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再見了，步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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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再見了，步校1
父母親這次二下贛南，一共十天。一路風塵僕僕，終於回到了南昌。
見到家人，特別是小孫女，父母親十分欣喜。媽媽給我們講述一路見聞，說爸爸重回老區，感觸很深。老區的幹部對他們接待得十分熱情，想得也很周到，所到的每一個地方，連蓋的棉被都是新的，他們很受感動。
父母親回到南昌不久，在天津的奶奶和小姑姑鄧先群，帶著小姑姑三個月大的兒子丁丁，還有在四川的二姑父張仲仁，一起來到了江西。這時我和大姐鄧林到北京去了。我是利用放寒假，去看賀平和已經從幹校“牛棚”中出來回到北京的公公婆婆。鄧林是在樸方的安排下去北京，看介紹人給她介紹的物件，也就是去“相親”。在江西的家裡，仍有父母親、鄧楠、飛飛和小傢伙眠眠，還有公務員老吳夫婦等七個人。這次奶奶、小姑姑和二姑父等，一下子又來了四個人。我們那個步校的小樓，簡直可以稱之為“人滿為患”了。整個小樓兩邊的樓上樓下，全都擠滿了人。小姑姑和鄧楠是我們家有名的兩個大嗓門，站在樓外老遠就可以聽到她們的聲音。兩個小傢伙只差兩個月，丁丁是個男孩兒，個頭兒又大，相比之下，眠眠簡直就是個可憐的小不丁點兒。爸爸做飯手藝雖然不錯，但總比不上奶奶吧。奶奶回來了，大家又有好吃的了。飯廳裡一個小方桌，每頓飯都擠得滿滿的。小姑姑和鄧楠生完孩子後，本來就一個比一個胖，還都藉口要補充營養，每頓總想多吃點兒。鄧楠被媽媽看著，老是受到限制，不讓吃不讓喝的，說是不能再長胖了。而小姑姑則不同，有奶奶的縱容，可以無拘無束地敞開了吃。鄧楠覺得太不公平了，整天價發牢騷講怪話。
二姑父張仲仁是個老實厚道的人，幹了一輩子檔案工作，光會幹活兒不愛說話。這段時間，常在家的，只有父親和二姑父兩個男子漢，可偏偏這兩個男子漢都是不愛說話的。也難怪，話都讓家裡的“姑娘”們說完了，哪兒還有別人說話的機會呀。奶奶總是用她那口好聽的四川話說：“我們鄧家屋裡頭的姑娘，簡直厲害完囉！”其實不光是我們幾個姐妹，連我們的兩個姑姑也是“厲害完囉”。我們的兩個姑夫則都是老實人，自從“隨”了姑姑們進入我們鄧家，時常會受點兒“欺負”什麼的。不過“有壓迫就有反抗”，有的時候，他們也會忍不住發點牢騷。每當發生這種情況，他們便會立刻遭到我們幾個“鄧家屋裡頭的姑娘”七嘴八舌的集體“批判”。當然，姑父們也有救命稻草，那就是他們的大哥大嫂。媽媽這個當大嫂的，總是要顧全大局出面干涉一下了事。
唉，我們這個家，很少有個安靜的時候，總是這樣吵吵嚷嚷、熱熱鬧鬧的。父親這樣一個嚴肅嚴謹的人，怎麼會帶出這樣性格與他截然不同的一家人來啊。其實，這樣一個“沒有教養”的家庭氣氛的形成，責任還是在父母。歸根結底，就是兩個字：縱容。都說父親為人嚴厲吧，連他的老部下都說怕他。可跟我們這些孩子在一起，他就沒轍了。從在江西時期開始，我們都親暱地叫父親“老爺子”。我們說：“老爺子，看我們多熱鬧，跟我們一起聊聊天嘛。”他會說：“哪有那麼多說的。”看我們鬧得太不成樣子的時候，他也會說一句：“胡說八道！”算是把我們罵了。不過，鬧歸鬧，對於父親，我們其實是敬重有加的，在他認真的時候，我們都會百分之百地絕對服從，沒有一個人敢“奓刺兒”的。
當我們一家人在江西盡享天倫之樂的時候，在北京，周恩來不顧**一夥的重重阻撓，正在殫精竭慮地為解放幹部做著不懈的努力。
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致信紀登奎、汪東興二人：“昨晚主席面示，譚震林同志雖有一時錯誤（現在看來，當時大鬧懷仁堂是**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勢所激成的），但還是好同志，應該讓他回來。此事請你們二人商辦，他在桂林摔傷了骨頭，曾請韋國清同志注意幫他治好。”“鄧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點工作，請你們也考慮一下，主席也曾提過幾次。”
原鐵道部長劉建章的夫人寫信給**，反映劉建章無辜被捕及在獄中受到迫害。**於12月18日作了批示：“請總理辦。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的批示，給周恩來抓緊進行解放老幹部的工作提供了更大的支援。
1972年結束了。雖然天上仍是陰雲密佈，但一線陽光已從天邊透出。
1973年來臨了，形勢依舊是錯綜複雜的。一方面，**繼續堅持“革”極左錯誤；另一方面，他又支援周恩來主持全面工作和進行解放幹部的工作。**對於周恩來，是既不滿意，又離不開。不滿意的是，他覺得周恩來與他的一些想法相距甚遠；離不開的原因，是到了此時，整個黨、政、軍包括外交方面的工作，以及臺前幕後全國大局的維持，全靠著周恩來以其耿耿忠誠和超負荷的辛勞極力支撐。偏偏在這個時刻，周恩來得了不治之症。周恩來生病，對於命運多舛的中國來說，真好似屋漏又遭連夜雨。運動要搞，國家的日常工作也總得要有人來維繫呀。在這種情況下，**作出了讓鄧小平儘快復出的最後決定。
1月的一天，江西省委常務書記白棟材委託省委書記黃知真來看望父親，告訴他中央通知他於近期之內回北京。這一訊息使父母親及我們全家喜出望外。大家雖有預感，認為父親的“問題”快解決了，但沒有想到這麼快地解決，而且馬上要回北京。
要回北京了，全家人都很高興。父親當然也很高興，但是，他的高興不是外在的，而是蘊於內心的。父親從來遇難不驚、遇喜不亢，但此時，每一個人都可以從他的一舉一動之中，體味出他心中的欣悅。“革”被打倒以來，六年多了，他時刻期盼的，難道不正是這一天的到來嗎！幾年之中，忍受了多少不白之冤，克服了多少難以想象的困難，經歷了在中南海內外的各種人生磨練，為了家庭的每一個成員和自己的政治生命進行著不懈的努力。幾年之中，他以勞動鍛鍊體魄，以博覽陶冶心靈，以和工人們的直接接觸體味著人情與世情。寒冬，他每日堅持洗冷水澡。酷暑，他流著大汗堅持上工勞動。在家裡，他生火、做飯、砍柴、種地，盡著丈夫、父親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同時，即使是在最困難的時刻，他也密切地關注著世上的風雲變幻，注視著政壇的跌宕起伏，關注著國家的經濟情況，關注著人民的生活狀態。他不是一個宿命論者，不管事態向著什麼樣的方向發展，他都從容以對。他從來沒有因個人的遭遇而消沉，而悲觀，而失望。他一直堅信，真理終究會戰勝謬誤，正義終將戰勝邪惡。他堅信我們的黨，堅信我們的國家，堅信我們的人民。現在，這一天終於來臨了。他已經做好準備，回北京以後，他要以他的信念和熱忱，報效黨，報效國家，報效人民。
要回北京了，馬上就要離開江西了。雖然心裡感到由衷的高興，但是，對於這個羈居了三年多的地方，總感到一份眷戀不捨之情。父親說：“不忙，過了春節再走。”他還要在江西、在步校、在我們這個小樓的家裡，過最後一個春節。
2月3日，是1973年的春節。我們一家人熱熱鬧鬧地在步校的小樓中度過了中國的這個傳統的節日。春節過後，父親興致很高，提出再出去走一次，去著名瓷都景德鎮看看。在江西省委的安排下，大年初六，也就是2月8日，父母親攜同二姑父張仲仁，北上贛北。
汽車離開南昌不久，進入進賢縣境界。中央辦公廳“五七幹校”就在這裡。父親想著自己的老祕書王瑞林。王瑞林1952年二十歲時來給父親當祕書，直到“革”爆發離開，現在在進賢縣中辦“五七幹校”勞動。父親一到進賢便想起了他，想要見一見他。父親對陪同他的警衛人員說：“在進賢我沒有別的事，就是想見見我的祕書王瑞林。”陪同他的人說，這一事需要請示中辦。
過了進賢，當日到達景德鎮，在市委招待所下榻。父親對市領導說：“景德鎮很有名氣，我小學唸書時就知道，這回要好好看看。”在景德鎮，父親一行參觀了幾個比較大的瓷器廠和陶瓷館。在參觀為民瓷廠時，一個工人認出了來人，脫口喊了一聲：“鄧小平！”這在車間裡的工人們中引起了一陣小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