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再給歷史把個脈】中國近代史的熱點、焦點和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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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再給歷史把個脈】中國近代史的熱點、焦點和難點
2012年就要結束了，《深圳特區報》理論版主編周國和先生約我對過去一年中國近代史研究作一簡略回顧。這是一個好主意，就像任何一家公司一樣，總要在一個財政年度結束後做個盤點，弄清盈利還是虧損。當然，我並不是這個題目最合適作者，因為現在一年近代史專業知識產量汗牛充棟，斷非淺學如我者所能把握。我只能像國和兄所說，就自己感興趣的學術熱點問題談點看法，更細緻的綜述，還應求助於那些專門者。好在我們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有幾十人常年關注學術進展，每年都分門別類撰寫“學術前沿報告”。讀者如對相關話題有興趣，不妨翻看每年《近代史研究》第五期，那裡有上一年度學術分析，全面涵蓋上一年度近代史學界有關近代中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社會、化、學術、思想等諸多門類研究新進展。
熱點：歷史相似性
歷史哲學早就注意到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重大歷史情形在歷史上都不會出現一次就結束，歷史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儘管每一次重複並不那樣全然相同。
近代中國的主題就是中國走上世界，世界進入中國。在過去三十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其實就是近兩百年中國歷史的縮寫，就是世界重新進入中國，中國走上世界的過程。
類似的歷史主題，總會衍生類似的歷史問題，因而近代史在過去若干年活躍，如果一定要尋找其動力，毫無疑問是時代對理論的需求，是人們期待從既往歷史經驗中尋找智慧。
近代中國走向世界，是從堅船利炮開始，是從物質建設開始，中國人在最初幾十年埋頭髮展，確實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剔除意識形態因素，我們必須承認，1860—1894年這三十四年，使中國面貌發生了根本變化，一個傳統的農業明正在裂變，一個全新的現代工業基礎正在形成，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維方式都在變化。三十年，原本只是人類歷史的瞬間，但洋務運動帶給中國巨大變化，確是幾百年、幾千年所罕見。
洋務三十年高增長主要是因為國家資本主義，是中央政府合法利用資源、市場、價格等諸多方面壟斷，實現了超常規跨越。這是中國歷史的奇蹟，也是中國人的創造，值得總結，值得珍惜。
跨越式發展，超常規增長，給中國帶來了巨大成功，也遺留無窮問題。如果我們不抱成見觀察19世紀70年代之後中國思想界關於發展，關於中體西用等問題的一系列討論，尤其是鄭觀應等一批來自實業界思想家的“盛世危言”，我們就應該相信那時的中國人並沒有躺在三十年跨越發展成就上不思進取，而是謀劃著一個可持續的發展方向、發展軌道。可惜，歷史沒有給那代人留下足夠時間，1894年一場區域性的中日衝突，將先前三十年成就近乎一掃而光。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中國進入維新時代，過去三十年管控過於嚴厲的社會得以釋放，新的社會階層得以發生，社會空間得以開啟，維新、變法，成為中國人最樂於談論的問題。短短几年，中國社會在變化，即便僅僅從經濟增長方面說，1895年之後的速度、質量，遠遠超過先前，過去幾十年無法建設的鐵路，無法開採的礦山，都因中國有了新思路而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
再往後，經過1900年的義和團、1901年《辛丑條約》的強烈刺激，中國開始在政治改革上邁出重要一步。至1906年，中國終於步趨東西洋各國，走上立憲道路，試圖以君主立憲重構中國社會。應該說，這是中國自1840年不得不踏上現代化道路之後最重要的覺醒。
焦點：革命與改良
歷史學界對近代史的重新表達，是生活的恩賜，是時代的必然。西方歷史學者在談到歷史學的性質時有一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句話曾經引起巨大爭議，以為歷史學不是科學，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實，這句話的真實意思是，歷史學家之所以對這樣的而不是那樣的歷史問題感興趣，進行研究，是因為在他的生活中，在生命意識中意識到這個問題遠比那個問題更重要。這就是近代史學界2012年重述近代史，尋找近代中國發展主線的深層思想根源。
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財富，三十年道路如果放在大歷史視角進行觀察，雖然與洋務三十年有根本性質不同，但憑藉國家主義優勢，學習西方，埋頭髮展等，還是有很多相似或相同處。這不是說改革開放刻意模仿了洋務新政，而是說這兩個歷史階段具有高度相似性。
相似的道路總在提醒人們注意歷史教訓，避免歷史悲劇重演，這是人類與其他生靈最不相同的本事。三十年洋務不僅沒有讓清朝順暢發展下去，恰恰就在洋務終結時，萌發了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革命思潮、運動，這就是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
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說，孫中山的中國革命無疑具有正當性；但對於清朝來說，孫中山的中國革命畢竟是一種不該發生的悲劇。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紀念，2012年是清帝退位一百週年紀念。這兩個重要日子引起了知識界的關注，近代史學界也在過去幾年投入相當精力，組織一批很有意義的活動。
人們在討論清亡教訓時都注意到了革命與改良賽跑，都知道大清王朝之所以亡，主要就是因為其改革慢了一步或半步。
甲午戰後，中國並沒有在改革上猶豫、蹉跎，中國幾乎在沒有經過任何爭論的情形下輕鬆轉軌，放棄了先前畸形發展方略，以社會改革、政治改革、化改革為主軸，引領中國步入一個全新的維新時代。從1895年起，短短三年時間，中國面貌大變，如果仔細考究湖南那三年的情形，就很容易同意這個判斷。
從1898年開始，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動盪期，政治上是焦慮迫使領導層走上了激進主義軌道。欲速則不達。中國經過幾年蹉跎，直至1906年方才找到正確方向，以仿照日本君主立憲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出路。實事求是說，清廷的方案、道路，都是對的，所以當清廷宣佈預備立憲後，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經過一個短暫**，立馬陷入困境。此後幾年，革命的機會越來越少，改革成功的機率越來越大。到了1911年春，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在黃花崗孤注一擲，革命基本上到了尾聲，清廷主導的政治改革已經可以遠遠看到勝利的曙光，一個古老的中國即將實現華麗轉身，在那個時代似乎已經沒有人懷疑。
難點：怎樣剝離既得利益者
在過去幾年，近代史學界談論最多的是改良最終沒有跑贏革命，清廷主導的政治改革到了最關鍵時候，還是不期然驗證了孫中山、革命黨的預言：清廷主導的改革缺乏真誠，改革只是在糊弄人民。改革只是推遲了革命的爆發，但最終還是被革命超越。改革成了歷史，革命則在等待中迎來了機會。
研究者對於清末憲政改革的失敗不無惋惜，但究竟是什麼原因讓這場充滿希望的改革歸於失敗？
幾乎所有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憲政進入落實階段的第一個舉措，清廷釋出的第一屆責任內閣名單讓社會各界，特別是讓立憲黨人跌破了眼鏡，失去了信心。憲政本來就是在憲法框架下的權力分享，皇族、貴族在這個體制下如果還有功能的話，其實就是做一個模範的國民、合格的守法者、道德的示範者，此外，還可以是時尚引領者，唯獨不能做的，就是從事政治的優先權、違法的豁免權。這是憲政國家皇族、貴族必須遵守的規則。
然而，或許是因為中國立憲的步子走得太快了，或許因為新政治家的養成還有一段時間。總而言之，一個充滿希望的1911年春天，竟然因皇族內閣名單弄得灰濛濛。
十三個內閣成員竟有九個來自皇族或貴族，這是無論如何無法解釋的失誤。知錯改錯善莫大焉，假如朝廷在各地意見紛呈之際大膽糾正，像嚴復後來所說的那樣，將袁世凱的責任內閣提前幾個月，那麼，皇族內閣引發的**不過就是一段故事。然而，遺憾的是，自5月至10月，即便到了湖北新軍，連同六個省的新軍揭竿而起進行抗議，清廷主政者依然不為所動，不願廢黜皇族內閣，改建真正意義上的責任內閣。直到中央軍——北洋六鎮——灤州發難，清廷方然醒悟，下詔罪己，宣佈罷黜皇族內閣，任命袁世凱籌組新內閣。遲來的機會還是機會，這一個回合雖說讓朝廷在信譽上損失巨大，但總算在關鍵時刻僥倖過關。
研究者普遍注意到，袁世凱內閣建立，中國的憲政改革起死回生，機會重現。憲政剩下的唯一問題就是怎樣將不完全選舉的資政院改造成真正意義上的國會。
按照預備立憲規劃，資政院兩百名議員有一半來自各省諮議局，他們是經過嚴格選舉進入的。另有一半為欽定議員，他們由朝廷指定，分別來自實業、學界、皇族、貴族，以及中央各部院行政長官。實業、學界及各部院行政長官共五十二名交給各地重新選舉問題不大，出問題的還是宗室王公世爵、滿漢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覺羅四十多人。這些人當然都屬於大清江山的所有者，他們的祖上追隨愛新覺羅家族打天下，在過去兩百多年屬於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打天下坐天下，在家天下時代天經地義無可懷疑，但到了憲政時代，哪怕這個憲政是君主立憲，皇族和貴族都不便繼續享有家天下時代的老辦法。南北議和從10月到12月，所爭問題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條，就是皇族、貴族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何以自處，他們究竟應該對政治承擔怎樣的角色？
在立憲黨人看來，所謂立憲政治，就是將包括皇帝在內的權力放到籠子裡。在立憲框架裡，根本就不再有皇權之外的特權。然而在皇族、貴族看來，他們之所以斤斤於權力，並不在於權力，他們是要透過對權力的壟斷保證大清王朝不變色。
我們無法斷定皇族、貴族的真誠或虛偽，但我們知道，皇族、貴族的堅持，終於使君主立憲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不得已，立憲黨人、革命黨人、新軍將領達成妥協，終結帝制，轉向共和，以國體的變更消解君憲的壓力，既得利益者最終還是向隅而泣，成為歷史的陳跡，中國卻由此前進了一大步。
近代中國走過的路，為未來中國留下豐厚的思想遺產，隨著實踐演變，我們對近代中國的解讀一定越來越接近真相，一定越來越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