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左手愛人 翡翠天眼 戲龍 青青河邊草 復秦 獨渡天穹 頂級殺手異界行 悠然仙途 妃我不嫁 絕魅魔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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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小黃的爸爸是總工程師，媽媽是總會計師，運動初期也受了點衝擊。可他外公是上海一家大廠的老闆，他的舅舅有的在香港，有的在臺灣。那時造反派和紅衛兵到處亂抄家，外公家被抄是免不了的。有一天，我在他家裡看到了好幾個大樟木箱，也不知道里面是什麼寶貝。
幾天後，它們就被送到了他爸爸青浦的朋友那裡。造反派上門盤查時撲了個空，他們惱羞成怒，就把小黃媽收藏的世界名著統統撕毀，把他爸爸幾張心愛的唱片全部砸爛。幸虧小黃機靈，順手將一張夾在了廢報紙裡，那張有“星星嗦” 的唱片才倖免於難，被儲存了下來。
那時候，讀書沒什麼用，上面說“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有時他們也提“又紅又專”，但他們要的是“紅”，你一專，就會被說成是走“白專”道路。後來又出了個考試交“白卷”的。在這種形勢下，他也就隨起了大流。
他書讀得不好，但對機械是越來越著迷，這是他的一大愛好。他不但會開“兩用車”(比摩托車簡單一點，那時候，兩用車的擁有率遠遠要低於現在寶馬和賓士)，而且還能修。放暑假去他爸廠裡玩，最感興趣的就是機器，擺弄起來十分順手和專業。廠裡的老師傅都喜歡他，說他將來肯定是個八級技工。就是這一愛好，改變了他在農場和今後的命運。
不久，他阿哥分進了上海工廠，再過幾年，就該輪到他姐姐去農村了。按這樣推算，他就可以留在上海。可事不湊巧，他姐姐臨分配時突然生了一場大病，需要休養一年，農村沒去成。小黃爸找朋友，通路子，開證明，費盡周折，終於將她分在了街道工廠。這樣一來，他就是硬檔農村了，真是命運捉弄人。
輪到我們分配時，政策有了改變，已不強求中學畢業生去農村插隊，但市屬農場還是要去的。小黃爸只好再託人，想辦法，給他聯絡到了奉賢的一個農場。他分在了大田班，就是種地的。
去農場前，德明要請一頓，為他餞行。錢怎麼能叫德明一人出呢，我們都工作了(我分在一所技校讀書，有生活津貼，每月十三塊錢)，於是我們三人湊了三十塊。太平橋的大新春飯店我們是不去的，嫌它檔次不夠，當然，高階飯店也沒必要。經打聽，我們找到了淮海路上的成都飯店，這是一家中檔飯店。聽人介紹，它的菜味道好，實惠而又不失檔次。
我們慕名前往，它果然名不虛傳。它的菜是又便宜又好，而且店堂也氣派。像飯店的特色菜魚香肉絲，中盆只要一塊，而且是肉多和頭少，我們叫了兩盆。我們叫的家常菜有：糖醋小排一塊兩角，辣子雞一塊四角，清炒魚塊一元五角，炒蝦仁一塊八角。除此之外，我們還點了些川菜，十五塊錢沒用完，就上了滿滿的一桌。德明又要了一瓶高階紹興花雕，一瓶白酒(我一直沒明白，那時我們為什麼不點啤酒)。這些菜我們怎麼吃得完，當時又不興打包。服務員告訴我們，飯店十點鐘打烊，我們可以吃四個鐘頭。
從記事開始，一直到中學畢業，我們四個人在一起有十七個年頭了，照上海人的**，我們幾個就是“赤屁股朋友”(發小)。雖然有時也免不了要磕磕碰碰(主要在六六年後)，但我們一直是最好的朋友。大家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情同手足，視為知己。現在小黃要去農村，我們都有點依依不捨。
一喝酒，大家的話就多了起來。我們三個替他出主意，想辦法儘快地調回上海(當時農場青年職工表現好，就能被抽調回上海工作)。我實在為他惋惜，他的手藝種地怎麼用派得上用場。大銘說：“大田班好，只要苦幹兩、三年，就能上調，跳出苦海”。而德明卻不這樣認為：“叫你爸想想辦法，通通路子，弄張證明，早點退回上海算了。”
接著我們又談起了她們四個。說著說著，德明的眼淚下來了，我也不知道這眼淚是真還是假。藉著酒勁，他吐露了我們共同的苦惱，也就是酒後吐真言：“照我講，我們四個人福氣一點也不好。” 我忙叫他不要講觸黴頭的話。
“阿魏，要相信命。海倫我們就不說她了。你看，我好不容易賴在了上海，麗華卻偏要去崇明。大銘和林媛都是硬檔上海工礦，可林媛愛出風頭，撈黨票，去了黑龍江，走她的陽關道去了。小黃本應在上海，被他阿姐這麼一搞，還不是去了農場。”
聽了他的這番話，大家是長嘆短籲，心裡實在不知是什麼滋味。還是大銘想得開：“來來，大家來乾杯，祝小黃早日調回上海。再說我們走的也不是獨木橋。”
席間，德明又要了一瓶紹興花雕，是一杯又一杯，他把黃酒當碧綠春喝了。就這樣，我們是吃吃講講，講講再吃吃，吃了三個多鐘頭，才把這一桌酒菜吃完。這時，飯店裡只省下我們一桌了。最後，酒足飯飽的我們都因為酒而改變了臉的顏色。小黃的臉成了紫醬紅，德明的臉像雪一樣白。我的臉是什麼顏色我不得而知，但肯定好看不到什麼地方去。而大銘的臉色最好看，紅光滿面。
回家路上德明已是滿口胡言亂語、奇談怪論，分不清東西南北，幸虧有我和大銘架著。他雖已酩酊大醉，但表現出來的卻是滿腔熱血，心潮澎湃，萬丈豪情。小黃舌頭髮硬，兩腿發飄，東歪西倒，步子踉蹌，好在還能自己走路。我雖然很清醒，卻第一次體會到了頭暈眼花、頭重腳輕，就是有點騰雲駕霧的感覺，而且肚子裡翻江倒海，海倫講我是個酒鬼有點過了。本來我自恃有外公的遺傳，就是所謂的內因，但本人缺乏實踐，也就是外因不足。酒鬼對我來說只是徒有虛名，其實我是不勝酒力，毫無海量可言。而大銘卻像一個久經沙場的戰士，這點小酒無奈於他，他早就跟吳媽學出師了。
在農場，小黃什麼活都賣力幹，班長對他十分滿意。
他在等待，堅信自己總有出人頭地的那一天。沒多久，機會來了。那是在農忙“三搶”的時候，農場的幾輛大型拖拉機不知是連日的超負荷運轉，還是操作不當，都先後罷起了工。那正應了這句話，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農場機修隊的那些人，只會做做保養，充其量也只能小修小補而已，碰到大問題，都是請上海拖拉機廠的老師傅來解決的。現在是農忙，維修量特別大。上海廠裡傳來了話，最快也要一星期後才能派人來。這星期正好輪到小黃的連隊使用拖拉機，連長急得雙腳跳，誤了農時，就是誤了他的政治前途。小黃找到了連長，問能不能讓他看看這拖拉機。連長望著眼前這位來農場不到兩個月的新職工，心裡直打問號：這小子不會在瞎吹吧。不過，他還是將信將疑地把他帶到了場部。
機耕隊長打量著這位毛小夥子，對連長說：“你是不是在開玩笑啊，給我送來個白面書生(小黃人還沒晒黑)？”
“讓他試一試，死馬當活馬醫，又不花你一分錢。”
小黃一上手，很快就找到了機械和電路故障的原因，另件壞了，他自己修(那些師傅也只會換換另件)，自己加工。他又是車工，又是電焊，把那些機修師傅都看傻了眼。他們怎麼也不相信，眼前的這位新來的竟有如此的能耐。
只半天的功夫，那三、四臺癱瘓了的拖拉機都動了起來。機耕隊長把話扔給了他的連長：“拖拉機你可以開走，這個小青年得留下！”
從那以後，小黃就再也沒有種過地。除了做機修，他還開起了大卡車，跑運輸。後來凡是場辦工廠要引進新機器，場部都是派他去培訓，學習操作和維修。這樣，他也能經常到上海走走，比上海的小青工還實惠(工作稱心)。不過，這多少也拖了他上調的後腿。
就這樣，他在農場一直幹到他母親退休，才頂替進了上海工廠。由於他技術好，加上他父母的關係，在廠裡是如魚得水，很快得到了重用。
週末他也經常跟他爸去青浦做“星期天”工程師，實際上就是憑自己的手藝外出兼職。後來，人家把他們介紹到了當時私人經濟發源地的溫州。在溫州，他們的價值才得到了合理的體現。對他們的技術來說，那裡才是廣闊的天地。在那裡，私人經濟給他上了生動的一課，他萌發了自己開公司，給自己打工，做老闆的念頭。
下海後，他開始做機械產品，他既做老闆又跑外銷，身兼數職。不久，他的產品打進了上海，後來又進入了香港，並進軍歐洲市場。他常年在上海、溫州和香港三地來回穿梭，忙的是不亦樂乎。當然，這年頭忙就是好事。
他八五年結婚，次年有了一子。稍後又去香港定居。幾年後，他太太又給他添了一個女兒。兒子中學還沒畢業，就去了澳大利亞留學。他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等兒子學成後，回來幫他管理自己辛辛苦苦創立起來的公司。
(八)
那該死的運動一開始，我們的生活就統統被打亂了。
我阿孃看到外面造反派、紅衛兵沖沖殺殺，到處亂抄家，她說這是犯上作亂，要翻天了。阿孃身體本來就不好，加上這麼一驚嚇，便提早離開了人世。
本來，阿婆每月有生活費六十塊。運動一來，香港的錢就斷了。兒子是資本家，沒有逃脫抄家和掃地出門的命運，被迫將她生活費一下子減到了每月十塊(那時最低生活標準是每月八塊)。阿婆大手大腳慣了，再說房錢和水電費每月就要五塊，這十塊錢她怎麼夠用。我父母商量後，決定給阿婆的每月十五塊錢照舊，水電費全免，算是給她的生活費。我則和阿哥、阿妹到食堂吃飯。從那以後，阿婆就開始為了生計而帶孩子。
我工作後，阿婆就不再帶孩子了。我父母就以我的名義每月給阿婆二十五元生活費。在阿婆眼裡，就是我和海倫在養她老了。逢年過節，阿婆帶過的孩子都會帶上他們的禮物來看望阿婆，看到這些成長起來的孩子，她有說不出的歡喜，感到無比的幸福和滿足。
六六年暑假前，新學年的課本剛發下沒幾天，就統統被學校收了回去，說裡面有封、資、修的東西。等新學年我們再拿到書的時候，發現一些課文被貼掉了。
運動初期學校搞起了什麼“停課鬧革命”，因為上面說老師們在教室裡放毒。放毒，放什麼毒？我們怎麼一個也沒被毒倒。
那一天，周老師剛進教室，兩個高年級的學生就跟了進來，手臂上還纏著紅袖章，一副趾高氣揚，得意忘形的醜樣。他們在黑板前神氣活現地指手劃腳，周老師還沒來得及阻止他們，其中的一個在黑板上寫了幾個很大的字：“停課鬧革命”，後面還有三個感嘆號。那字很蹩腳(差勁)，我敢說，我的蟹爬字也比他的強。寫好字後，他拍了拍手上的粉筆灰，根本無視周老師的存在，揚長而去。周老師想在黑板上寫什麼，但她又不敢擦去那幾個革命的字，稍微遲疑了一下，默不作聲地走出了教室。
教室裡一下子熱鬧起來，“停課了！” 也不知誰先叫了起來，接著一些人就跟著瞎起鬨。一些同學跳上了登子，有的站在到桌子上，歡欣鼓舞，歡呼雀躍，上躥下跳，手舞足蹈。他們終於不要讀書了，開心啊，天亮了，解放了。徐敏睜大了眼睛看著我：“我不會留級了，是嗎？” 我不知可否地點了點頭。這時，我發現她的眼淚又要出來了。
書是不要讀了，但學還是要上的，那是去幹革命。升旗時，雄壯的國歌不奏了，用“東方紅” 代替，還要連放三段，要一動不動站那麼長時間真要有點內功。我們每天到校就是聽聽廣播、讀讀報紙，再就是背背“老三篇”(
、
和
)。那天發
，當時稱為請紅寶書，學校裡是鑼鼓震天，可發到手裡一看，那封面不是紅的，是白皮簡裝本，大概工廠來不及印。過了幾天，又發了個紅套子，把寶書包起來。
我們除了讀讀那些東西外，還有就是寫大字報，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那是頭等大事。我們不懂什麼是修正主義、三家村，怎麼批。不懂沒關係，報紙廣播裡怎麼批，我們就照葫蘆畫樣。大字報不會寫，可以抄啊。我們到淮海路，那裡大字報鋪天蓋地。貼了揭，揭了再貼，牆壁是上是厚厚的一層。我們還到光明和比樂中學去抄，中學生的大字報對我們更有用些。我們花了很多時間抄大字報，我的字就是那個時候寫壞了。
回到學校，我們就去領毛筆、墨汁和紙張。這樣，一篇篇超水平的大字報便紛紛出籠。牆上帖滿了，我們在教室裡拉滿繩子，大字報像衣服一樣涼著，把教室打扮得玲琅滿目，有點像現在的聖誕晚會的裝飾。我們還比賽，看誰的大字報寫的長，字寫得大，反正那些東西現在隨便領，以前領兩支粉筆都費勁。那是六六年的冬天，上海碰上了特大寒流，冷得像黑龍江，但停課鬧革命卻被我們鬧得是熱火朝天。
那時候，也不知是誰的規定，少先隊員都成了“紅小兵”，人人一杆紅櫻槍。學校也學起了部隊編制，學校是團級，年級稱連，班級就是一個排了。
那時中學生都搞起了“大串聯”，免費遊遍祖國大好河山。德明大哥六六年大串聯到北京，八月十八號那天在**廣場接受*主席的檢閱。我們小學生人太小，不敢出遠門。但我們不甘寂寞，就到公交車上去宣傳毛澤*思想：背幾段語錄，再唱幾首語錄歌，我吹吹笛子，吹得最多的是
。有段時間，在公園門前排隊候車的小學生比乘客還多。說白了，就是乘車不買票。
一天德明告訴我們，他大哥、二哥學校的學生都打過校長和老師。我們三個立刻警告他，不許他胡來，我們知道他的心思。雖然那時批評師道尊嚴甚囂塵上，但書上說，“一日為師，終身為父” 啊，打老師就像打自己的父母，你怎麼下得了手。現在回想起來，可能是因為
等古代小人書看多了，尊敬師長已根深蒂固。
運動最亂的時候，我們學校也鬥過老師。不過鬥歸鬥，我們學校從來沒有對老師動過手，那全靠王校長治校有方。那天，有兩個老師站到了臺上，王校長首當其衝，另一個是後來教我們英語的陸老師。
以前我們不知道她是教什麼的，大字報揭露她裡通外國。原來她是外國語學院的畢業生，還是什麼校花，洋氣十足。畢業時不肯去外地，賴在上海吃閒飯(是資產家庭)。她人長得漂亮不說，個子比一般的男人高半個頭，她還嫌不夠高，再加一雙高跟鞋，穿得是花枝招展，整天在學校裡走貓步。現在那些時裝模特兒都是經過加工和化了妝的，比起我們那時先天美的陸老師真是差得太遠了，她生不逢時啊。
王校長和陸老師都低著頭認罪呢。批鬥會開到**時，幾個高年級的搗蛋鬼衝到臺上，想揍幾下陸老師，趁機楷楷她的油(調戲她)。只見王校長眼皮微微抬起，那幾只剛剛伸出的拳頭就像觸了電似地縮了回去，他們從心底裡懼怕王校長的目光。王校長那神奇而嚴厲的目光給了我們難以磨滅的印象。
這樣折騰了一年有餘，上面來了個精神，要“復課鬧革命”了，就是要我們一邊讀書，一邊鬧革命。
又要上課了，可鬧了那麼一陣子，有幾個人還想好好讀書呢？讀書苦啊。課是復了，文化課的份量卻大大地減輕了，作業也少多了，再也不敢提什麼課堂紀律，那是“智育第一”，壓制革命學生。
那些不想讀書的傢伙都搶著坐最後一排，那裡講廢話，玩東西，看小人書老師根本不管。還想讀讀書的同學都坐在到了前排，林媛更是一馬當先，從最後一排坐到了第一排。在她的影響下，海倫和麗華都坐到了第一排，我和大銘也被拉了進去。
還有一點我不明白，就是復課後不久，學校裡開設了英語課(以前只有中學才教外語)。外語不是資本主義那一套嗎？為什麼要在最革命的時候學呢？這是不是革命的需要？果然，馬克思說過這樣一句話：外語是人生鬥爭的一種武器。
不知什麼原因，大家對外語課都比較感興趣，大概覺得它好玩。再就是陸老師人長得漂亮，她在講臺上一站，很吸引人的。當然，在班裡要數我對英語最有熱情。這要歸功於我哥裝的帶有短波的半導體，我收到了北京電臺的英語廣播，還有就是北朝鮮的英語廣播，裡面女人的英語講得非常動聽。
後來，從小黃家的那架四波段半導體中，我們收到了**的“英語九百句”和bbc的英語課程。這樣，我學英語的熱情更大了。
在那個年代裡，全校要數我們班讀書最賣力。是周老師有辦法，連騙帶哄，想盡辦法讓我們多讀書，她說知識總是有用的。那個時候，說這種話是要有點魄力的，現在才知道那全是金玉良言。在培養我們讀書熱情上，老師們是冒了很大的風險，下了很大的功夫，可謂是嘔心瀝血了。但總的來說，我們讀書的勁頭大不如前了。
就這樣，大家希裡糊塗混到了小學畢業。我們原來小學的同班同學都進了同一個中學，不久又編回到了同一個班。我們讀中學的時候，正好碰上七一年和七二年所謂的“回潮”時期，就是學校開始抓教育質量了。特別是七二年小平復出，大力整頓教育系統。後來，這被稱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 。
在中學，我們又碰到了最好的老師，我們班在全年級中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我記得班主任丁老師變著法子讓我們多讀書，他說今後就是工農兵選送上大學也要文化考核。那時學數學，班裡不少同學都自己先預習，我還專門去向教數學的張老師和朱老師請教後幾章節的問題。這在今天看來跟本算不了什麼，但在那時，這樣做確實是要有一種動力的，而德明卻認為我用功是為了逃避上山下鄉，拿成績當敲門磚，為今後上大學搭橋鋪路。
七二年初，上海人民廣播電臺恢復業餘英語廣播講座。一時間，上海掀起了學外語的熱潮，我也被捲了進去。
從那時開始，我就一直跟電臺學英語。臺裡都是一些優秀的老師，其中就有我後來就讀的上海師範學院的甘儀鳳老師。我讀完了初級班和中級班的課程，有了相當的英語基礎之後，我開始尋覓更深的教材。我在教室下面的上海舊書店(淮海路、思南路)買到了整套的
，這在當時應該是大學課程了。
後來，學校老師告訴我，據他們所知，那時的學生中有兩人在自學大學課程，一個是我，自學英語。另一個是林媛，自學微積分和其它大學課程。
那時候我們的前途迷茫，但大多數同學學習認真，因為我們堅信知識就是力量。我們學生還勇敢地走上講臺，交流自己學習方法和體會。小芬同學給大家講了“工基” 中的磁力切割原理，我也羞羞答答到其它班級散播自己所謂的英語學習巧門。記得一次“農基”(農業基礎知識。運動其間中學課本，覆蓋生物、動物和植物學)考試，老師要求同學自己培養“九二零”赤黴菌(一種植物生長激素)，碰巧實驗室的恆溫箱壞了，大家就土法上馬，把試管放在腋窩下保溫，硬是培養出了菌種。一道“工基”題考試要求講出高炭鋼和低炭鋼的區別，一個同學別出心裁地將低炭鋼比作為條頭糕，而把高炭鋼則形容為脆麻花。當時我不明白他這麼比喻的動機是什麼，有什麼高明之處，以為充其量也就是張冠李戴，牽強附會，生搬硬套。十年以後，我在大學教一篇英語課文時才恍然大悟。它講的是一個外國的中學生，他舉出許多例子，闡述了種種用氣壓儀測量教學樓高度的方法，偏偏不用老師教的標準答案，相當幽默。
雖然那時我們並沒學到更多的文化課知識(和現在比)，但我們積極走出校門，廣泛接觸社會，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學校組織開門辦學，參加社會實踐，文化知識與社會實踐相結合。在中學，我們既學工又學農還學軍，畢業前夕我們參加了學商活動，去站櫃檯。親身的經歷，深刻的體會，使我們受益非淺，學到了許多課堂里根本學不到的東西，為我們今後走出校門踏上社會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七三年姬鵬飛外長出訪英國、法國、伊朗和巴基斯坦。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將其製成記錄片：
，在全國放映，其熱門程度遠遠超過當時羅馬尼亞的進口電影，票子相當緊張。我和德明在紅旗新聞電影院門口從吃中飯一直站到吃夜飯像討飯一樣等退票(五分一張，原價，那時沒有黃牛)。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在開場前五分鐘，等到了兩張票子。只記得進入紅旗電影院，要經過一條很長的走廊才到達放映廳。
這是文割後，也可以說是解放後第一次讓老百姓直觀地瞭解西方社會。英國和法國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我們多少知道一點，上海就曾被讚譽為東方的巴黎。但伊朗和巴基斯坦原本是貧窮國家，就這麼短短的幾年，他們的城市就建設得如此的美麗和現代化(和當時的大上海比)，真是觸目驚心，讓觀眾目瞪口呆，我們確實是大大的落後了。這影片給我觸動很大，印象很深，有了一種衝動，萌發了以後一定要出去看一看的念頭。
臨近畢業，我們這一屆迎來了徵兵。那時的口號是：一人参軍，全家光榮。上前線打仗不好說，但復員後回上海分個好工作是肯定的，也就是說可以逃避上山下鄉。所以大家興奮得幾天幾夜睡不著覺，紛紛表決心，獻忠心，決心書鋪天蓋地，革命口號喊得震天響。我和德明更是亢奮，飯吃不下，覺睡不著，熱血沸騰，磨拳擦掌，盡忠報國的機會終於來了，就差一點咬手指寫血書了。
但無情的現實給了我們當頭一棒，粉碎了我們強烈美好的願望，我一頭栽倒在體檢第一關(眼睛有點近視)。德明雖然過關斬將，但全班一個名額怎麼輪得到他。麗華說他文化關沒過，德明不服氣，說憑他肚子裡這點墨水，到部隊裡當個團參謀、文化幹事綽綽有餘。最後，福民戴上了大紅花，把大家羨慕得要命，而他也激動得半死(他是硬擋插隊)。福民根正苗紅覺悟高，身體又棒，深得老師喜愛。
中學畢業時，按我的條件，我被分到了崇明農場。一開始，誰去農村插隊，學校還上門敲敲鑼鼓家生(什)，在門上貼一張大紅喜報。可那不是什麼喜事啊，在北火車站，每天都有哭得死去活來的人。所以到我們分配時，鑼鼓不敲了，紅喜報自己帶回去，貼不貼隨你的便。發下來的這張紅喜報我就一直珍藏著。
阿婆知道後，就到學校去吵，說她是孤老太一個，她從小把我帶大，相依為命，將來要靠我生活。
這樣，我被留在了上海。分配在一所半工半讀技校讀書，學做女式服裝。畢業後分在徐家彙的一家大型百貨公司上班。
工作後不久，我在徐匯四中取得了所謂的高中補發文憑。兩年後，我參加了全國高考，報考英語專業。當年就進入了上海師範學院外語系，成了班裡年紀最大的一個學生。
大學畢業，我分到了一所上海大學的外語系任教。系領導十分重視培養我們年輕教師，送我到復旦旁聽，並先後兩次外出脫產進修，使自己的業務水平不斷地提高，**年我晉升為講師。
九三年我成了家，不久就有了兒子。九七年，為了實現自己的宿願，舉家技術移民英語國家紐西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