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換個角度看問題】重新認識近代中國資產階級
鐵血尖兵 邪王絕寵:毒手醫妃 亂世獵人 異世霸王錄 最後的唐門 邪少兵王 萌物相公，碗裡來！ 超神鎧甲大 萌妃來襲，殿下接招！ 雛菊般的青春
【第四章 】【換個角度看問題】重新認識近代中國資產階級
在過往幾十年，我們已經習慣於蔑視近代中國的資產階級，因為歷史書和領袖們一再告訴我們，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具有兩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協性。在反對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所謂封建統治者的雙重壓迫方面，中國資產階級具有革命性。但在發展生產賺取利潤方面，中國資產階級又具有明顯的妥協性，就是對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的所謂封建統治階級進行妥協。這是我們過去幾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歷史話語。
其實，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或者說近代中國所走過的全部道路，我們應該承認，正是近代中國的資產階級每每引領中國社會往上走，正是中國資產階級逐步從社會的邊緣階級逐漸成為社會重心，引領社會、穩定社會，併為社會指明發展方向，方才使中國社會在過去兩百年的轉型過程中最大限度地減少了波折，減少了震動。
所謂資產階級，其前身就是傳統中國的商人。在傳統中國“四民社會”構成中，“士農工商”，商人成為社會四大階級中的最後一個階級。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因為中國的商人傳統太強大了，中國商人的能力太無敵了。如果我們熟悉中國的商業史，我們就會發現中國商人自古以來就具有非凡的本領，是給點陽光就燦爛，給點機會就發財，讀《史記》的《貨殖列傳》，我們知道春秋戰國時代擁有許多重要的商業中心，商人成為那時社會的中心，引領時尚。更重要的是，中國商人似乎自古以來就有“大商人”的氣質，並不斤斤於小生意，不斤斤於蠅頭小利，他們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類似於呂不韋那樣的政治投資，投資一個國家，投資一個國家的未來。
或許正是因為中國商人對政治的干預太強大了，所以當秦始皇構建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之後，真正威脅中國集權體制的並不是那些弱儒生，而是縱橫捭闔合縱連橫的商人們，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經商，中央集權必將瓦解，中國社會必將解體，這對於以農業立國的傳統中國來說，當然是一件比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們看到秦亡之後，看到西漢王朝重建大一統政治體制之後，在經濟體制上有一個重要舉措，就是鹽鐵專營，將涉及國家基本經濟，或者能夠影響國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礎產業交給“國有企業”，壟斷經營，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業資本的增長，遏制商人勢力。這一點是中國傳統社會兩千年“超穩定”的前提，值得注意。
當英國工業革命發生後，西方產能高度過剩，需要外部市場，“發現東方”，其實就是要進入東方，開闢這個巨大的市場。近代中國最主要的問題，就是這個問題。所以當中國不得不與西方接頭，不得不開放市場的時候，中國的商人終於從“士農工商”傳統社會構成中脫穎而出，並漸漸地從純粹的商人演化成一個新的階級，即“紳商”。所謂“紳商”，其實就是除了擁有商業資本外，還擁有智慧，擁有對未來對政治的判斷力，擁有知識。自然，紳商在近代中國漸漸成為社會的中堅階級，中堅力量。
許多研究者後來以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即商人形成於甲午戰爭之後，其實這個認識可能並不準確。所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就是中國的商人，近代中國商人就是從傳統中國商人轉化而來的，如果一定要說還有什麼新因素的話，就是近代中國商人有一大部分來自買辦，或者與外國商業資本有生意往來，或受外國商人重大影響，逐步與國際商業資本接軌或相關聯。
與國際商業資本密切接觸，導致近代中國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國際視野和世界意識，所以中國儘管在政治上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洋務新政之後一再強調中體西用，強調中國只是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並不意味著中國像日本那樣轉身向西，脫亞入歐，全盤西化，但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卻在那樣艱難的政治氛圍中依然頑強地表達自己的立場，依然勸說政治上的統治者不要這樣，要看到西方富強之本並不是單純的科學技術，而是有一套完整的體制、化作為依託。在這批我們過去稱之為“洋務思想家”中，王韜、馮桂芬、馬建忠、薛福成、鄭觀應、陳熾、何啟、胡禮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經歷，或與商人有著密切關聯，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鄭觀應就是紅頂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們在全社會近乎一致擁護“中體西用”、中國特色的時候，大膽向社會傳遞正確的聲音，指引中國社會朝著正確方向發展，這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最值得誇耀的東西，也是我們今天最值得重新認識的東西。
鄭觀應的名著是《盛世危言》，這部書的最初構成就是鄭觀應在工作之餘寫作的一篇一篇小論，談教育，談學校，談商務，談商戰，談海防，都是一個一個具體的問題，但都具有西方知識背景，都是中國傳統知識所沒有的。這些東西最初在19世紀80年代就發表了，在知識界和官場中的開明者那裡獲得了迴應，但並沒有引起中國社會特別是政治高層的重視，所以等到甲午戰敗，當人們重新閱讀這部著作時，真是極端後悔，人們都在想，假如當年注意到這些問題，注意按照鄭觀應的這些建議去做，還會有甲午之戰嗎？如果有，中國還會戰敗嗎？這就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在思想方面的引領作用。
至於說到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引領，我們還可以舉出張謇的例子。張謇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的傑出代表，他是堅守改革不到絕望時候絕不輕言放棄改革，但當革命呼之欲出勢如破竹無法阻擋時，也絕不螳臂當車為舊制度殉葬。
張謇是晚清君主立憲運動的先驅，早在甲午戰爭結束不久，張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憲體制，就期待將這個體制引進中國。當日俄戰爭開打之後，張謇更意識到中國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憲，重構中國政治架構。為此，張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動晚清的政治變動，促使清廷從君主**向君主立憲轉變。直至武昌起義，張謇依然相信君主立憲是中國的正確道路，依然運動各方儘量達成君主立憲的政治架構。只是到了後來，滿洲貴族不願放棄既得利益不願妥協，共和不得不成為未來中國政治架構時，張謇毅然放棄先前的理想，毅然勸說清廷接受妥協，放棄權力，達成共和。從張謇身上，我們看到近代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性和妥協性最完美的結合，正是這樣的結合促使近代中國不斷向上，逐步拉近與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覺不自覺的過程中，中國終於在二戰結束後重回世界中心，成為世界主流社會的重要力量。
重新認識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就是重新認識近代中國，就是要為未來中國提供一個正當的歷史啟示、思想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