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體版 繁體版 【第四章 】【換個角度看問題】重新認識外國資本在近代中國

【第四章 】【換個角度看問題】重新認識外國資本在近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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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換個角度看問題】重新認識外國資本在近代中國

我們在討論近代中國歷史時,一直借用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分析,以為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就是資本輸出,就是用資本對後發展國家進行瘋狂掠奪。於是“帝國主義在中國”成為一個批判性最強的題目,只要探討這個問題,無不將注意力放在外國資本對中國的剝削和超額剩餘價值榨取上。一部豐富多彩的近代中國變革史被簡約為侵略與反侵略的歷史。

三十年前,近代史學者在進行這些探討時,無論如何想不到中國有朝一日也會被指責為“中國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這是歷史的進步。表明中國在經歷了三十年超常規發展後,至少在經濟上已具備了資本輸出、用資本說話的能力。

中國在非洲或其他較中國更落後國家的資本輸出,按照我們一般理解,當然有利潤的衝動,有資本本身的執行規律,但中國資本絕對沒有去控制該國政治,或者壟斷該國經濟等“新殖民主義”或“新帝國主義”的政治訴求。中國對這些地區的投資,純粹是商業性的,有資源的因素,有利潤的衝動,但絕對沒有政治訴求,其效果追求是雙贏,是有助於該國經濟自主發展的。

如果熟悉我們的近代中國歷史表達,不難發現這些對今天中國的指責,其實就在過去幾十年的中國歷史教材中。時過境遷,我們今天確實有必要重新認識“帝國主義在中國”這樣的問題,為中國的未來發展,為中國資本在全球經濟中健康增長提供一個合乎情理的理由。

資本確實像馬克思《資本論》所分析的那樣具有榨取超額利潤的衝突,這是資本的本性。資本也確實具有列寧所分析的那些特點,一旦在國內經濟增長中過剩,必須向外輸出時,總是與一國政治、經濟、外交,甚至軍事行動相關聯。只是資本輸出給被輸出國所帶來的後果,列寧的分析和我們過去幾十年的表述,可能太表層化,因為我們從來沒有過資本輸出的經歷,沒有對資本輸出需要保護的切身感受。

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輸出大約在19世紀80年代,那個時候的中國人也曾**意識到一個新時代的來臨,鄭觀應就呼籲朝野注意這些國家的“商戰”謀略,這些國家非常注意從政治、經濟、外交,甚至軍事行動等層面保護自己的商業利益。然而那時的中國並沒有對外國資本開放,中國雖說在那個時代引進了一些外國技術、人才,但外國資本對中國並不構成巨大壓力,也不是中國增長的動力。過去很多年,我們在解讀鐵路為什麼在《馬關條約》前不能在中國獲得發展時,總是以為鐵路理念與中國人傳統價值觀和風俗習慣相背離,總是說鐵路所經地方破壞了中國的風水,因而被抵制被拒絕。其實,這個說法是不真實的。鐵路在《馬關條約》前無法在中國獲得充分發展,主要是因為那時中國沒有足夠物流和人流;而那時中國之所以沒有足夠物流和人流,是因為中國的資源沒有獲得充分開發;而中國的資源沒有獲得充分開發,主要的也不是中國人的傳統理念,而是因為中國沒有足夠的開發資本,中國憑藉自己的資本去開發礦產資源,去修築鐵路,那是一個不可想象的困難。

《馬關條約》之後一切都不一樣了。這個條約同意“日本臣民”有權在中國投資辦廠,享受進出口政策優惠。根據條約體制,西方各資本主義國家對日本人獲得的這個權利一體共享。於是,在1895年之後短短几年時間,外國資本像錢塘江大潮一樣湧進中國,過去幾十年中國人無法夢想的增長迅即實現,貫通南北的兩條鐵路幹線迅速分段動工,開平煤礦、漢冶萍公司等礦產資源很快獲得開發。至1903年,鐵路已成長為一個具有巨大贏利空間的新興產業,以致中國民間資本強烈要求政府將這些產業向他們開放。如果沒有外國資本的介入,中國不可能在1895年之後獲得迅速發展,新興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也不可能在那個時刻發生。

外國資本對中國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就像今天的中國資本在非洲一樣,迅速帶動了那兒的產業升級和資源開發。我們不能說這就是經濟侵略,這只是資本憑著本性尋找利潤空間和價格窪地。

對於資本來說,不僅需要利潤,更需要安全,因此東西方各國在向中國投入巨大資本的同時,也在想辦法為其資本營造安全保障。在政治上,各國加強與中國的聯絡,相繼調整和擴大了駐華外交官。在軍事上,各國都向中國沿海派遣了海軍艦隊,他們除了沿途擔負各國遠洋貨運及人員來往安全,其實還對在中國境內的各國資產、人員負有安全使命。在1898年秋天中國政治發生巨大變動時,在1900年京津地區政治動盪時,各國海軍陸戰隊能夠迅速向北京調兵遣將,拯救外交官和僑民,其實都是這些軍事存在發揮的作用。

用軍事手段保護資本安全,是各國“商戰”一個重要經驗。連帶著,還有軍事或商業基地構建。在近代早期中國開發過程中,由於外國資本分量巨大,外國資本總是希望能在中國沿海尋找一個比較優良的港口碼頭,建設一個基地。一方面用來外國遠洋巨輪抵達後停泊和休整,另一方面具有海軍基地性質。對於這些基地,清政府當時遵從商業原則去處理,大致以租借方式去解決,很少使用香港早期那種“永久割讓”方式。有期限的租借,意味著這些國家只是擁有一定年份(一般為九十九年)使用權。在這個期限內,租借者有權投資有權維護,到期歸還。這種純商業租借方式並不涉及主權和領土完整,因而儘管當年有不少反對聲音,但清政府並沒有因此而卻步。

事實上,當中國資本已成為全球資本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時,中國在全球租借港口碼頭,保護中國資本和人員順理成章。從現實反觀歷史,我們應該重新認識“帝國主義在中國”,應該以一種理性精神重新檢討近代中國發展史,公平看待各國資本在中國發展史上的貢獻和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