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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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2）
“在，等上班我就還給他們，最遲今天就得報到局裡去了。”
“你拿來。”
“怎麼，你不是說不看了嗎？”
馬三耀沒有回答他，轉臉對周志明說：“謝你還是要謝的。怎麼樣，這個案子得重新查起了，你現在在五處忙不忙？來跟我們一塊兒幹吧，我去找你們老段借你來行不行，說不定還真能搞出個竊密來。”
王玉山把取出的調級鑑定材料遞給了馬三耀，馬三耀沒看，味——一聲，把材料撕個兩半，摔進廢紙簍裡去了。
“這是幹什麼？”周志明被弄得一愣，“用不著嘛。”
“人資有自知之明。”馬三耀揮了一下手，“這一級不要了！”
他扔下週志明，顧自走出了屋子。
周志明是懷著一種得失相間的矛盾心情離開刑警隊的。作為一個偵察員，他覺得自己沒有白乾，不是個廢物，成功的喜悅一跳一跳地直衝心口。可是對馬三耀呢，他那個二十幾年無錯案的顯耀紀錄，卻被這半路上的一悶棍打斷了，將要到手的升級也打飛了！馬三耀的脾氣他知道，這一級是絕不會再要了。作為朋友，他又有點兒難受，甚至覺得欠了馬三耀什麼情分似的，其實欠了什麼呢？
對了，該去西夾道把這個訊息告訴王大爺、淑萍他們，他心裡閃過這個念頭，旋即又打消了。算了，這種人情好事，該讓給馬三耀去做的。看看錶，還早，路邊的副食店剛開門，他進去轉了轉，看見有活鴨子，買了一隻，高高興興地回太平街來了。
然而，高興之後，心裡又茫然。上午陪著來阿姨看病就忘東忘西、神不守舍，在透視室甚至還拿錯了另一位病人的透視單子，結果弄得來阿姨一看到單子上寫著“肺癌待查”四個字的時候，差點兒沒背過氣去。他心裡的結子又沉重起來，“真正的罪犯是誰呢？”
他沒有想到，兩天之後，案情突然發生了意料不到的進展——一個檢舉人出現了！
、）水色的上海牌轎車從灰色大門裡疾駛而出，車輪微微跳動著，在幹卷的枯葉上軋過，發出一串劈劈剝剝的響聲。
透過弧形的風擋玻璃，周志明的視線漠然地投向路邊一閃即逝的建築物，腦子裡慢慢清理著自己的思緒。
11·17案結論的推翻，杜衛東的冤情的洗白，使他在兩三天之內聲蜚全處。關於他和刑偵專家馬三耀爭論的始末，也演繹成各種版本的故事，在各科室不勝而走，成為人們扯閒的話題。正式的和玩笑的讚揚紛紛灌進他的耳朵，有得體的，聽了還坦然；有言過其實或者沒正形的，卻叫他如坐鍼氈似的不安定，直到陸振羽拍著他的肩膀，說了那一段很有意思的話以後，他才明白自己是被人徹底地誤會了。
“人哪，要打算一輩子不默默無聞，打算有點兒什麼成就的話，光靠勤勤懇懇不行，總得爆出些引人注目的聲響，給別人留點兒不尋常的印象來。”陸振羽做出一副深得此道的神態說：“不管到什麼時候，人們一提起你，首先能想起來的，還是那些不同凡響的印象。就像咱們紀處長、段科長，他們在偵察系統的名氣，還不就是叫五十年代那幾起大案帶出來的？這就叫老本兒，老本兒！知道嗎？反正你小子這下算抄上了。”
他搖搖頭，未加解釋地苦笑了一下。許多人把出人頭地視為樂事，他卻不，從心眼兒裡不想嚼這個蠟。也許只有那些蹲過監獄，或者在其它什麼陰山背後趴過的人，才能體會到一個倒黴蛋在轉運之後的那種不求聞達，但求默默的心理狀態和戰戰兢兢地做人的處世哲學，而這種心理狀態和處世哲學在他身上，幾乎成為一個固定的性格側面了。坐監獄那會兒，在田保善這幫傢伙的壓迫下，他並沒有一時苟全，而是拼命地爭鬥過。現在出了獄，他倒常常反而希望能與世無爭地過日子了，什麼事兒都別鋒芒太露，寧可示人以無為，即便是在盛極的時候，也不要失去那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謹慎，不能有一絲忘形，如今的世界大概真像萌萌所說的那樣，得意洋洋的人總是讓人討厭的。
可是，看到那些不管就容易毀誤的事情，他總憋不住還要去管，這也許是一種雙重人格吧。
這回，就算是“抄上了”吧，給馬三耀挑的這個“刺兒”是挑對了。可現在冷靜地自省一下，他仍然覺得自己那個死認真的脾氣是個壞毛病，這毛病是他性格上的另一個側面，肯定會有人看不慣，以為他是想爆出點兒不尋常的聲響來呢。可這毛病也是難改呀。
汽車在紅燈路口停下來，隨著一陣嗆人的煙氣，坐在後排座上的大陳把腦袋探了過來。
“科長，是怎麼樣個檢舉人，紀處長在電話裡沒提嗎？”
段興玉手裡把握著舵輪，眼睛注視著前方，一動不動地答道：“沒提，他在局裡開別的會，大概剛才刑警隊打電話向局裡彙報這件事，馬局長就說叫我們五處出面同檢舉人談一談，紀處長在電話裡只交待了這麼多。”
陳全有把身子往後一仰，一口接一口地吸著菸捲兒，自言自語地念叨著：“一個盜竊案件，為什麼讓我們插手？難道真有可能是政治性的……？”
“怎麼沒可能產’坐在他身邊的嚴君說道，“江總工程師的筆記本里掉出來的那個小條子就很可疑嘛。咳咳！”她連連咳嗽了幾氣，把車窗玻璃搖下來，“你少抽幾口行不行？”
“也說不定那字條是老頭兒自己無意中弄掉的呢。”大陳把煙扔進菸灰鬥裡。
“和檢舉人談完了再看吧，”段興玉輕輕鬆開離合器，汽車穿過路口，“誰知道檢舉的是什麼問題呢。”他又說。
汽車開進刑警隊的院子。
他們先到辦公室裡，段興玉看了檢舉人和馬三耀談話的記錄，然後他們四個由馬三耀陪著來到了刑警隊的群眾來訪接待室。沒進門的時候，馬三耀在周志明的脖子上輕輕拍了一巴掌，小聲說：“這人你認識。”
認識？誰呢？他肚子裡打了個問號。果然，一走進那間陳設簡單的接待室，他還沒看清檢舉人的臉就認出了那身很刺目的黑色小西服。
施季虹也看見了他，搶先和他打招呼：“噢，你也在這兒呀，原來你是幹這行的。”
他笑著點點頭，沒說什麼。
經過馬三耀極簡短的互相介紹，他們和施季虹面對面坐下來。
施季虹坐在一把款式陳舊的高背木椅上，顯然對這類場面很不習慣，有點兒侷促地對馬三耀問道：“怎麼著，是不是要把剛才同你談過的跟這幾位再談一遍？”
段興玉翻弄了一下剛才的談話記錄，很客氣地對施季虹問道：“被檢舉人是你的未婚夫，對吧？”
“是我的男朋友。我們認識很久了，啊，他知道。”施季虹用手指了一下週志明，隨即更正說：“我不是檢舉他，我只是向你們反映一下那天晚上我所見到的情況，究竟是不是他，那要靠你們調查甄別了。”
“你為什麼沒有在案發後立即報告，而要等到今天呢？”段興玉的問話是很尖銳的，語氣卻依舊禮貌溫和。
施季虹已經開始從侷促中鬆弛下來，恢復了爭時那種雍容自持的態度，像外國人那樣聳了聳肩膀，兩手一攤，說道：“我知道你們會這麼問。怎麼說呢？……其實那天夜裡我完全是偶然的失眠，也完全是偶然地走到窗前，又無意地站在那兒往窗外看。當時，我還以為見了鬼呢，或者是看花了眼。要知道，這些年我和他常常在一起，會不會是由於一種生物電流的作用使我把一個在夜深人靜翻過江伯伯家窗子的賊看成是盧援朝了呢，我想大概這種可能性也是有的。當時可真把我嚇壞了，鑽進被子一宿都沒睡好。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跑到窗邊去看看，江伯伯家的窗子都好好的，所以我想那天晚上看到的盧援朝，也許就是我自己的幻覺，一種神經質的臆想吧，或者是我夢遊了？哼，反正我沒再把它當回事。那幾天我也特別忙，我們歌劇院在排歌劇《貨郎與小姐》，我是演B組的阿霞的，我這是頭一次參加專業演出，歌劇又是藝術上的重工業，難度特別大，像我們這些年輕演員就得刻苦點兒，嘔——噢，我把話扯遠了吧？我想那幾天我們是搞什麼來著，對了，那幾天正趕上合樂、舞臺合成，所以我每天都是很早就到劇場去，很晚才回家，回家就在自己屋裡睡覺，結果一直沒有聽說江伯伯家被人偷了，我是直到你們公安局的人來找我瞭解情況的時候才知道這件事的，而且我還知道因為那天下午我去過江伯伯家，所以也成了涉嫌人的。那兩位民警同志找我談話的時候，我一下子又想起了那天晚上看見的那個像盧援朝的人，可是，我沒跟那兩位同志說出來。因為我就是在月光下面看了那麼一眼，誰知道難不準呢？我沒把握就亂說，那不成了誣陷嗎？當然，我沒說出來還有另外一條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我根本不相信他會是個賊。後來，大概沒幾天，又聽說這個案子破了，小偷就是那天在江伯伯家修管子的那個工人，所以我也就沒再把這檔事放在心上。昨天下午，突然又聽說那個人抓錯了，真正的小偷還沒抓到……”
施季虹沉默下來，段興玉沒有催問，靜靜地等著。片刻，她又接著說下去，聲音略略低沉了一些：“我……猶豫了很久，我和盧援朝認識這麼多年了，這麼多年的相處，雖然夠不上一部羅曼史，但可以說是非常輕鬆愉快的。當然，挑剔地看，他並不是我的理想中人。他的興趣很狹隘，性格也賺呆板了些，可他有他的長處。他不是個沒主意的人，脾氣也不錯，而且我們都是過了‘而立之年’的人了，彼此還挑什麼勁兒呢。
我們本來是計劃春節結婚，傢俱都打得差不多了，懊，對不起我又扯遠了。唉——！”
她長長地出了一口氣，“說實話，我來你們這兒，是經過痛苦的猶豫的，從感情上講，我真不願意失去他。”
施季虹在說話的時候，眼睛幾乎一直沒有離開過自己的腳尖。這時，她又把話頭停住，像是說得疲倦了似的，做了個重重的深呼吸。馬三耀藉著這個暫短的停頓，直截了當地插問了一句：“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又促使你站出來檢舉他呢？”
“我害怕，我放不下心去，我不能同一個盜竊犯同床共枕地過日子，假如那天我看見的人果真是他的話。”施季虹微微仰起頭，聲音抬高了一些，但有點兒發抖，“我不能糊里糊塗地跟他結婚，讓懷疑和恐懼折磨一輩子，所以我下決心來找你們，我相信公安局一定能把這事搞清楚的。如果真是我看花了眼，那我也就可以放心的和他組織家庭了。我想他是會諒解我的。如果他真的犯了罪，那我對這樣一個人還有什麼可留戀的呢？”
她停住了嘴，足足有一分鐘的光景，沉默佔據了這間屋子。
段興玉輕輕地按壓著手指的關節，打破沉默問道：“你到我們這兒來，和你父母談過嗎？”
“我父親去北京開會，前天上午就走了，那時候我還沒想到會到這兒來呢。至於我母親，我怕她精神上一時受不了，所以也沒告訴他。不過，如果盧援朝真是那個小偷的話，她遲早會知道的。”
段興玉又拿起那份談話記錄翻看著，大家都靜靜地聽著他手上的紙嘩嘩響。作為刑警出身而又半路改行搞反間諜的周志明最清楚，五處的案子和刑警隊的不同，案情常常複雜而微妙，前途也多變難測，非一般刑事案件可比，所以，搞反間諜工作的人多長於謹慎。比如像現在這樣的談話，要在刑警隊，常常是七嘴八舌地問話，而五處的習慣，除了在場身份最高的人主談外，其餘的人是不亂插嘴的。哪些先談，哪些後談；哪些深談，哪些淺談或不談；以及用什麼方式和口氣談，這些個談話的路數和技巧，主談人自有腹稿。別人插嘴插多了，不但容易攪亂他的邏輯思路，而且插話的過與不及，都非所直。所以這時候，他們幾個都緘封了口沒有說話。
段興玉的眼睛從材料上抬起來，問道：“你所看到的那個人穿的是一件尼龍綢登山服，對嗎？他穿了什麼褲子呢？”
“這我記不得了，就是一般的褲子吧。”
“能想想嗎？”
“好像……咳，的確記不清了，好像是……”
“記不準就算了，以後再說吧。”
段興玉沒有再問這條褲子，因為硬要別人回憶印象模糊的事情是取證的大忌，有的證人為了不使詢問者失望，常常硬想硬說，結果免不了摻進個人的猜測和編造。
段興玉改口問道：“盧援朝有沒有尼龍綢登山服呢？”
施季虹不假思索地答道：“有的，可他不常往外穿，而且顏色也不同。他的那件是橙黃色的，而跳窗子那個人穿的是銀灰色的。”
段興玉合上材料，沉吟一下，又問：“根據你這些年對盧援朝的瞭解，他是個十分看重金錢的人嗎？”
“不，他不是那種滿身銅臭的人。我們一向都是把錢看作身外之物的，從來沒在經濟上鬧過矛盾。當然，我也不是缺錢花的人。”
段興玉順著她的邏輯推下去，“他既然對錢是這麼一種超然的態度，那為什麼還要為了幾十塊錢冒險呢，從道理上看是不是有點兒矛盾？”
施季虹點點頭，“是的，我也覺得不好解釋，按說他不是這種人，但願是我看錯了人吧。”
段興玉沒有再提什麼問題了，他看了馬三耀一眼，表示可以結束了。
馬三耀又對施季虹囑咐了幾句關於注意保密之類的話，然後站起身來。
“好，謝謝你提供的情況，我們今後可能還會去打擾你的。”他說了這句例行的告別辭令。
施季虹由刑警隊的一位女民警送出接待室以後，馬三耀笑著對段興玉問道：“怎麼樣老段，感覺如何？’“咳，還不就是你剛才問的那些情況，看起來還可信就是了。”
馬三耀兩手抱著肩，說：“這案子倒不大，可是越搞越古怪，我們兩家一塊搞怎麼樣？你這位‘大手筆’要是能參加，我們就全仰仗了，你要是不能參加，就叫周志明來跟我們一塊兒湊湊主意也成。這樣一來，今後要是判明真是敵特案件的話，你們接過去也就方便了。”
“好哇，”段興玉站起來，說：“你這個刑偵專家自願幫我們處的年輕幹部搞實戰練兵，我們何樂而不為呢。不過，前些天周志明去你們那兒，只是瞭解情況而已，要是以五處人員的名義正式參加到你們專案組裡去，恐怕還得局裡批一下，否則就名不正言不順了。下午馬局長不是要親自聽彙報嗎？這案子究竟怎麼搞，看他的決策吧。”
二樓會議室裡，11·17案的彙報會正開到一半地。
這是一間寬敞明亮的屋子。一扇扇寬大的落地窗朝南而闢，豁然開朗，因為採光面大，所以冬暖夏涼。這種大窗戶在近些年新建起的建築中已不多見了。屋子的北牆上，並排掛著大幅的世界地圖和中國地圖；東西兩面牆，對稱掛著我國邊界圖和南州市街道祥圖，這種“裝點”雖說獨出新載，倒也實用大方。屋子中央，頎長而寬大的條桌上鋪著軍綠毛毯，毛毯上成一字擺著幾個雪白的瓷菸缸，桌邊繞了一圈鐵製的摺疊椅，給整個會議室落了個樸潔嚴肅的格調。
紀真坐在桌子的一端，凝目望著保暖林口上冒出的縷縷熱氣在眼前散開。他右手夾著根香菸，沒點，左手的手指用重複的動作擺弄著一隻外表精巧的石英打火機，在周志明向他彙報案情的過程中，這個下意識的動作幾乎就沒有停止過。
這類會議，照例該由組長陳全有進行彙報的。但因為周志明對全案的情況更熟些，所以今天便改由他來講。他講得快而簡單，可講可不講的細節一律省去不講，可讀卷可口述的一律口述，他看了表，整個彙報統共用了二十四分鐘的時間。
偵察員彙報案情也好，寫報告也好，除了力求準確、全面地反映情況外，還得學會一手不可或缺的本事，那就是得掌握住每個領導各自的習慣和性格。有的領導聽彙報、看材料，喜歡詳盡、具體，一條小線索；一項無關緊要的證據；每天外線的偵察情況，甚至連偵察員誤餐補貼的數目、支用特費的單子都要毫不遺漏地—一過目，而紀真卻恰恰相反，他講究簡明扼要，反對面面俱到，年輕的偵察員給他彙報案子，多少都有點兒提心吊膽，稍有哩喀，他就會表現出不耐煩，任何重複都會被他當場打斷。所以周志明的彙報就專注在一個“簡”字上，刑警隊對此案從立案到偵察的全過程，他只是一帶而過，至於他自己發現問題、調查取證這一段則乾脆一字未提，全部略去了。
講完，他合上卷宗，目光仍然留在卷宗皮上，並沒有到紀真的臉上去看他的反應，他實在有點兒怵這位處長。
紀真的臉上沒有一點兒表情，慢慢地點上煙，深深地吸了一口，半天，才緩緩地吐出來，面向陳全有問道：“你們彙報完了？最後連個意見也沒有麼？下面的工作打算怎麼進行啊？”
陳全有一時語塞，不知所措地把目光朝段興玉投去。
段興玉知道，“四人幫”橫行時，紀真就養成了這麼個毛病，各科向他的請示彙報，事無鉅細都得行文，然後領導輪流傳閱劃圈，自己是不敢說了算的。那個時候嘛，紀真處境不好，凡事不願負責也是難怪的。可這會兒，粉碎“四人幫”這麼久了，他的文讀作風反倒變本加厲，各科給他彙報工作，不管輕重緩急，一律公文往來，並且還非要明確寫上科裡的意見，然後他再在這個意見上劃批。弄得偵察員搞案子，得有一半兒的腦筋花在筆墨功夫上。寫報告，重要事項當然非寫不可，可一般小事也要動筆做“文章”，不光段興玉不滿意，各科室都有點兒怨聲載道。
段興玉把身體轉向紀真，略一思索，說：“下一步工作的意見嘛，他們組裡倒是有個初步想法。不過，這個案子是馬局長親自批轉給我們的，對下一步工作的部署免不了還得往局裡報，為了節省時間，我們想先向處長彙報一下再成文，定下來的方案就可以作為處裡的意見直接報局，也省得一份報告再處里科裡組裡的改來改去了。”
紀真沒有吭聲，一來段興玉是政保系統的“老河底”，又是年輕時的患難之交，面子一向大；二來案子牽涉到了市委書記的女兒，馬局長又懷疑有特務背景，也的確不可等閒視之，所以他沒有表示什麼反對的意見，默然地聽段興玉接著說下去。
“這案子刑警隊已經搞了一段，現場勘查和一些調查材料都是現成的。從昨天下午馬局長批示刑警隊把案子轉交我們偵查到現在，已經有十幾個小時了。從小周剛才彙報的情況中可以看出，發案前後，現場只留下四個人的腳印，這四個人中，江一明可以排除作案嫌疑；941廠工人杜衛東經刑警隊鑑定腳印，也已經排除。剩下的兩個人，刑警隊原來是排除的，理由是不具備盜竊財物的主觀條件，那麼如果馬局長對這個案件性質的估計不幸言中的話，這個主觀條件就得重新考慮了。雖然施季虹站出來檢舉了盧援朝，但從客觀條件上來看，他們兩個人誰也不能排除。當然啦，盧援朝的嫌疑更大些。”
“你們初步的意見該怎麼辦？”紀真問道。
段興玉沒有直接回答，迂迴地說：“馬局長的懷疑並不是捕風捉影，這些年敵特機關對941廠覬覦已久，所以這件盜竊案是不是敵人的情報行動也未可知。不過案子既然由刑偵部門轉交給我們，那下一步偵察所追求的目的，就不能僅僅像刑事案件那樣，是為了查出作案人，追究他的刑事責任了，而還要考慮到其它方面，比如，罪犯用什麼方式向敵人傳遞情報；用什麼方式接受敵人指令，是靠‘盲發’電臺，還是靠無人交接點？或者是有祕密交通員？諸如此類的情況都得搞清。”
段興玉停頓了一下，似乎是要給大家一個思考的時間，然後他接著說：“所以我看，最佳方案是對嫌疑人進行祕密監視和調查，把情況掌握起來再看，現在不宜採取什麼公開的舉措。”
“不妥。”紀真毫不猶豫地打斷了段興玉的話，“這事牽涉到萬雲同志的子女，應該迅速查破，搞久了市裡不會同意。再說，施季虹整天和萬雲同志住在一起，你怎麼監視啊？監視了她，就等於監視了市委負責幹部，弄不好要扣你一頂對黨內搞偵查的帽子哩！我們不幹這種事。還有，施季虹不是計劃春節結婚嗎？已不到三個月的時間，你對盧援朝查不清她就不會結婚，如果盧援朝真有問題，顯然會有警覺的。”
段興玉其實何嘗不知道他提出的這個方案會在實際工作中碰到麻煩呢，他之所以提出來，無非是想撞撞運氣，如果紀真肯出面撐腰，那倒不妨試一試。不出所料，紀真果然心懷顧忌，斷然否決，他當然也就不再堅持。喝了口水，說：“還有一個搞法，既然盧援朝有重大作案嫌疑，按條件可以先行拘留，透過審查搞清問題。不過這一抓人，案子也就沒有什麼搞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