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發起總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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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發起總攻1
1967年1月1日，黨報黨刊發表題為《把無產階級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社論，號召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
在“總攻擊”的號召下，更多的、從中央到地方各部門的領導幹部被批判和打倒。1月1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取消**、鄧小平、陶鑄、陳雲、賀龍出席政治局會議的資格。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被中央革誣為“最大的保皇派”，賀龍元帥被**點名說成是“大土匪”，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吉林省委第一書記趙林、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江西省委書記方誌純、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等省級和軍隊領導紛紛倒臺。在瘋狂殘酷的批鬥中，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衛恆被迫害致死，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被毒打致死，海軍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也不明不白地死去。
新中國成立後建立的各級政權“一朝覆亡”，各級領導陸續被打倒，真正是一個瘋狂的年月。
但是，僅僅打倒各地黨政領導，還不能滿足**一夥和中央革的野心。在中央革張春橋、姚元的策劃下，從1月份開始，造反派在上海奪取了市的黨政大權。由此開始，在**的肯定下，又展開了一場全國範圍的全面奪權運動。以“革”造反派為主組成的“革命委員會”，取代了黨和政府的機構及組織。
對於奪權運動，**不僅贊成支援，而且把它作為實現其繼續革命理想的一項重要措施。他的理想，就是要透過這場“人類從未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革命變革”，打破由“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掌權的舊世界，建立一個全新的、革命化的新世界。而這個理想世界的具體形式，就是建立像巴黎公社那樣的、由無產階級革命派掌握的、全新的“革命”政權——革命委員會。
**說，“化大革命”要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革命委員會的建立，是否就是他心中所期望的那種“大治”？如果是的，那麼，就事與願違了。在“大治”之下，掩蓋不住的事實，是繼續的大亂，是那業已失控的、不可收拾的、更加嚴重的大亂。
造反派衝擊學校，衝擊地方黨政機關，進而衝擊軍隊，大規模混亂事件接連發生。1月底，新疆石河子發生造反派衝擊軍事單位造成流血事件，成都發生軍隊與造反派對立的“鎮反”事件，西寧發生軍隊被迫反擊造反派衝擊開槍死人事件，武漢發生因造反派衝擊報社和軍隊引發的軍隊“抓人”事件，廣東、內蒙古、安徽、河南、湖南、福建、西藏等地，各類事件也都遙相呼應似地接連發生。
“革”開始以後，先是發生批鬥抄家的瘋狂行動，繼而大批幹部被迫害打倒，直至爆發大規模武鬥流血事件。這一切一切，使許許多多的人，從剛開始的惶惑，變成不安，變成牴觸，變成了憤怒。
2月，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富春、**、譚震林以及餘秋裡、谷牧等老幹部為一方，與以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元為代表的中央革，展開了短兵相接的鬥爭。
這一批功勳顯赫、為革命出生入死、為社會主義建設嘔心瀝血的老同志，在政治局會議上、在軍委會議上控訴“革”中發生的暴行和非法行動，怒斥中央革的陰謀和倒行逆施，其言語之激烈、情緒之激昂、怒氣之噴薄，真可謂正氣凜然、痛快淋漓。
但不幸的是，這些正氣之聲，不但未能喚醒**，反而讓他認為由他親自發動的這一場革命運動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干擾和阻力。他嚴厲地批評了這次被冠以“二月逆流”的抗爭，同時下定決心排除一切阻力，繼續深入開展這場“史無前例”的、卻又總是不為人們所理解的“革命”運動。
在3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再次批判了劉、鄧。並在此時成立了專門用以調查“罪行”的“**專案組”。
在批判加劇的情況下，對於劉、鄧，特別是對**的公開點名，也成為必然。
4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戚本禹批判**的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其中除用“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代替**的名字以外，給鄧小平也冠以“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名號進行公開批判。
公開批判，雖然沒有指名道姓地點名，但人所共知，這就是打倒。
在那個非常時期，批鬥，是不需要請示的，揪出來就可以鬥，誰揪出來誰就可以鬥，什麼時候揪出來什麼時候就可以鬥。打倒，也不需要批准，只要上面——當然是指林、江等革大員——有人暗示，或者造反派認為應該，就可以把人揪出來。批鬥會一開，口號一喊，就算是罷了官，也就算是打倒了。不過，如要打倒黨和國家的高階或最高領導，還得有一個“正式”的“程式”，那就是報刊公開點名批判。點名也分不同形式，一種是公開指名道姓的點名，另一種是不點姓名而冠以一個特定的名號以進行點名。在那時候，點名，的確是件大事，點不點名，點誰的名，什麼時候點名，怎樣點名，還是一種“待遇”呢。
黨的最高報刊點名，意味著對劉、鄧這兩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批判將大大升級。
4月3日，父親提筆給**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從1月12日起我一直想見見你，向你求教，只是覺得在群眾激烈批判我們的反動路線及其惡果的時候求見主席是否適當，所以一直在猶豫著。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章，覺得我所犯錯誤的性質似已確定。在這種情況下，我求見主席當面聆聽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認為適當，請隨時通知我去。”
給**的信送走了，卻一直沒有迴音。沒有迴音，只有等待，在不測的險境中無助地等待。
4月6日，造反派衝進**家，批鬥了這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選舉產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次日，**在中南海貼出答辯的大字報，幾小時便被撕毀。同月10日，清華大學造反派召開號稱三十萬人的大會批鬥**的夫人王光美。
對**的批判已變得瘋狂，父親和我們一家人做好了思想準備，以應付更加嚴酷的局面。
到了5月，一天，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來到我們家，找父親談話。汪東興對鄧小平說，主席最近剛回到北京，讓汪東興來看看鄧小平。**讓汪東興向鄧小平轉達他的三個意思：第一，要忍，不要著急；第二，劉、鄧可以分開；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給他（**）寫信。聽完汪東興轉達**的意思後，鄧小平表示，大字報中提出的許多問題與事實不符，他要求見主席當面談談。汪東興把鄧小平的要求轉報了**。
不久之後，一天深夜，院子裡黑漆漆的，我們全家人早已熟睡。也不知是幾點鐘，突然我們孩子們住的西屋裡電話鈴不斷地響了起來。我懵懵地跑去接電話，只聽總機說，一組（**處）祕書要找祕書王瑞林講話，可王不在辦公室值班，讓找一下王來接電話。其實，王祕書就住在離我們家不遠的地方，只是家中沒有電話。把王祕書叫來不久以後，**的祕書徐業夫來到我們那個在中南海懷仁堂邊上的家中。
王祕書帶著徐業夫到父親的臥室把他叫起來，告訴說主席要找他談話，父親趕緊起身。徐業夫沒有讓帶警衛員，接著父親一個人走了。父親走後，母親很緊張。要知道，自“革”後開始批劉、鄧以來，**一直未找鄧談過話呀。
天快亮了，父親才從主席處回來。父親告訴母親，主席主要問他30年代離開紅七軍到上海向中央彙報工作這一段的歷史情況，他向主席詳細講了。主席批評了他派工作組的錯誤。父親說他向主席表示接受批評。父親問主席，以後如有事情向主席彙報找誰？主席說，可以找汪東興，也可以給他本人直接寫信。看到主席態度緩和，批評得並不嚴厲，使人感到相當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