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被炸身亡
崛起香港1949 超級英雄 醫網情深 美女總裁遇上兵 重生之為自己活 仙吟 穿越訣 帶足裝備闖異界 忘川流年 戰倭寇
第七章 被炸身亡
俗話說：火車一響，黃金萬兩。為了擺脫對日本的依賴，張作霖自建鐵路，打破了外國資本獨佔東北鐵路運輸的局面，帶來的好處自不用說，而他和日本的矛盾也在一步一步地深化。
(一)
張作霖是日本帝國主義扶植起來的一個地方軍閥。不料想，1927年6月18日，張作霖竟然當上了中華民國大元帥，手中握有大總統的權力。日本人感到這對他們是一件好事。但是，日本人在同張作霖的交往中發現，張作霖不是一個俯首帖耳、惟命是從的人。張作霖往往說話不算數，答應了的事，過後推託了事。即使是同日本簽訂的密約，事情過後，張作霖也經常裝聾作啞，拒不認賬。
1925年12月，郭松齡倒戈時，日本乘人之危，逼迫張作霖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密約。張作霖彼時答應了日本關於“滿蒙問題”的全部要求。但是，危機過後，張作霖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不能等閒視之。所以，他便百般推託，堅不執行。張作霖和日本之間，既有互相利用的一面，也有矛盾衝突的一面。他知道，若想在東北稱王，必須得到日本的支援。但是，讓他出賣國家民族利益去換取日本的支援，他不敢做也不想做。他不願意留下千古罵名，而且，既然他在東北稱王了，他就不願意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受日本的牽制。同時，他現在已經是中華民國的大元帥了，佔有中國半壁河山；他可以利用這個有利的地位，採取“以夷治夷”的策略，讓別的帝國主義國家來幫助他抵制日本人。
當時，日本和張作霖之間的矛盾，主要表現在鐵路問題上。關於在東北的鐵路，張作霖的觀點是很明確的。此前，1921年12月5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孟祿博士在奉天採訪過張作霖。張作霖時任東三省巡閱使，他們之間的對話很引人深思。
孟祿問：“近來歐美人士對於中國交通事業，有提倡國際共管的，未知將軍意見如何?”
張作霖答：“凡食毛踐土的中國人，沒有一個人贊成那辦法的，你想想中國人還能有贊成那麼辦的嗎?”
孟祿說：“所謂國際共管的，只是把外國人在中國建的鐵路，置於國際管理之下，免得一個人專權壟斷，有害中國，如中東鐵路、南滿鐵路等。”
張作霖答：“若是那樣辦，我是十分贊成的，只恐外國人不幹耳。你想若不牽連全國的鐵路在內，外國人能單獨放棄他自己的權利嗎?”
孟祿說：“據我所知，就是那樣，把外國人建的鐵路，收歸國際共同管理，免一國專斷自私，與中國國有鐵路，並無干涉。”
張作霖答：“若是那樣，我極贊成。再進一步說，如能把南滿鐵路收歸國際管理，中東鐵路，我也寧願犧牲，交歸國際管理；倘若不然，只把一箇中東路收歸國際管理，我姓張的是極端反對。無論他是什麼國家怎麼決定的，我張作霖是絕不聽那套的。我就知道中東鐵路是中國人的鐵路，應當歸中國人管理，我自有辦法，總之我是絕不放鬆的。”
孟祿說：“將軍愛國愛鄉，良可欽佩。”
從以上對話不難看出，張作霖對東三省鐵路的嚴正立場。
(二)
東北鐵路起源於清政府洋務派李鴻章修建山海關內外鐵路，又名京奉鐵路。1894年，中日戰爭之前關內外鐵路修到中後所(綏中)65公里。這是東北地區第一條鐵路。以後幹線延長至瀋陽北站，京奉干線經過30年才完成。
1920年，東北鐵路營業里程(起止地點)共計36514公里。其中有日本政府獨資經營的南滿路和安奉路，中俄共管的中東路，中日合辦的溪鹼路和通裕路(錦西大窯溝)，中國國有京奉路、吉長路和四鄭路。東北官商合辦的齊昂路，從齊齊哈爾至昂昂溪29公里(窄軌)，僅佔東北鐵路08(百分號)。張作霖用本國資金和技術修築了打通路、瀋海(奉海)路、呼海路、鶴崗路、吉海路、錦朝路，昂齊和齊克路(張學良繼續完成)，張家父子支援修建的開豐路等，加上張學良建立的洮索鐵路共計10條鐵路，營業里程總長15217公里，投資現大洋8000餘萬元，佔1931年東北鐵路營業里程總長的25(百分號)，佔全中國鐵路里程總長的10(百分號)以上，自建鐵路的數量，在全國首屈一指。奉系自建鐵路，打破了外國資本獨佔東北鐵路運輸的局面，把日俄英三大系統變為日本獨資經營，中蘇共管、東北地方當局自建自營東北鐵路的三大系統。其中有兩個系統張作霖有監督管理權。
張作霖也徵調鐵路利潤作為軍餉，徵用車輛用於軍事運輸。但也把京奉鐵路利潤用於修建鐵路，還用東三省財政收入投資鐵路。京奉鐵路關外段干支線總長8899公里，其中張作霖修築的就佔3639公里，佔40(百分號)。張作霖自建鐵路完成了打虎山至通遼和齊齊哈爾的西幹線，奉天至吉林的東干線，東三省從此有了縱向的三條大幹線。
“九一八”事變前，東北鐵路營業里程總長為62259公里。1920年至1931年這12年間增長2600公里，有外國資本關係的增長了10818公里，佔增長總長度的4155(百分號)。其餘的張作霖用三省政府和部分商民投資修築15217公里，佔增長總長度的5845(百分號)，佔東北鐵路總長的25(百分號)，佔全中國鐵路總長的10(百分號)以上。而當時全國鐵路的總長85(百分號)是有外國資本關係的，只有15(百分號)的本國資本，其中有三分之二是東北地區官府和民眾的投資。
張作霖在他統治時期內，借用日本滿鐵資本修築了洮昂和吉敦鐵路，營業里程共長4306公里；中日合辦天圖鐵路111公里，中俄官商合辦穆稜鐵路589公里。這四條鐵路共計6005公里。1925年以後，張作霖全力注重自建自營東北鐵路，不再借用外國資本，中日在鐵路交涉中矛盾日益深化。
虎濠鐵路是張作霖使用京奉鐵路資金修建的運煤鐵路，源起於八道濠煤礦。這是張作霖修建東北鐵路的開端。
八道濠煤礦在黑山縣西北18公里，是張作霖個人投資開辦的煤礦。日產煤可達300噸。張作霖和奉天礦務局總辦閻廷瑞計劃自辦窄軌距鐵路運煤，煤炭主要用於供應京奉路。張作霖與京奉鐵路局協商，使用路局資金和技術修一條支線，從打虎山(今大虎山)站至煤礦28公里稱虎濠鐵路。
該路於1921年9月開工，因第一次奉直戰爭影響一度停工。
京奉鐵路歸北京交通部管轄，是中國國有鐵路幹線，營業收入和利潤逐年增長。1918年收入突破2000萬元大關，利潤達到1398萬元。償還英國債務後，每年還餘1000萬元。這筆收入主要被北京政府用於直系軍餉。北京政府每年從東北收交國稅還提取30(百分號)撥給其他軍閥，而張作霖自己每年需軍費2000萬元，也主要靠東三省地方稅補充，所以與直係軍閥控制的北京政府在財政上有矛盾。
1922年1月，張作霖扣留京奉路收入款42萬元。4月，第一次奉直戰爭爆發。5月5日奉軍戰敗退至天津、灤州。12日，張作霖在灤州通電，宣佈東三省獨立自治。26日，張作霖、孫烈臣、吳俊升聯名通電全國，宣佈東三省獨立，實行聯省自治。張作霖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把京奉鐵路山海關以東干支線劃歸奉天省長管轄，省長設立奉榆鐵路局管理鐵路。關內段仍稱京奉局(天津)。奉榆局繼續修成虎濠鐵路，1922年12月19日初步完工，12月26日開始運輸八道濠煤礦的煤炭。
東三省獨立自治之後，京奉路關外每年的利潤，營口鹽務稽核處所收的東北鹽稅，以及三省財政收入全歸保安總司令部。東北興建鐵路和東北大學有了資金，奉軍的軍餉來源也增多了。
京奉鐵路局每年有1000萬元利潤，關外段每年從開灤運煤用於運輸燃料。1921年4月4日，錦朝鐵路在錦州開工，計劃修至北京煤礦，以後再向朝陽縣修路。10月鐵路工程修至義縣。1922年春，第一次奉直戰爭爆發，京奉路車輛用於軍運，無法運輸建築材料，錦朝鐵路工程停工。奉軍戰敗，直係軍閥不供應關外鐵路用煤，張作霖遂令奉榆鐵路局繼續修建義縣以北工程，通向北票煤礦。1923年7月19日，大淩河鐵橋完工，1924年末，義縣至北票煤礦鐵路完工。
1924年9月，第二次奉直戰爭中，奉軍佔領天津，控制鐵路關內段。1925年初，張作霖任命常蔭槐為京奉鐵路局長，京奉路關內外合併，由東三省交通委員會管轄，總務仍設天津，並設奉天辦事處。奉系軍閥奪取了京奉鐵路全部管理權，使用路局的利潤作為軍餉和鐵路建設資金，用路局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發展東北鐵路事業。經過常蔭槐的認真整頓，京奉路收入不斷增加，由1926年的2300萬元增加到1927年的3472萬元，利潤達2000萬元以上。1931年，京奉鐵路總收入達到4275萬元，利潤達2065萬元，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
以張作霖為首的奉系軍閥集團為了鞏固統治地位，計劃修建東北的鐵路大幹線。由於日本南滿鐵路縱貫東三省腹地，自建鐵路幹線只能在南滿路兩側修建。1922年下半年，奉軍參謀長楊宇霆建議修建奉天至吉林鐵路，孫烈臣和吳俊升建議修建打虎山至通遼和齊齊哈爾的鐵路，經張作霖同意，制訂了東干線和西幹線計劃。即用本國的資本和技術力量修建自奉天省城(瀋陽)至吉林省城(吉林市)的東干線，同省辦鐵路連線在一起；用京奉鐵路等國有鐵路修建打虎山經通遼至齊齊哈爾的西幹線，把北京政府借日本資本修築的四洮鐵路納入西幹線。同時支援商民自建鐵路。
張作霖自建鐵路幹線有軍事目的和經濟目的，當時主要是從軍事目的出發的。有了自建自營的鐵路，可以擺脫日本關東軍和滿鐵的控制，可以隨時調動奉軍。可是，吉林和黑龍江兩省駐軍使用中東路軍運，南端只能到長春，還得繳納運費，或記賬後在年末分得的利潤中扣除。長春以南運輸被日本控制，只有奉天通往山海關有自己的京奉路，奉天以東、彰武以北就得依靠南滿鐵路。
滿鐵是日本侵略東北的大本營，關東軍利用南滿鐵路控制奉軍行動。除了當場交付運費之外還有種種附加條件：
1奉軍在日本駐奉天總領事和關東軍司令部批准之後才能乘車，必須臨時解除一切武裝，槍支彈藥另行託運。關東軍和鐵路守備隊有權監督。
2奉軍的軍事物資，必須得到關東軍司令部批准才給運輸。
3日本方面隨時可以拒絕張作霖的奉軍運輸。
張作霖鑑於外國資本控制東北鐵路有損於自己的統治地位，決心自建鐵路擺脫日本控制。
張作霖自建鐵路計劃，自建自營鐵路，就是想不用外國資本和技術，防止外資控制東干線和西幹線，享有自主權。但是，由於缺乏西幹線的資金，藉助了四洮鐵路。所以曾借用日本資金修建了洮昂鐵路，為防止日本控制運輸管理權，只留給日本對洮昂的財務管理權。
自建鐵路的經濟目的有兩個：一是吸收關內大量移民開發地方經濟，增加政府的財政稅收，同時人口增長可以增加兵源；二是經營鐵路可以獲得大量利潤，用鐵路利潤作為奉軍的軍餉。
1924年5月，張作霖設立了東三省交通委員會。這是東北交通事業的最高決策機關和執行機關，用此取代北京交通部在東北的交通監督管理權。奉直戰爭期間東三省實行區域自治。把京奉、吉長、四洮等國有鐵路以及郵電航運企業統歸交通委員會管轄。尤其是中蘇共管的中東路，張作霖和交通委員會代表中國參加共管，取得中國方面應有的一切權利。東三省交通委員會規劃和執行自建國有鐵路支線、省有鐵路和支援商民興辦鐵路使東北鐵路修建和管理面目一新，省辦鐵路在這個時期有很大發展。
東三省交通委員會設委員長一人，由奉天省長兼任，主持日常工作。委員計15人，由三省的省長、東三省和奉天省軍政官員兼職。委員由保安總司令任命，交通委員會直接受保安總司令張作霖領導。
各省鐵路建設由督軍和省長具體負責，重大外交事務和鐵路計劃由三省首腦聯席會議決策，外交事務由楊宇霆和王永江具體處理。東三省交通委員會是東北地區最高的交通決策機關，也是執行機關，東北三省最高領導人都是交通委員會委員，實際權力僅次於保安總司令部，能夠對東北所有的，即保安總司令部所屬的軍政機關直接下達命令。
張作霖和交通委員會用本國資金和技術修建的國有鐵路支線只有錦朝路和打通路，商辦鐵路只有開豐鐵路一條。自建鐵路採用的主要形式是政府與商民合辦的省有鐵路，即官商合辦。省有鐵路在開辦初期都是官商合辦，奉海、呼海和鶴崗三路最後仍然是官商合辦。吉海和齊克因商股數額少而改為省有官辦。昂齊路和洮索路從開辦時就是官辦的國有鐵路。
採取官商合辦主要是因為奉軍的軍費開支龐大而缺少築路資金，吸收商民資本可補充官股。後來影響商民投資的因素主要是東北金融不穩，奉票等紙幣跌價。1927年吉海路籌資和1928年齊克路籌資時期，商民投資明顯減少。
打通鐵路是張作霖修建的京奉路支線，是虎濠鐵路的延長線。它是東三省西方幹線的南段，北接四洮、洮昂和昂齊鐵路，通向齊齊哈爾。
打通鐵路又稱大通鐵路，從京奉路打虎山(今大虎山)站經過新立屯、彰武，終點至通遼，營業里程長2517公里，用資金700餘萬元。該路從1921年虎濠鐵路開工起，1927年修至通遼完工止，中間經過7年時間。這條鐵路記錄了自建鐵路的發展過程，也反映了中日鐵路交涉中的矛盾日益深化的過程。
1925年，常蔭槐出任京奉鐵路局長，代表奉系軍閥管理京奉路。張作霖和楊宇霆重視京奉路入關線路，指令常蔭槐把溝幫子至奉天的舊軌換成新軌，把舊軌分段用於打通鐵路。1925年8月，虎濠鐵路延長至新立屯，繼續向彰武施工。為了防止日本阻撓自建打通路，張作霖等人讓常蔭槐以京奉路局名義向北京交通部請示修路。9月13日，在《交通公報》公佈了打通鐵路計劃。
1926年8月，延長工程向彰武施工。日本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訓令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向張作霖、楊宇霆詢問打通路計劃，阻止延長工程，日本政府不能預設這條平行線和競爭線。8月30日，吉田茂在楊宇霆來訪時質問打通路計劃，楊宇霆對日本的干涉表示不滿，還否認中日不平等條約中有所謂南滿路平行線問題。
9月9日，吉田茂訪問張作霖又質問此事，張作霖說：“東北當局沒有這項計劃，即使有計劃也沒有築路資金。”含混其詞，迴避這個問題的目的是拖延時間爭取工程進度。9月17日，吉田茂代表日本政府用照會抗議，稱打通路是日本南滿路“平行競爭之路”，張作霖違背中日條約，“是帝國政府(日本)所預想不及之事”，“不能默視”，10月27日，張作霖復照日本：“此項鐵路現在並無計劃敷設之事。如將來為開發奉省起見，經官府或人民提議興修，事關內政，屆時自當斟酌情形為之。貴國政府對於奉省地方事業夙抱開發之意，貴總領事必能樂於贊助，似無干預之必要也。”
12月28日，代理總領事蜂谷輝雄見楊宇霆，要求東北當局停止彰武以北的計劃。楊說：“奉天省政府沒有彰武至通遼計劃，彰武鐵路快完工了，京奉路局把奉天以西換下的舊軌用於何處，這些都與奉天省無關。一切聽京奉路和交通部決定，東北當局並未參與打通路計劃。”當時雙方爭論十分激烈，楊宇霆還說：“東三省自建鐵路是為了發展地方經濟，日本政府不應該只考慮滿鐵會社的經濟利益，而阻礙東北鐵路連成幹線，更不應該向東北當局提出無理抗議。”蜂谷說：“東北當局必須尊重中日之間的條約和一切協定，才能保持雙方友好關係。”楊回答說：“理由已如上述，這些問題不是本人專職負責，我本人一切聽從張作霖上將軍指示，今天爭論的重大問題，東北當局不能按日本要求答覆。至少，我不能答覆。”蜂谷說：“鑑於以往您是張作霖集團中的決策人物，您不答覆實在令人費解，帝國政府要求張作霖答覆。”蜂谷當場拿出帶來的抗議照會交給楊宇霆。照會口氣強硬，中日矛盾達到尖銳化程度。可是張作霖和楊宇霆仍然不顧日本抗議和威脅，同時籌辦吉海鐵路，加快了打通鐵路彰武以北的工程進度。1927年初，吉海路工程在中日交涉中進行，張作霖對日本抗議打通路不再回答。日本政府於1927年5月4日訓令吉田茂總領事：鑑於東北自建鐵路達到**，對張作霖和楊宇霆抗議無效；吉田茂建議切斷京奉路經過滿鐵附屬地一段軍事運輸等其他施加壓力的做法也不見得有效；日本政府只是堅決抗議。
1927年10月打通鐵路基本完工。10月24日，奉常蔭槐命令，打通路與四洮鐵路在通遼接通軌道。11月15日，打通鐵路正式營業。奠定了自建西幹線的基礎，發揮了軍事運輸和開發地方經濟的重要作用，而且在貨運方面起到了與日本南滿路競爭的重要作用。
奉海鐵路，又稱瀋海鐵路，它是奉系軍閥用本國資金和技術修建的東北第一條官商合辦的鐵路幹線。自奉天大北邊門外(今東站)起經過撫順、清原，終點至海龍縣城(今海龍鎮)。以後幹線延長至朝陽鎮(今輝南)，全長2635公里；梅西支線自梅河口(今蓮河)經東豐至西安(今遼源煤礦)，計736公里。
1922年下半年，楊宇霆建議修建本國投資的東干線。王永江積極支援和籌備修建奉海路。可是，奉海路干支線全被日本不平等條約佔據借款權和修築權，中日滿蒙五路和滿蒙四路佔據東干線預定線修築權。張作霖和楊宇霆責成王永江與日本交涉，收回修築權，以一條模範鐵路，發展東北的本國鐵路。
王永江自1923年1月與滿鐵交涉，希望日本方面放棄借款權。經過兩年交涉，最後奉天省用借款修築洮昂鐵路作為妥協條件，日本政府在簽訂洮昂合同的當時，宣告放棄奉天經海龍的鐵路借款權和修築權。1925年春，王永江在八王寺設立籌備處。5月14日成立奉海鐵路公司，奉天政務廳長王鏡寰為公司總經理，原四洮路總務處長、技術人員陳樹棠為技術長(總工程師)。
奉海鐵路公司是奉系軍閥設立的第一個官商合辦的鐵路公司。修建第一個官商合辦的鐵路幹線，具有開創性和典型性。因為財政困難，決定招收商民投資。暫定本國資金為奉大洋2000萬元，官商各投資一半。官股由奉天省政府財政廳投資，由官銀號支出。商股由各大銀行、各地銀行和各商民個人募集。商股不足額，或整個投資不足，由省政府隨時墊支，保證了築路資金來源。明確規定，公司股票只准中國人持有，不準抵押或轉匯給外國人。
奉海乾線於1925年7月開工，1927年8月奉天自海龍線完工，1928年8月延長至朝陽鎮；支線於1927年5月開工，12月完工，第二年延長至礦山。奉天省財政廳與東三省兵工廠、奉海鐵路公司三方聯合興辦西安煤礦，把中日合辦的西安煤礦收回自辦，為兵工廠和鐵路供應煤炭，解決了煤炭供應問題，擺脫了滿鐵撫順礦的控制。奉海鐵路的施工過程損失了奉票毛荒資金，由省政府墊付大量資本終於修成鐵路，共用資金現大洋1600萬元，官股佔其中三分之二，商民股金佔三分之一。1931年資產超過2000萬元，營業利潤逐年增多，官商合辦企業獲得成功。
在技術方面，奉海路是用本國技術力量修成的。本國工程師主持一切設計和施工。王永江從四洮鐵路局調來一大批技術人員，陳樹棠任技術長(總工程師)，工程師溫維湘、韋允裕、齊佔一、藍田、鄒登明，見習工程師齊蔭棠負責具體設計和施工。還任命工程師張國賢為工程課長(科長)，工段長史通等四人都是技術人員，聚集了一批鐵路工程人才為東北自建鐵路的骨幹力量。奉海路線路工程比採用日本技術修建的洮昂路和吉敦路質量好得多，而且比日本節省三分之一、二分之一資金。日本原估價奉海路至少用3000萬元，而陳樹棠設計的方案較日本估價的同質量鐵路節省1000萬元。
吉海鐵路是張作霖自建東干線計劃的北段。奉海路開工時吉林省缺乏資金沒有同時籌備。1926年，吉林省財政收入達1800萬元，年結餘400萬元。10月，吉林省商務會和教育會等團體向省議會要求修鐵路，當時吉林省境內有中東路和南滿路，還有吉長路和正在修建的吉敦路，這4條鐵路都有外國資本關係。張作霖和張作相決心修建本國投資本國管理的吉海乾線。10月23日，張作霖和交通委員會批准吉海計劃，26日張作相任命李銘書為總辦，成立籌辦處。
日本政府於1913年滿蒙五路條款和1918年滿蒙四路條款佔據吉海路借款權。但是，1924年在中日奉海和洮昂路交涉中，日本已經放棄海龍及其延長線的借款權，這次還想用吉海借款權限制自辦東干線的完成。日本駐奉天總領事和駐吉林總領事分別向張作霖和張作相抗議，還利用東京報刊和在東北報刊宣傳吉海路是南滿路的並行線和競爭線。11月15日，吉田茂會見楊宇霆向東北當局提出口頭抗議。楊回答說：“吉海路是奉海路的延長線，奉天省政府已經以借款洮昂路為妥協條件，經松岡洋右代表日本政府已經放棄奉海及其延長線的借款權，當時並未規定不準延長，日本沒有理由再抗議。”吉田茂無法回答，臨走時拿出抗議張作霖的照會，抗議張作霖和東北當局“藐視條約之規定，擅自修築我方特別重視之鐵路計劃，實為我方所難諒解”，必須“將該計劃中止”。
11月28日，東三省交通委員會在奉天專門召開會議商議對策。奉天省長莫德惠、吉林督軍兼省長張作相等人根據楊宇霆的主張，決定迅速籌建吉海路，不能讓日本把東三省看成是和殖民地朝鮮一樣而干涉內政。1927年1月張作霖和張作相在答覆日本的照會中，駁斥了日本的無理抗議，指出日本政府於1924年已經放棄借款權的事實。張作相更進一步否認中日祕密交涉簽訂的滿蒙四路條款，認為北洋政府出賣吉林省權利，現在吉林省不承認。2月，日本方面提出延長吉敦鐵路至圖們江，或是以借款修築長春至大賚(今大安)鐵路作為交換條件，都被張作霖拒絕。2月18日，滿鐵大藏公望理事從東京至大連，帶來日本外務省決定：鑑於張作霖和東北當局與日本關係發生了一系列變化，日本對吉海鐵路採取消極態度，即堅持抗議和拒絕協助運輸材料，不干涉開工也不提出交換條件。以後由日本政府與張作霖一起交涉東三省各項交涉懸案。
吉海鐵路原定官商合辦，但因商股資金很少而改為省政府投資，不用外國資本。1930年秋，吉海用資本達大洋2390萬元，以後又增加資本達2700萬元(約折現大洋1800萬元)，由省庫撥款，工程質量比其他自建鐵路都好，一切橋樑全是永久性的，車輛和材料全是購買美國的新產品，所以資金花費較多。
吉海鐵路於1927年6月開工，1929年6月，朝陽鎮至吉林總站完工，9月吉林東站完工。全長1839公里，因連線奉海鐵路，故名吉海鐵路。吉海籌備期間，正是奉海、打通和呼海鐵路施工期間，東北境內技術力量都用在這3條鐵路建設上。吉海路局仿效奉海經驗，並且從京綏鐵路局(即原京張鐵路局)聘請一批技術人才擔任工程設計和施工。吉海路局還有突出的特點，以技術人才為主體組成路局，技術人員數量多，待遇高於國內其他局。聘請了原京綏局總工程師趙傑任吉海總工程師兼工務處長。本局有工程師、副工程師和幫工程師16人之多。可謂人才濟濟、精英薈萃。
呼海鐵路是黑龍江省政府和商民合資修築的省有鐵路，自松花江北岸哈爾濱對岸馬家船口起，經呼蘭、綏化終點至海倫，全長2201公里。起點屬於呼蘭縣，故名呼海鐵路。1925年10月開工，1928年12月完工。1928年8月至1929年曾改為官辦，1929年11月恢復官商合辦。呼海路營業利潤較多，僅次於奉海鐵路，這表明自辦鐵路的成功。
呼海鐵路計劃最早起於清末黑龍江將軍程德全本國投資的黑龍江鐵路計劃。可是20年來一直有使用外國資本的種種方案。一直到1925年，張作霖、王永江和吳俊升最後摒棄與外商合辦的方案，確立自建自營方針。
1914年，沙俄政府於滅亡前夕，曾向北洋政府提出用俄國資本修築哈爾濱至黑河鐵路。1916年北洋政府與俄亞銀行簽訂合同，沙俄攫取了借款權和修築權。以後，俄亞銀行擅自與日本合作，竟把借款權轉讓給日本。日本政府企圖把侵略勢力伸向黑龍江省，因遭中國人民反對而停止這項計劃。1922年，吳俊升採用了與俄商官督商辦的形式，與俄商謝結斯兄弟簽訂合同。合同規定謝結斯兄弟出資修築呼海鐵路，不得外借資本與轉讓修築權。張作霖知道俄商已經向日本借款，於是否定了這項合同。1925年3月，日本滿鐵乘機向張作霖和吳俊升提出借用日本資本。王永江和交通委員會主要成員一致反對，張作霖同意王永江的意見決定自建呼海鐵路。7月，張、王、吳以及黑龍江代省長於駟興在奉天決定自辦省有鐵路。
8月28日，吳俊升在齊齊哈爾設立官商合辦的本國投資的呼海鐵路公司，任命高雲昆為公司總經理。預定資金現大洋1000萬元，官商各半。官股由省財政廳投資500萬元，省庫撥款，民股由廣信公司墊支500萬元，向省內官僚和商民募集。1929年末，用了大洋1149萬元，官股佔49(百分號)商股佔51(百分號)。
呼海路綏化以南的材料和少量車輛購自日本滿鐵，這與奉海和吉海路在市場上公開招標選購略有不同。1925年8月21日，吳俊升與伊萬諾夫協議，因資金不足而借用中東路材料和車輛，如果按這個協議用中東路車輛，兩軌之間距離就得與中東路同寬(5英尺)。日本方面多年攫取呼海鐵路利權屢遭失敗，東三省北部沒有日本控制權，無法公開阻撓自辦鐵路。然而，日本反對吳俊升與中東路合作，擔心修成寬軌距不利於日本軍隊的侵略行動。另外，日本還想乘機用貸款方式控制和吞併呼海路。
滿鐵奉天公所長鐮田彌助向張作霖提出為呼海路貸付材料和車輛，張作霖為了解決資金不足問題同意了日本要求。9月1日，楊宇霆給吳俊升發電報，說明了他和張作霖同意購買滿鐵的材料和車輛。這就暗示軌道改成標準軌距。9月9日，鐮田彌助去齊齊哈爾見吳俊升，並帶去張作霖信。吳俊升依張、楊意見辦理，既買滿鐵材料和車輛，又同意修成中日在東北相同的標準軌距(1435米)。但是，張、楊、吳，以及黑龍江省政府在籤合同的事項中只是暫借材料和車輛，按期還清欠款而使日本不能控制鐵路任何權利。因此，不損失鐵路利權。
1925年和1926年兩次合同，共計購買260餘萬元材料和車輛，1925年第一次合同屬於短期借用，分三年還清60餘萬元。省政府及時還清債務。1926年第二次合同在交貨當時就付現金，完全變為購買材料的一種方式，日本更不能控制呼海路。1927年以後，呼海路在市場上公開招標購買材料和車輛，大部分購買美國和捷克產品。
另外，呼海路在中東以北，修成標準軌距也不與日本南滿路連線，恰與中國軌距相同。張、楊同意修成標準軌並不意味著有利日本，卻有利於本國自辦鐵路連成鐵路網。呼海可以西連齊克和西幹線，還可以連線自辦的東干線。
1927年5月4日，日本政府訓令吉田茂總領事，鑑於東北自建鐵路的勢頭難以遏制，對張作霖和楊宇霆的抗議又無效，讓吉田茂切斷京奉路對奉軍的一切運輸。但這也阻擋不了張作霖自建東北鐵路的步伐。
同一時期，張作霖還向英美兩國借款2000萬元，用來建築葫蘆島商港，以便拋開日本控制的大連港。張作霖希圖把葫蘆島港作為自己的吞吐口岸，同三大幹線連線起來，形成一個海路聯運的交通網路。這使日本感受到了更大的威脅。
張作霖軟硬不吃，日本感到束手無策。於是，在1927年6月27日，於日本東京的外相官邸，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義一主持召開了東方會議。與會者有中國通政務次官森恪、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關東廳長官兒玉秀雄、滿鐵社長山本條太郎、參謀次長南次郎、朝鮮總督府總監山縣一三郎等熟悉中國事務的日本高層官員。炸死張作霖的陰謀策劃者河本大作，以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隨員的身份，列席了會議。從6月29日至7月4日，接連召開了5次會議，7月7日閉幕。這是一個策劃如何侵略中國，對付張作霖和解決滿蒙問題的會議。
會上提出了各種意見，陰謀設計如何侵吞中國東北，對付張作霖。武藤信義作了專題發言，他說：“滿蒙問題除了武力解決外，普通的外交手段是無法奏效的。”在對待滿蒙問題上取得了一致意見，其基本方針是：“堅決排除阻撓我國實行對滿政策的勢力，如有必要，則準備動用武力。”並決定“採取徹底的滿蒙政策”，加強對奉系軍閥的控制，解決懸而未決的問題。這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就是1915年日本向袁世凱提出的“二十一條”中有關“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問題。後來，田中義一結合這次會議的精神，提出了《對華政策綱領》八項，其第八項寫道：“萬一動亂波及滿蒙，擾亂當地治安，有可能侵害我國在滿蒙的特殊地位及權益時，則不論其來自何方，都必須予以防禦。而且為了維護此國內外人民安居樂業之地，須有及時採取適當措施之決心。”這裡完全暴露了日本企圖霸佔我國東北及東部內蒙古的狂妄野心。後來的歷史，也印證了日本的這個陰謀。
同年8月15日，田中義一首相派森恪政務次官召集日本侵華的首要分子繼續舉行旅順會議。外務省政務次官森恪，是田中內閣事實上的中心。
上次會議提出滿蒙問題沒有解決的原因在於：在鐵路附屬地和租借地以外，沒有土地所有權；商租問題未獲解決；交通設施不健全。有鑑於此，這次會議決定，擴大滿鐵許可權，向奉方提出在東北及熱河、內蒙等處，建築吉會、延海、吉五、洮齊、洮索、長大6大鐵路的要求，均由滿鐵承辦；所有東三省境內的中國鐵路與日本利益相牴觸者，一律不許建築。此外還提出日僑在東北雜居、日方有權開發東北礦產等案。森恪也代表田中表示：“對滿蒙問題，用外交解決不了的，除依靠武力外，無解決之途。”會議決定對張作霖施加重大壓力，如果仍不就範，即以武力驅逐下臺。
對於這兩次會議，時任日本駐奉天總領事館領事的森島守人寫道：“田中外交的特點，主要在於他用積極手段來維護日本在華權益的方針。而對於滿蒙則並不只是滿足於維護其既得權益，還要求必須保持滿蒙的所謂‘靜謐’，也就是要絕對確保滿蒙的治安，最後只以滿蒙的實權人物，為進行交涉的物件，把滿蒙從中國本土肢解出來，這就是田中外交的方針。”“把滿蒙從中國本土肢解出來”，這是一個資深日本外交官的真實自白。
8月22日，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回到北京，次日即將田中義一首相的手函及所贈禮物面交張作霖，並提出所謂“滿蒙覺書”，覺書就是備忘錄，要求解決滿蒙懸案。張作霖假裝糊塗地說道：“這些事情我都不很熟悉，以後請與楊宇霆進行談判。”
芳澤退後，張作霖就在帥府召集會議討論對策。大家認為，此項交涉應由地方辦理，以便留有緩衝餘地。
8月27日，楊宇霆訪問芳澤謙吉，提出這個問題應該由東北地方當局解決。但是，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盛氣凌人，使人難以忍受，奉天省長莫德惠、瀋陽交涉員高畫質和，都不願意與他見面，希望吉田茂把脾氣放好些。但是，芳澤認為，地方當局不能解決問題，仍然主張在北京交涉。
日本提出“滿蒙覺書”的訊息，迅速地傳播開來。東北人民又掀起了反日浪潮。9月4日，瀋陽舉行10萬人的民眾反日示威大會，成立了外交後援會。9月7日，吉林各團體要求拒絕滿蒙交涉，並表示為此不惜一戰。東北人民的反日怒火有力地打擊了日本的囂張氣焰。但是，芳澤謙吉懷疑張作霖暗中放火。
9月8日，芳澤謙吉面見張作霖，提出抗議，要求下令制止。
張作霖一面答應去電制止，一面希望日方對“滿蒙問題”從緩商談，以免事態擴大。
9月9日，張作霖在居仁堂接見東方社記者時表示，關於“滿蒙問題”，如果日方僅以解決懸案為目的，而不提出新的要求，比較容易解決。東北排日運動，日本政府誤會是我指使的，其實這是日方提出“滿蒙覺書”後引起的民眾運動，我已致電奉天省長嚴加取締。張作霖利用群眾的反日鬥爭，又使這個問題拖了下去。
9月9日，楊宇霆與芳澤謙吉舉行第二次會談。芳澤乘機再次指責中國修建打通鐵路等，與南滿鐵路為平行線，是破壞中日簽訂的條約云云。楊宇霆據理駁斥說：“南滿鐵路是日方從帝俄手中取得的權利，本以遼東為限。我們在遼西築路，並不違約。而且中國人民在自己的領土上建築鐵路，日本無權干涉。”這次會談不歡而散。
此後，東北人民的反日鬥爭沒有停息。9月12日，瀋陽日警強迫華警撕去牆頭上所貼的“打倒田中內閣”的標語，華警拒不聽從，引起一場口角。華警包圍上來把這個日警捕送中國警署，後由日本警官領回。由於中國人民反日情緒高漲，日本派兵企圖武力制止。
9月19日，楊宇霆和芳澤謙吉舉行了第三次會談。芳澤謙吉請楊宇霆回奉天制止反日運動。並稱中國修築打通、奉海兩路，日本堅決反對。楊宇霆解釋說，修築兩路主要是軍事上原因。南滿鐵路拒絕為中國運兵。兩路告成後，吉林、黑龍江兩省軍隊就可以不經過南滿鐵路而直達京奉線了。芳澤謙吉要求改為中日合辦。楊宇霆說，兩路現已告成，沒有日本投資或向日本借款的必要。
關於滿蒙問題，日本和奉系雙方意見懸殊。再加上人民群眾的反對，而陷於停頓狀態。這是張作霖所希望的，但更讓日本人惱羞成怒。
因此，張作霖退出北京之前，日本軍部特別是日本關東軍，堅決主張“為伸張日本的在滿權益，必須使用武力”。關東軍司令官村崗長太郎中將決定：“幹掉張作霖。”張作霖為防意外，先宣佈6月1日啟程，後改為2日，最後在3日離京。
張離京前，日本駐北京公使芳澤謙吉到中南海逼張作霖在《日張密約》上簽字。張作霖拒不接見，高聲大罵：“日本人不夠朋友，竟在人家危急時候，掐脖子要好處，我張作霖最討厭這種方式；我是東北人，東北是我的家鄉，祖父母的墳地所在地，我不能出賣東北，以免後代罵我張作霖是賣國賊。我什麼也不怕，我這個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芳澤在會客廳裡坐立不安。
3日晚6時，張作霖乘坐由奉天迫擊炮廠廠長沙頓駕駛的在英國定做的黃色大型厚鋼板防彈汽車，開往火車站。隨行的人員有靳雲鵬、潘復、何豐林、劉哲、莫德惠、於國翰、閻澤溥、楊毓殉、張作霖的六姨太太和三兒子張學增、日籍顧問町野和儀我等人。張作霖專車共22節，張作霖乘坐的80號包車在中間，包車廂後是餐車，前邊是兩節藍鋼車，潘復、劉哲、莫德惠、於國翰等在兩節藍鋼車中。專車前面還有一列壓道車。
晚8時，專車從北京車站開出。4日清晨，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很早就起床，站在自己住的房屋頂上，用望遠鏡觀察三洞橋。5點23分，當張作霖乘坐的專車鑽進京奉鐵路和南滿鐵路交叉處的三洞橋時，日本關東軍東宮鐵男大尉按下電鈕，一聲巨響，三洞橋中間的一座花崗岩石的橋墩被炸開。橋上的鋼軌、橋樑被炸得彎彎曲曲，拋上天空，張作霖的專車被炸得只剩一個底盤。吳俊升被炸得血肉模糊，頭頂穿入一個大鐵釘，腦漿外溢，當即死亡；張作霖被炸出三丈多遠，咽喉破裂；校尉處長溫守善被埋在碎木下面；周大炸破了手；六姨太太炸掉了腳趾頭；莫德惠受了傷。
奉天省長劉尚清聞訊趕到現場。張作霖被救至瀋陽“大帥府”時已奄奄一息。死前張對盧夫人說：“告訴小六子(張學良的乳名)，以國家為重，好好地幹吧！我這個臭皮囊不算什麼，叫小六子快回瀋陽。”
張作霖專列被炸後，東北政局立呈險兆。6月5日深夜，奉軍兵車在錦州、榆關之間脫軌傾覆，京奉路一度中斷。10日、12日，奉天城內接連發生投擲炸彈事件。政治流言四起，日本在東北復辟清廷之說甚囂塵上。同時，關東軍雲集奉天。舉行軍事演習，高唱“南滿是我們的家鄉”。報刊評論說：“觀其耀武揚威之情，似有躍躍欲試之心。”
為防止日軍乘機舉動，奉天當局決定對張作霖之死祕不發喪，發表通電稱：主座“身受微傷，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謐如常”。大帥府邸依然燈火通明，“煙霞”陣陣。杜醫官每日仍按時到府上班，填寫病案。廚房每日三餐仍按時送飯進去，家人一律不啼哭，不穿孝服。日方天天派人“慰問求見”，均被“婉言謝絕”。主持家政的五夫人濃妝豔抹，與前來窺探虛實的日本太太們從容周旋。
同時，奉天當局下令全城戒嚴以穩定局勢，並要求日方嚴格管束浪人，以免擾亂社會治安。6月11日，奉天省長劉尚清致電南京國民政府，表示願服從南京政府，懸掛青天白日旗，希望勿對東三省用兵。
由於日軍不知張作霖是否斃命，未敢冒然行動。直至張學良潛回東北，就任奉天軍務督辦之後，才於21日公佈張作霖死訊。關東軍武裝侵略東北的陰謀未能得逞。
(三)
張作霖被炸死後，奉系軍閥面臨著歸順國民政府和日本軍國主義阻擾東北易幟的嚴重鬥爭。日本少壯派軍人炸死了奉系領袖張作霖，極大地傷害了奉系的民族感情，日本軍國主義成了他們不共戴天的敵人。擺在奉系面前的只有一條路，就是歸順國民政府。張學良認為：“憑東北一隅，難以抵抗日本的侵略，只有國家的統一，才有希望轉弱為強，否則豆剖瓜分的局面，終難倖免。”因此主張息兵，實現中國統一。
1928年6月8日，北伐軍和平接收京津。馮玉祥主張乘勝追擊並消滅奉軍。蔣介石則怕出兵東北，遇到日本人的干涉。只要東北易幟，就不要使用武力，既可以儲存實力，更可鞏固他在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地位。因此，他主張和平解決，並取得閻錫山、李宗仁的支援。
張學良被推舉為東三省保安司令後，立即對易幟做出了響應，致電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和其他國民黨領導人，表示順從民意，決不妨礙中國的統一運動，並願派一代表團赴北京談判。7月初，張學良派王樹常、邢士廉、米春霖、徐祖貽等人組成代表團赴北平與國民政府磋商易幟事宜。10月，蔣介石在北京西山碧雲寺接見了東北代表團。邢士廉遞上張學良寫給蔣介石的信，內稱：“東三省通電服從國民政府，改換旗幟；東三省成立政治分會，實行委員會制；張學良任政治分會主席，楊宇霆、張作相、萬福霖任奉、吉、黑三省政府主席；所有兵權，暫由原任統帥。”蔣介石看罷露出笑容：“請諸位轉告漢卿，東北須先易幟，實行三民主義，餘事再請示國民政府。”他稍加停頓又說，“熱河先行易幟。”14日，蔣介石在六國飯店宴請奉方代表。席間，奉方代表陳述了東北現狀：“張學良將軍易幟之心堅定，希望早日實現統一，但環境困難，灤州撤軍正在進行，日本要求張學良將軍承認大元帥所定各項條約，否則不承認張學良將軍之地位。”蔣介石說：“能精誠服從本黨，統一中國，甚佳!如系勉強做形式上的統一，不如待瓜熟蒂落。”臨別，蔣介石又叮囑奉方代表：“以自家人辦自家事，以三民主義統一東北，絕無其他主張。轉告漢卿，政府準備派劉光、張同禮等人前往奉天具體磋商易幟事宜。”
同日，蔣介石代表劉光、張同禮抵達奉天，與張學良商談東北易幟。張學良表示，對易幟、實行三民主義毫無異議，但有四個問題亟待解決：一、外交方面，請立示機宜；二、黨務方面，先派員赴南方見習，再行舉辦黨部；三、政治分會問題，應由東三省人士充任；四、對熱河軍事行動，懇暫停止。
蔣介石為加快東北易幟進度，又派何成浚、孔繁霨為南京全權代表赴奉，直接同張學良商談。19日，熱河宣佈易幟。
日本炸死張作霖後，田中義一依然堅持他的滿蒙政策，對張學良採取拉攏的策略。6月25日，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奉田中訓令，勸告張學良：“東三省應外禦敵人，內修治安，維持現狀。”當田中得知張學良贊成統一、準備易幟的訊息後，立即改變策略，實行高壓手段。7月19日，林久治郎向張學良遞交田中首相的警告書，內稱：“一、南京政府含有**的成份，其地位尚未穩定，東北殊無與之聯絡的必要；二、如南京政府以武力壓迫東北，日本願不惜代價，盡力相助；三、東北財政出現困難，日本銀行願予以充分接濟。”張學良看了田中的警告書，做了委婉的答覆：“東三省政治，依民意而定，東三省父老子弟如主改制，則個人殊無權可以違反。”張又問，“是否可將日本不顧中國統一的意見或東北不能易幟是由日本干涉的情形向南京政府報告?”林久治郎無言以對。
張學良對日本的警告嚴重不滿，又感到是個嚴重威脅，深感易幟問題事關重大，不能輕舉妄動。當天下午，張學良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如何對付日本的方針，協商易幟的問題。會議決定，派人將日本的警告向蔣介石報告。21日，王樹常、邢士廉等去北平會晤蔣介石，報告日本田中首相警告東三省不準易幟。然而，蔣介石不顧奉天外交的困難，不同意延期易幟，當即表示：“此宜自己覺悟，外人干涉中國內政，勿再為所愚，將來正式與日本交涉時，本諸正義，外交決不失敗。”接著又說，“應催漢卿不可為倭奴恫嚇所屈服。”
日本對東北易幟的干涉，南京政府也極為關注。21日，南京國民政府駐日公使汪榮寶奉命向日外務省抗議日駐奉總領事阻止東北易幟。23日，蔣介石致電張學良，請其毅然易幟，內稱：“精誠團結，固屬根本要圖，但易幟問題，亦非可因外交恫嚇，輕於放棄。”張學良對蔣不顧日本干涉，催促易幟甚急，遂以辭職相脅。致電蔣介石：“東北易幟不能立時實行，弟對兄方深愧疚，乃蒙兄愛護，蓋覺汗顏”，“弟現在實處兩難，不易幟無以對我兄，無以對全國；易幟則禍亂立生，無以對東三省父老”，“如兄以為非易幟不可，則弟只有去職，以謝我兄相待之盛意”。蔣介石獲電後，不能如期易幟，又怕這位小兄弟真的撂挑子，東北前途難卜，只好覆電好言相勸：“時局雖屬艱難，我輩當忍耐奮鬥，如一去了事，決非所宜，且於兄於弟仍無所益也。東三省關係重要，惟弟是賴，務望努力前進，以達最終志願。”7月25日，蔣介石派方本仁，李宗仁、白崇禧派何千里為駐奉代表，隨同王樹常、邢士廉一齊赴奉。
8月4日，張作霖的葬禮在奉天大帥府舉行。日本和國民黨的代表借參加張作霖葬禮，對張學良展開了激烈的政治攻勢。南京代表方本仁、何千里坐鎮奉天，專事對張學良進行攻心。日本派特使林權助參加葬禮，對張學良進行訛詐。林權助曾任駐華公使，是個中國通，時任日本駐法大使。
晚上，張學良告訴南京代表方本仁，日本特使林權助來了，並向方介紹了林權助的有關情況，接著提出易幟的三個步驟：一、停止熱河和關內軍事活動，所有軍隊由國府改編；二、東三省政府人選，由東三省人員充任；三、黨務指導委員會須經東三省政府同意後設立，然後易幟。
6日，林權助向張學良遞交田中的訓令，宣告反對東北易幟，要東北實行自治，內稱：“萬一敵人侵入東三省，則日本竭盡其所能，以執行現時政策，維持東三省之和平與秩序。”林權助又訪張學良，提出嚴重警告，如不放棄易幟，日本政府決心以武力制止。張學良覺得事態嚴重，同方本仁、何千里商談，擬在東三省保安會議上透過易幟，宣佈8月10日易幟，不料被日本獲悉。
林權助在日本駐奉總領事館宴請張學良，由外交處長王家楨陪同前往，日方由林久治郎、佐藤安之助少將陪同。林權助在晚宴上再一次阻撓易幟。林權助說：“田中內閣已決定，希望貴總司令聽日本忠告，停止對南方妥協，否則日本將自由行動，會發生重大事態。滿洲與南方(指南京政府)關係小，與日本關係大，應聽取日本的意見，你有沒有決心?”張學良回答說：“東三省非張某一人的東三省，應以東三省民眾的決心為決心，民眾渴望統一，我不能終止南北妥協。”這時，佐藤安之助插話說：“如果保安委員會堅決主張易幟，貴總司令是可辭職避開，以免正面衝突。”張學良質問道：“這不是干涉內政嗎?”林久治郎接著說：“冒干涉內政之嫌，日本也在所不避，我們就是不准你們掛旗!”張學良聽了勃然變色，說：“這是什麼意思?”林權助看氣氛不對，忙轉變口氣說：“我們這番勸告，不但是為了我們日本的特殊權益，也是為張將軍自身利益打算。聽說南方這幫人有外國背景，手腕非常毒辣，和他們打交道，找不出什麼好處來。當然，你不必害怕他們，我們絕對支援你。”張學良在義正辭嚴的回擊之後，態度緩和下來說：“日本朋友的好意忠告，我自當加以考慮。”最後林權助以長輩身份教訓張學良說：“令尊和我是朋友，我把你當自己的子侄相待，你還年輕，你的思想很危險。”這話又激怒了張學良，他不買林權助的賬，說：“我和貴國天皇同庚。”這次晚宴長達4個小時，雙方不歡而散。
次日，張學良分別召集東三省保安會和東三省議會聯合會開會。張學良在這兩個會上，介紹了最近兩天與日本會淡的情況，與會人員認為不宜刺激日人過甚。保安會主張：易幟之事，推遲到11月1日。東三省議會聯合會則認為9月1日易幟為宜。會後，張學良向方本仁、何千里通報了與日本會談和兩會研究的意見。方本仁表示立即向蔣介石報告。張學良也致電蔣介石，報告了日本反對東北易幟的強硬態度和今後對策，提出：“對付之策不外三種：一曰強硬，二曰軟化，三曰圓滑。強硬則必用武，不但東三省力有不足，即使全國協力亦無把握。軟化則東三省將成為保護國，為朝鮮第二，非所敢出。暫用圓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面於國際間著手運用，折其野心，始有辦法。”10月，張學良派劉哲通知日本特使林權助，東三省易幟延期三個月。
張學良從其父被日本殺害的事件中，更加認清國恨家仇，必須維護國家的統一，堅決不做日本的傀儡。但是為實現東北易幟，必須與日本週旋，並取得南京政府的諒解。同時，奉系高階將領對東北地位認識上不一致。一派主張保境安民，善處東鄰；一派不主張與蔣介石合作，而與李宗仁、白崇禧合作，保持獨立自主的局面。這兩種主張都是與易幟相悖的，需要時間，統一認識。28日，張學良派代表邢士廉到南京會見蔣介石，報告東三省服從國民政府不成問題，待外交有辦法，即實行易幟。張學良並將奉方逮捕的國民黨員全部釋放，以示真心服從國民政府。
10月8日，在國民黨舉行的中常會上，蔣介石當上了國民政府主席，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蔣在會上提名張學良為國府委員，予以透過。10日，張學良在奉天省公署舉行招待會，慶祝國慶節。並同時函電蔣介石，說明延期易幟的原因，電雲：“東北易幟，早具決心在前，實因某方壓迫，致生障礙。”蔣介石回電稱：“易幟之事，全屬我國內政，彼方不能孑然干涉。況日下黨國形勢，團結一致，彼尤無可藉口，為從來所未有。此正其時，如尊處早能出以決心，中正深信決不致有所舉動。務希毅然主持，三省同日公佈，愈速愈妙。”23日，張學良在奉天召開東三省軍政會議，討論易幟和裁軍問題，決議以先不在東北設國民黨黨部為條件而易幟，裁軍十萬人。南京國民政府又致電張學良：“刻下東三省外交即為國府負責處理，且三省外交已除，奉方依然藉口外交關係，屬次遷延，不果易幟，難免懷疑奉方無具誠意。”27日，張學良、楊宇霆等與蔣介石、白崇禧的代表分別協商移防、交通、易幟、熱省諸問題。
原定易幟延期三個月日期已到，張學良又派王樹常、邢士廉去南京，商討易幟、改省等問題。同國民政府何成浚、張群磋商，主要有三點：一是東北軍事善後問題；二是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四個省依照現制改省政府問題；三是易幟問題，獲得同意，隨後按程式以及各省政府委員人選，報南京批准。
東北保安委員會和東三省議會聯合會討論決定：1929年1月1日易幟，然後電告南京政府。蔣介石以當年事當年畢為由，電覆張學良：東北應於29日易幟，不必待元旦。張學良只好同意，於24日密電東三省：“茲經決定於本月29日改換青天白日旗，東三省同時舉行。”
12月29日，張學良在奉天省公署舉行易幟典禮。張學良等宣誓，國民政府代表方本仁監誓。歐美各國領事應邀參加，惟日本總領事未到。會後，張學良等發表通電。31日，南京國民政府正式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作相、萬福麟為副司令，以及任命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四個省的政府主席、委員。
1929年2月5日，南京國民政府明令：奉天省改為遼寧省，奉天市改為瀋陽市。
東北易幟成功，使中國結束了長期分裂割據之混亂局面，維護了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發展，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