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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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中國廣播之父——劉瀚傳》第二次修訂稿竣事了。自己感覺寫得很辛苦，如果從1981年蒐集劉瀚先生相關材料算起，哩哩啦啦，斷斷續續，到現在已屆二十五個年頭了。時間的確太漫長了，除了備嘗箇中滋味以外，就是自嘆腦太笨，手太拙了。
中國廣播之父——劉瀚先生開中國廣播事業之先河，是劃分我國廣播事業有與無界限的人，是建立一種化肇端紀元的人，是發揚一種奮起自強優良作風的人，是鑄就一代輝煌偉績的人。把他的人生足跡勾畫出來，對於瞭解中國廣播的歷史，瞭解中國廣播化的發展，瞭解中國廣播人造福國家、民族、社會的情懷，顯然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劉瀚先生建立中國廣播，與世界廣播發展同步，與發達國家廣播發展齊肩，使全新的聲音化惠臨國人，他的事蹟和敢為天下先的精神，應為國人記住，為後人記住，為廣播人記住。
撰寫劉瀚先生傳，對我來說很艱難。
第一，劉瀚先生一生業績豐厚，其本身就是一個極其複雜的事實。
他生於1889年，故於1941年，享年52歲，很充實地生活了半個世紀。
這一時段，正值清末和民國時期。而民國時期裡面，他經歷了三個階段——北洋政府階段、國民黨表面統一階段和抗日戰爭的艱苦階段，正值時局動盪，民族危機。劉瀚先生生活地域廣闊，華北、東北、華東、西北，大半個中國都有他的足跡。在這個山河破碎，外敵入侵的時空裡，劉瀚從事過電信、教育、廣播、新聞各種職業，創造過勳績，受到過表彰，獲得過獎勵，經歷過人生的輝煌。時局、社會、職業、家庭諸般錯綜複雜的因素構成了劉瀚先生許多絢麗的生命圖景，對此領略、把握、描畫就是難題。
第二，史料珍稀。劉瀚先生1941年去世，況且生前很長時間一人獨處，這就讓人無從得到他本人直介面述的史料、史事，也無法進行補償。關於他的口述史料主要來自劉瀚先生的親弟弟劉準先生和他的長子劉宗唐先生。劉準先生與劉宗唐先生都天賜高壽，記憶清楚，提供了相當的史料。此外還有劉瀚先生的三子媳呂振家女士從婆婆馮慕勤轉述中，傳留下來一些史料。劉瀚的同仁陳寶珊、李淑玲、塔瑪拉、韓慶昌(亦稱韓迭聲、韓鐵聲)在世時，接受採訪，留下了不少口述史料。間接的口述史料是哈爾濱工業大學20世紀20年代的學生，也是劉宗唐先生的同學高誠儒、於開泉、任震英、秦亞雄(秦患病語言有障礙)等，他們接受採訪，提供了一定的口述史料。還有20年代的聽眾、97歲的方末艾先生，已故的邊永祿先生也接受採訪，留下若干口述史料。字史料主要來自檔案史料、報刊史料、書籍專著史料。照片史料，除廣泛蒐集相關歷史照片外，主要來自陳寶珊先生珍藏的相簿，十分珍貴。史料珍稀，用後所餘無多，讓人擔心會有尚未發掘的史料深藏。
第三，面臨辨別和觸角四伸。採訪獲得的口述材料，由於它們是儲存在口述記憶中的史料，可能有兩面性：一面是具體、生動、形象、容易再現歷史的某些場面和側面；另一面是由於種種外因作用而出現記憶移位、移時等不準確的現象。這就需要多人口述材料，互相印證或與相關字、實物材料互證。還有一種情形是被採訪者寫的一些回憶材料，作者同時宣告“僅供參考”，或者先寫了材料，隨後又寫來“更正”材料。對於這種情況就更需要辨別，需要多種材料印證。這類材料，後經許多字材料參證，才確定下來。在採訪、蒐集的材料中，牽涉到許多時代的、事件的、知識的、人物的問題，是我不熟悉的、不懂的、不知的。這就使我的觸角伸向這些相關方面。比如，材料說劉瀚先生畢業於交通傳習所，而我對交通傳習所全然不知，於是得把這所學校弄清楚。材料說劉瀚先生改革雙用機為廣播發射機，我對這機器的來龍去脈不清楚，於是得把中國早期無線電話機的情形弄清楚。材料說劉瀚先生得到朱慶瀾將軍的支援建立了第一座廣播電臺，於是得把朱慶瀾將軍在哈爾濱時期的情況弄清楚。材料說秦素投入抗日洪流，對於劉瀚先生去投“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去找吉鴻昌將軍準備投身抗日影響很大，於是就得把相應的情況都搞清楚。而相應情況材料的獲得和審視，也不是順手拈來的，同樣也得一點一滴地去尋找，去積累，去辨識。
第四，劉瀚先生的某些重要經歷，關係重大，需要特別考察清楚。比如，劉瀚先生是與**人合作建立“哈爾濱通訊社”的第一位廣播人；“哈爾濱通訊社”也是中國**透過合作利用無線電通訊的第一個新聞通訊社，事件是很重要的。牽涉此事件的主要當事人是韓鐵聲先生。現有資料包括他在不同場合的發言記錄，他自己寫的章，根據他提供的資料整理撰寫的章，以及**中央獻、檔案材料、報刊資料、
專著記載等20餘種。為此我曾兩次採訪韓先生。韓鐵聲先生告訴我他與劉瀚是老鄉，1922年就常打交道。他說1925年元旦去會劉瀚，劉瀚正去轉角樓張羅開播，韓雖然見過廣播的機器，但不懂廣播的裝置，也不知道內部詳情。當問及辦通訊社時，韓先生讓我看他寫過的章，不願接受我的刨根問底的採訪，有些情況欲言又止，最後說：“我沒有說劉瀚的許多好話，我也不能說劉瀚的壞話。”再問，他就閉口不講了。後來，我把蒐集來的各種材料對比考辨，發現韓先生自己的章(含發言)彼此歧異，不合事理的地方很多。於是感到應以《**中央件選集》中的相關資料以及1925年報紙上的刊載為依據，辨析韓先生的材料。從中發現韓先生迴避他被《哈爾濱晨光》報社“趕”出來的原因，他不講與哈爾濱商會簽有合同，更不講與哈爾濱電臺簽有合同的事實。韓先生不講自己違背合同，不講由於陳為人、李震瀛離哈，已無翻譯無線電外電稿的能力和採訪供應哈爾濱本埠新聞的能力，造成了合作不了了之的實情。這樣，就使人看清了劉瀚先生與**人合作的原貌了。再如，劉瀚離開哈爾濱廣播電臺，是劉瀚先生人生道路的一個重大轉折。而口述史料對此有“東北人排擠關里人”之說，有原因不清的“無任命”說等一些說法。這些說法一時無從考核。從事理上說，劉瀚開創了中國廣播事業，他依然鍾情於廣播事業，心繫廣播事業，廣播有他的人生輝煌，他不會願意離開廣播，然而，離開哈爾濱是事實。如果以遼寧電政人員大變換為參照，哈爾濱這裡並沒有所謂“排擠關里人”的“關外人”。如果說遼寧東北無線電長途電話監督處被裁撤，是因張宣等人“把持貪汙”，而哈爾濱這裡並沒有多少類似的相關的材料。假如從照片《哈爾濱無線電臺全體同人歡送劉臺長、宋主任及離臺同人攝影紀念》看，“解職”被“歡送”，豈不是莫大的諷刺，而被解職的人還接受這種歡送，在事理邏輯上似乎說不通，箇中情形似乎是個謎。後來我決心大撒網，遍查當時的報紙，終於弄清這是東北電政當局在張學良執掌大權後實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人員大換血政策的結果。“劉瀚、宋主任及離臺同人”等一批人是此政策的犧牲品，具體的情形是以“哈爾濱東北無線電臺臺長劉瀚辭職”的名義，不得已而離開哈爾濱廣播電臺的。此外，口述史料中，秦素說中**人洗刷不抵抗日寇侵略恥辱而打響抗戰第一槍的是苑崇谷，說馬占山是出賣抗日戰士鮮血，出賣民族祖國的“降將軍”等情形，都是刺激劉瀚思想發生振盪的重要情節。為此，我查了關於嫩江橋抗戰的許多史著、史料，查了關於哈爾濱保衛戰的許多資料。其中一些材料，只講馬占山表白的曾經抵抗日本人和偽軍的一面，而不講馬占山口是心非，先給自己留後路，謀“自存”之道，勾結漢奸，誆世盜名，投降日寇的陰暗面。還有許多史料，重點講自己在這一歷史時段的作為，不涉及他人，包括對抗戰最堅決、功勳最卓著、犧牲最大的江橋前線總指揮苑崇谷也不涉及，苑崇谷沒來得及或沒機會形成相關的史料就被投入不被觀照的暗區。如果遍查嫩江橋抗戰前後一個多月當時的新聞報道，苑崇谷是江橋抗戰中心人物的情形與秦素所講的大體上一致。這些情形使劉瀚動情，思想深處發生變化是必然的。
第五，研究歷史，以史料為根據。“子日，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本書所勾畫出的劉瀚先生的人生足跡，僅僅是有限史料所“徵”的有限部分。我不是“科班”搞歷史的，撰寫劉瀚先生傳不過是在我所能接觸的資料領域“大拉網”，再把各個相關問題以時間為序列出各種不同的“史事編年”、“要事羅列”等，形成一個“同期史事平臺”，最後梳理整合匯通，把關於劉瀚先生的口述材料加以“獻之徵”，寫成現在的樣子。比如，請檔案館提供相關的檔案遍查，《交通史》、《交通史略》、《交通》、《交通史學概論》、《交通史》(王倬)遍查，期刊《東方雜誌》、《東省經濟月刊》遍查，報紙《民國日報》、《國際協報》、《濱江時報》、《大北新報》遍查，《史資料選輯》(政協)、《黑龍江史資料》、《哈爾濱史資料》遍查，《濱江塵囂錄》遍查。當然，有的遍查也沒有查到多少需要的材料，有的報紙遍查卻是一天挨一天，查上十幾年的。材料有了再列出如《劉瀚生平史事編年》、《中國早期學校廣播專業教育編年》、《第一次直奉戰爭前後史事記》、《朱慶瀾在哈爾濱行蹤紀要》、《韓鐵聲在哈爾濱活動編列》、《哈爾濱電政維權紀要》、《東北電政沿革大事記》、《秦素活動記事》、《江橋抗戰活動編列》、《淞滬抗戰報道日曆》、《吉鴻昌1954年行蹤》等等。最後把劉瀚先生的生活事蹟勾勒出來，沒有史料或史料不足的地方就只好從簡了。
劉瀚先生作為中國廣播之父，他的一生，儘管諸般廣播史著、年鑑、叢書、詞典，常有幾十字到上百字的簡介，但比較全面、比較細緻地講述這位先輩的勳績、為人以及在中國廣播史上的崇高地位，這裡大約還是第一次。對此我作為撰述人，作為一名廣播電視工作者，覺得表達了我對前人的尊敬，感到欣慰；同時又感到能力、條件所限，說不定前人的多少光輝事蹟沒有得到表述，成為無可彌補的遺憾，這又使人十分不安。但是，願有此志的人，大家共同使此傳更趨完善，是乃廣播史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