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初到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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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初到江西
1969年10月26日下午四時,父親、母親和祖母三人,離開濱江招待所,由江西省革委會安排,前往他們在江西的住地。
前面一輛小車,坐著父親三人等,後面一輛卡車,拉著他們的行李。車子一路飛馳,穿過南昌市區,跨過八一大橋。從車窗望出去,陽光下,贛江之水浩浩湯湯,閃著如練的銀光,一路向東,奔流而去。江水湍湍,日夜不息,對於橫跨在江面的大橋,對於那兩岸的田園丘壑,它是永遠的來者,也是永遠的去者。江水永遠不會停留,也永遠不會有所眷戀。看著這江,這河,這生命之水,滔滔而來又滔滔而去,你會感到它在你的心頭流淌,讓人永遠不會忘懷。
過了贛江,西行約十公里,到了南昌市郊新建縣望城崗。車子拐上一條沙石馬路,路的盡頭一個大門,無人而敞開。這就是原福州軍區南昌步兵學校。進了校門,一條筆直的沙石大道,路邊兩排高大的梧桐,樹樹相連,葉葉相依,茂盛而濃密。繞過為樹木所掩映的原步校辦公大樓,一條紅壤夾雜著石子的小路漫坡而上,小丘之上,碧綠高大的冬青環繞而成一排院牆。從外面可以看到裡面一座紅磚小樓和它灰色的屋頂。
到了,到“家”了。這個陌生的、但讓人一眼望去就頓感親切的“家”。
兩扇灰色的木板院門開啟,車子進去。這是一個環形的院落,中間一棟兩層小樓,樓前四株月桂。進門樓下一個空空的中廳,右邊一個門,進去有一間飯廳,一間廚房。上了吱吱作響的木樓梯,樓上一個起居室,兩間臥房,一個廁所。向南一個長長的大陽臺,站在上面,一眼望去,滿目蒼綠。從陽臺可以通樓上的另一側,應是同樣的佈局,但不由他們使用,也就不得去看。
對於這樣一個條件不錯,地點幽靜的住處,第一個感覺,是滿意的。
父母親三人在來人的幫助下,忙著從車上搬下行李,再將東西一件件地搬上樓去。父母親和奶奶,三人年齡加起來超過一百八十歲,但到新“家”的“興奮”讓他們不顧年齡與身體,挽著袖子,走上走下,努力快乾。不知不覺之間,已是夜幕降臨,樓裡亮起了燈光。在幾乎空曠無人的步校校園內,在一片黑暗靜寂之中,從這個小樓上發出的燈光,儘管不亮,但卻充滿了生氣,給寂寥沉靜的大院帶來了一點久違的熱鬧。
送他們來這裡的“鄧專案組”人員和江西的其他人,任務算是完成,早就交差了事走了。有兩個人留了下來,一個是由江西省革委會派來的叫黃華的省軍區幹事,和一個姓賀的小戰士。幹事是派來負責監管鄧小平及其一家從日常生活到去工廠勞動等諸項事宜的。他的工作,總起來說,就是對鄧及其一家,既負有監視的任務,又負有保衛的責任;既要向上報告鄧一家的有關情況,又要負責傳遞鄧與上面聯絡的信件和要求。在他住的房間裡安有一部電話,可以隨時和省革委會保衛組聯絡。戰士小賀,負責買菜等需要外出的雜事,並“兼職”給他的領導——就是那個幹事洗衣服打掃衛生。他們二人住在樓裡另一側的樓下,在今後的江西歲月中,成為在這個小樓中居住的另外兩名成員。
行李大致搬好,床鋪鋪好,算是初步告一段落。這時已到了晚上十點鐘,大家都已累得筋疲力盡,卻還沒顧上吃飯。黃華和小賀到駐在步校的一個炮團食堂買回十幾個饅頭,又煮了一大碗蛋湯,大家各自吃了。
簡簡單單地吃了一點東西,算是到新家之後的第一餐飯。之後,已經十分疲倦的父母親和奶奶關了樓下的燈,上樓歇息。
夜闌人靜,萬籟無聲。在江西步校的這棟小樓中,三位老人睡在略感潮溼的被褥裡,度過了他們羈旅生活的第一夜。
當鄧小平一家人在江西的住處忙於收拾整理,開始新生活的時候。“鄧專案組”人員完成解送任務回京,向上報告如下:“22日送鄧小平、卓琳、夏伯根去江西,今日(28日)歸來。鄧押於南昌西北十三公里處,原步兵學校,現是五七幹校,xx軍xx師炮團和原步兵學校留守處住。由省革委會管,派炮團一個班十二人監管,單住一小樓上,下住一個幹事和一戰士管他。平日勞動,仍用鄧小平名。”
父母親到步校後不久,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省軍區政委程世清來看了他們。對於鄧小平,程世清倒沒有當面嚴聲厲色地訓斥,而是大談“革”後江西“飛躍的變化”及他在江西的“政績”。程世清是**線上的紅人,對於“全國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這樣的態度也就算是過得去了。誰想這個當時紅極一時的人物,一年之後,卻因上了**的“賊船”而結束了政治生命。真可謂來也匆匆,去也匆匆。“革”中,不知有多少這樣曇花一現的人物。
程世清走時,隨他一起來的江西省革委會副主任兼保衛部長陳昌奉看見門口有站崗的,便指示:“門口不要站崗了,改坐崗。”以後,院外的一個班,只在暗處負責監管,明眼看不見了。陳昌奉在長征路上是**的警衛員,也是個老紅軍,一些來江西的老同志的安全工作,主要由他負責。
10月的江西,是秋天,又不似秋天。天還不冷,樹還鮮綠,梧桐的闊葉仍然蔽日遮天。父母親三人住進步校中的小樓後,很快適應了這種新的生活。雖然剛到江西時在機場,父親偶然地被人稱了一回“同志”,但他畢竟還是“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來江西仍屬半軟禁和監管性質。除了以後可到工廠勞動之外,不能隨意外出,連所住的小院子也不能隨便出去。當時,除了院內兩名軍人外,他們只覺得院外還駐有部隊,但並不知其人數。父親曾向中央保證不與外人來往,其實在這樣嚴密的層層監管之下,即使想要來往也不可能,就連我們這些子女想來探望他們,也必先徵得江西省革委會的同意。
雖然這種生活仍是沒有自由的生活,但父母親和奶奶三人已十分滿足。比起在北京中南海那種完全的監禁,如今這個步校,這個小院,這棟小樓,氣氛已經輕鬆了許多,生活也自然了許多。他們很快地熟悉著這種新的生活。
收拾好行李後,生活開始按部就班。三位老人就各自的情況做了一些生活分工。父親雖已六十五歲,但卻是唯一的“壯丁”,重一些的活兒全由他做,如拖地板、劈木柴、砸煤塊等等。媽媽年齡最“小”,只有五十三歲,但卻患有嚴重的高血壓和心臟病,輕活細活就由她做,如掃地、擦桌、洗衣、縫紉。奶奶雖已年近七十,但她慣於操勞,身體尚好,且最善做飯,因此生火、做飯和與廚房有關的各類事務,均由她全權負責。三個老人,相互體貼,相互照料,以克服一切困難的勇氣,以在困境中保持的樂觀精神,以頑強的生存能力,以相濡以沫和互敬互愛,把禁閉之中的羈旅生活過得充實而又充滿了生命力。
到江西后,可以與兒女通訊,母親給每個孩子寫了一封信,告訴他們的情況。我清楚地記得,當我在陝北的黃土高原上收到信,看著媽媽那久違了的雋秀的字跡,體味著字裡行間流露出的關切和思念,我的淚水不住地流,真想插上翅膀立刻飛到他們身邊。
生活安頓下來後,思念四散在各方的兒女,成為父母親最大的心事。到了此時,父母親的工資還一直照發,按說是不缺錢的,但父母親惦念著我們這些孩子們,所以過得十分節儉。鄧林、鄧楠算是大學畢業,有工資,可以自立。樸方病癱在醫院,無任何經濟來源。小女兒和小兒子均在農村插隊,一般生活所用尚可靠勞動所得維持,但卻無力添置衣物,更沒有回家的路費。在步校小樓那表面上甚是平靜的生活中,父母親的心頭,縈繞著許多不可化解的思念與憂慮。他們和奶奶商議,要儘量節儉地過日子,不添衣,少吃肉,唯一的奢侈,就是父親的煙。抽菸,是父親長年的習慣,也是在寂寞之中的唯一嗜好。但此時,為了節省,他連煙都少抽了,有時一支菸,一次不抽完,留下半截下次再抽。他們省吃儉用,節約每一分錢,三人每月花費才六十元,其餘的錢,為了兒女都存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