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信用在資本主義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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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信用在資本主義生產
到現在為止，我們關於信用制度所作的一般評述，可歸結為以下幾點：
i．信用制度的必然形成，以便對利潤率的平均化或這個平均化運動起中介作用，整個資本主義生產就是建立在這個運動的基礎上的。
ii．流通費用的減少。
1．主要流通費用之一是具有價值的貨幣本身。透過信用，貨幣以三種方式得到節約。
a．相當大的一部分交易完全用不著貨幣。
b．流通手段的流通加速了。（“法蘭西銀行銀行券的平均流通額，1812年為106538000法郎，1818年為101205000法郎；而貨幣流通，即所有收支總額，1812年為2837712000法朗；1818年為9665030000法郎。所以，法國1818年的貨幣流通同1812年的貨幣流通相比為3：1。通貨速度的巨大調節器是信用……由此可以說明，為什麼貨幣市場所受到的沉重壓力，通常是和通貨充足的現象同時發生的。”（《通貨論》第65頁）——“1833年9月和1843年9月之間，在大不列顛開辦了將近300家發行自己的銀行券的銀行；結果銀行券的流通減少了250萬鎊；1833年9月底是36035244鎊，1843年9月底是33518544鎊。”（同上，第53頁）——“蘇格蘭的流通驚人地活躍，以致在那裡用100鎊可以結清在英格蘭需要用420鎊才能結清的貨幣業務。”（同上，第55頁。最後一點，只涉及業務的技術方面。））這一點，和第2點中要說的，有492部分共同之處。一方面，這種加速是技術性的；也就是說，在現實的、對消費起中介作用的商品流轉額保持不變時，較小量的貨幣或貨幣符號，可以完成同樣的服務。這是同銀行業務的技術聯絡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信用又會加速商品形態變化的速度，從而加速貨幣流通的速度。
c．金幣為紙幣所代替。
2．由於信用，流通或商品形態變化的各個階段，進而資本形態變化的各個階段加快了，整個再生產過程因而也加快了。（另一方面，信用又使買和賣的行為可以互相分離較長的時間，因而成為投機的基礎。）準備金縮小了，這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一方面，流通手段減少了；另一方面，必須經常以貨幣形式存在的那部分資本縮減了。（“在銀行設立以前，執行流通手段的職能所需要的資本額，任何時候都比實際的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數額大。”（《經濟學家》1845年第238頁））
iii．股份公司的成立。由此：
1．生產規模驚人地擴大了，個別資本不可能建立的企業出現了。同時，這種以前由政府經營的企業，成了公司的企業。
2．那種本身建立在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並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為前提的資本，在這裡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並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
3．實際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轉化為單純的經理，即別人的資本的管理人，而資本所有者則轉化為單純的所有者，即單純的貨幣資本家。因此，即使後者所得的股息包括利息和企業主收入，也就是493包括全部利潤（因為經理的薪金只是，或者應該只是某種熟練勞動的工資，這種勞動的價格，同任何別種勞動的價格一樣，是在勞動市場上調節的），這全部利潤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即作為資本所有權的報酬獲得的。而這個資本所有權這樣一來現在就同現實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完全分離，正象這種職能在經理身上同資本所有權完全分離一樣。因此，利潤（不再只是利潤的一部分，即從借入者獲得的利潤中理所當然地引出來的利息）表現為對別人的剩餘勞動的單純佔有，這種佔有之所以產生，是因為生產資料已經轉化為資本，也就是生產資料已經和實際的生產者相分離，生產資料已經作為別人的財產，而與一切在生產中實際進行活動的個人（從經理一直到最後一個短工）相對立。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同資本所有權相分離，因而勞動也已經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餘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互相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另一方面，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還和資本所有權結合在一起的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轉化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單純職能，轉化為社會職能的過渡點。
在我們作進一步闡述以前，我們還要指出一個經濟上重要的事實：因為利潤在這裡純粹採取利息的形式，所以那些僅僅提供利息的企業仍然可以存在；這是阻止一般利潤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因為這些不變資本比可變資本龐大得多的企業，不一定參加一般利潤率的平均化。
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495棄，因而是一個自行揚棄的矛盾，這個矛盾首先表現為通向一種新的生產形式的單純過渡點。它作為這樣的矛盾在現象上也會表現出來。它在一定部門中造成了壟斷，因而要求國家的干涉。它再生產出了一種新的金融貴族，一種新的寄生蟲，——發起人、創業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原始股東。並在創立公司、發行股票和進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產出了一整套投機和欺詐活動。這是一種沒有私有財產控制的私人生產。
iv．把股份制度——它是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私人產業的揚棄；它越是擴大，越是侵入新的生產部門，它就越會消滅私人產業——撇開不說，信用為單個資本家或被當作資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內絕對支配別人的資本，別人的財產，從而別人的勞動的權利。（例如，我們可以在《泰晤士報》上看到1857年這樣一個危機年的破產表，並且把破產者自己的財產和他們的負債額比較一下。——“真的，那些有資本和信用的人的購買力，遠非一個對投機市場毫無實際知識的人所能想象。”（圖克《對貨幣流通規律的研究》第79頁）“一個人，只要他有這種名聲，即被公認為擁有充足的資本可以經營他的經常的營業，並且在同業中又享有良好的信用，如果他對他所經營的貨物的行情看漲持有樂觀的估計，而在投機開始和進行時又一切順利，那末，他就可以按照一個比他的資本大得多的規模來購買。”（同上，第136頁）——“工廠主、商人等等，都大大超過他們的資本來進行交易……現在，資本與其說是任何一種商業交易的界限，不如說是用來建立良好信用的基礎。”（《經濟學家》1847年第1333頁））對社會資本而不是對自己資本的支配權，使他取得了對社會勞動的支配權。因此，一個人實際擁有的或公眾認為他擁有的資本本身，只是成為信用這個上層建築的基礎。以上所述特別適用於絕大部分社會產品要經過的批發商業。在這裡，一切尺度，一切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多少還可以站得住腳的辯護理由都消失了。進行投機的批發商人是拿社會的財496產，而不是拿自己的財產來進行冒險的。資本起源於節約的說法，也是荒唐的，因為那種人正是要求別人為他而節約。“如不久前整個法國為巴拿馬運河的騙子總共節約了15億法郎。巴拿馬運河的全部騙局在它發生整整二十年之前，就已經在這裡多麼準確地描繪出來了。——弗·恩·”他的奢侈——奢侈本身現在也成為獲得信用的手段——正好給了另一種關於禁yu的說法一記耳光。在資本主義生產不很發達的階段還有某種意義的各種觀念，在這裡變得完全沒有意義了。在這裡，成功和失敗同時導致資本的集中，從而導致最大規模的剝奪。在這裡，剝奪已經從直接生產者擴充套件到中小資本家自身。這種剝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發點；實行這種剝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目的，而且最後是要剝奪一切個人的生產資料，這些生產資料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已不再是私人生產的資料和私人生產的產品，它們只有在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手中還能是生產資料，因而還能是他們的社會財產，正如它們是他們的社會產品一樣。但是，這種剝奪在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內，以對立的形態表現出來，即社會財產為少數人所佔有；而信用使這少數人越來越具有純粹冒險家的性質。因為財產在這裡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運動和轉移就純粹變成了交易所賭博的結果；在這種賭博中，小魚為鯊魚所吞掉，羊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在股份制度內，已經存在著社會生產資料藉以表現為個人財產的舊形式的對立面；但是，這種向股份形式的轉化本身，還是侷限在資本主義界限之內；因此，這種轉化並沒有克服財富作為社會財富的性質和作為私人財富的性質之間的對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態上發展了這種對立。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開啟的第一個497缺口，雖然它在自己的實際組織中，當然到處都再生產出並且必然會再生產出現存制度的一切缺點。但是，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在這種工廠內已經被揚棄，雖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揚棄，即工人作為聯合體是他們自己的資本家，也就是說，他們利用生產資料來使他們自己的勞動增殖。這種工廠表明，在物質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形式的一定的發展階段上，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怎樣會自然而然地從一種生產方式中發展並形成起來。沒有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的工廠制度，合作工廠就不可能發展起來；同樣，沒有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廠也不可能發展起來。信用制度是資本主義的私人企業逐漸轉化為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礎，同樣，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國家規模逐漸擴大合作企業的手段。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也和合作工廠一樣，應當被看作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只不過在前者那裡，對立是消極地揚棄的，而在後者那裡，對立是積極地揚棄的。合理設計的股份合作制度是更積極的揚棄。
以上，我們主要是和產業資本相聯絡來考察信用制度的發展以及在這一制度中包含的資本所有權的潛在的揚棄。以下幾章，我們將要和生息資本本身相聯絡來考察信用，考察信用對這種資本的影響和信用在這裡所採取的形式；同時，我們還要提出一些專門屬於經濟學方面的意見。
在此之前，先談談下面這點：
如果說信用制度表現為生產過剩和商業過度投機的主要槓桿，那只是因為按性質來說可以伸縮的再生產過程，在這裡被強化到了極限。它所以會被強化，是因為很大一部分社會資本為社會資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這種人辦起事來和那種親自執行職能、小498心謹慎地權衡其私人資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這不過表明：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對立性質基礎上的資本增殖，只容許現實的自由的發展達到一定的限度，因而，它事實上為生產造成了一種內在的但不斷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縛和限制。（托馬斯·查默斯［《論政治經濟學……》1832年格拉斯哥版］。）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產力的物質上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使這二者作為新生產形式的物質基礎發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使命。同時，信用加速了這種矛盾的暴力的爆發，即危機，因而加強了舊生產方式解體的各種要素。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質是：一方面，把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用剝削別人勞動的辦法來發財致富——發展成為最純粹最巨大的賭博欺詐制度，並且使剝削社會財富的少數人的人數越來越減少；另一方面，又是轉到一種新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正是這種二重性質，使信用的主要宣揚者，從約翰·羅到伊薩克·貝列拉，都具有這樣一種有趣的混合性質：既是騙子又是預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