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節：第六章 農業經濟理論問題的論爭與發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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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2節：第六章 農業經濟理論問題的論爭與發展(5)

上述幾方面問題，都是事關我國農業合作化道路的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如果能在正常的氛圍下開展黨內外的討論，真正做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並允許各地農民群眾因地制宜，廣泛探索，反覆試驗、比較、選擇，優勝劣汰，必定能在我國農村探索出一條適合國情、形式多樣、生命力更加旺盛的農業合作化道路來。

然而，實際情況並非人們所企望的那樣，在"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錯誤思想指導下，在不斷批"右傾"、批"反冒進"，從而不斷升溫的"左"的思潮推動下；不考慮全國各地千差萬別的條件，不聽取黨內外的一些正確意見，按著統一的模式，僅用三年多一點的時間，就完成了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高階社的合作化，接著又用兩年多一點的時間，就在全國實現了"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人民公社化。

一時間，在全國農村，"共產風"、"浮誇風"勁吹，農業生產受到嚴重摧殘。

人民公社實際上是利用行政權力在我國農村自然經濟或半自然經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帶有濃厚平均主義色彩、軍事共產主義色彩和超社會發展階段空想色彩的聯合體。

"共產風"是人民公社諸多弊端最集中的表現，而"共產風"之所以連綿不斷、越刮越凶，則是與人民公社制度所具有的"一大二公"、"政社合一"、憑行政命令辦事（即所謂"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讓農民都吃"公共食堂"、搞"供給制"的平均主義分配、不講經濟效益、不按經濟規律辦事等特點所造成的，而其產生的最終根源則是與一些最高決策者在"大躍進"、"浮誇風"的"左"的迷霧下，越來越陷入超越社會發展階段、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空想直接相關。

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27章，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

我國經濟理論界對人民公社制度也有過一些探討。

在討論中雖然也曾有人對當時就普遍建立高階農業生產合作社，並向人民公社過渡是否走在了我國農村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前面；在沒有極大豐富的物質產品做基礎，能否過早否定按勞付酬，實行按需分配；人民公社能否消除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等等問題提出過質疑，參見關夢覺《關於高階農業合作社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問題》，《新建設》1956年7月號；張磊《我國現階段生產關係是否走到了生產力前面》，《光明日報》1956年10月17日；王松霈《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發展道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回顧與展望》，《經濟研究》編輯部、中共浙江省委黨校理論研究所編印（1985）。

但從整個討論看，基本上也是在"左"傾錯誤思潮的影響下進行的，是為人民公社這種畸形兒的誕生尋找理論根據的。

參見王松霈《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發展道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回顧與展望》，《經濟研究》編輯部、中共浙江省委黨校理論研究所編印（1985）。

人民公社運動的直接結果是農業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再加上發動違背客觀經濟發展規律的"大躍進"運動，搞什麼"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放高產衛星"，等等，無視科學的主觀唯心論，結果造成整個農村生產的大滑坡，主要農牧業產品大幅度減產，出現全國性的糧食和副食品危機，從而直接導致了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嚴重災難，全國餓死和營養不良的人口達上千萬之巨。

當時黨內決策層中一些有識之士挺身而出，為民請命，慷慨陳詞，指斥人民公社、"大躍進"運動違背了客觀規律，"共產風"、"浮誇風"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表現，但被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集團"，從而錯過了糾正錯誤的一次大好時機。

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30、35章，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