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不變中的變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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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不變中的變數1
古語說，福兮禍所伏。也就是說，在你愉快的時候，不愉快的事就會接踵而來。不幸的是，古語所說，往往準確。
剛到江西來時，父母親每月工資仍按被打倒前一樣照發，父親是行政二級，四百零四元（“革”前規定，中央一至四級工資都是四百零四元）；母親十二級，一百二十元。但1970年1月，他們收到的，卻一共只有二百零五元。媽媽請黃幹事問問怎麼回事。經江西請示中辦，答覆說不是減工資，是改發生活費，其餘的錢暫時由中央辦公廳代為保管。
在“革”中，一切都是政治，一切都代表政治，工資發放問題的處理，也是衡量政治問題嚴重與否的一個重要的標準。在“革”中被打倒的人，一般來講可以分幾個檔次進行處理：停發工資，或改發生活費，或只給沒有工作的孩子發點生活費，或連生活費都沒有。我認識的人中，許多家的父母被打倒後，都停發了工資，改成只發生活費。而一些人家則工資全扣，什麼生活來源都沒有，有的人靠變賣家中東西，有的人靠親戚接濟。有一些“黑幫”子女更慘，父親被關，母親被逼自殺，孩子們無依無靠，境遇十分悲慘。好幾位“革”前的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家，都是這樣。這些家的孩子有許多是我們從小就認識或一起長大的朋友。原中央書記處成員中，彭真、羅瑞卿、楊尚昆家父母雙雙被抓，薄一波、李井泉、劉瀾濤家父親被抓，母親則被迫害身亡。比起這些人家，我們家的處境，相對來說還是好的。在從中南海被趕出來後，雖然沒錢的時候也賣過東西，但我們還領過一段時間的生活費。插隊後，我和飛飛的生活費停發了。我們靠自己勞動吃飯，大學分配後有工資的姐姐們還可以接濟一點，總算沒有落到最悲慘的地步。父母到江西后，工資照發，也可以和我們聯絡了。可以說，這是我們家自“革”以來過得最寬裕的日子。而偏偏在這個相對穩定的時候，工資停發。
在北京被批鬥得最凶的時候都沒有減少或扣發的工資，到江西兩個月後突然扣發——或者照上面的說法，改變為生活費，按“革”以來處理政治問題的一貫做法，這一定不只是個錢的問題。這樣的事情發生，讓人不禁要聯想許多。這是不是政治問題變化的新的風向標？是否還會有更進一步的政治動向？這個政治動向又會是什麼？
工資改成生活費，在1970年一開年，便給我們全家帶來了不安和猜疑。
2月9日，父親提筆再給汪東興寫信。
信中首先通告情況，父親寫道：“上次寫信後，到現在又有兩個多月了。這期間，我們的生活、勞動和學習情況，同上次報告的沒有什麼變化，每天仍是上工廠（勞動時間減少了一小時），看書，讀報，聽廣播。除到工廠外，我和卓琳沒有出去過。我們除給自己的孩子們通訊外，絕沒有同過去的熟人有任何來往。”
“革”中，父親給中央寫信，除了有關的政治問題外，凡提出要求，就是為了孩子。在這封信中，他寫道：“12月上旬，我的小女兒毛毛回來了。1月初，我的小兒子飛飛也回來了（他們即將回到勞動的地方去）。我們同他們兩年多不見，一旦相聚，其樂可知。本來，我們曾希望兩個大的孩子（鄧林和鄧楠）也回來團聚一下，她們沒有請准假。好在她們回來的機會是有的。”
他寫道：“我的大女兒鄧林來信說，他們學校即將分配工作，她已向領導請求改行（即不做美術方面的事，因她本人搞美術是不行的），要求分配到一個工廠中工作。我們對她也是這樣希望。加之她已有二十八歲了，本身條件差，至今還沒有物件，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農村是很困難的，即在工廠頂班勞動八小時，也似有困難。如能分配一個技術性的工作，如收發、書、保管之類，對她的身體比較合適。這件事，在北京時曾向你說過，如有可能，懇請予以幫助，至為感激！再，如能將她分配到同我們靠近些（如果我們長期在南昌的話），則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
在為孩子的事提出請求後，父親提到了生活費的問題。他寫道：“從今年1月份起，中央給我們的生活費是每月二百零五元，1月份，曾請省革委負責同志向你請示，這個數目是否我們今後長期的固定的生活費用，未見覆示。前幾天又收到2月份的，還是二百零五元，我們當即瞭解這是新的規定，我們當照此規定，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當然，坦率地說，這個數目對於我們這個九口人之家（我們夫妻，我的繼母，五個孩子，還有一個卓琳姐姐的孩子也是我們供給的），是不無困難的，因為除鄧林已有工資外（她本人病多，最多隻能自給），我的大兒子鄧樸方在醫院每月需三十五元左右（吃飯二十五元是醫院規定的，抽菸及零用約十元），兩個大學生每月三十元左右，三人即需約九十至一百元，我們在南昌的三個人，只有一百元開支。此外，我的小女兒毛毛、小兒子飛飛在公社勞動所得，只夠吃飯，其他需用也要適當補助。再者，我們還得積點錢作為孩子們回家的路費（路遠，每人來往約需一百元左右）和回來時的伙食費（回家來總要改善一點伙食），以及每年總要補充一點衣物日用品。這樣算來，當然是緊的。但是，黨既作了這樣統一的規定，我們沒有理由提出額外的請求，自當從我們自己用的一百元中，每月節約二三十元，積起來作為他們每年回家一次的路費。新的生活總會習慣的！”
新的生活總會習慣的！這句話既是對組織上說的，也是對他自己講的。信寫完後，父親意猶未盡，他提筆再寫，提出：“小孩回來一次花錢太多，也很不容易，將來希望能先將毛毛調到能夠靠近我們一些的地方。”
信的結尾，父親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讀了上述信，即使是在近三十年後的今天，我仍可體會到當時那充滿父親心頭的憂思。比起與親人隔絕的禁錮關押來說，現在能與子女相聚，已是奢望所及了。但是，政治前景的不測，全家生活的擔當，仍使他心頭重負不釋。他不能不有所思，不能不有所想，不能不為了全家，為了子女，去請求幫助。
此信送走，雖沒有得到答覆，卻也沒有什麼不好的政治變化。
政治上沒有不好的變化，是好事，但經濟狀況改變，家中的生活也必然有所改變。
首先，父母親在平時就已相當儉樸的生活開銷上，進一步節省。肉，兒女在的時候，要吃。兒女不在，儘量不吃。再多養幾隻雞，可以有雞蛋，又可以吃雞肉。每頓如有剩飯剩菜，留著下頓再吃。還有，就是從父親多年的生活習慣中節省，茶葉，太貴，以後不喝茶了。酒，就只買江西本地出產的便宜的三花酒，而且只在勞動回來的午飯時喝一小杯。煙，抽了幾十年了，一下子戒不了，但可以減量。省革委會可以幫助買平裝無過濾嘴中華煙，每月最多隻買一條，控制三四天抽一包。上午去工廠一根不抽，午後和晚上抽幾根，按時按量，絕不多抽。
光是節流不行，還得開源啊。
寒冬一過，初春剛來，父母親就在我們住的院子裡“開荒”種菜。戰爭年代，他們在延安開過荒，在太行山開過荒，現在，他們要在自己家裡開荒了。只有自力更生，才能豐衣足食。爸爸媽媽開荒種菜，我和飛飛插隊學過農活，正好派上用場。飛飛有勁兒，自稱“種莊稼的老經驗”，“開荒”自然是他的事兒。他把草繩子往腰上使勁一紮，故意把鋤頭掄得老高，一副從“大寨隊”出來的壯勞力的樣子。他一邊使勁地挖，一邊嘴裡不停地說：“我們大寨隊，就得這樣把地挖得深深的！”看著他揮舞鋤頭，土坷垃四濺的樣子，奶奶在一旁急得直說：“哪用挖得那麼深，不就種幾樣菜嘛！”沒多久，地就挖好了，爸爸用鋤頭把地修成壟分成畦。媽媽搬個小凳，坐在地上一點一點往外撿石頭磚頭。奶奶再把涮鍋涮碗的水，全都倒在地裡。全家合力，院子前面一大塊地不久就開好整好了。戰士小賀幫我們買了些菜籽，有辣椒、蠶豆、豇豆、西紅柿、茄子、小白菜等等。我們挖好小坑，撒上菜籽兒，一畦一樣，蓋上土，再澆上水。新開出的菜地，散發出陣陣泥土的清香。在院子後面的小柴房前，我們也開出一小塊地，種上了絲瓜和苦瓜。新買來的幾隻小雞，跟在大母雞的身後，嘰嘰嘰嘰叫得歡，原來空曠的院子，頓時充實生動起來。想著不久就會從土中冒出的嫩綠的小菜苗，想著不久就會聽到長大的小雞下蛋時咯咯嗒的叫聲，我們已經開始憧憬著那收穫的喜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