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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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章
第92章
那蘭知道，恐怕沒那麼簡單。
從他過去兩年的行程看，戴向陽很可能是個不能自拔的賭徒，這樣的賭徒通常輸得很慘。
另一可疑點：戴向陽的個人銀行賬號記錄顯示，他近期內提了120萬元的現金。那蘭問，具體是哪一天？5月5日。戴向陽和彭尚在大金莎酒樓見面之前。她向眾人講述了在大金莎酒樓監控錄影上的發現：戴向陽和彭尚曾在案發前兩週碰面。無論他們談了什麼，當然和彭尚等三人的屍體出現在瀟湘櫥櫃中直接相關。如果戴向陽取這120萬現金就是為了和彭尚見面，就是為了送給彭尚，說明了什麼？
請這個專業劫匪三人組做什麼呢？搶劫他自己新開的會所嗎？如今越來越多關於戴向陽的財務資訊被揭示，鑫遠王國和戴向陽本人的岌岌可危會不會也和劫案、專業犯罪分子的出現有關？然後她深深後悔，因為金碩立刻提出要和她會後單獨談談，主要是理順一下她這個顧問的工作範疇。在座的目光交換又開始了，那蘭只能暗歎。巴渝生忽然說：“應該不用了。”金碩一愣，巴渝生接著解釋說：“那蘭的顧問合同只有三天，今天到期……除非你和她續約。”眾目睽睽，金碩一時拿不定主意。那蘭說：“暫時不用了吧，正好我學校那頭也忙，不過，需要幫忙可以隨時找我，隨叫隨到。”散會後，那蘭趁沒人注意時走到巴渝生身邊說：“謝謝你的‘太極推手’。幫我解了大圍。”巴渝生搖頭說：“中華武術絕藝，我也就會這麼點點了。”“還要感謝你……怎麼說呢，放過我們一馬。”那蘭猶豫一下，又說，“我知道做這樣的決定對你有多難。”巴渝生努力想笑笑，卻變成了一聲長嘆：“做決定本身不難，找到良心和職責的平衡點最難。”
5月21日上午10：30，江京市定陵路
那蘭走出指揮中心大樓，站在江京繁華的大街上若有所失，或許是因為巴渝生的那句話，過去幾天裡諸多紛亂帶來的心理上的負累，似乎在這一刻突然襲來，令她舉步維艱。
瀟湘主宴廳裡的那個決定，是否正確？
如果一切就按該發生的發生，沒有自己的干預，最終會不會少一些屍體？善惡之間，會不會少一些含混？“那蘭姐，有時間一起去喝杯茶嗎？”那蘭有些木然地轉身，一個和她一樣穿著T恤牛仔褲的少女，瑩白肌膚，和她一樣略帶惆悵的，正是小真。兩人在附近的一個茶餐廳坐下，小真點了杯奶茶，那蘭點的是冰紅茶。整整兩分鐘，相對無語，各吸各的。最後還是小真先開口：“聽我哥說，你都知道了？”“你哥？”那蘭問出口才發現今天早上的思維遲鈍。“戴世永？為什麼叫他哥？”小真面頰微紅：“一直這樣叫的，親如兄妹的意思吧。”“你們認識多久了？戴世永不肯回答這個問題，大概嫌我太八卦。”
小真微笑：“我看他是因為被你叫破，傻了眼而已。”
“他不像經常傻眼的人。”
“所以一旦傻眼，就特別傻。”小真低頭喝茶，目光中柔情一片，“我們挺小的時候就認識。”
“在西安？”
“不是，在陽關。”
“陽關。”那蘭沉吟，“這地名好熟。”
“戴向陽的發家之地，煤礦、水泥廠、化肥廠，都是在陽關做起來的。陽關以前的一位縣委書記曾經說過，戴向陽一隻手帶動了整個陽關經濟，解決陽關三千人的就業。”小真嘆一聲。那蘭說：“我一直以為戴世永是西安人，你也是西安人。”“那是後來了。最初，我哥是江京本地人，我是江蘇人。去陽關，不是我們的選擇，也不是我們父母的選擇。”
那蘭的心一沉。她試探著問：“江蘇哪裡？”
“我不知道。”小真的雙眼微溼，“我哥也好，我也好，他們對我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腦，洗淨我們所有的記憶，忘掉父母、忘掉家庭、忘掉好朋友、忘掉自己的原名——他們會告訴我們新的名字，從此我們只准用這個假名，一說錯就會被打。我哥……這傢伙大概從小就不一般，就比別人多個心眼兒，他把自己的原名用月季花杆上的小刺劃在手心，把父母的名字用黑炭頭寫在衣服的襯裡上，時不時回去看看。說來有趣，我算是被洗腦很成功的，什麼都忘了，但還記得我哥被帶走時，對我說，小妹妹，你不要怕，我以後一定會找到你，救你回家。”她臉上的笑，酸楚，又甜蜜入骨。
那蘭問：“你們被拐的時候，多大？”
“我七歲，他九歲。”小真又一嘆，“你大概看不出，我小時候是個假小子，從不穿裙子，從不梳辮子，父母也不在乎，總給我剪個短短的娃娃頭，所以我被拐，完全是個錯誤。等人販子發現拐賣的孩子性別不對，總不能送回去吧，就一起把我帶到陽關了。”
“到陽關後，我哥和另幾個男孩進了戴向陽的水泥廠幹活……當時在水泥廠還有至少五六十個拐來的孩子，據我哥說，至少有一半在十五歲前或死或殘。我呢，人販子在陽關本地找買主。女孩並非毫無市場，可以給人做童養媳，可以賣給沒孩子的家庭，也可以賣給暗窯。第三種的可能不是最大，因為我當時實在太小，很少有暗窯在七歲女孩身上投資做長線的。我的命運是第二種，被賣給了一個縣裡文工團的女演員。她單身，當時三十多了，大概原意是要個女孩，一半做女兒養老，一半做丫鬟僕人。她在縣裡八面玲瓏，很快辦好了正式戶口，倒也沒有虐待我，還送我去上學……”
小真忽然停住，出了會兒神，說：“就說我哥吧。”彷彿剛做了個艱難的選擇。“我哥他們一夥過的苦日子，他們後來的情形有時候會跟我說起一些，但我還是無法想象，或者說，慘到超乎我想象。他們每天干活超過十五個小時，吃的不見得能趕上乞丐，睡的是冬天沒暖氣夏天沒電扇的鐵皮活動房，大通鋪；為了怕他們逃跑，睡覺的時候鞋子都沒收，窩棚沒有窗，只有扇鐵門，門口兩條大黑狗和一個人整夜看著。宿舍裡如果有一個人生傳染病，立刻就會倒下一大片。”
“但我哥從一開始就在琢磨著怎麼逃出去，他開始有意識地鍛鍊身體，躺在鋪上練仰臥起坐，翻過身來練俯臥撐，他知道要想逃出去，身體撐不住不行。但他親眼目睹前人的教訓，逃跑的嘗試不能失敗，一旦被捉回來，只有死路一條。”
“他就是有這樣的顧慮，所以很謹慎地籌劃，慢慢地等待時機，看見有人累死了，就去偷偷取下那人的鞋子藏起來，留著逃跑時穿，一有機會就蒐集能用來做武器的棍棒，飢看見地上一根鐵釘也會撿起來，夜深人靜的時候一點點磨利了。同時，他們這批孩子得不到足夠營養，每天工作又繁重，說真的他們很難有多餘的精力和腦力來思考、記憶、策劃。這樣一拖就是三年，在他十二歲的時候，他知道再這樣下去自己遲早會像個沒有腦袋的木頭人那樣死在廠裡，所以冒了點風險，棍棒和鐵釘子都用上了，終於和另外兩個同伴逃跑成功。”
那蘭問：“卜立群和耿路？”
“兩個人都比我哥大個三四歲，但都聽我哥的，那次逃跑成功，他們算是認識到，我哥與眾不同。更與眾不同的，他也記得當年對我的承諾，居然找到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