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節：第二節 中外關係在六個時期的演化：一種綜合性的評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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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節：第二節 中外關係在六個時期的演化：一種綜合性的評估(4)

總體而言，"**"的十年給毛澤東時代的中外關係以嚴重的消極影響，新中國建國後溫和路線和極端路線的較量，最終以極"左"勢力佔上風，直至盛極而衰才結束。

不管中國外交部門做了多少艱辛的挽回努力，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好鬥形象逐漸被定格、固化，中國與周邊國家乃至整個外部社會的關係上"鬥"多於"和"。

但是，辯證法教導人們，事物發展過頭，會朝相反方向轉化。

四 啟動改革開放新航程的時期（1976-1989）

1976年粉碎"四人幫"，扭轉了中國的發展方向，以1978年底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在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

它既是中國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全新階段，也是中國與世界各方面關係突飛猛進的全新階段。

在新中國歷史上，鄧小平是第一位提出了有別於毛澤東的重大戰略思想和論斷的國家領袖，對於毛澤東時代以後的三十年中國的發展航向具有歷史性的意義，尤其是在鄧小平實際執政的時期（20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對於中國與國際社會關係的定位，他作出了兩次極其重大的貢獻：首先，為了啟動改革開放航程，鄧小平作出了世界大戰有可能避免、和平與發展正在成為當今世界主要問題、中國應抓住時機搞"四個現代化"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判斷。

由此中國內政外交出現了一系列新舉措、新方針、新佈局。

例如，依據現實的變化，同時與美國和蘇聯改善關係（中美建交、中蘇開始雙方關係正常化談判）；正式宣佈了不結盟、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外交工作服務於國內經濟建設的中心任務，大力招商引資、鼓勵年輕人出國留學、發展與包括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國際社會的經貿關係；提出"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的理論，強調社會主義絕不等於貧窮落後，鼓勵嘗試商品經濟和市場機制，建立經濟特區和實行土地承包責任制以及用"一國兩制"談判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大力消除各方面對於發展中國與西方關係的種種疑慮。

正是這一切舉措使得中國社會經濟恢復了生機與活力，迅速培育出全球最大的新興市場與製造基地，一舉改變了中國經濟成長乏力、缺少致富路徑、與世界經濟主流格格不入的局面。

從鄧小平執政時期開始，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依存度大幅度增加，外部因素對於中國發展的貢獻度迅速上升，中國人對於全球經濟和人類發展也有了完全不同於以往的巨大能動作用。

其次，在1989年政治動亂之後的一段特殊困難時期，面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西方極力制裁和改變中國的不利國際氛圍，也面對國內種種困難和混亂乃至非議的巨大壓力，鄧小平作出了對外要"冷靜觀察、沉著應對、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對內要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經濟建設仍為全域性重心的戰略決斷。

這一時期他有關國際形勢的各種重大判斷，有關在艱難時境下維護中國的主權安全、發展機遇的一系列方針，如對蘇東劇變原因的分析、反對美國霸權及西方制裁的辦法、國際時局的長期走向、發展中世界可能面臨的新挑戰、中國即便將來強大了也不當頭不稱霸、中國不搞陰謀只有陽謀等精闢論述，不僅在當時引導中國渡過難關、轉危為安，至今看來它們仍然具有強大鮮活的生命力和指導意義。

鄧小平執政時期留下的精神財富，是當代中國外交史上繼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之後另一偉大遺產，是長久散發光彩和被後人銘記的光輝一頁。

在鄧小平實際執政的年代，總體上觀察，中外關係的發展有著一種全新的量的擴充套件與質的提升。

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國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的保障與維護程度，與中國建交國家的數量及分佈，中國與鄰國和周邊地區的和諧關係，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海外利益的提高，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位置與作用、中國人對於全球安全和政治的看法及影響力以及中國國際關係學和外交理論研究的興盛，都有極不同於改革開放之前的全新氣象與進步，這一切也為此後的充實、完善和提高奠定了明確方向與紮實基礎。

也正因為如此，人們把當下的時期仍然稱為"改革開放階段"，仍然把鄧小平理論視為指導改革開放的主要思想學說之一，今天的中國仍然被很多外部觀察家稱為是"鄧小平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