掌軍機處不久，便掀起了一股傾軋排擠之風。直隸總督蔣襄平幾乎與曹振鏞同時被召人軍機處，深得道光眷信，威脅到曹的地位。曹振鏞極力想把他排擠出軍機處，恰好當時兩江總督這一要職缺出，急需資深望重，久歷封疆的大臣就任。道光召軍機大臣一同商量這一人事安排，問誰最為合適。曹回答說：“以我看來，似乎只有那彥成最為合適。”因為那彥成正在新疆主持平定張格爾叛亂，他知道道光不會把他調回，而是故意把道光的注意力轉移到蔣襄平的身上。果然，道光不同意曹的意見，而指著蔣說：“你就歷任封疆嗎，看來這個職位非你莫屬了”。於是，這一人事安排就定了下來。蔣襄平嚇出一身冷汗，出宮廷後對人講：“這個曹振鏞太狡猾了，他要說的話卻不明說，讓皇帝說出來，當面排擠人，太可怕了。”
曹振鏞讒陷理學名臣阮元的手段更高明，可說是人不知，鬼不覺。阮元是清朝著名的古文學家，學問精深，著有多種著作，也深受朝廷的信任，但遭到了曹振鏞的嫉妒。阮元與曹振鏞都是清乾隆朝進士，且同為乾隆、嘉慶、道光三朝的元老重臣，曹振鏞對阮元心存疑忌，一直尋找機會排斥他。
由於阮元聲名卓著，天子自然也有所耳聞，欲重用之。用人大權，雖為君主獨斷，但君主恐耳不聰，目不明，總要多方瞭解一下情況，那麼身居軍機大臣的曹振鏞，便是君主率先詢問的物件。這天，道光帝與曹振鏞偶然談及阮元，道光問曹振鏞說：“阮元年青時就中進士，剛及壯年就升至二品高官，後來又歷任封疆大吏，鎮撫一方達三十餘年，他是靠著什麼過人的本領才有這樣的成績呢？”曹振鏞聽後，覺得這是天賜良機，便裝出一副十分真誠而又佩服的樣子說：“阮元很有才能，皇上可能還有所不知。他之所以能得意於仕途，一帆風順，步步高昇，原因就在於他對琴、棋、書、畫皆有擅長，無所不通，而其中又以學問見長。”道光帝接著問：“阮元長年做官，哪有時間研究學問，何以以學問見長呢？”曹振鏞回答說：“阮元現任雲貴總督，當地百業待興，政務繁忙，若是其它督撫，必會忙得廢寢忘食，焦頭爛額，決無時間研究學問。但阮元不然，他愛好行文，每天都在總督衙署與一班文人學士談論文章，考據古籍，夜以繼日，孜孜不倦，是以他的學問尤好。”道光帝聽後，十分吃驚，當時沒有說什麼，後來還是受了曹振鏞的影響，藉故將阮元調為有名無實的大學士。此後，也便沒什麼人能對他構成威脅了。曹振鏞確實比較清廉，“實心任事”，從不違背舊章，但也無什麼才幹，談不上大的政事。他話雖少說，但為自己升官求榮，則挖空心思。他話少而精道，因為他善體聖意，只說前半段，後半段的話讓道光來說來、來決策，這對他排斥異己，箝制人心，起了關鍵作用，而對世事無補。
別人對他的為官之道都懷有一種神祕感。有
一次，他的門生向他討教，問他作為三朝元老，是怎樣深受皇帝的寵信的，他裝出一幅神祕的樣子，只回答了六個字：“多磕頭，少說話。”意思是說，對皇帝、對上司，要多表示順從，少發表自己的意見。其實，這沒有什麼神祕的，對於這一點，今天的人大概體會最深，不用特別解釋。但需要特別解釋的是，少說話並不是不說話，不說話是傻子，少說話則是聰明人，關鍵看你在什麼時候說話，說什麼樣的話了。
曹振鏞的“做官學”便是“多磕頭，少說話。”的確，宦海風波險惡，稍有不慎，便有傾覆的危險。然而，對於這些官僚來說，他們久經風浪，見多識廣。因為他們熟悉為官之道，所以在官宦海之中乘風破浪，化險為夷也並非難事，那麼歷事幾朝而巋然不倒也便不足為奇了。
劉伯溫改朝換代仍有作為
所謂“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事二夫”，歷事幾朝天子的人，往往被人視為“牆頭草”而所唾棄，似乎改朝換代就得換臣子。但是，歷史上就有一位人，他是憑自身的實力而在改朝之際立下功勞，並大有作為。
劉基，字伯溫，浙江青田人，生於至大四年（1311），其家庭為一耕讀傳家的正統地主家庭，浙江百乘以後就成為文化教育十分發達、才傑俊秀迭出的地方，素有“千山千水千秀才”之稱。劉基的祖先原是豐沛人氏，在宋為官，後隨南宋南遷，落腳浙江青田，到劉基的祖父這一代，還做南宋的太學上舍，並且博學多智，通曉天文地理，為人正直仗義，曾經組織過反元起義。劉基出身於這樣一個較有名望的家族，自小耳濡目染，樹立了建功立業的大志，也造就了他剛正不阿、嫉惡如仇的性格。
幼年時，劉基聰慧異常，極有心計。傳言裡中一牧童丟失主人之牛，上下尋之不見。若牛真的丟失，牧童命將不保。劉基三尺黃口小兒之軀，從容與言，讓牧童尋得一牛尾，插入淺溪之中，然後稟牛的主人，說牛已鑽入河底，驅之不出，災禍便可免除。牧童依劉基之言做了，主人不信，到河邊一看，果見一牛尾斜露出水面，拽之不出。側耳聽之，河底似有牛的叫聲，無奈，只得不問牧童的過錯。從此以後，鄉人到處傳頌，說劉家出了個才智雙全的神童。其父劉爚見兒子極有才氣，更是延師擇教，悉心培養而不惜資財。劉基入館之後，並不十分用心，但所學書本，過目成誦，且能善解老師之意。凡教過他的先生，都以有這樣一個才華出眾的弟子而自豪。一次，小夥伴們談及將來志向，劉基竟以天下太平作為成年後的追求，以致他的啟蒙老師、在當地小有名氣的鄭復初曾不無稱讚地對其父劉爚說：“尊祖上積德行善，致有如此一個非凡的兒子。聽其言語，觀其行動，據我多年經驗，不是誇口，此子長成之後，必為輔佐真主之人。貴府上幾代人的功名，將來都要應驗在他一人身是了。”劉父聽了以後，心中很是高興，從此更加用心誘導，為他講述天下形勢，創造條件，讓他閱讀大量書籍，培養他辨別是非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鑑於當時天下紛戰、戰亂不息的局勢，劉父還讓兒子瀏覽諸如《孫子兵法》、《百戰韜略》等一類軍事著作，以便有朝一日能夠輔佐君主，平息戰亂，救民於水火之中。
無至順年（公元1333年），劉基23歲。經過了幾番科場篩選，他少年得志，中了進士。依照登科授官的舊例，劉基在中了進士後馬上被有司除為江蘇高安縣丞。這樣，劉基在青少年時期就已打下了極為寬厚紮實的知識功底，為他以後在政治和軍事領域裡馳聘縱橫作好了知識上的準備。
但劉基的青年時期是十分坎坷曲折的。他在出任江西高安縣丞期間，元朝的政局十分動盪。一方面是統治者橫徵暴斂，醉生夢死；一方面是農民起義的烽火遍地燃起。在這種情況下，有識之士或是心懷觀望，尋找時機以圖起事，或是乾脆投入起義軍中，極少有人為元朝的統治者賣命。劉基也是這樣，他雖在做一個輔佐縣令的小官，但他並不是死心塌地地為元朝著想，而是十分注意蒐集風土人情，瞭解社會時事。當然，身在元朝吏籍之中，他也不能不例行公事，做一些應付門面的事，但他決不為虎作倀，助紂為虐，而是以一個正直知識分子的良心去申張正義。在當高安縣丞時，他曾受命複審過一樁人命案，初審裁定者是一個極有權勢的蒙古貴族，但原告一直不服，連連上訴，經過勘查，劉基認為初審有誤，應定為蓄意謀殺。經過劉基的努力爭取，終於使冤情大白。這件事為普通百姓所讚揚，但卻為當權者所不容，不久，劉基就因別人的誣陷而另調他任。劉基實在看不慣官場的貪贓枉法、阿諛奉承，一氣之下，棄官回家，於至元六年（1340）回到青田老家，做起隱士來。
鑑於劉基名聲太大，有口皆碑，故三年之後，有人極力向元建議，起用劉基，以彰朝廷用賢之德，使天下歸心。獲准後，劉基被任命為浙江行省儒學副提舉，主管三年一度的科舉考試。劉基走馬上行後，便以身作則，整頓學風，教育部屬要耿正廉明，不受任何干擾，為朝廷選賢任能。其結果自然是得罪了許多人，很多人彈劾他超越職責範圍多管事。死心塌地效忠於元蒙朝廷的劉基又一次憤然辭官。
至正十一年（1351）前後，叛軍方國珍兄弟時降時反，佔據著溫州、台州、慶元等路，在海上出沒無常，很難剿滅，也更加深了沿海一帶百姓的災難。元朝官吏自己無能，就又想起劉基是一人才，便把他任命為浙東元帥府都事，讓他想法剿滅方國珍。劉基兩次辭官，本不願再去與貪官汙吏為伍，但又想只是剿滅匪寇，也就勉強應允。一到任上，劉基就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方國珍兄弟反降無常，目的無非是為了向朝廷要挾，索取高官厚祿。劉基反對招安的政策，堅決主張消滅。他分析了當時的情況，主張實行分化瓦解之策，即只拿方國珍兄弟，餘者不問，此佈告一出，方國珍的軍心立刻不穩。原來，方國珍多行不義，其部下多是被他脅迫，本不願為他賣命，見了佈告，就想離之而去。方國珍十分驚慌，便託人給劉基送去了許多財物，請求他改變策略，劉基堅決不從。方國珍無法，只好轉而賄賂別的高階官員，沒想到一舉成功，方國珍再次接受了招安。這也罷了，氣人的是劉基捱了一頓訓斥，說他是擅作威福，傷了朝廷愛民好仁之心。劉基這次真的心灰意冷了，他對元朝徹底失去了信心，他再也不願在官場混下去，哪怕是藉此為民做些好事他也不幹了。至正十八年（1358），他第三次辭官，又回到了青田老家。
所謂“天生我材必有用”，劉基雖然隱居青田老家，但盛名在外，終於等到了“英雄用武之地”。原來在郭子興死後，朱元璋的勢力得到了迅猛的發展，他接受了朱升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正確建議，避開了蒙古人的鋒芒，迅速壯大起來。朱元璋十分注意軍隊的紀律，建立了良好的威望，而且每到一處，十分重視訪求當地的賢達，羅致帳下，以為己所用。佔據處州以後，朱元璋訪得劉基正在青田老家隱居，便專使往請。劉基雖也早已聽說朱元璋的名聲，但畢竟缺乏瞭解，再加上他二十年做官的坎坷經歷，似乎不願再出山了，所以，他拒絕了朱元璋的第一次邀請。朱元璋並未氣餒，再派總制孫炎前往邀請，朱元璋備以聘禮書信，極言求賢若渴之情，再加上孫炎對朱元璋的雄才大略、鴻鵠之志的一番描述，劉基終於被感動。於是，劉基說：“我過去曾經辭官在西湖閒住，見西北方向有異樣雲氣，我曾說那是天子之氣，十年之後應當在金陵。現在朱氏創業興旺，又禮賢下士，應天順人，恐怕將有大成。”就這樣，劉基經過朱元璋的部將胡大海和朱元璋的三次邀請，終於應聘。劉基在見朱元璋之前，就已經對天下大勢進行了詳細的分析研究，針對朱元璋的情況，思考了十八條建議。在見到朱元璋之後，他立刻提出了他的所謂“時務十八策”，朱元璋聽了，興奮不已，認為劉基未到軍中，就已把天下大勢看透，實在是不世之才，立即下令修建禮賢館，把他待為上賓，引為心腹知己。
當時，朱元璋東有張士誠，西有陳友諒，兩支軍隊的勢力都比朱元璋強大，而且想合力消滅朱元璋。因此，朱元璋的軍隊雖生氣勃勃，但仍處在東西夾擊的危險境地中。怎樣對付張士誠和陳友諒，就成了朱元璋的當務之急。如果能採取正確的策略，朱元璋就可能繼續發展，弄不好，就會象包餃子一樣被張、陳兩支軍隊吃掉。就這個問題，朱元璋虛心請教了劉基，朱元璋說：“我為天下麻煩先生，把您請了出來，真是委屈您了，希望先生不要拋棄我！如果您有什麼指教，請直言不諱，我一定虛心接受。”
劉基說：“明公佔據了金陵，甚得地勢之便，但東南有張土誠，西北有陳友諒，多次騷擾侵凌明公。如此看來，要想取得天下，當務之急，先除此二人！”朱元璋正在考慮這一問題，卻十分犯難，不知如何是好，就皺著眉頭對劉基說：“這兩人勢力強大，怎樣才能剿滅呢？”
劉基說：“抵禦敵人，應當權衡緩急，用兵應當有先後次序，如今應當先對付陳友諒，後收拾張士誠。”朱元璋說：“張士誠弱小而陳友諒強大，諸將多認為應當先除弱者，剪除陳友諒的羽翼，而且先弱後強，是用兵的常法，先生何故舍弱而圖強呢？”
劉基說：“如今之勢，不可拘泥於兵法。張士誠只是一自守漢罷了，他胸無大志，只求自安，不願多事，如果你集中力量攻擊陳友諒，他也不會乘虛攻金陵，不敢輕舉妄動。而陳友諒劫主稱帝，沒有一時一刻忘記金陵，且佔據長江上游，可以順流而下。他野心勃勃，企圖掃蕩群雄，因此他才是目前最主要的敵人。如果你集中兵力對付張士誠，陳友諒趁虛而入，明公還有退路嗎？如果先滅陳友諒，則張士誠的存亡全操於我手，還有何懼呢？先滅陳，後掃張，繼而西攻陝西，北上大都，天下豈不可定了嗎？”
此後，朱元璋就按照劉基定下的這一策略，平定了天下，建立了明朝。
劉基在明朝的開國中立有三件大功：一是指出正確的政治方向，即擺脫韓林兒而自樹一幟，以收攬人心，威服天下；二是制定了正確的戰略方針，即先攻陳友諒，後滅張士誠；三是在各個戰役中屢出奇計。難能可貴的是，開國以後，他能堅持自己的一貫主張，要求“以仁治天下”。朱元璋在登基之後面對滿目瘡痍的世界感到一片茫然，不知所措，就向劉基請教，劉基說：“生民之道，在於寬仁。”對於吏治的腐敗，他深惡痛絕，建議朱元璋嚴加治理。他還仍然保持著剛正不阿的性格。晚年，劉基儘量潔身遠引，在家過著隱居的生活，於明洪武八年（1375年）去世，享年六十五歲。
劉基幾次辭官又幾次出山，歷經兩朝仍有作為。這主要還得歸於其自身的本事，正是應了那句“酒香不怕巷子深”。自己有本事自然沒有改朝換代的風險，中國古代還是比較重人才的，所謂得一士而得國昌失一士而國亡的事屢見不鮮，做官做得穩，不如做官做得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