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海市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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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海市蜃樓
那天早上很冷，天空中飄著灰色的薄霧，冷風刺骨。機場的景象讓利瑪斯想起了打仗的日子：各種裝備在霧裡半隱半現，耐心地等人來操縱；嘈雜聲和迴音，喊叫聲和女人高跟鞋敲打石頭地面的聲音，都混入震耳的發動機轟鳴聲。放眼所見都是早起趕來的人，他們都見證了黑夜的消亡和晨光的出現，人們之間有種同甘共苦的感覺。而機場裡的工作人員，在這樣寒冷的清晨，變得像從前線打仗歸來的男人一樣，對旅客和他們行李的態度都有些冷漠—那樣的清晨裡，別指望什麼熱情服務了吧。
基沃給利瑪斯準備了一件行李。利瑪斯不禁暗暗佩服對方準備得很周到。不帶行李的旅客容易引起別人注意，那可是基沃不希望出現的情況。他們在航空公司櫃檯辦了登機手續後，按指示來到護照查驗處。中途他們走錯了路，那時基沃對一名機場搬運工非常不客氣，表現得有點可笑。利瑪斯猜想基沃是因為擔心護照出問題才失態的，其實完全沒那個必要，利瑪斯知道護照一點問題都沒有。
檢視護照的是個年輕的矮個男人，繫著邊防專用領帶，衣襟上彆著特別的徽章。他留著淡黃色的鬍子，極力掩飾著他的北方鄉下口音。
“您在國外逗留的時間長嗎？”他問利瑪斯。
“幾個星期吧。”利瑪斯回答說。
“那您就要注意了，先生。您的護照月底到期，需要換新的了。”
“我知道了。”利瑪斯說。
他們並肩向候機室走去，路上利瑪斯說：“基沃，你真是個多疑的傢伙。”對方輕聲笑了笑。
“我們對你可不敢大意，按規矩是小心為妙。”他回答說。
他們在那裡要等二十分鐘。於是找了張桌子，點了咖啡。“把這些東西給我收掉。”基沃指著桌子上別人留下的杯碟、托盤對侍者說。“馬上就會有人推車子來收拾。”侍者回答說。
“現在就收掉。”基沃又生氣地說了一遍，“不及時把髒東西收掉，太不像話了。”
那個侍者轉身徑自走了，並且沒有去服務檯叫人，也沒有給他去端咖啡。基沃氣得臉色發白。“我的天哪，”利瑪斯低聲說，“算了吧，別生那個閒氣了。”
“渾蛋，十足的渾蛋。”基沃罵道。
“好了，好了，現在不是出氣的時候，不然別人都知道我們了。”
在海牙出關的過程很順利。基沃似乎不再焦慮，變得輕鬆起來。他們從飛機走到海關的路上，他的話很多。年輕的荷蘭海關官員例行公事地看了一眼他們的行李和護照，用怪腔怪調的英語說：“祝你們在荷蘭生活愉快。”
“謝謝。”基沃說，有點喜形於色地加了一句，“太感謝了。”
他們沿走廊來到候機樓另一邊的接人處。基沃領路向候機樓主出口走去，兩邊有很多小商店，有些旅客看著商店的香水、照相機和水果之類的東西。他們推著玻璃轉門出候機樓的時候，利瑪斯回頭看了一眼。在報亭那邊站著一個體形像青蛙的矮小男人，埋頭看《大陸日報》。他戴著眼鏡，面有愁容。利瑪斯覺得他像公務員，或類似的人。
停車場裡有輛車在等他們，是一輛掛荷蘭牌照的大眾車。開車的是個女人，一句話也沒有和他們說。她車開得很慢，路上碰到黃燈馬上停下。利瑪斯猜想是有人讓她這樣開的，後面應該還跟著一輛車。他看了看車旁的後視鏡，想知道是什麼車在跟著，可沒能發現。有段時間後面有輛黑色的標緻車，拐了個彎就不見了。後面的車變成了一輛裝傢俱的貨車。他二戰時在海牙待過，所以對這個城市非常熟悉，於是一路都辨認著車開的方向。他估計目前車正開向西北方的斯海弗寧恩。很快他們的車就開過市郊，來到一群別墅前，周邊是靠海的丘陵地帶。
車就在那裡停下。他們還在車上，那個女人下車走到靠盡頭處的一間奶黃色小屋前，按響了門鈴。房子的前面釘著一塊鑄鐵招牌，上面用哥特字型寫著幾個淺藍色的字：海市蜃樓。房子的窗戶上有張告示，說這裡全部客滿了。
開門的是位面善的胖婦人，她看到司機身後的車，就走下臺階面帶微笑地向他們走去。看到她，利瑪斯想起了自己的一位姑媽，小時候因為不愛惜糧食被她打過的那位姑媽。
“你們能來真是太好了。”她說，“對你們的到來，我們非常高興！”他們跟著她進了房子，基沃走在前面。司機回到了車上。利瑪斯看了一眼來時的路，在三百米開外停著一輛黑色的車，可能是輛菲亞特或標緻，一個穿雨衣的男人正從車裡出來。
到了廳裡後，那位婦人熱情地和利瑪斯握手。“歡迎，歡迎來到‘海市蜃樓’。旅途愉快嗎？”
“愉快。”利瑪斯答道。
“你們是乘飛機還是乘船來的？”
“乘飛機。”基沃說，“航班飛行很順利。”說話的口氣好像航空公司是他家開的。
“我去給你們準備午飯。”她說，“一頓特別的午餐。我要為你們準備特別可口的飯菜。現在你們有什麼需要嗎？”
“哦，天哪。”利瑪斯咕噥的時候，門鈴響了。那個婦人跑進了廚房，基沃去打開了前門。
進來的人穿著帶皮扣的風雨衣，身高和利瑪斯差不多，年紀要大幾歲。利瑪斯估計對方年齡在五十四歲左右。他臉色發灰，皺紋很深，應該當過兵。他伸出手說：
“我叫彼得斯。”他的手指細長乾淨。
“你們旅途順利嗎？”
“是的。”基沃馬上回答說，“一切順利。”
“利瑪斯先生和我有很多事情要談，我想我們就不留你了，山姆。你可以乘門外的大眾車進城去。”
基沃微笑著。利瑪斯知道那是如釋重負的微笑。
“再見，利瑪斯。”基沃說，話中透露出興奮，“祝你好運，老朋友。”
利瑪斯點了點頭，對他伸過來的手視而不見。
“再見。”基沃再次告別，接著悄悄地走出前門。
利瑪斯跟著彼得斯走進後間。房裡掛的窗簾上有花邊和流蘇，窗臺上放著盆栽植物，有大仙人掌、菸草和其他一些奇怪的闊葉植物。傢俱是仿古的，很厚重。房間中央放著一張桌子和兩把雕花椅。桌上鋪著鐵鏽色的絨布，像塊地毯。兩個位子前都放著一沓紙、一支鉛筆。旁邊的櫃子上放著威士忌和蘇打水。彼得斯走過去，調了兩杯酒端來。
“喂，”利瑪斯突然開口說，“從現在開始，我就不客氣了。你懂我意思嗎？我們都知道這是怎麼回事，都是行家。你們得到了一名叛逃者，運氣很好。你們沒必要裝出一副喜歡我的樣子。”他說話的口氣顯得緊張而心虛。
彼得斯點了點頭。“基沃告訴我說，你是個驕傲的男人。”他冷靜地說。接著又認真地加了一句：“不然的話，有誰會打一個賣雜貨的呢？”
利瑪斯猜他是俄國人，但不能確定。他英語說得非常好，並且有著文明社會中常有的修養和習慣。
他們在桌邊坐下。
“基沃對你說，我會付錢給你的，是嗎？”彼得斯問。
“是的，一萬五千鎊，在波恩的銀行裡提取。”
“沒錯。”
“他說你在今後的一年裡，可以繼續問一些問題，”利瑪斯說，“如果我配合的話，你再付我五千塊。”
彼得斯點了點頭。
“我不接受這個條件，”利瑪斯接著說，“你我都明白，那是沒法做到的。我拿到一萬五千塊後，我們就兩清了。你們的人對叛徒不留情，我們這邊的人同樣毫不客氣。你們按我提供的情報去收網抓人的時候，我可不想坐著等死。他們也不是傻瓜，他們知道要找誰算賬。你我都清楚，他們應該已經有所察覺了。”
彼得斯點頭說：“當然了，你也可以去一個……更安全的地方，願意嗎？”
“住到你們那邊去？”
“是的。”
利瑪斯搖了搖頭，接著說：“我想你們的初審需要三天時間，然後再回頭談論細節問題，對嗎？”
“那也不一定。”彼得斯回答說。
利瑪斯感興趣地看著對方。
“我明白了，”他說，“你們派專家來了，要麼是莫斯科派人來了？”
彼得斯不說話，只是看著利瑪斯，讓他表演。最後才拿起面前的鉛筆說：“我們從你戰時經歷開始，可以嗎？”
利瑪斯聳了聳肩。“隨便你。”
“好，那我們就從你戰時的經歷說起。你說吧。”
“我1939年進技工學校學習。快畢業的時候，看到招收懂外語的人擔任海外特別任務的告示。因為我懂荷蘭語和德語，法語也不錯，加上我那時已經厭倦了燒電焊，於是就報了名。我對荷蘭很熟，我父親曾在萊頓從事機械工具業務，我在荷蘭生活過九年。透過常規的面試之後，我被送到牛津附近的一所學校，學習那些常用的鬼把戲。”
“那所學校的負責人是誰？”
“開始的時候我並不知道，後來認識斯帝德—俄斯佩裡，才知道學校由他和一個叫費爾丁的牛津學者共同管理。1941年我被派到荷蘭，在那裡工作了將近兩年。那段時間，我們損失的特工很多，常常來不及補充人員，鬥爭非常殘酷。荷蘭是個很難開展間諜活動的國家，它幾乎沒有什麼偏遠的地方，很難找到隱祕的地方做活動基地或架設電臺。我們那時候一直沒有固定的居所，經常換地方，工作得非常艱難。我1943年離開荷蘭，回英國待了幾個月。然後又被派到挪威。比較起來，挪威的工作環境要好多了。1945年的時候，他們讓我退役，我於是又回到荷蘭幫我父親打點生意。因為生意不好，我和一個老朋友去布里斯托開了一家旅行社。那家旅行社經營了十八個月就被賣掉了。不久，我收到‘組織’的一封信，問我願不願意重新工作。那時候我不想再做特工了，就回復他們說要考慮考慮。我在侖迪島租了一間房子，在島上住了一年，吃了很多好東西。後來我厭倦了島上的生活，就給他們寫信。1949年年底，我又成為正式的組織成員。當然了，他們不連續算我的服務年限，這樣我的養老金就少了，他們是成心整我。我說得是不是太快了？”
“沒有。”彼得斯說著給他加了一些威士忌。“我們以後還
會再談細節問題，如名字和日期等。”
有人敲門，那位婦人送來了午飯。飯菜的量很大，有冷肉、麵包和湯。彼得斯把記錄紙推到一邊，兩人無言地吃了起來。審訊才剛剛開始。
餐具收走後，彼得斯說：“你後來又回圓場工作了，是吧。”
“是的。他們讓我先做了一段時間的案頭工作，處理報告、評估鐵幕國家的軍事力量、收集有關資料等。”
“你在哪個部門？”
“四處。從1950年2月到1951年5月在那裡工作。”
“你的同事有哪些人？”
“彼得·吉勒姆，拜倫·德·格雷，喬治·史邁利。史邁利在1951年年初離開我們去了反間諜部門。1951年5月，我被派到柏林擔任地區副主管，負責所有的特別行動。”
“你手下有哪些人？”彼得斯記錄的速度很快，利瑪斯猜他用了特別的速記方法記錄。
“哈克特、薩羅和德·揚。德·揚在1959年死於交通事故。我們曾懷疑他是被謀殺的，可沒有證據證明這一點。他們都有各自的組織網路，我是總負責。你要這方面的細節嗎？”他淡淡地問了一句。
“當然要，不過不是現在。你接著說。”
“1954年下半年，我們在柏林捕到了一條大‘魚’：佛里茲·費格。他是東德國防部的第二號人物。在那之前的工作很艱難，但在那年11月我們和佛里茲搭上了。他和我們的關係持續了兩年整，直到有一天他永遠地消失了。我聽說他死在了監獄裡。那後面的三年，我們沒有找到什麼可以與他媲美的人。到了1959年，卡爾·雷邁克出現了。卡爾在東德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作。他是我見到的最優秀的間諜。”
“他已經死了。”彼得斯說。
利瑪斯的臉上似是露出了一絲羞愧的神情。
“他被槍殺的時候我在場，”他低聲說，“在那之前，他的女人過來了。他把一切都告訴了那個女人—她知道他那該死組織的全部情況。他不出事才怪。”
“我們以後再談柏林的事。先說這個。卡爾死了以後你飛回了倫敦。你剩下的職業生涯都是在倫敦度過的嗎？”
“是的，儘管已經算不上什麼了。”
“你在倫敦做了什麼工作？”
“在資金調配部，主要是監督特工的酬勞發放，為海外的祕密特工行動提供資金。是些小孩子都能幹的工作，只要按指示簽發匯票就行了。就是保密工作有點麻煩。”
“你們直接和那些特工聯絡嗎？”
“那怎麼可以。國外的‘線人’先提出資金要求，經上頭批准後轉給我們，再由我們進行支付。通常情況下，我們把錢匯到潛伏特工所在國家的一家外國銀行，再由‘線人’提款後交給間諜。”
“間諜用什麼標誌？用假名？”
“用數字。圓場給他們都指定了代號，數字前面加一個字母。卡爾的代號是A-1。”
利瑪斯出汗了。彼得斯冷靜地看著他，像個職業賭徒打量著他的對手一樣：利瑪斯還有多少價值？什麼能夠使他屈服、害怕，什麼能吸引他，什麼是他所痛恨的。最重要的還是他知道些什麼。他會不會把最有價值的情報放到最後說，等著賣個好價錢？不過彼得斯沒有那樣認為，他覺得利瑪斯現在已經穩不住了。他是一個跟自己過不去的人，一個選擇了背叛過去的人。對此，彼得斯並不覺得奇怪，他有這樣的經驗：他見過一夜之間完全改變信仰的人，見過經過內心掙扎背叛自己事業、家庭和祖國的人。那些人就算認為他們找到了新的信仰或希望，還是擺脫不了背叛行為給他們留下的陰影。而且他們中的一些人，即使費盡全力保守住了部分最高機密，他們還是會感受到背叛的恥辱。就像過去那些背叛基督教的人也不敢燒十字架一樣，叛節者常常在主客觀之間搖擺不定。而彼得斯作為經手人，必須在給予安撫的同時，摧毀叛節者的自尊心。他們雙方對這種事都有清醒的認識，利瑪斯也說過要和他公事公辦，因為利瑪斯的自尊心讓他必須這麼做。彼得斯也瞭解，利瑪斯不會全說真話。他會有意地隱瞞一些情況，那也是一種欺騙。這都是他的自尊心或職業習慣在作祟。他必須讓利瑪斯把情報一點一點全提供出來，要讓他知道，隱瞞情報會損害他自己的利益。利瑪斯會有選擇地提供情報，而彼得斯要的是毫無保留的坦白。利瑪斯有能力預見彼得斯需要的情報內容，他有意隱瞞的一些細節，很可能對彼得斯來說就十分重要。在這場挑戰中，彼得斯還要考慮到對手是酒鬼，因而更具有不確定性。
“我想，”他說，“我們應該更詳細地談談你在柏林的工作情況，也就是從1951年5月到1961年3月的情況。再來一杯酒。”
利瑪斯看著他從桌上的煙盒裡取出一根菸點上。他注意到兩個情況：彼得斯是左撇子，他點菸時又一次點的是靠香菸商標的那一端，這樣香菸的商標會先被燒掉，這是利瑪斯很欣賞的習慣。而這些都說明彼得斯和他一樣，也曾做過祕密潛伏工作。
彼得斯的臉長得有些怪，臉色發灰，沒什麼表情。這種臉色應該是他早年革命時期坐牢造成的。那種特徵一旦形成，到死也難以改變。彼得斯頭上灰白的頭髮以後會變得全白，但他的臉色不會變。利瑪斯有點想知道彼得斯的真實姓名和婚姻情況。在彼得斯身上有一種正統的氣質，這是利瑪斯所欣賞的。他的正氣來自他的實力和自信。彼得斯這種人不會無緣無故地撒謊。他如果要撒謊的話，那也是經過算計並且必須要撒的謊，他不會像阿什那樣說一些拙劣的謊話。
從阿什、基沃到彼得斯，他們的素質和職位一個比一個高，給利瑪斯展現了情報系統裡的森嚴等級。利瑪斯估計他們的思想也是一個比一個好。阿什像個僱傭兵，基沃是跑腿的，接下來才是彼得斯。當然他們的目的和手段是相同的。
利瑪斯開始談柏林的事。彼得斯很少打斷他的話，很少發問或作評論。可只要彼得斯一開口，他的問題就很有針對性並且很有提問技巧。利瑪斯覺得對方在這方面的本事和自己不相上下。利瑪斯甚至對彼得斯的審問技巧有些讚賞，有些惺惺相惜的感覺。
要在柏林東區建立一個像樣的間諜網，需要很長時間，利瑪斯這樣解釋說。開始階段，那個城市裡有很多的二流特工。那時候特工人員的信譽度很差，有時候在酒會上就能招進一個人做特工，在飯桌上給對方稍稍介紹一下就行。那種人往往到第二天早上就暴露了。這種情況對職業特工人員來說，簡直是一場噩夢：眾多的手下，卻有很多是對手派遣來的；工作上千頭萬緒，有價值的情報來源太少，施展拳腳的空間太小。1954年，他們失去了和費格的聯絡，完全失去了。1956年的時候，當每個部門吵著要發展高層次間諜的時候，他們的工作卻毫無進展。實際上費格總是提供一些價值不高的情報，很多情報只比新聞報道快一步。而他們需要的是真正的情報，這讓他們又等了三年才等來了機會。
有一天，德·揚去東柏林的一處森林裡野餐。他車上掛的是英國的軍用牌照，當時他把車等在運河邊一條僻靜的小路上，把車上了鎖。野餐後，他的孩子們提著籃子，跑在前面。孩子們跑到車邊停了下來，猶豫了一會兒，扔下籃子轉身往後跑。有人撬開了車門，弄壞了把手，使車門半掩著。德·揚想起照相機還放在車裡，不禁罵了一句。他上前去檢查車子，發現門把手被人用鋼管之類的工具撬壞，所用的工具應該不大，是便於隱藏的那種。車裡的照相機還在，放在車裡的外套和他妻子的幾樣東西都沒有丟。駕駛位上有一個香菸鐵盒，煙盒裡放著一個小金屬圓桶。德·揚一眼看出那是什麼：微型照相機的膠片盒，用的可能是美樂時相機。
德·揚開車回家，把膠捲衝了出來。照片上是東德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最近一次會議的記錄。正巧他們手上有從其他來源獲得的同樣情報，經對照，確認照片內容是真實的。
利瑪斯把這件事接了過來，他那時候十分需要獲得一次成功。因為他到柏林後，工作上一直沒有取得什麼進展，加上他年齡越來越大，快超過擔任全職特工行動的年齡限制了。他在一週後，把德·揚的汽車停到同樣的地方後，到別處去散步了。
德·揚所選的野餐地點比較偏僻，在運河邊的狹長地帶上。那裡有一些彈痕累累的廢棄碉堡和一些乾燥的沙地。東面有片稀疏的松樹林，離運河邊的石子路有二百米左右的距離。那地方的好處就是僻靜—這樣的地方在柏林並不多，而且那裡還很難被監視。利瑪斯走在樹林裡，他沒有試圖去觀察汽車旁的動靜，因為他不知道對方會從哪個方向接近汽車。如果他從樹林裡監視著汽車邊的動靜，也許會讓送情報來的人失去信心。他不需要考慮那麼多。
當他回到車裡時，發現車裡並沒有東西。只好開車回到柏林，罵自己是個傻瓜：中央委員會怎麼會隔兩週就再召開一次啊。三週以後，他又借了德·揚的車，把二十美元票面的一千美元放在一個野餐盒裡。他沒有給車上鎖，離開兩個小時後再回去。發現車裡多了一個香菸鐵盒，裝錢的野餐盒不見了。
這次的膠捲上拍了很多有價值的檔案。隨後的六週內，他又這樣做了兩次，每次情況都一樣。
利瑪斯知道他釣到了大魚。他給這個情報來源起了個代號叫“梅費爾”，而給倫敦的彙報信中，他對此表現得並不樂觀。因為利瑪斯知道，如果稍微對這件事情樂觀一些，那麼倫敦方面就會把它接管過去，這是他非常不願意看到的。他把這個情報來源看做是他證明自己的唯一渠道，而倫敦對那麼有價值的情報來源是要直接插手的。就算他在向上彙報時有所保留，可圓場還是在插手：定規矩、提意見、提醒注意和催促行動等。圓場會提出送新的美元票子給對方，以便進行追查。他們還要他把膠捲盒送到圓場檢查。他們還想進行拙劣的跟蹤。照他們那樣做，對方恐怕很快就會暴露。圓場的人最主要的還是想借此向上邀功。利瑪斯像發瘋似的工作了三週，把東德中央委員會成員的個人檔案全都研究了一遍，還把可能接觸到會議記錄的所有人員列了個名單出來。
從檔案最後一頁上的分發人員名單上，他把情報提供者的範圍縮小到三十一個人，包括職員和文
祕人員。
要從這三十一個人的不完整記錄中，確定誰是情報提供者，還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利瑪斯再次研究對方送來的檔案。他後來說過，他早就應該把精力放在研究文稿上了。膠片上的檔案都有編號，但都沒有蓋保密章。在第二和第四次送來的檔案中，有用鉛筆或彩筆修改過的痕跡。他最後作出了一個重要的認定：膠捲上拍的檔案不是正本，而是檔案草稿。這樣就把情報來源限定到了祕書處，而祕書處的人員並不多。從拍攝檔案草稿的方式來看，拍得很好很仔細，這說明拍照人有充足的拍照時間，還有自己的辦公室。
利瑪斯又去研究人員名單。發現祕書處有個叫卡爾·雷邁克的人，他以前在軍隊醫療隊裡當過下士，曾被當做戰俘在英國坐了三年牢。當蘇聯軍隊佔領波美拉尼亞時，他有個姐姐住在那個地方，他後來就再也沒有聽到他姐姐的訊息。他已婚，有個女兒叫卡拉。
利瑪斯決定冒一次險。他從倫敦查到雷邁克做戰俘時的編號為29012，他被釋放的日期是1945年11月10日。他買來一本東德的兒童科幻讀物，在書的扉頁上用德文模仿孩子的字型寫下：“本書屬於卡拉·雷邁克，1945年11月10日出生於北德紋市，月光仙子29012簽名。”在下面他又加了一句：“希望飛向月亮的人要向卡拉·雷邁克親自提出申請，申請表已附上。人民民主共和月亮國萬歲！”
他在一張練習簿紙上畫了一個表，有姓名、地址和年齡欄，並且在紙的底部寫上：“每個候選人都需要經過面試。可將希望的面試時間和地點註明後送到老地方，申請的評估時間為七天。卡拉·雷邁克。”
他把這張紙夾在書裡。利瑪斯又開車到老地方，開的還是德·揚的那部車。在書裡夾上五張舊的一百美元鈔票，把書放在了車的座位上。當利瑪斯再次回到車裡時，書不見了，車位上放著一個香菸鐵盒。煙盒裡有三卷膠捲。利瑪斯連夜把膠捲衝了出來。一個膠捲拍的是最新一次中央委員會的會議記錄；第二個拍的是東德和經互會關係的檔案草案；第三個膠捲內容是東德情報部門的組織結構情況，有完整的機構設定情況和詳細的人員情況。彼得斯插了一句：“等一等。”他說：“你是說這些情報都是雷邁克提供的？”
“不奇怪啊，你應該瞭解他有那個能力的。”
“不太可能。”彼得斯說，很像是自言自語，“他肯定有同謀。”
“後來確實是有的，我就要說到了。”
“我知道你要告訴我什麼。可你就沒有想過‘上面’還有人幫他弄情報嗎？包括他後來從情報部門人員那裡得來的情報？”
“沒有，沒有。我從來沒有那樣想過。”
“現在回頭看看，你覺得有那個可能嗎？”
“不太可能。”
“當你把那些情報全部送到圓場時，他們就從沒有想到這樣一個問題：雷邁克那樣級別的人能搞到那麼多情報嗎？”
“沒有。”
“圓場沒有問過你：雷邁克的照相機是哪裡來的？誰指導他拍檔案的？”
利瑪斯猶豫了一下。
“沒……有。肯定沒有問過我這些問題。”
“好極了。”彼得斯平靜地說，“對不起，你接著說。我並不想打斷你的敘述。”
利瑪斯接著說：一週後他又開車到運河邊，這次他覺得有些緊張。當他把車開到土路上時，看到前面的草地上倒放著三輛腳踏車。二百米開外的運河邊，有三個釣魚的男人。他像往常一樣從車裡出來，開始朝另一邊的樹林走去。他剛走了二十米左右，聽到一聲喊聲。他轉過身來，看到一個男人在叫他。另外兩個男人也轉頭看著他。利瑪斯穿著一件舊風衣，手插在風衣口袋裡，還來不及拿出來。他知道旁邊的兩個男人在保護中間的那個男人，如果他現在把手從口袋裡拿出，對方很可能會開槍，對方會認為利瑪斯的口袋裡有一支轉輪手槍。利瑪斯在離中間那個男人十米處停下。
“有什麼事嗎？”利瑪斯問。
“你是利瑪斯嗎？”他是一個矮胖的男人，非常沉穩，說的是英語。
“是的。”
“你的英國身份證號碼是什麼？”
“PRT-L58003-1。”
“日本投降那天，你是怎麼度過的？”
“我在荷蘭萊頓我父親的工廠裡，和一些荷蘭朋友度過的。”
“我們去散散步吧，利瑪斯先生。你不用穿風衣了，你把它脫下，放在你現在站的地方，我的朋友會幫你照看。”
利瑪斯猶豫了一下，聳了聳肩，脫下了風衣。接著他們一起快速地向樹林走去。
“你我都知道那人是誰，”利瑪斯疲憊地說，“他是東德內務部第三號人物，東德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祕書，人民保衛事務協調委員會負責人。我想他看過你們情報部門的反間諜資料，所以才知道了我和德·揚。他身兼三項職務，所以能接觸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和經濟機密，也能調看東德情報部門的檔案材料。
“他只能看到部分資料，情報部門以外的人是沒辦法看到所有資料的。”彼得斯堅持說。
利瑪斯聳了聳肩。
“確實如此。”他說。
“他是怎麼處理那些錢的？”
“從那個下午開始，我沒有再給過他錢，這事被圓場立即接管了。後來錢都是匯到西德銀行去的。他甚至把我以前給他的錢還給了我，讓圓場把那些錢透過銀行匯給了他。”
“你把所有情況都彙報給了倫敦圓場嗎？”
“從那以後，全都彙報上去了。我不得不那樣做。圓場再朝上彙報。那以後，”利瑪斯怨恨地說，“完蛋就是遲早的事情了。圓場有上頭撐腰後，就變得非常貪婪。不斷地催我們向他要更多的情報，給他更多的錢。最後，我們只有建議卡爾去發展別的情報員，我們幫他形成一個情報員網。那樣做其實很愚蠢，給了卡爾很大的壓力，讓他承擔更多的風險，也影響了他對我們的信任。那是事情敗露的開始。”
“你從他那裡搞到多少情報？”
利瑪斯猶豫了一下。
“多少？天哪，我不知道。這件事情的持續時間已經比預期的要長很多。我認為他在被抓之前很長時間就已經暴露。最後幾個月裡，他的情報質量下降不少，估計那時候他已經被懷疑，不讓他接觸到重要資料了。”
“他一共給你多少情報？”
利瑪斯一件一件地回憶卡爾·雷邁克給他的情報。像利瑪斯這樣喝那麼多酒的人，還能有很好的記憶力，連彼得斯也覺得很是佩服。利瑪斯不但能記得日期和姓名，還能記得倫敦方面的反應，以及情報的查證情況。他記得對方索要的金額和他們支付的金額，記得別的成員加入情報員網的日期。
“對不起，”彼得斯又說，“可我不相信一個人，無論他多麼小心、多麼勤奮，能夠弄到那麼多情報。就算他弄到了，也沒能力全都拍到照片上。”
“他確實有那個能力。”利瑪斯堅持說，突然發火道，“他就有那個本事，事實就是那樣。”
“圓場從來沒有讓你去向他打聽，問他是怎麼獲到那些情報的？”
“沒有。”利瑪斯馬上回答，“雷邁克對那種事很**，倫敦方面也沒有多問的意思。”
“好吧，好吧。”彼得斯若有所思地說。
過了一會兒，彼得斯問：“你聽說了那個女人的事嗎？”
“哪個女人？”利瑪斯警覺地問道。
“卡爾·雷邁克的女人，就是那個在雷邁克被槍殺的晚上跑到西柏林的女人。”
“怎麼啦？”
“她一週前死了，被人殺死的。離開她公寓時被人開槍打死。”
“那公寓以前是我住的。”利瑪斯呆板地說。
“也許她比你更瞭解雷邁克情報網。”彼得斯試探說。
“你到底是什麼意思？”利瑪斯反問。
彼得斯聳了聳肩。
“真是奇怪。”他說，“是誰殺了她呢？”
說完卡爾·雷邁克的案子後，利瑪斯開始說別的不太重要的情報人員。接著是他在柏林辦事處的工作程式、聯絡情況、人員情況和其他一些細節，包括住處、交通方式以及錄音和拍照裝置等。他們的長談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晚上，直到利瑪斯倒在**睡著。整整兩天裡，利瑪斯把他所知道的柏林情報工作全都說了出去。在此期間，他喝了兩瓶威士忌。
有一件事情讓他不解：彼得斯為什麼一直堅持說雷邁克有同謀，認為有一個高級別的人在幫他搞情報。頭兒曾經問過利瑪斯同樣的問題，現在回想起來，頭兒確實問過雷邁克的情報來源問題。怎麼對立的雙方都懷疑雷邁克有別的情報來源呢？雷邁克的幫手是肯定有的，就像那天在運河邊見面時旁邊的兩個男人。可那些幫手都不是什麼重要人物，卡爾也都說過他們的情況。可彼得斯，也只有彼得斯，能清楚地瞭解卡爾能搞到什麼樣的情報，所以彼得斯才拒絕相信卡爾是單幹的。在這點上，彼得斯和頭兒的看法倒是一致的。
也許真是那樣，也許還真有別的情報來源，也許這是頭兒嚴防蒙特知道的機密。那樣的話，卡爾·雷邁克就是和某個特別人物合作，共同提供他們兩人弄來的情報。也許那是頭兒和卡爾那天晚上在柏林的利瑪斯住處單獨會面時商談的內容。
不論怎樣，明天就會揭曉。明天他要顯顯手段了。
他不知道誰殺了艾爾維拉，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殺她。當然可以作這樣的猜測：艾爾維拉知道雷邁克的祕密同謀是誰，所以被那個同謀殺了……不對，那樣太牽強了。這樣的猜測沒有考慮到從東柏林到西柏林的難度，畢竟艾爾維拉是在西柏林被殺的。
他覺得奇怪的是，為什麼頭兒從來沒有告訴他有關艾爾維拉被殺的情況。如果頭兒及時通知他，那麼彼得斯問起這件事，他也好有個思想準備。現在想得太多也沒有用，頭兒做事一定有他的理由。他們都是很難琢磨的人，往往花很長時間都猜不透他們的真實用意。
他入睡前還低聲說了一句：“卡爾真是個傻瓜。都是那個女人害的，肯定是她。”現在艾爾維拉死了，一切都結束了。他想起了麗茲。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