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再給歷史把個脈】大變革時代——緣起、動力及方向
雙面總裁難伺候 專屬戀愛二次方 重生築天成神 少將大人，別吃我 至尊女皇：美男如雲 英雄無敵之地下城 請叫我策神 清山變 古尊 暗殺者夜夢人
【第五章 】【再給歷史把個脈】大變革時代——緣起、動力及方向
1860年，中國在經歷了兩百年閉目塞聽、二十年兩次鴉片戰爭打擊後，痛定思痛，開始了向西方學習的歷程。僅僅用了三十年時間，中國就大致重建輝煌，恢復了中華帝國慣有威風。所謂“同光中興”，絕不是浪得虛名，而有實實在在業績作支撐：經濟總量世界第二，亞洲第一；軍事力量世界第六，亞洲第一。這都不是中國人自己瞎吹，而是外國人實實在在的研究。然而，讓中國人無論如何沒有預料到的是，一個偶然的區域性衝突，竟然將三十年增長真相大起底，中國從此開始了一個新的政治週期，進入一個“大變革時代”。
本末與體用
中國三十年增長不敵同時期的東鄰小國日本，這讓長時期以老大自居的中國很沒有面子。中國人在此之前最為自信的是道路選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被奉為那個時代不可更易的圭臬。現在，日本人用事實證明“中體西用”可愛不可用，於是絕大多數中國人不加分析將甲午戰敗責任歸結為只變其末不變其本的“中體西用”。於是乎，中國在1895年不期然改變先前幾十年發展方略，轉身向東，追隨日本，維新、新政、君憲、憲政，再君憲，不一而足。至1915年短短二十年，中國走完日本半個多世紀走過的路。
我們今天沒有辦法說清中國1895年轉身向東是好還是壞。假如我們不是採納“線性進化論”去看待歷史發展，我們應該承認中國在1895年放棄“中體西用”發展路徑非常可惜，因為回望過去三十年，中國並不是真的只變其末不變其本，並沒有完全拒絕外來好東西，更沒有堅守傳統壞東西，中國在政治架構、思想化等方面學習西方不少，短短三十年，中國在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假如中國不因甲午戰爭中斷髮展路徑，中國沿著“中體西用”既定方針繼續往前走，再過二十年，到1915年，中國也應該能夠一步一個臺階走上類似日本的路，在政治上有改進有所進步，而且可以減少甲午、戊戌、庚子那樣的大動盪。
然而，為什麼經過一場並非毀滅性的區域性戰爭，中國人就集體無意識轉向，不再認同三十年舉國共識了呢？這裡面的原因肯定不止一端，但大致上說，不外乎先前沒有從理論上說明洋務新政“中體西用”道路選擇的歷史依據和所要達成的目標。
三十年洋務新政確實是悶頭髮財“追求富強”，就是要縮短中國與西方的差距。這是對的。近代中國全部問題，其實就是農業明的中國怎樣新增一個工業明。這是傳統中國不曾有的，無論怎樣快速增長都不過分。
問題在於，就像嚴復後來所意識到的那樣，不論是西方明，還是中國明，都有本有末，有體有用，不存在只要其末其用，而不要其體其本的情形。中國在末與用增長的同時應該清楚，本與體是中國不可迴避的問題，中國在獲得經濟快速增長後，一定能夠發生全方位的漸變，一定能夠建設一個與世界一致而又別緻的新國家。假如中國在1895年前弄清這些道理，中國理所當然可以自信已有的道路選擇。
維新與變法
中國是一個知恥而後勇的民族。甲午戰敗讓中國人迅速覺醒，先前爭論十多年的問題因戰敗而不再爭論，清政府迅即釋放社會，新式報刊雜誌、社會組織彷彿在一夜之間如雨後春筍遍及全國；各地官紳主導的地方自治試驗，也在1895年之後迅速展開，做得比較好的如湖南，短短几年時間就取得了相當成績。中國的面貌煥然一新。
根據《馬關條約》約束，“日本臣民”有權到中國自由辦廠，享有進出口優惠。根據列強與中國政府多年前達成的條約體制，中日之間雙邊約定轉化為多邊受益，各國資本參照日本臣民的例子，大規模投資中國。中國真正向外國資本打開了大門，迎來了經濟建設一輪新**。
外國資本自由進入中國，當然有利潤考量，這就是列寧所說的資本輸出。不過對於當時中國而言，積極意義不應低估，先前無法修建的鐵路，無法開採的礦產資源，都在1895年後很短時間內啟動，這裡面主要的就是外國資本的驅動。
對於外國資本，中國政府在那個時候持積極歡迎的態度，對於外國資本在中國所遇到的困難，中國政府也積極給予解決。但是，由於舊的行政體制、觀念約束，中國政府在很多問題上也有難處。比如，各國對華投資貿易急劇擴大，他們急需在中國沿海建立自己的基地。但是，中國礙於各方面原因，有心無力，理性覺得可以接受這樣的要求，但實際上又不敢將土地以租借方式劃給外國資本使用。
正像馬克思所分析的，資本具有瘋狂的本能，只要有值得它瘋狂的衝動。馬克思的母國德國政府自恃在“三國干涉還遼”中有恩於中國，因而希望中國政府為德國資本找到一個“煤棧”，以方便德國遠洋貨輪。但是，德國人性子太急了，無法容忍中國的行政官僚主義。1897年底，德國人藉著鉅野教案一舉武力佔領膠州灣，引爆了中國社會內部深厚的民族主義情緒。
膠州灣外交危機阻斷了中國正在進行的漸進維新，使中國人覺得中國如果不變法，不進行系統的政治體制變革，中國就沒有辦法在這個世界上立足，就不可能獲得尊嚴。於是轉過年，尤其是穩健政治家恭親王奕不幸去世，中國的政治變革迅即展開。這就是1898年“百日維新”。
過去很長時間，我們一直以為百日維新太激進了，是失敗的根源。其實，按照現在的研究，百日維新與稍後相比一點都不激進，百日維新失敗另有原因在，那就是康有為等人憑藉超人想象以為朝廷中有個冥頑不化的守舊派。為了改革，他們不惜以暴力去化解非暴力政治的變革阻力。不幸，訊息走漏，出師未捷身先死，六君子被殺，康有為、梁啟超等倉皇出逃。
以後來的觀點回望1898年政治變革，我們相信那時各派都期望中國更好，而不是更壞。康有為懷疑朝廷有個守舊派，其實，在很多時候，適度守舊並非一件壞事。
新政、憲政與君憲
從維新到變法，改革的動力就是為了中國更好，只是機緣巧合，中國不是做得更好，而是更糟。
1898年秋天政治逆轉改變了中國發展方向，先前幾年對外部世界的坦然被種種憂慮所替代。而且，1895年之後外國資本大規模、無限度進入也確實衍生許多問題，大開發，大開挖，確實讓相當一部分農民流離失所。戰爭在未來可預見的時間不會發生了，政府也就大膽遣散了軍隊。這些離開土地的軍人雖說本質上就是農民，但他們已經沒有辦法重新回到土地，他們在城鄉之間流浪、遊走。到了1900年春天，終於在華北爆發了大規模衝突，導致八國聯軍進中國。
義和團戰爭、八國聯軍進中國，最直接的後果就是中國政府在列強要求下必須進行政治改革，必須在觀念上與世界一致，所以《辛丑條約》簽訂前後，中國開始了新一輪政治變革，以地方自治、司法獨立、新教育發展為主要內容。應該說，1901年開始的新政儘管存在許多問題，但其在中國政治上的積極意義不應低估。
1901年新政觸及到了政治改革，但是這場改革依然侷限於政治的末節，並非制度根本，因此等到1904年日俄戰爭，中國官紳眼見著日本在不到十年時間相繼打敗歐亞大陸兩個龐大帝國，真的是不寒而慄，驚慌失措。
中國究竟應該向何處去？又一次擺在了中國人面前。1905年，是中國政治發展的關鍵。在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看來，清政府已毫無希望，中國人應該像俄國人那樣覺醒，那樣革命，推翻清廷，重建中國。
日本在日俄戰爭的勝利，俄國緊接著發生的變革，深深影響了革命黨人。流亡在全世界的中國革命黨人在那一年匯聚東京，朝聖般地學習日本，發誓改變中國，不惜代價。
革命**，日本的勝利，俄國的變革，也在影響清政府。在家天下體制下，也不能說清廷統治者對未來前途不考慮。形勢比人強。清廷派出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翌年秋，以憲政為主導的政治變革迅速推進。
應該承認，中國人自從甲午戰後開始探索，直至終於承認君主立憲是適合中國的政治選擇。君主立憲就是憲政，就是將君主的權力用憲法去約束。1908年，清廷頒佈《欽定憲法大綱》明確了這些原則，按照規劃，經過九年時間逐年籌備，一個與東西洋各立憲國大致一致的政治架構就會從藍圖變成現實。
遺憾的是，《欽定憲法大綱》頒佈當年，強勢領導人光緒帝、慈禧太后在一天之中相繼去世，接替他們的是攝政王和隆裕太后。如果僅從年齡上說，攝政王、隆裕太后組合比慈禧太后當年與恭親王搭檔的叔嫂組合還年長，但在任何人看來，攝政王、隆裕太后這個組合都是一個弱勢班底。
弱勢班底沒有辦法掌控政治變革的大局，很快攝政王被迫同意立憲黨人縮短立憲年限的要求。這不僅破壞了“計劃政治”的約定與規則，為後來的變數開了一個先例，而且使複雜的政治變革變成了兒戲，既然九年立憲的約定可以縮短，那麼為什麼不能立即立憲呢？
弱勢的攝政王叔嫂組合沒有辦法迴應立憲黨人的要求，也沒有辦法掌控皇族和滿洲貴族。1911年，當政治改革如火如荼進行之際，原本值得慶賀的第一屆責任內閣，竟然被弄成了皇族內閣、親貴內閣。
知錯就改善莫大焉。問題在於，攝政王並不認為皇族內閣以及稍後的鐵路幹線國有化政策錯了，所以全國混亂僵持了大半年，直至四川總督府門前流血，直至湖北新軍發難，方才有機會打破僵持。
按理說，南北和談仍給清廷留有機會，但是僵持到最後，滿洲貴族依然在權力分享上不願繼續妥協。國體變更，走向共和，成為1911年底中國唯一的政治選擇，清帝退位，建立民國，兩千年的帝制竟然如此輕鬆成為過去。
然而，兩千年的帝制確實不是那麼容易結束，一個全新的共和制度也不是那樣容易確立。但在經歷了共和之後重回帝制，更是死路一條。所以等到袁世凱復闢帝制，短短一百天，就將自己送上了絕路。
袁世凱帝制復辟引起了中國知識人沉痛反省。1915年，陳獨秀等人發現，如果不能建構一個新的思想化基礎，中國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現代。於是，陳獨秀等人創辦《新青年》，一個全新時代就此開始。
1895—1915年這二十年，是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是“歷史三峽”的一段。二十年大變革濃縮了中國歷史幾千年，其中的經驗、教訓，至今仍值得細細思索，認真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