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 一個王朝的隱退】辛亥革命中的三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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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一個王朝的隱退】辛亥革命中的三種力量
革命黨人
歷史不管怎樣具有必然性，推動歷史進步的還是人。這個“人”既有英雄豪傑、帝王將相、王公大臣，也有不知姓甚名誰的平頭百姓。
辛亥革命實際上還是一個比較職業化的革命，主要參加者其實都可以算作職業政治家。
在這些職業政治家中，首推無疑是近代中國民主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甲午戰後，確實是孫中山最先發現中國問題的癥結，認為中國步趨西方，甚至像日本那樣轉身向西全盤西化，是一個正確方向，但是中國走上現代化的主要障礙是清廷的阻撓。所以，中國的未來首要在於“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緊接著，或者說需要同時進行的就是“建立民國，建立合眾政府”。
近代中國究竟有多少追隨孫中山的革命黨人，我們直至今天的研究都很難說清楚。不過，我們不僅知道革命黨的領袖人物黃興、章炳麟、宋教仁、蔡元培、陶成章、徐錫麟、秋瑾、鄒容等，還有那十幾年間流血奮鬥犧牲的先烈，像黃花崗烈士等，他們都是值得後人永遠敬仰和懷念的。
建立民國走向共和，是革命黨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當武昌起義發生後，當民主共和成為中國一個重要選項時，革命黨人堅守原則不讓步，甚至表示出不惜一戰為理想。但是革命黨人也並非一味好戰嗜殺，而是適可而止，知道退讓知道妥協。革命黨人的目標就是要像法國大革命一樣推翻帝制，實行民權，一旦清廷答應了這個條件，革命黨人以大局為重，以人民福祉為最重要的考量，南北言和，息兵止戰，五族共和，優待皇室，原本劇烈衝突的滿漢矛盾渙然冰釋，這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了一種機會和可能。由此，我們不能不由衷敬佩他們天下為公的博大胸襟。
南方新軍
不過首舉義旗攪動全域性的並不是革命黨人，革命黨人在那年春天的黃花崗起義有著示範意義，但真正開啟一個新時代的還是武昌起義。
武昌起義的主力，不是過去農民起義中的草莽英雄，而是經過近代思想訓練的新式軍人。清政府當年創辦這支軍隊，原本是鑑於甲午戰敗的教訓，整軍經武，用東西方各國的新辦法訓練一支新式軍隊。應該說，經過幾年的訓練，這支軍隊已經徹底取代了先前的舊式軍隊，不要說什麼綠營八旗那些舊建制，即便在過去為清皇朝立過大功的湘軍、淮軍也沒有辦法比。領導湖北新軍起義的，並不是新軍高階層將領，而是中下級軍官，比如孫武、鄧玉麟、蔣翊武、劉復基、劉公等。實事求是地說，他們接受過君主立憲、革命、改良等各種各樣的新思想，他們對國家大事有一種本能的焦慮，所以當皇族內閣出臺後，他們理想中的君主立憲成為泡影，這就是他們首舉義旗登高一呼的真實原因。這個具有鮮明政治訴求的舉事已不是一般意義上索餉或譁變，而具有政治革命的性質。
更重要的一點是，湖北新軍和北洋新軍一樣，都是受過近代教育的新式軍隊，所以他們在起事時，格外注意不擾民尤其不去影響外國僑民的生活和生意，主動宣佈保護外國僑民的生命財產，並在軍事行動中盡力將衝突限定在南北雙方軍事力量的較量上，不將人民拖入戰爭，更不綁架人民成為戰爭的抵押。
湖北新軍的明之舉贏得了列強認同，所以才有各國領事繼而各國公使、各國政府宣佈南方革命黨、湖北軍政府為交戰的一方，將南北戰爭定位為中國內戰，列強不偏袒不介入，這就為革命黨、為湖北軍政府贏得了時間贏得了空間。湖北新軍的領袖，除了先前的張之洞外，此時最重要的領導人當然就是黎元洪。
湖北軍政府在黎元洪等人領導下，在黃興等革命黨人的參與幫助下，在較短的時間內獲得了相當發展，各省革命黨人或新軍將領在湖北新軍示範下，相繼宣佈獨立脫離朝廷，這就使全國局勢迅速演變，對清廷來說無疑是日趨惡化。
立憲黨人
當武昌起義發生之初，朝廷迅即派遣陸軍大臣蔭昌率部前往武昌予以鎮壓，然而皇族出身的蔭昌或許真的沒有見過這樣嚴重的政治危機，或許其皇族出身也是個障礙，於是清廷很快起用三年前棄用的漢人能臣袁世凱。
袁世凱之所以在清末民初獲得“非袁莫屬”的聲譽，那真不是浪得虛名，而是他在幾乎舉國一致要求民主共和的時候，中流砥柱般地堅守十幾年君憲主義立場，期望在大清皇朝既有政治架構中化解危機，推動中國政治進步。只是到了後來，當君憲主義實在無法被各方所接受的時候，袁世凱借力發力順勢而為，承認君憲主義已經屬於歷史，接受以民主共和為南北和談的主軸。
在這一系列衝突、談判過程中，最值得觀察的還有一個重要群體就是立憲黨人。在預備立憲運動中，主要的推動力量就是這批立憲黨人，他們的態度決定了辛亥革命的發生及其後果。當他們向朝廷發動一次又一次的國會請願運動時，他們實際上是認同朝廷的權威，是把立憲當做自己的事去做。然而朝廷辜負了立憲黨人的期待，無視立憲黨人的請求，以蠻橫的態度和手段去處理立憲黨人的可憐要求，從而用自己的手將這批改良主義者推到了政治對立面。立憲黨人對清廷越來越失望，對革命也就由先前的反對轉為同情。
武昌起義爆發後，各省立憲黨人或主動光復，或幫助、協助各省新軍起義，脫離朝廷，很快形成十四省獨立的陣勢，繼而促動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籌建，促動並把握了南北和談的主軸。從歷史層面說，如果沒有各省立憲黨人的積極介入，僅僅憑藉革命黨人的力量，大約真的很難在那麼短的時間裡拿下南方各省，更不可能形成與清廷分庭抗禮的力量。
清皇室
在這場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大革命中，唯一受到損害的無疑是清皇朝。當然我們也可以說這個結果是清皇朝咎由自取。歷史給清皇朝留下許多機會，都被它白白錯過。甚至到了吳祿貞、張紹曾、藍天蔚等人領導的灤州兵諫爆發，清廷依然不覺悟，依然用討價還價的辦法去迴應革命黨人和新軍將領的政治要求，於是清廷只能被歷史所拋棄，兩百多年的皇朝頃刻沉沒。
不過，對清皇朝的最後表現也有可稱道的地方，就是清廷在最後時刻並沒有像歷史上的其他極權主義者魚死網破、玉石俱焚、焦土抵抗、殊死搏鬥，而是知進退。當他們發現抵抗無益時，索性放棄了抵抗，以哀兵的辦法為這個皇朝贏得了尊嚴和保全。於是進入民國之後，人們對清廷最高決策者隆裕皇太后的決斷欽佩不已，或以為她是“女中堯舜”，對中華民族的和平發展貢獻殊巨。
清廷最後決斷和結局，還得益於這個皇朝的主要僱員即那些具有新思想的清軍將領特別是北洋將領，在南北和談膠著戰火有可能重燃的關鍵時刻，是北洋將領段祺瑞、馮國璋等聯名為朝廷指出一條明白的路：必須接受民主共和，必須在辛亥年結束之前作出肯定答覆。
北洋將領陣前倒戈使清皇朝喪失了任何抵抗的可能性，但這些將領並沒有忘記這個皇朝的過去，並沒有對歷史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所以當南方革命黨人提供的退位條件使清廷覺得尷尬覺得無法接受時，又是這批將領大義凜然要求南方革命黨人應該尊重歷史，尊重一個即將消逝的王朝，民族應該和解，仇恨應該忘卻。於是南方革命黨人在稍後修訂的退位條例就充分體現了一種友善的和解精神。一場以法國大革命為取向為榜樣的大革命，最終得出一箇中國式的結局，以和解代替了法國大革命及稍後的俄國革命都沒有辦法避免的大屠殺。辛亥革命的這層意義在人類明史上應該得到充分展示和張揚。
1911年中國大革命，在過去的評說中還有一個重要看法，就是沒有喚醒民眾，沒有進行一場徹底的社會動員，辛亥革命的結果好像並不徹底，用魯迅的話說，好像就是旗幟換了，人還是那些人，主子差不多還是主子，奴隸還是奴隸，甚至成為奴隸的奴隸。對於魯迅的抱怨和革命話語的指責，我們過去也沒有一個很好的解讀。
其實，從現代政治的立場看，一切大的政治變動與一般民眾並沒有直接關聯，但政治變動卻可以也必然改變民眾的生活方式，只是這些變動並不一定要喚醒民眾的參與，並不一定要將整個社會整個民眾都捲入其中。當辛亥革命發生時，中國民間社會已有數十年發展，民間自治能力已有相當提升，政治變革被政治家限定在一定範圍，不去騷擾民眾綁架民眾，應該說是一種社會進步，是值得肯定的一種政治選擇。
（本篇章來源於網易訪談2011年6月10日）
辛亥革命100年系列訪談之一：一個王朝的隱退
編者按：
2011年，辛亥革命100年。各種方式的回溯、反思、紀念，令讀者目不暇接，甚至審美疲勞。
其間，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先生撰寫的《1911年中國大革命》，雖不是最為矚目者，卻促人深思。他懷著一份對先人的溫情與理解，重新講述100年前的歷史。這本書的腰封上沒有常見的化名流聯袂推薦之類，而是有一行大字：“讀懂中國革命，讀懂中國民主，讀懂中國未來”，下面還有兩行小字：“1911年中國大革命體現了中國獨有智慧，不戰而屈人之兵。一個擁有深厚歷史智慧的民族，總會用溫情和敬意看待一個王朝的瀟灑隱退。”
馬勇做過古代史研究，做過儒家經學史研究，最終興趣點卻落在晚清70年。他一方面對此前的主流研究充滿疑惑，覺得有些環節用現有解釋怎麼也說不通，一方面覺出現實與百年前的諸種關聯，認為有必要從來路中尋出答案。
“檢討近代歷史，我覺得現代走了100年，就是一個大輪迴。”馬勇說，之所以選擇辛亥的題目研究，之所以用現在的解讀方式，都不是毫無緣由的，“當然是有一份對現實的觀照在”。
微博上他起名“旁觀者馬勇”，給了自己一個最佳界定。在他看來，歷史研究者便該永遠居於第三隻眼的位置，盡一切可能逼近歷史真相。
晚清新政，弄假成真
《南風窗》：《1911年中國大革命》讀完後，感覺清廷還是有立憲誠意的。他們已經逐步向自己的利益集團開刀，限制君權，只是每每時機都比民意晚半拍，導致局勢越來越向革命的一端發展。這與此前對清廷腐朽保守的普遍印象很不同。
馬勇：我不認為一開始他們多有誠意，這是慢慢弄假成真。晚清幾次重要的改革都是外力推動的。首先是1901年，《辛丑條約》明確要求中國必須改革。於是清政府實行新政，3年時間發展起來，這時面臨的新問題是，接下來往哪兒走？是像日本一樣走向君主立憲國家，還是像俄國一樣走向有力量的集權政府？日本的君主立憲體制主要是約束君主權力，清政府自然傾向俄國體制。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清政府當權者希望俄國人勝——就像總是有人希望美國被打敗，好像這樣我們才有更好發展的合理性——但俄國慘敗，中國的政治改革因此獲得了外部動力。這時出現的最重要的契機是東三省問題。清廷要解決，但主持善後談判的美國不理，說這是立憲國家之間的事，況且雖然日俄兩國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與此無關。這時清政府才有所觸動，派大臣們去考察。
大臣們從海外回來說服朝廷改制立憲，說三個“有利於”：有利於皇權鞏固，有利於百姓監督官僚，有利於消弭革命黨。唯一受損害的是官僚階層，因為他們必須接受人民的監督。這種理由聽起來很可以接受。之後清廷宣佈逐步立憲，要用15—20年將大清國帶上君主立憲的軌道。我們作為後人，應該抱著一種尊重的心態看到，他們走出這一步是不容易的。很可惜到了最後時刻，皇族沒有做到真灑脫，選出偏重滿人的皇族內閣。
1911年11月，當武昌起義爆發後，清廷終於出臺了《十九信條》，限制皇權，擴大內閣總理大臣與議會的權力。實際上立憲黨人的要求就是這麼多，但是這時候推出來已經晚了。這個沒辦法，統治者的決心總是比人民、社會的要求來得晚。
《南風窗》：確實，好像幾次立憲到了成功的關口，可惜又轉向低谷。
馬勇：這就是政治的惰性，讓他們變為主動很難。1911年5月8日第一屆責任內閣出臺，應該說是當時最好的格局，會走向良性的君主立憲體制。可惜責任內閣偏重皇族，引起立憲黨人的不滿。如果第一屆責任內閣總理大臣是幾個月後接任這個職務的袁世凱，可能歷史也不是後來的樣子了。
其實我對皇族內閣還是很理解的，他們從小接受的就是最優秀的教育，見識和眼界完全不同。但怎麼來約束他們的權力，怎麼使其有“上位”的合法性，是政治要考慮的。包括引起保路運動的“鐵路國有”政策，事實上，這在當時是正確的藥方。因為一開始民間資本湧進，存在各種利益糾紛和資金不足的問題，把鐵路網搞亂了。這時鐵路幹線國有的正當性完全不必懷疑，可是他們時機和方法不對，問題就大了。
《南風窗》：革命黨似乎就是在清廷改革的一步步失誤中成長起來的，一開始顯得希望渺茫。
馬勇：對。原來我讀歷史總感覺有幾個隔膜，比如弄不清楚革命的幾次**到底是什麼時候。我們把每次起義都當作革命的**，特別是黃花崗起義。黃花崗起義準備不足，幾次武裝暴動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在書裡寫了幾個故事，比如革命黨人吳樾，在大臣出國考察憲政之際搞恐怖襲擊。他其實引起一片反對，被認為是置國家前途於不顧，只有革命黨說吳樾是為國家獻身。結果他反而使清廷意識到改革迫在眉睫，堅定了政府的決心，所以我講他的臨門一腳就把清政府立憲的球踢進去了。
《南風窗》：您對辛亥革命的評價很高，認為它超越了法國大革命，是中國智慧的最高體現。這怎麼理解？
馬勇：辛亥革命模仿法國大革命，這是學界的共識，因為孫中山的目標就是推翻君權、恢復民權，法國大革命120年前就是如此。中國前半部分遵循這條道路，但後半部分沒有按照法國這樣走，這就是中國智慧的體現。
我認為辛亥革命最要強調的一點是，不論是清政府、新軍將領還是革命黨，都把戰爭控制在有效的範圍內，將政治鬥爭還原為談判。比如江蘇巡撫程德全，是第一個從清廷退出來又能成為民國都督的人。當時上海已經光復，革命軍到江蘇省會蘇州拜會他，他說，光復沒問題，但是不能驚動人民。戰爭有時候要適可而止，這個標準就是人民的福祉。幹嗎一定要把這些東西都打碎呢？幹嗎一定要讓人民流血呢？
另一個例子是武昌起義之後，袁世凱的北方軍為了壓制南方，打了3天，當時完全可以乘勝追擊，踏平武漢三鎮，但是袁世凱不同意，特意電話通知馮國璋按兵不動。因為武昌是當時國內貿易的中心，如果繼續打，不僅毀了商業，也涉及各國在華利益。各方的將領都是這個原則。
而且我寫的時候隱隱約約覺得，這是給未來中國政治可能發生的變革一個警醒。我覺得中國還是應該繼承我們民族當中“知進退”的傳統，不能總是“宜將剩勇追窮寇”。
《南風窗》：既然是中國智慧的最高體現，為什麼這和談的成果不能持久？
馬勇：你說“二次革命”？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了。我們過去認為辛亥革命之後進入了一個社會動盪狀態，這說法也不對。1912—1927年，中國並沒有處於長時期混戰。1918年一戰結束，有一次談判機會，但是到後來又談崩了。
明怎麼能分東、西呢？
《南風窗》：在您筆下，“清政府在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嚴重忽略了社會分配不公和貧富差距無限擴大，沒有注意下層民眾在政治發展經濟增長過程中並沒有得到相應好處，反而失去了許多，於是各地民變、群體**件層出不窮。”
馬勇：我做晚清政治研究，越來越感覺到，我們現在好像處在一個輪迴時期。
我馬上會出一本寫晚清20年的書，從1891年寫起。這一年洋務運動基本結束，北洋海軍從海外買了很多戰艦，近代工業比如江南製造總局、漢陽鐵廠等也發展很快。中國又覺得牛得不得了，經濟排世界第二，覺得自己可以說不，可以不高興。
有個很清晰的例子，1884年法國人要越南和1894年日本人要朝鮮，情況一模一樣。1894年，日本要朝鮮獨立，清政府就不幹。一是因為距離京城太近，朝鮮成為日本的附屬國，威脅很大；更主要的是中國經濟虛驕，自以為很強大。軍方鷹派認為我的附屬國絕不能讓別人拿走，於是與日本海戰，結果一敗塗地。三十年搞下來什麼都沒有。
《南風窗》：這裡面究竟原因在哪裡？
馬勇：100年後回看，我們也得承認那時候清政府裡也有一流人才，如李鴻章、曾國藩、張之洞。中國明也有最偉大的一面，但是在你學習別人的時候，就要誠心誠意。日本人在明治維新的時候就是誠心誠意，好的東西學過來了，自己的傳統也保留了；我們卻總在強**況特殊，民主沒學來，只學了獨裁和**。我們不能夠只學人家的科學技術，而不要人家的體制。
《南風窗》：我們都是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嘛。
馬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具有階段性意義。在19世紀70年代，這是很進步的口號，告訴保守派們不要怕，我們是學習對我們有用的部分，中國明的基本面不會變。但是張之洞講“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時候，就已經很反動了。
《南風窗》：許多問題歸根結底就是體制，您在書裡也講“中國目前的危機主要是在國是不定，定國是的關鍵就在立憲法，實現憲政”。
馬勇：這一點我是堅定不移的。有網友批評說馬老師動不動就說是體制問題，不是體制是什麼呢？100多年來，沒有建立一個良性的體制是很可惜的。第一次是1927年，國民黨把一個好的體制摧毀了，後來又把民國體制廢棄了。這些都很值得我們去檢討，去想中華民族應該怎麼走未來的路。
《南風窗》：辛亥革命與世界政治氣候有關嗎？
馬勇：我認為近代史研究一定要從世界的角度去考慮，我們每一次變化都與世界有關。辛亥革命就是對100年前世界變動的迴應，如果西方國家都處於帝制時代，中國就不可能有革命。
現在的情形福山幾年前在《歷史的終結》裡已經講得很清楚，歷史發展到美國這種體制就不要再想別的了。橋就在那兒，你還老要摸石頭。按著橋走不就行了嗎？有些事情不必再從頭開始探索，不然我們學科學，都從證明1＋1=2開始學起嗎？而且如果有人類本位的感覺，把人類明看成自家的明，拿來就用，就不會覺得尷尬。明怎麼能分東、西呢？
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
《南風窗》：反思辛亥要著重哪些方面，如何評價辛亥革命的意義？
馬勇：學術界還是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不過，由於大家對前輩學者建構的基本框架無法突破，不敢突破，因而這個領域的研究稍顯落後。30年了，我們基本上還在前輩學者研究的基礎上論說，除了部分肯定民族資產階級即立憲黨人的轉變意義外，還一直抱怨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遺憾孫中山等南方革命黨人當年為什麼不一鼓作氣直搗龍庭，革命到底。我在這本書中對這些問題沒有給予直接批評，但我的探討就是要正面肯定辛亥參與各方政治勢力是怎樣出於民族大義、人民至上的原則，有堅持有妥協，避免戰爭減少戰爭。
如果我們時至今日還是將慈禧太后、李鴻章、袁世凱這些人物妖魔化，那麼我們的近代史就有許多地方說不通。對於這些曾經為這個民族做出過貢獻的人物，我一直主張以溫情與敬意去回望。
《南風窗》：這種“溫情與敬意”的態度是受了錢穆的影響嗎？
馬勇：“溫情和敬意”也並不只是錢穆說過。中國古人像孟子就強調“知人論世”，強調站在古人站在當事人的立場去設想去體會，不苛求古人，不溢美不隱惡。中國歷史學的這個傳統並沒有丟失，我們當代許多歷史學家其實還是秉持這樣一種立場。只是在過去一些年代，由於過於強調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泛化乃至擴大化，好像人們的一舉一動都帶有階級的立場、痕跡或企圖，這是不對的。我覺得我是接續這個史學傳統往下走的，當然受到了章太炎、梁啟超、胡適、錢穆以及當代余英時、朱維錚等這一代又一代史學家的影響，至於在表達方式上，我也希望用更加平和的方式去講述“一個不一樣的故事”。
《南風窗》：對於袁世凱、孫中山等人的“糾偏”，可能在學界並非完全創新，但是在大眾閱讀裡，這些還停留在傳統的判斷上，這方面這本書應該會給人不少啟發。學界的歷史研究如果能影響非專業讀者，擴大傳播力，再好不過。
馬勇：我寫這類書，就是寫給非專業人士看的。所以為了好讀，沒有像其他書一樣大量引用材料，而是把材料都化進敘述裡面。讀者要相信我是專業的，即便不加註，也都是有據可考的。因為只要引用了原話，氣就不順了。我最近出的這幾本書，都是這個風格寫的，我覺得也是給歷史學著作一個創新，不要原來板著面孔，很專家的樣子。
我這些年刻意嘗試以一個比較嚴肅的歷史學家的身份進行大眾化寫作，向公眾傳遞一些比較真實的歷史知識。我認為，這是一個知識分子或者說讀書人應盡的責任。
《南風窗》：另一個問題是，如何看待晚清史的研究？
馬勇：我這些年看這麼多資料，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革命黨當年在海外就是不管清政府做什麼都說壞。我們今天對於清史的研究就沿著它走。今天看當然覺得很荒唐，覺得不是歷史真相。
我寫過一篇章《重寫晚清史》，就提出這個問題。晚清史兩次被妖魔化，第一次是康有為、梁啟超，第二次就是孫中山的革命黨。
（《南風窗》專訪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