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體版 繁體版 第十四章 『九大』與『繼續革命』

第十四章 『九大』與『繼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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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九大』與『繼續革命』

1969年4月,在**親自主持下,中國**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

對於**來說,這次黨的代表大會的召開,是維護和堅持他的反修防修的革命路線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步驟。

此次會議幾大成果如下:一、會議從政治上再一次肯定了**階級鬥爭的理論,把階級鬥爭正式規定為“我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並以此為據再一次肯定了開展“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及時性”。二、會議透過修改黨章,正式明確定**是**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三、大會選舉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大批“革”干將和造反派頭頭進入中央委員會,從組織上為實行“左”的理論、路線、方針做出保障。

會後,召開九屆一中全會,會上選舉了黨的中央機構。**為中央委員會主席,**為副主席,“革”先鋒**、張春橋、姚元、陳伯達、康生、謝富治,及**死黨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吳法憲、葉群等林、江兩大集團的骨幹和親信,佔據了政治局半數以上的席位,在中央領導機構中名正言順地執掌了大權。

**此時一定認為,他親自發動的這場震驚中外的“革命”大運動,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革”的偉大歷史地位,也應該說基本得到了確立。在此前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他也曾講過,“到明年夏天差不多了。”

真是差不多了嗎?事實,離這個“差不多”,實在是相差太遠了。

由於自“革”開始以來即存在著對運動的極大分歧和重重阻力,由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各種新的事件不斷髮生,由於各地各單位十分嚴重的派性及武鬥遠未平息,更由於**發動“化大革命”的錯誤的目標和錯誤的舉措,使諸多問題和諸多矛盾糾合在了一起,好像一個巨大的多頭線團,七纏八繞,拆也拆不散,解也解不開,怎能夠以一次黨代會了之?

**自己也曾問過,都說要把“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究竟什麼叫“到底”?對於這一問題,別人回答不了,他自己的回答中,也顯露了極大的矛盾。他說到1969年夏天就差不多了,但又說“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裡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裡”。他說:“這個革命,還有些事沒有做完,現在還要繼續做,比如講鬥、批、改。過若干年,也許又要進行革命。”他號召要將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落實到每個工廠、農村、學校。照這樣的說法,“化大革命”不但是必要的,而且還將更加深入地繼續進行下去。

**的思想與現實的極端脫離,他對形勢極其錯誤的估計,以及對**、**集團的重用,導致他最終失去了對運動的駕馭和控制。在以後的“革”歲月中,他將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面對他所沒有預見到的、更不願意看到的混亂局面。

“化大革命”到此,已經三年了。但是,“革”的道路,才走了三分之一還不到,這是誰也沒有料到的。

“九大”的召開,父親是從報紙上和新聞中知道的。雖然他再一次被確定為“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但卻沒有開除他的黨籍。以四十多年的政治經驗,他深知這一處理的重要性,也深知其中必有玄奧。應該說,只要沒有開除黨籍,就留有餘地,就存在一線生機。

“九大”後,也就是1969年的5月3日,父親給汪東興寫了一封信。信中對“九大”的召開及各項決議表示擁護,請汪轉報主席、副主席和黨中央。在信中,他詢問,“九大”開過後,不知是否已到處理他問題的時候,並表示完全靜候黨的決定。他向**表示,將無保留地接受黨對他作出的政治結論和組織處理,並保證永不翻案。信中最後提出,想同汪東興見一面,談談他的感受。

正如他所願,這封信送到了**的手中。**看了,並批轉給**及在京政治局委員閱。

鄧小平的表態,一定在**心中留下了印象。其一,鄧小平是願意作自我批評的。**認為這一點很重要,他在以後的講話中還曾提到此點。其二,證明**決定不開除鄧黨籍是正確的。而恰恰是這一決定,為今後留下一個極其重要的政治伏筆。

可能是以上這封信所起的作用,“九大”以後,父親的處境有所改善。對父母親最為重要的,就是允許子女進行探望。

那時,我和弟弟已分別到陝西和山西插隊。大姐鄧林隨中央美院全體學生遷到河北宣化接受解放軍再教育和勞動。哥哥樸方致殘後一直在北大校醫院,“一二二六”後身份已從“反革命”變為“可教子女”。“九大”前後,一定是有人作出了決定,落實政策,樸方被送到在骨科方面享有盛譽的積水潭醫院進行治療。在那裡,樸方算是解除了監禁,一些北大的同學——那些“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反革命”學生——也可以到醫院來看他了。二姐鄧楠在“一二二六”落實政策後被“接回”系裡,在那裡等待學校分配。在樸方轉到積水潭醫院後,有一天,中央革屬下大幹將謝靜宜突然把鄧楠叫去。謝靜宜,響噹噹的“革”風雲人物,這麼大的來頭,她找鄧楠會有什麼事呢?原來,謝靜宜要去積水潭醫院看鄧樸方,讓鄧楠“陪同”。“革”以來,別人對我們這些“黑幫子女”態度不好是正常的,訓斥責罵也是正常的,可對我們和和藹藹客客氣氣,倒真成了咄咄怪事。至於“看望”這一類的詞,在不明就裡時,反倒會讓人感到奇怪和不安。不過,總是希望透過謝靜宜的這次“看望”,使樸方的處境進一步改善,至少不再變壞吧。

這以後不久,鄧楠接到軍宣隊通知,告訴她可以去中南海探望父母。乍一聽到允許看望父母,鄧楠雖然心中高興,但卻一時不敢相信,她試探性地說:“不是要劃清界限嗎?我不去。”軍宣隊的人回答:“是組織上讓你去的,以後每個星期都可以去。”鄧楠心中的不安和疑惑一掃而光,她坐上公共汽車,心急如火,緊趕慢趕地奔向中南海。

在中南海,父母親接到通知,說孩子們週六下午要來探望,二老十分興奮。要知道,快兩年了呀,快兩年沒見孩子們了呀。這近兩年的時間之中,每一個日日夜夜,他們都在怎麼樣地思念著孩子們呀。而今天,終於可以見面了。中午,二老連午覺也沒睡,吃完飯就坐在那裡等。盼呀盼呀,好不容易鄧楠來了。這是久別後的重見,一邊是女兒親熱地叫爸爸叫媽媽,一邊是二老久違了的激動的笑容,一家人完全沉浸在喜悅興奮之中。媽媽後來說:“兩年沒見了,看到鄧楠完全變成個大姑娘啦。那麼苗條,越長越漂亮了!”媽媽看著女兒,真是越看越喜愛。爸爸傷心的時候不說話,高興的時候也還是老樣子,不說話,只是靜靜地看著那一見面就說不完話的母女二人,靜靜地笑著。

媽媽原想,讓見子女了,一定一來一大群,可只來了一個鄧楠。她問:“怎麼就你一個人,他們呢?”鄧楠告訴媽媽,鄧林跟學校去了河北宣化,和同學們一起在那兒勞動。毛毛去陝北延安地區插隊了,飛飛也去山西忻縣插隊了,他們常來信,都挺好的。媽媽問:“胖子呢?”胖子是樸方的小名。鄧楠避而不答,說:“哎呀,我的頭髮髒死了,我要洗頭。”於是跑到廁所,開開水龍頭就洗起頭來。媽媽覺得不對,跟著追到廁所。鄧楠越是迴避,越是不說,媽媽就越是一個勁地追著問。後來,鄧楠才把樸方的情況一五一十全都告訴了父母。聽了後,媽媽哭了。她怎麼也沒想到,自己的孩子會落到這樣悲慘的境地。女兒來時的歡愉之情,此時已一掃而光。媽媽的心被刺痛了,她止不住心中的悲痛,一想起就哭,一想起就哭,一直哭了三天三夜。父親還是無言,只是不停地抽著煙。鄧楠走後,父親勸慰母親,既已如此,要儘量想辦法讓兒子得到治療。

親人重見,本應是高興,可是,在那個年代,對於我們來說,高興和歡愉,往往總是轉瞬即逝,並隨時會為悲傷和痛苦所掩蓋。

得知兒子癱瘓,做父親的心怎能平靜?他給**寫了一封信,提出請組織上幫助安排,以使樸方得到進一步的治療。**和周恩來對此信作了批示。中辦主任汪東興與解放軍三零一醫院進行聯絡。三零一醫院隸屬解放軍總後勤部,總後勤部部長是**的大幹將邱會作。在**當權的情況下,三零一醫院的領導不願意接收“有問題”的人。當時,連陳毅元帥得病後,要想送進三零一醫院治病,三零一醫院都不願意接收。這一次,要送的是“第二號走資派”的兒子,院方當然更不願意接收了。汪東興不得不把**和周恩來的批示拿給他們看了,才把樸方送進了三零一醫院。有**把持著軍隊,中辦要想辦點事兒都艱難如此。

8月5日,樸方從積水潭醫院轉院,住進了三零一醫院的外科病房。在積水潭醫院的時候,基本沒有什麼檢查和治療。有一個老教授曾給樸方看過病,但這個教授本人也因為“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問題正受著衝擊,所以根本不可能提出什麼治療方案。樸方患泌尿系感染常發高燒,醫院給他打鏈黴素時沒有注意,造成一邊耳朵完全失聰,可見“革”中一些醫院的混亂和不負責任。到三零一醫院後,醫院讓樸方住一個單間,開始時管得很嚴,不許別人隨便到他這裡來,後來就慢慢地放鬆了。在這裡,樸方雖然還是頻繁發生泌尿系感染,經常發高燒,但醫院開始給他進行一些檢查治療,並用鍼灸給他治療截癱。一些醫生、護士和病友們也都對他不錯。氣氛相對輕鬆,樸方的心情也就大不相同了。

兒子能進三零一醫院,父母親自然感到由衷的高興。他們希望兒子得到最好的治療,想看看還有沒有恢復的可能,最起碼,也希望他今後能在生活上自理。要知道,樸方才二十五歲,今後的日子還長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