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江南春來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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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江南春來早1
1972年，家裡發生了許多變化，我個人的生活也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
還是在前一年，也就是1971年下半年，我還在陝北的黃土塬上的時候。著名老將軍呂正操的女兒呂彤巖從中國醫科大學畢業，正好分配在離我們村子五里地的公社衛生院當醫生。她的小名叫胖胖，我從小就叫她胖胖姐姐。在陝北這個遙遠的窮鄉僻壤，竟然會遇到北京的熟人，真是令人高興。我常常抽空走到公社，找她去玩兒。有一天，我們聊著天，聊著我們在北京熟悉的生活和熟悉的人，胖胖突然說：“哎，我認識一個人，叫賀平，一定跟你合得來。我要介紹你們認識！”她也是個說幹就幹的乾脆人，在回北京的時候，還真的去找人，並且生拉硬扯地讓我們通上了信。
賀平的父親賀彪早年是洪湖赤衛隊的隊員，紅二方面軍的衛生部長，解放後任中央衛生部副部長。“革”中被打成“走資派”，又挨批判又挨鬥爭，此時已下放到江西衛生部“五七”幹校住“牛棚”進行勞動改造。賀平本人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學生，“革”中莫名其妙地被誣為“中國**非常委員會”的成員，被手銬腳鐐地抓進監獄關了一年零四個月。審查了半天，一句“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就放了出來，現在分配在湖南沅江一個軍墾農場勞動。
呂胖胖人太熱情，把我們兩個素不相識的人，生生地給拉在了一起。不然，一個在陝北農村插隊，一個在湖南農場勞動，怎麼可能相互認識呢？可能是因為遭遇相似吧，幾次通訊之後，我們就感到有很多共同語言。不久，賀平準備到江西永修探望在“幹校”裡勞改的父母，要路經南昌。我將此情況如實地“報告”了父母親。我那個媽呀，平時就老是覺得他們的“問題”影響了我們子女，總怕我們找不到物件，正在擔心著呢。一聽說賀平要來我們家，立即樂得什麼似的。
2月的一天，我到南昌火車站去接賀平。通了兩個月的信，只見過照片，相互還未謀面呢。我是近視眼，還是賀平先認出我來。我對他的第一個印象是：這麼高的個兒！我帶他坐著公共汽車回到步校的家中。要知道，這才是第一次見面，我們自己都還沒想什麼呢，可是我的爹呀、媽呀、奶奶呀，三位老人卻好像進入了“緊急狀態”似的，一下子忙了起來。媽媽一來就問東問西的，儼然一副相女婿的樣子。奶奶把鍋敲得叮噹響，做了好多飯菜，把一個小方餐桌擺得滿滿的。這麼一個二十六歲的大小夥子，又是從湖南軍墾農場來的，一定是餓壞了。奶奶做得多，他也就吃得多，一點兒都沒客氣。那麼多的飯呀菜呀竟然一掃而光，最後把一桌子的碗和盤子全都堆著摞在了他的面前。我們四川人請客，就喜歡人家能吃。奶奶一邊收拾碗筷，一邊樂得喜上眉梢。
下午，媽媽和奶奶在種絲瓜，賀平就去幫忙。他個子高，又會幹活兒，三下兩下，就把個絲瓜架子搭好了。奶奶說：“還是高個子有用喲！”晚上大家坐在樓上，賀平把各種聽來的、看來的訊息，什麼**倒臺的“內幕”訊息呀，什麼老幹部解放的情況呀，全都一一告訴了三位老人。他們男孩子，到處能跑，見的人又多，訊息比我們可靈通多了。我們最愛聽的，是**倒臺的經過，最關心的，則是解放老幹部的訊息。
賀平這個人，是個大實在人，初來乍到就一點兒也不認生，見了三位老人也這麼親，一下子就贏得了大家的好感。住了兩天，他離開我們這裡，去永修衛生部“幹校”看望他的父母。臨走前，他把給他父親帶的一條雲煙（當時挺不容易買到的）一分為二地掰開，給我的父親留下了一半。
把賀平送走後，我回到家，只見三位老人，一人搬一個小竹板凳，坐在廚房後面小院兒的絲瓜架旁邊，正在說著什麼。看見我回來，媽媽叫我也過去，好像還挺正式的。爸爸一臉高興的樣子，一拍大腿，用他那濃重的四川口音說：“看樣子，這門親事，就這樣定下來了！”
父親這個人，幹什麼都那麼認真。定個兒女的親事，竟也好像當年決定國家大事一樣的正式。當然啦，父母親最高興的，就是兒女們的幸福。
**覆亡後，他在江西的走卒程世清也倒臺了。新上任的省委領導是老幹部白棟材和黃知真。黃知真來步校探望了鄧小平，並傳達了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黨組織生活的通知。父親雖沒被開除黨籍，但卻一直被監管被軟禁，人身自由都沒有。直到這時，才算名副其實地恢復了作為一個黨員所應具有的基本權利。這是一個實質性的變化，也可以說代表了政治生命的恢復。父親和母親非常高興。在和黃知真談話時，發自內心的喜悅洋溢在他們的臉上。
4月初，江西省革委會通知我們，將安排飛飛進江西理工科大學上學，安排我進江西醫科大學學習。這真是一件讓我們全家人感到喜出望外的事情。一是孩子能夠上大學，父母親心頭的一個大願望終於得以實現。更重要的，說明父親前一年11月8日給**寫的信，**不但收到了，而且還回應了。這是極為重要的。這說明，**仍在注視著遠在千里之外的鄧小平。
在這種形勢的鼓勵下，4月22日，父親給汪東興寫了一封信。
信中寫道：“東興同志：好久沒有寫信了。由於主席的關懷和你的幫助，毛毛和飛飛進學校的事已經解決了，毛毛進南昌醫科大學，飛飛進南昌理工科大學（學無線電專業），學校選拔通知二十天前就收到了……兩個孩子得到這樣的照顧，我們只能對主席和黨表示由衷的感激！我們的情形一切照舊，不過我的繼母三天後就要去天津幫助我的妹妹生產和帶小孩，她七十幾了，身體一年不如一年，幾年來，在我們家裡很勞累，所以我們勸她去天津一時期，比較鬆動一點。她走後，兩個孩子上學了，家裡就剩下我和卓琳，照護一個殘廢的大兒子，因此，我暫時不能去工廠勞動，必得在家裡做事（卓琳身體也不好）。我們想請一個人做做飯，特別幫助照顧殘廢人，已向領導提出，據說找人不易，工資較高（三十元以上），且看找的結果如何。沒有別的，就怕我和卓琳有一人病就難辦了。我的大兒子鄧樸方，接回來近一年了。一年來的觀察，他的腰身以下雖然完全沒有知覺（大小便也不自由），但機能似乎並未完全消失。據說，在醫院診斷時也對此存疑，並曾有施行大手術開啟看看的擬議，後因送到救濟院而未果。我們總希望還能有一次醫治的機會，如果有可能再送回醫院治療，或施行手術。對此，我實在不好意思向黨提出請求。”
可以看到，“革”當中，父親寫信，往往都是為家庭的“瑣事”。父親這個人，向來行事簡約。在工作中，講話不寫講稿，寫報告也總是言簡意賅，從不贅言。在生活中，我們從小到大從未見過父親寫信，就連與他相濡以沫三十多年的媽媽，也從未見過他因家事寫信。而在“革”中間，在家庭處於困境之時，在他的家人子女需要得到關懷和幫助時，作為一家之長，為了讓孩子治病，為了讓孩子上學，為了孩子的工作，他會一反一貫的作風，一次又一次地拿起筆，一封又一封地寫信，而且是不厭其詳地寫信。“革”中，他總是覺得家人和孩子們是因為他才受到這麼多的委屈和不幸，他總想盡他的能力，盡一切可能，為家人和孩子們多做點再多做點。他從不要求孩子們為他做什麼。他付出了對家人子女的全副的愛，卻不要求任何回報。這是人世間最樸素的愛。估算一下，“革”十年中，父親所寫的信，比他一生中其他八十年的統統加起來，還要多得多。
談完家人的事後，在上述信的結尾，父親寫道：“至於我自己，我仍然靜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幾年工作。在生活上，我希望能在北方了此餘年，這裡的夏天，對我們都太不習慣了。”
這是父親又一次提出回北京和工作的要求。經過這麼多年的沉默、觀察和等待之後，父親現在的目的是明確的，盡一切可能，爭取回到北京，爭取出來工作。
我的小姑姑鄧先群9月要生孩子，她寫信來江西，問奶奶能不能去她工作的天津幫她帶帶孩子。我們一家人討論後，認為奶奶應該去。特別是父母親，認為這幾年裡，從中南海到方壺齋，再從方壺齋到江西，奶奶不是一人擔負起照顧孩子們的重擔，就是與他們同甘共苦患難與共，實在太辛苦了。應該讓奶奶換個環境，散散心，休息一下。父母親讓我送奶奶去天津。準備好後，我和奶奶於4月25日從南昌起程去天津。奶奶是個閒不住的人，剛一到天津，就又開始忙著幫姑姑做事兒。不過，姑姑和姑父兩人本來就是要盡孝心，接奶奶來散心的，當然不會讓奶奶累著。勞累了這麼多年，奶奶總算能過一段“享福”的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