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換個角度看問題】再看鴉片戰爭後的中外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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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換個角度看問題】再看鴉片戰爭後的中外條約
在鴉片戰爭之後20年，中國沒有善待五口通商帶來的機遇，沒有下功夫引導中國利用這個機會實現產業轉型，將農業明轉軌到工業明；也沒有利用五口通商機會去耐心引導消費，培育市場，培育中國人新的消費習慣和消費理念。中國在經歷了戰爭短暫的痛苦後，很快重回寧靜與安逸，重新享受農業明的好處。
根據《江寧條約》、《虎門條約》，所謂“治外法權”，就是在五口或中國內地外國人一旦犯罪，不使用中國法律進行約束和制裁，而是交給英國法庭，運用英國法律量刑治罪。這個規定後來被中國人和中國歷史教科書視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條約，以為嚴重破壞了中國的法律體系，是中國司法主權的喪失。
這些憤怒從後世觀點看當然可以理解，但實在說來，這種憤怒只是後來者的憤怒，並不代表當時人的心情。
相反，在鴉片戰爭前後的中國，中國人雖然見過不少外國人，不論在宮廷，還是在沿海、沿江，甚至在偏遠鄉村，外國人，且是真正的西洋人並不少見，西洋人與中國人也並不總是處在衝突狀態。但是，怎樣管理這些在中國的西洋人，中國政府似乎並沒有想好，他們不是願意讓渡自己的司法權，而是不知道怎樣運用這項權力。他們能想到的簡單辦法就是古代中國的“以夷制夷”，讓洋人自己管理自己，總比讓中國人去管理更省心。
至於那個一直被後世中國人視為不平等的“協議關稅”，其實與“治外法權”同等性質，同一個原因。都是因為要省心，所以就主動放棄了這些權力。
參與《江寧條約》、《虎門條約》談判的伊里布、耆英、黃恩彤等並非等閒之輩，他們不僅有著與外國人打交道的豐富經歷，而且深知中國體制之弊與體制之優。他們還深知鴉片戰爭之前廣東地方政府與官吏的苛捐雜稅是引發這場戰爭的一個重要原因，因而他們一直希望能夠找到一個從根本上解決的辦法。他們真誠希望英國人同意用一個具有包乾性質的固定稅率去反制地方政府、強勢官員的胡作非為。
他們想到了協議關稅，因為這種方式最方便最省心，每種貨物應該納多少稅都明白無誤地寫在條約裡，中外雙方因此減少了衝突和爭執，地方政府和官吏，不論怎樣強勢，也沒有辦法額外加稅。這既是一個關稅包乾、財政包乾的笨辦法，但在這些制度設計者看來，一舉數得，清廷的財政收入不會因此減少，新稅則的“值百抽五”在事實上比先前的稅率略有提高。又因為有了這個數額、比例的制度約束，地方政府、強勢官員無計可施，不能稅上加稅。
我們今天看來是一種屈辱或吃虧，但在當年，不論談判者，還是朝廷，都認為這是中國外交的勝利。他們不願徹底開啟國門，介入全球經濟一體化，但他們也不願意英國人在與中國人做生意時佔盡便宜。當然，按照現代國際關係和國際貿易理論，伊里布、耆英、黃恩彤等人所取得的外交成績是虛假的，是不足信的，犧牲了國家主權，貽害不少。他們爭來了不當爭不必爭的東西，恰恰又放棄、犧牲了不應該放棄的權力和利益。如果歷史主義地看待1840年代的中國外交，那時的中國畢竟剛剛開始被動地與近代國家打交道，而且是被打敗之後不得已而打交道。經驗、智慧、眼光，當然沒有辦法與一個成熟的國家去比較，甚至沒有辦法與幾十年之後的中國相比。直至1882年，當中國幫助朝鮮與美國進行修好通商條約談判時，方才有機會仔細檢討40年前有關“協議關稅”、“治外法權”的利弊得失。
1882年2月14日，主持中國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鴻章在與朝鮮“朝美通商修好條約”談判代表金允植交換意見時，勸說朝鮮在與美國談判時一定要注意通商條約的公平合理原則，既不能像《朝日江華條約》那樣不定稅則，喪失利益，且為各國所竊笑，也不能像中國幾十年前那樣用一個固定稅則一勞永逸。正確的方法應該是議立公平章程，如有未盡，就參照他國式樣，約定修約時間。5年一改，或10年一改，總不至於將關稅主權永久喪失。這就是關稅自主原則。中國在經歷了差不多半個世紀方才弄明白，後人當然不應該因此去指責伊里布等人的失誤或不察。這是時代的原因。
《江寧條約》、《虎門條約》簽字後，中國贏得了一個和平時期，只是中國沒有利用這個時間去發展自己，中國依然在渾渾噩噩中度過。而且，還有一個不太好的趨向是，由於中英戰爭是以條約談判的方式結束的，因而戰爭結束不久，美國、法國等相繼要求與清政府簽訂類似條約。由於此時朝廷並不認為“關稅協定”、“治外法權”有損於中國主權和商業利益，反而認為是“天朝上國”不戰而屈人之兵“羈縻政策”的勝利，因而儘管也有人反對這樣不戰就將優惠的商業利益轉讓給美法，但清政府主流派依然我行我素，自鳴得意。
他們的理由非常簡單，中英訂約通商了，戰爭遠去了，“值百抽五”的稅率讓中國不費勁坐地收穫，中國有什麼理由拒絕美、法呢，為什麼一定要訴諸戰爭然後才同意議和呢？更何況，我們不將給英國人的貿易優惠讓渡給美國人和法國人，我們有什麼把握防止美國人、法國人冒充英國人來與中國人做生意呢？假如美國人、法國人都靠著英國人做生意，他們勢必團結一致對付中國，那樣的話，中國必將面對一個整齊劃一的對手，沒有辦法像過去那樣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中國將貿易好處分賞給各國，各國必將感激中國。中國就有機會利用各國之間的矛盾維護自己的利益。
處在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時期，又因為中國那時對國際公法、國際貿易體制、規則並不理解，穆彰阿、伊里布、耆英、黃恩彤等人的建議與決策確實問題多多，中國也確實因他們先後簽訂的那些協議喪失了不少經濟利益，喪失了一些主權甚至尊嚴。但是，應該肯定的是，作為近代中國最早一批與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家、外交家，他們的貢獻和失誤，其實都是那個大變動時代的一筆精神財富，值得珍視，不必總是以後見之明去指責他們媚外、賣國，更不能簡單將那些早期條約一律視為不平等。假如真有不平等的話，那也是因為時代，因為無知，因為我們中國那時還遠遠沒有現代意識，遠遠不是一個現代民族國家。
（原載於《法治週末》2012年8月30日，作家摘2012年9月11日轉載，改題為《鴉片戰爭後的中外合約》。）
大清終結的朝鮮因素
2013年初，朝鮮不顧中國政府強烈反對，悍然進行第三次核試驗，激起中國朝野近乎一致的反對，六十多年來由中國領導人小心翼翼維護的中朝友誼至此大揭底，朝野反朝聲音獲得釋放，甚至有放棄朝鮮，任其自生自滅的呼聲出現。
作為中國近鄰，和意識形態、政治體制大致相似的國家，假如朝鮮有一天結束了，比如被韓國統一了，或者被美國，被日本，甚至最有可能再一次被“聯合**”侵入了，終結了，究竟會對中國發生怎樣的影響？我們當然無法完全準確預測未來，但我們知道在歷史上，正是因為朝鮮被吞併，方才引發中國政治的多米諾骨牌。大清王朝的終結，即便不能說是朝鮮亡國的直接刺激，但朝鮮亡國和大清終結之間所蘊含的因果關聯，還是清晰可見。
在慈禧太后晚年，中國終於在經歷了甲午戰爭、義和團戰爭、日俄戰爭十年風風雨雨之後，踏上政治變革不歸路。日俄戰爭還沒有結束，清政府就追隨俄國開放政治，實行變革，改良開始與革命賽跑。
1905年，流亡世界各地的革命者面對世界大變局也開始新的覺醒，放棄山頭，放棄門戶，彙集在日俄戰爭戰勝國日本，朝聖般那樣虔誠向日本取經，集思廣益，團結一致，共舉孫中山為總理，共創中國同盟會，加快了中國革命程序。
也是在這一年，清廷決心加大改革步伐，比較欣然接受憲政改革的建議，選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第二年，慈禧太后、光緒帝主導的憲政運動如火如荼在中華大地全面鋪開。積貧積弱的中國終於找到了政治上的辦法，也終於迎來了新的機會與希望，中國民眾自發慶祝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新事物，據記載，在預備立憲之前還不曾有過。
短短兩年，中國的政治改革進展迅猛，九年立憲清單不僅釋出，而且逐年落實，逐年檢查，如果不發生意外，中國再有幾年時間，最多也就是後來民國五年前後，一個類似於日本、英國的君主立憲體制必將誕生，古老的中國必將邁出重要一步。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1908年，當《欽定憲法大綱》釋出不久，光緒帝、慈禧太后兩位當家人在不到一天時間裡相繼死亡，一個強勢的領導班底讓位於一個比較弱勢的組合——年輕的攝政王與光緒帝的遺孀隆裕太后。
弱勢的新班底缺少的是魄力、魅力、決斷和執行力，在隨後兩年間，中國的政治改革表面上還在進行，其實已經漸漸脫離了既定軌道，攝政王—隆裕太后的“新政”只是徒有其表，政治改革漸漸陷入困境，改革已死，改革未生，漸漸成為熱心中國政治變革那些人的共同認識。
僵硬的體制很難從內部打破，日子還在一天一天的流逝。統治者渴望明天的太陽照常升起，和今天一樣燦爛；被統治者，尤其是那些憂心憂國的知識人則熱切渴望不論內外都應該或者說為什麼不鬧出點大事？他們堅信，不論內外，只要有事，就有打破僵局的機會，有機會就會有變革。
只是誰也想不到的是，機會來自東鄰朝鮮。
1910年8月22日，韓國總理李完用與日本代表寺內正毅簽訂《日韓合併條約》，規定大韓帝國將朝鮮半島的主權永久讓渡給了日本，朝鮮半島遂成為日本的殖民地。8月29日，條約生效。作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朝鮮不復存在。
朝鮮曾經是中國番邦，而且時間可以追溯很遠。只是到了近代，由於中國沒有適時調整好與西方的關係，沒有弄明白西方勢力東來的真實意義。因而中國也就沒有及時主動轉變，不存在引領各番邦共同進步共同發展的可能，也不存在團結各番邦一起抵抗西方勢力。中國在渾渾噩噩中度過了將近兩百年，直至1840年的鴉片戰爭，直至兩年後被打敗，中國被迫開放了五個通商口岸，但依然沒有弄明白西方東來的意義，也就不知道怎樣指導這些屬國面對西方。
又過了二十年，直至1860年中國被再次打敗，痛定思痛，睜眼看世界，突然發現中國與世界的差距不是幾十年，而是幾百年。中國從此有了焦灼感、緊迫感，在對周邊各番邦的關係上也就漸漸轉變，由先前的王道主義、天下主義演變成孤立主義，對於各番邦的事務也就不再熱心，任其在西方勢力面前自生自滅。到了19世紀80年代，中國南部邊陲各個番邦漸漸成為英國、法國的殖民地，中國儘管在1884年為越南前途不惜與法國一戰，但不論是越南，還是法國，都清楚中國戰爭的目的不在越南怎樣適應西方，而是中國的宗主權。
中國這種心態當然深刻影響了朝鮮，朝鮮在隨後幾十年與中國的關係時好時壞，尤其是袁世凱常駐朝鮮強勢管理，既沒有收撫人心，也沒有真正引領朝鮮走向世界，建設一個與東西方一致的現代國家。當然，中國自身此時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意識，而是陶醉在“中體西用”的成功中。所以，等到甲午戰爭爆發，中國不僅在戰場上一敗塗地，而且在外交上也無可稱說，中日宣戰，朝鮮政府率先發布公告，請求日本政府出兵驅逐清軍，中國在道義上徹底被動。等到《馬關條約》成立，朝鮮脫離中國而獨立，對於中國來說，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
甲午戰爭，原本是為了朝鮮的前途而戰，結果卻讓中國雞飛蛋打，賠了夫人又折兵，三十年發展與驕傲一夜之間化為一股青煙，中國由此進入一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場戰爭雖說還不是大清王朝歷史的終結點，但十幾年後的歷史節點在這裡不難找到某些因果關聯。
朝鮮在戰後名義上走向獨立，其實只是與日本更親近，這也是後來日韓合邦的原因。而中國在經過甲午戰爭的打擊後並沒有一蹶不振，知恥而後勇，中國很快丟掉洋務的包袱，輕裝上陣，開始維新，再經義和團戰爭、辛丑條約、日俄戰爭，中國在變革道路上雖說波折不斷，但大方向似乎並不太錯。只是到了兩宮大行，朝廷弱勢，中國的政治改革再度陷入停滯狀態，而恰當此時，日韓合邦劇烈刺激，讓相當一部分中國人隨時受不了，以為亡國滅種，於是引發巨大的政治衝擊。
相當一部分中國人將日韓合邦理解為朝鮮亡國，這部分中國人藉著這個由頭大力推動停滯已久的改革。一個月後（9月22日），吉林巡撫陳昭常迅即奏請朝廷將東三省向列強開放，強調除日俄兩國外，大力引進歐美列強向東三省投資辦廠，以此抵制日本。
與此同時，各省督撫相繼建議朝廷重啟政治改革，加大變革力度。9月30日，廣西巡撫張鳴岐向朝廷上了一個奏摺，以為籌備憲政，一定要從本源入手，加快落實責任內閣，加快籌備和召集國會，加快司法改革，儘快讓司法獨立。建議修改九年籌備立憲清單，加快教育、警察、地方自治等方面改革，以改革重建一個新國家，防止朝鮮教訓在中國重演。
10月20日，東三省總督錫良向清廷報告了日俄兩國對東三省的威逼，建議清政府傾全國之力以謀東三省。五天後（10月25日），錫良又與湖廣總督瑞澂、兩廣總督袁樹勳、雲貴總督李經羲、伊犁將軍廣福、江蘇巡撫程德全、安徽巡撫朱家寶、山東巡撫孫寶琦、山西巡撫丁寶銓、河南巡撫寶棻、新疆巡撫聯魁、江西巡撫馮汝騤、湖南巡撫楊鼎、廣西巡撫張鳴岐、貴州巡撫龐鴻書等聯名致電朝廷，要求立即組織內閣，定明年開設國會。理由就是“日俄協約成後，一舉亡韓。列強均勢政策，將皆一變方針。時局危險，已遠過於德宗在位之日。緩無可緩，待無可待。此即閣會剋期成立，上下合力，猶恐後時，奈何以區區數年期限爭持不決乎？”（《東方雜誌》宣統二年第十一期《中國大事記》）各位重臣請求朝廷聖明獨斷，親簡大臣，立即組織內閣，特頒明詔，定於明年開設國會。朝鮮亡國直接刺激清廷重啟政治改革。
利用朝鮮亡國機會推動朝廷重啟政治改革的，不僅有朝廷內外重臣，而且有在野各種勢力。原本鑑於東北亞政治危機而發動的國會請願運動，也在這個時候大張旗鼓加緊進行。10月9日，國會請願代表孫洪伊等至資政院遞交速開國會請願書，理由也是“日本遂吞併朝鮮，扼我吭而拊我背”（《東方雜誌》宣統二年第十一期《中國大事記》），今中國不迅速實行憲政，決不足以拯救危亡。
朝野各界呼聲日高，在這種情形下，朝廷廣納善言，於1910年11月4日宣佈將九年預備立憲縮短為五年，並先組織責任內閣。
誰能想到，朝廷的善意實際上啟動了大清王朝終結的多米諾骨牌。半年後，責任內閣出臺，引發政治動盪；再半年，湖北新軍發難；再過幾個月，延續兩百多年的大清王朝不得不進入歷史。
追根溯源，大清王朝終結，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自甲午至朝鮮亡國，再到大清終結，總覺得其間有一條剪不斷理還亂的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