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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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五
這個奇蹟出現在《康拉德年鑑》(新輯第20卷第272頁及以下各頁)上登載的一篇評述施米特的上述著作的章中。在他從施米特那裡知道了商業利潤怎樣形成之後,他就豁然開朗了。
“因為價值由勞動時間決定這件事會使那些以較大部分資本投在工資上22面的資本家得到利益,所以,非生產資本能夠從這種受益的資本家那裡強行索取較高的利息,因而在各個工業資本家中間造成一種均等現象……比如說,如果工業資本家a、b、c在生產中各使用100個工作日,而使用的不變資本分別是0、100和200,並且100個工作日的工資包含著50個工作日,那末,每個資本家就得到50個工作日的剩餘價值,利潤率對a來說是100%,對b來說是33.3%,對c來說是20%。但是,如果第四個資本家d積累了300非生產資本,憑此向a抽取40個工作日的價值,向b抽取20個工作日的價值作為利息,資本家a和b的利潤率就都會下降到20%,和c的一樣了。d有資本300,獲得利潤60,這就是說,利潤率也是20%,和其他幾個資本家一樣。”
大名鼎鼎的洛里亞用這種驚人的手法,轉瞬之間就把那個他在十年前宣告為不能解決的問題解決了。可惜,他並沒有把祕密洩露給我們:這種“非生產資本”究竟從何處得到權力,使它不僅可以從工業家手裡搶走他們的超過這個平均利潤率的額外利潤,而且還把這些額外利潤塞進自己的腰包,就象土地所有者把租地農場主的超額利潤作為地租塞進自己的腰包完全一樣。按照這種說法,事實上是商人向工業家徵收一種同地租完全類似的貢賦,並由此形成平均利潤率。當然,在一般利潤率的形成上,商業資本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這幾乎是盡人皆知的。但是,只有從內心深處瞧不起全部經濟學的寫作冒險家,才敢於斷言商業資本具有一種魔力,能夠在一般利潤率尚未形成以前,就把超過一般利潤率的全部超額剩餘價值吸取過來,並把它轉化為自己的地租,而在這樣做的時候並不需要有任何土地所有權。同樣令人驚奇的斷言是:商業資本能夠發現那些擁有恰好只和平均利潤率相等的剩餘價值的工業家,並且它引以為榮的是,不要任何代價,甚至不要任何手續費,就替這些工業家銷售產品,以使馬克思價值規律的這些不幸23犧牲者們的命運得到某種程度的緩和。究竟是什麼樣的魔術師才能想得出馬克思需要玩弄這樣一種可憐的把戲!
但是,只有當我們把洛里亞同他的北方競爭者們,例如同那個也不是昨天才出名的尤利烏斯·沃爾弗先生相比較的時候,我們這位大名鼎鼎的洛里亞才放射出他的全部光輝。在這位義大利人旁邊,沃爾弗先生甚至在他的鉅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中,也多麼象一條汪汪叫的小狗啊!和這位高貴的厚顏無恥的大師相比,沃爾弗先生是多麼笨拙,我幾乎想說是多麼謙遜啊!這位大師就是用這樣的厚顏無恥斷言:不言而喻,馬克思不多也不少,和一切其他的人一樣,是一個恰好和他洛里亞先生自己一樣的自覺的詭辯家、謬論家、吹牛家和江湖騙子;並且馬克思明明知道不能也不打算寫一個什麼續卷,但每當陷入困境時,總是欺騙公眾,說要在一個續卷中完成他的理論!極端狂妄,混不下去時又象鰻魚一樣滑掉;捱了別人的腳踢還充英雄好漢;搶佔別人的研究成果;死皮賴臉地大做廣告;依靠同夥的吹捧撈取聲譽——在這一切方面,還有誰比得上洛里亞先生呢?今天的現代庸俗經濟學家及其門徒比得上。
義大利是一個典型的國家。自從現代世界的曙光在那裡升起的那個偉大時代以來,它產生過許多偉大人物,從但丁到加里波第,他們是無與倫比的完美的典型。但是,遭受屈辱和異族統治的時期,也給它留下了若干典型的人物臉譜,其中有兩個經過特別刻畫的型別:斯迦納列爾和杜爾卡馬臘。我們看到,在我們這位大名鼎鼎的洛里亞身上體現著這二者的典型的統一。
最後,我必須把我的讀者引到大西洋的彼岸去。紐約的喬治·斯蒂貝林醫學博士先生,也發現了問題的答案,並且是一個極其簡單的答案。因為它是這樣簡單,所以在大洋兩岸都沒有人願意予24以承認。對此他非常惱火,於是寫了數不盡的小冊子和報刊章,在大洋兩岸極其痛苦地訴說不平。雖然有人已經在《新時代》上指出他的全部答案是以一個計算上的錯誤為基礎的,但他毫不在乎,說什麼馬克思也曾有過計算上的錯誤,但是在許多事情上是正確的。那末,就讓我們看一下斯蒂貝林的答案吧。
“假定有兩個工廠,用相同的資本進行相同時間的作業,但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比率不同。假定總資本(c+v)=y,再用x來表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比率上的差。對工廠i來說,y=c+v,對工廠ii來說,y=(c——x)+(v+x)。因此,工廠i的剩餘價值率=m/v,工廠ii的剩餘價值率=m/(v+x)。我把總資本y或c+v在一定時間內所增殖的全部剩餘價值(m)叫作利潤(p),就是說p=m。這樣,工廠i的利潤率是=p/y或m/(c+v);工廠ii的利潤率同樣是=p/y或m/[(c——x)+(v+x)],即同樣是m/(c+v)。因此,這個……問題就這樣得到了解決: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在資本相等,時間相等,但活勞動的量不等時,由於剩餘價值率的變動,會產生出一個相等的平均利潤率。”(喬治·斯蒂貝林《價值規律和利潤率》紐約約翰·亨利希版)
儘管以上的計算很巧妙,很清楚,但我們還是不得不向斯蒂貝林博士先生提出一個問題:他怎麼知道工廠i生產的剩餘價值總量恰好等於工廠ii生產的剩餘價值總量?關於c、v、y和x,也就是關於計算上的其他一切因素,他清楚地告訴我們說,它們對這兩個工廠來說都是相等的,但關於m卻隻字不提。但是無論如何不能因為他用代數符號m來代表這裡的兩個剩餘價值量,就得出它們是相等的。相反地,因為斯蒂貝林先生直接把利潤p和剩餘價值等同起來,所以這一點正好是他應當加以證明的。這裡只可能有兩種情況:或者是,這兩個m相等,每個工廠生產同樣多的剩餘價值,因此在總資本相等時,也生產同樣多的利潤量,如果是這樣,斯蒂貝林先生就是從一開始把他應當證明的事情當作前提了;或者25是,一個工廠比另一個工廠生產更多的剩餘價值,如果是這樣,他的全部計算就都站不住腳了。這種手法仍然在現代庸俗經濟學家們的手上玩弄著,其中有人還獲得了所謂的經濟學(非經濟科學)研究的最高榮譽——諾貝爾經濟學獎。參見餘斌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恥辱——徹底否定資本結構無關論》,中國商業出版社2001年4月版。更為可悲的是,這些現代庸俗經濟學家的追隨者們還要為這一手法辯護,認為它是正當的、必然的。如果斯蒂貝林先生生於今天,他很可能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至少不會為沒有人願意予以承認而苦惱。
斯蒂貝林先生不辭勞苦,不惜工本,在這種錯誤計算的基礎上,作出了堆積如山的計算,公之於眾。我可以向他作出令人放心的保證,幾乎他的所有計算都是錯誤的,即使有例外,那它們所證明的事情也完全不是他所要證明的事情。本批閱者同樣可以作出保證,幾乎現代庸俗經濟學的所有“無關論”都是錯誤的(其中,資本結構無關論和股利政策無關論已遭批駁),即使有例外,那它們所證明的事情也完全不是這些無關論本來打算要證明的事情。例如,他對1870年和1880年美國的國情調查材料作了比較,確實證明了利潤率的下降,但他對於這個事實的說明卻是完全錯誤的;他還認為,馬克思關於始終不變的固定的利潤率的理論必須根據實踐來加以修正。但是,我們從這個第三卷的第三篇中可以看到,這裡所說的馬克思的“固定的利潤率”,純粹是捏造出來的;造成利潤率下降趨勢的原因,也同斯蒂貝林博士所說的正好相反。斯蒂貝林博士先生的用意顯然是非常好的,但是一個人如想研究科學問題,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時候學會按照作者寫的原樣去閱讀這些著作,首先要在閱讀時,不把著作中原來沒有的東西塞進去。
全部研究的結果是:甚至在這個問題上,也只有馬克思學派才取得了一些成就。如果法爾曼和康拉德·施米特讀到這個第三卷,他們就會對於他們各自的那部分工作感到完全滿意了。
弗·恩格斯
1894年10月4日於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