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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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81年6月21號，上官瑞芳瘋了。十年之後的1991年6月21號，我父親死了。而且事情發生得都是那麼意外，讓人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我寧願把一切看成時間上的巧合，而正是這種我們無法勘破的巧合，永遠使我心生惶恐。當2001年的新年鐘聲被敲響的時候，我的心就無端地被提了起來。今年，我對與之相關的年份都有高度的**和超凡的記憶。比如：一百年前，也就是1901年，也是一個極其動亂的年份。義和團鬧得很凶也很複雜；簽訂辛丑條約；清政府下詔改科舉，廢八股，考中國政治事論；武科也廢了，建立武備學堂，操習新式槍炮，令當時的天下文武學子大吃一驚而無所適從；西太后跑掉了又起駕回京；正與俄國人談判的李鴻章突然去世，不該死去的人死了。這一年國際上也不太平，有相當重要的人物死亡，一是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去世了。這個了不起的女人統治了英國半個多世紀，建立了一個輝煌的“日不落”大英帝國。二是美國，這年死了兩個總統。一個是第二十三任總統哈里森，一個是第二十四任以及二十五任總統麥金萊，後者很不幸，是遇刺身亡。在紐約的一個博覽會上，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用手槍擊中了他。他在世上留下的最後一句話讓人疑念重重，想入非非，他說：“上帝，我離你越來越近了。”真的有上帝嗎？不管是否真有上帝，他信仰，他便去得很安詳。
對於年份的迷信，可能也就是我這樣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女人的糊塗信仰，以便依靠什麼來寄託自己的哀思、怨尤以及內疚悔恨之類的雜亂思緒。一百年前的美國，死亡兩個總統卻並沒有妨礙它立刻獲得新的總統，而且是朝氣蓬勃的年僅四十二歲的哈佛大學研究生羅斯福。所以這一年，無論美國總統的死亡率高達多少，美國還是絲毫不受影響地出現了鋼鐵巨頭，這就是擁有十億美元的摩根鋼鐵公司。這一年的英國，似乎也沒有因為維多利亞女王的駕崩而出現衰弱跡象，英國皇家海軍力量空前強大，與德國海軍開始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海軍軍備競賽。這兩個國家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後來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積累了戰爭風雲。戰爭可不一定完全是壞事。從更長遠的空間來看，戰爭是最快的文化交流方式，並且優勝劣汰，最有效地為增長過快的人類自然減員，還是文學名著的搖籃——如果沒有大悲大痛，哪裡有那麼複雜動人的小說？而歐洲，比如法國，在任何年份都醉心於藝術，也就是百年之前，年輕的畢加索在巴黎一家著名的畫廊首次展出了他的作品。他對於蒙特瑪塔街頭貧困小市民生活的迷戀和表現，贏得了藝術界的青睞，使他成為了一代天才的畫家。說實在的，我覺得上帝有一點偏袒美國和歐洲，而我們，似乎命中註定只能被迷信一再地損害。
假如我更早地醒悟到這一點，我一定會竭力支援我父親去美國的，過去一百年的歷史至少證明，它無疑是一個更有福氣的國家。1990年，聯合國有一個小麥科研專案，需要父親去美國工作一年半。如果他去了的話，將會在1992年上半年回國。因此至少我敢說，我父親肯定就不會在1991年的初夏，為了購買便宜的盜版書，在路燈壞掉的馬路上，死於小偷什麼都偷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那時候，在我們家庭裡，我母親的意見分量很重。我母親認為，美國畢竟是資本主義國家，腐朽和黑暗的東西很多，如果一去那麼長時間，在學院眾多要求入黨的教職員工當中，父親入黨的希望就很微弱了，說不定在將來的政治運動中，他在美國的經歷還會變成說不清的歷史問題。像這種一害自己、二害子女、三還得夫妻分居一年半的事情，何苦呢？哪裡沒有土地，哪裡的土地不生長小麥？父親轉而徵求我的意見：“你說呢？你都三十歲了，應該有自己獨立的想法。你們年輕人怎麼看待這些問題？”
使我悔恨終身的正是我自己的表現。父親的人生處在了一個關鍵的時刻，他在委婉地尋求我的支援。我咬住嘴脣，半天沒有吭聲，其實有很多想法湧進了我的腦子，只是一時間我不知道把它們如何說出來。那時候，我已經有了五年的婚姻生活，於世傑已經使我不習慣正常表達自己的意見。母親是快嘴，她說：“這麼大的事情，要她說什麼？她長再大，在父母家裡，也是孩子！她吃過幾斤鹽，走過幾座橋，中國複雜的人事關係和政治形勢，她能夠鬧懂和把握？”
接著，母親支開了我，讓我洗碗去了。我洗碗的背影，烙滿了父親失望的目光。我一向畏懼我的母親。我母親中年發胖的身體裡面有一種強悍的、一定要支配別人的氣勢。她一說話，兩個鼻孔就有力地開張，好像是三個嘴巴在說話。我一直覺得她更像是於世傑的母親，因為他們的性格更相像。再說了，我身上穿的這件全毛花呢西裝，是母親壓在箱子底下的最昂貴的陪嫁，珍藏了三十一年，每天夏天，她都要把它拿出來晒太陽，晒過之後，等它涼透，再放上防蟲的樟腦球，然後再小心翼翼地收入箱子最底層。即便她每年只為這塊心愛的全毛花呢花費了二十四個小時，三十一年來，她的青春與精力，也有七百四十四個小時付與了這塊呢料。最後，這塊昂貴的呢料卻沒有穿在她自己身上，她把它穿在了自己女兒的身上。就衝這一點，我也不忍違逆母親的意思。
父親發生了意外幾個月之後，只要談起來，我還會哭得昏天黑地。母親都認為我過分了，她很納悶，問我：“你怎麼哪？就是因為你小時候，他經常帶你到麥地裡玩耍？”我點頭，又忍不住要哭。母親凡事都要找尋原因，只有原因與結果的分量等同，她認為才合情合理，否則，她會嗤之以鼻。哪個小孩子不被父親帶著玩耍呢？僅僅因為我小的時候，經常在父親的麥地裡去玩耍，三十歲上，父親去世了幾個月，還哭得一臉鼻涕一臉淚，母親就有一點瞧不起我了。她說：“人總得是有一點精神的。親人去了，我們哀悼他。可是，活著的人要好好活下去才是！”
母親不知道，在我這裡，原因是沒有大小之分的；在別人眼裡的許多小原因，在我這裡非常重大；別人的許多重大原因，在我這裡，則常常輕於鴻毛。母親還不知道，我父親把這一趟去美國的公差，看的是多麼重大，重大得相當於他事業上的一次嫁接和雜交。父親是一個善於忍讓善於克己的人，他從來不提出自己的個人要求。只有在獲得親人大力支援的時候，你才會看見他躊躇滿志的嚮往。嫁接和雜交，是一種革命，住往可以徹底改變一個人的命運。這個認識，是我在父親的麥地裡收穫的。父親守護著他的麥地，一再地警告嬉鬧著的我，我的弟弟，還有我的同學上官瑞芳。他把我們當做大人，鄭重其事地說：“請你們切記不要糟蹋我的麥地。它們不是一般的麥子。它們是雜交品種。為什麼要雜交？因為近親繁殖容易退化，雜交可以最佳化小麥的品質，新的品種會更加強健，產量更高，適應性更強。從而，對人類的貢獻就更大。懂嗎？”
如果我三十歲那年，真的懂了父親的話，我就應該說：“你去美國吧！家裡有我照顧，即便將來受到政治牽連，我也不怕。我們相信你，爸爸！”我沒有這麼說，我洗碗去了，我把沉默而含糊的背影給了爸爸。從某種角度來說，父親的意外死亡，我是有一定責任的。可是這種話我無法說出來，說出來誰都會覺得荒唐，母親也一定不高興，所以，我只有哭。
我父親戴眼鏡，卻也戴大斗笠，穿中山裝，卻又挽褲腿打赤腳，活像個偽裝的農民伯伯。他黢黑的面板，鞏膜渾濁，對待小孩和小動物特別和善和寬容，做事情認真，耐心得出奇。無論是短暫的寒假，還是漫長的暑假，我和弟弟，還有上官瑞芳，都在父親的小麥試驗田旁邊度過，經歷著小麥的播種，出苗，上肥，鋤草和收穫。父親戴著他上過桐油的大斗笠，手持放大鏡，酷似在麥地裡尋寶。附近農村的婦女在遠處踩水車，田野的風把她們水車的咿呀聲一陣陣地傳過來，她們尋常的說話聲默默消失在田野裡，而尖銳的笑聲和突兀的罵聲，深深刻在我們的記憶之中。打湖草的農民，赤身**，晒得像泥鰍，從他們自己農田的田埂上走過，瞥見了我和上官瑞芳，就趕緊背過身子，用雙手捂住襠部，陽光在他們的肩頭和屁股蛋上閃閃發光。我們三個孩子故意放聲大笑。弟弟總是喜歡詠唱他酷愛的歌謠：“報告班長，屁股發癢；請假三天，越撓越癢。”
父親嚴肅地批評我們說：“不要嘲笑貧下中農！”
父親麥地的周圍，環繞著茂盛的狗尾巴草。我們把狗尾巴草做成環狀的圈套，將兩個圈套套在一起，兩個人同時用力一扯，誰的狗尾巴草斷了，誰就輸了。輸家就得答應贏家的三個條件。最初一段時間，我和上官瑞芳總是輸給弟弟。輸得我們氣急敗壞。我們以為是女孩子的力氣比男孩子的小。父親發現了問題所在，他對我和上官瑞芳面授機宜：關鍵在於挑選什麼樣的草。
我怎麼能夠忘記那些滿天晚霞的明麗黃昏呢？在田頭，父親帶領我們仔細地辨別與認識著狗尾巴草。從此，我們驕傲地知道了，我們這一帶，大多是早熟禾科看麥娘屬與狗尾巴草屬，而父親麥地的四周，是父親特意栽種的大看麥娘品種，是從歐洲過來的，它們與本地的小看麥娘雜交之後，產生了植株適中的最強壯的雜交看麥娘，這便是弟弟精心挑選的看麥娘，所以它總是能夠獲勝。只有普通老百姓才通稱這些植物為狗尾巴草。其實環繞在父親麥地四周的所謂狗尾巴草，有一個美麗的名字：看麥娘。看麥娘所有的草穗子都回護著麥地，無論日出日落。
“看麥娘”一下子就打動了我和上官瑞芳的心。我們不約而同地在一篇作文當中寫到了它，不過令人失望的是，我們的作文並沒有引起老師的特別注意。幾乎所有的同學，都含混地說狗尾巴草什麼的，而我們，只說“看麥娘”。我和上官瑞芳特別喜歡看麥娘，我們兩個小情調十足的女孩子，在父親麥地的看麥娘草叢裡，搔首弄姿地拍了許多照片，還常常在午後時分，在農學院那寂寞枯燥的打麥場上，用粉筆寫滿大大小小的“看麥娘”三個字。我們端詳著這三個字，舌頭上會無端地湧出甜甜的滋味。我們不知道“Alopecurus”一詞怎麼就能夠翻譯成為“看麥娘”的。這種文字的奇蹟，啟發和滋生了我們對於漢字的熱愛，還使我們的語文成績節節升高，還使作為女性的我們，從此開始覺悟女性的優美氣質。這是一生一世的塑造與纏繞，是一生一世的暗示與默化。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心的深處，怎麼能夠用日常的語言來表達？以便獲得他人的體會和理解呢？尤其是我的母親和丈夫，他們自認為已經太瞭解我了。
於世傑曾經陪我去父親的麥地裡散步，當我滿含淚水，試圖告訴他這些貌似相同植物的細微差別和不同名字的時候，於世傑頻頻地看手錶，然後失去耐心地插話道：“還不就是狗尾巴草嗎？”
弟弟自從進入青春期，就對植物失去了興趣，後來他從事金融專業，個人愛好是炒股。
只有上官瑞芳，一直與我呆在一個共同的角落裡。在楓園精神病院的二十年來，上官瑞芳單單隻坐一張湖邊的靠背木椅，那木椅的油漆脫落了許多次，腿也腐朽了，其舒適程度，遠遠比不上親水平臺的沙灘靠椅，可是，上官瑞芳永遠只選擇這張靠背木椅，風雨無阻，因為那木椅的四條腿周圍，生著一叢叢茂密的看麥娘。上官瑞芳因為腦子壞了，便徹底單純了，她可以公然而固執地喜歡看麥娘。
我不想對任何人解釋一些無法解釋的原因。所以，我決定，從今天開始我不上班了。我要開始休假。我要用我休假的時間，去北京尋找容容。容容是上官瑞芳的女兒，也是我的女兒。什麼“親生女兒”和“養女”呢？那指的是法律定義，在我這裡完全是無稽之談。當我預感不好的時候，我一定要遵循自己的感覺去做。我不能一再地失去親人。更不能一再地讓自己陷落在無窮的內疚與懺悔之中。我想，我自己是否休假，是我自己的事情，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吧？也無須對他人解釋我內心那複雜難言的種種原因吧？
於世傑把頭伸到陽臺上，說：“嗨，該上班了！”
我嚇得一個大哆嗦。我轉過身來，捧著心，睜開了眯縫的眼晴，說：“你嚇死我了。今天我不想去上班了。”
我的丈夫於世傑攤開巴掌，用一種詢問加譏諷的姿態，說：“就因為我嚇著你了？”
我說：“當然不是。”
於世傑持續著他的姿態，說：“就因為今天熱？”
我說：“也不全是。”
於世傑說：“就因為今天是夏至可是它不像夏至？”
於世傑說話已經很不耐煩了。本來說好於世傑送我去上班的。早餐吃過了。出門的衣服都換好了。我居然說不去上班了。天氣是很熱。可是昨天就很熱，前天也很熱，再加上成千上萬的空調都開了，高溫積累，今天熱得烈焰晃眼，這是肯定的。這有什麼奇怪的呢？武漢這個著名的火爐城市不熱誰熱？你敢這麼熱北京和上海？於世傑說話是很刁蠻的。他是一個很吊(讀三聲)的男人。武漢現在說誰“吊”，就是說誰很霸氣很神氣很有一點二桿子勁。認識我們的人都知道：易明莉的丈夫於世傑很有一點吊，而易明莉很有一點憨。我們的朋友說：這兩口子也算是絕配了。男的能說會道可以把死的說活，女的三天可以不說一句話足以把活的悶死；男的靈活得賽過了永珍輪，女的還是從前的有軌電車——一條道走到黑。其實這是朋友調侃我們的，與我們的實際情況並不完全相符。我是可以三天不說話，可是並不等於我心裡沒有話，更不等於我沒有說話。我在自己心裡說話，這就夠了。誰要是指望靠傾訴獲得別人的完全理解，那才是憨呢。
對於於世傑的吊，我習慣了，一點不生氣，只是他不應該挖苦我對於節氣的**，這傷害了我的記憶深處的某種東西。
我說：“於世傑你別這樣說話嘛。你可以不注意節氣，我習慣注意節氣。我是在農學院長大的，我爸爸一輩子研究小麥，我們家一直習慣注意節氣。這又不妨礙你，是不是？天氣這麼熱，汗流得刷刷的，你還挖苦我做什麼？”
於世傑說：“我沒有挖苦你！只是你今天必須上班，你知道嗎？今天的氣候再反常，再不像你們家習慣的夏至，你也得去上班！”
我說：“這還不是挖苦嗎？別把人家當傻子好不好？”
我從陽臺上進了屋，把手包甩在了沙發上，踢掉皮鞋換上拖鞋，然後反過一條胳膊，使勁去解連衣裙背後的拉鍊。
於世傑急了，說：“你真的不去上班？”
我說：“真的。我休假了。”
於世傑趕緊說：“好吧，我道歉，我為剛才對你的挖苦道歉。可是你今天必須去上班，我送你去，休假的事情以後再說，別想到哪出是哪出好不好？”
我不明白於世傑急什麼，他又不是我們單位領導；再說我們單位的領導也用不著著急，一般大家都是在夏天休假，國家法定的假期，他不給也得給，著急什麼？我急的是連衣裙背後的拉鍊夠不著。為了夠著拉鍊，我踉蹌著在原地打轉，像個不穩定的陀螺。
於世傑盯著笨拙旋轉的我，焦急地催促我上班，居然忽略了動手給我幫個忙。
我的連衣裙終於脫下來了。連衣裙垮在地上，我的雙腳埋在絲綢裡面，這是一副很性感的頹廢模樣。我變成了一個只著胸罩和三角褲的性感女郎。我把腳一隻一隻地從連衣裙裡面抽出來，稍稍有一點故作姿態。我彎腰去撿連衣裙的時候，被胸罩兜住的**產生了深深的乳壕。一個女人，一夜沒有睡好，被一個特殊的日期所驚悚，再加上她正在褪下了裙子——她需要什麼呢？假如我是一個男人，我首先就會憐香惜玉。接下來，推心置腹的談話就順理成章了。其實女人的要求並不多，只是一種對於她自身的專注。當女人覺察到自己受到漠視，她與整個世界的默契就打破了。
於世傑沒有反應，焦急的目光沒有絲毫變化，好像他面對的是商場正在換服裝的塑膠女**。我很快就從椅子背上扯過家常衣服，套在了身上。
於世傑喝呼道：“別呀！別脫呀，還是穿連衣裙呀！或者換一套職業套裙？好好的，人家蔡唐伯這麼重用你，你怎麼可以突然不上班呢？”
我不說話，沒有表情，開始收拾餐桌上吃殘的早點。胸罩的帶子在我的肩頭滑了下來，我騰出一隻手，把它們認真地拉了上去。蔡唐伯是我們單位的頭頭，和於世傑是好朋友。他們怎麼成為好朋友的，我不知道。在我看來，大約是哪一次，於世傑到單位來接我回家，怎麼就認識了蔡唐伯。於世傑這人見誰都能夠很快認識，他的親和力非常地強。接著，他們走動很勤，打電話約在一起吃飯喝酒和打麻將，聊天，交換時下流行的各種段子，其中當然主要是黃段子和政治笑話；他們還談論環境保護，足球和時事政治，慷慨激昂，憂國憂民地抨擊胡長清、成克傑等高階幹部的腐敗行為。男人們老是在一起這麼聊天，就開始互相稱之為好朋友了。只要於世傑到我們單位來了，蔡唐伯就會把他請到小會議室坐坐。我們單位的小會議室，以前沒有，是近年來，根據改革開放的形勢需要裝修的，有真皮沙發，大電視和立體聲音響，會議桌上有膝上型電腦，茶几上隨時備有時令水果，香菸與茶葉也都是上好的。這間小會議室專門接待上面的領導、外商、客戶和專家教授，還有社會名流、歌星影星，以及人大政協的考察，市精神文明辦公室和市愛國衛生辦公室的檢查和考核。等等吧。其實我也不知道小會議室接待的是哪些人，我是搞專業的，一般很少去辦公樓。這些情況，我都是聽科室的小鬼們說的。現在的年輕人，剛參加工作兩三年，所裡上下五千年的情況便都知道了。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擁有個人的特殊記憶，就像我一樣，對於特殊的日期，對於特別的年份，對於看麥娘，等等，等等，在個人生命的小路上，我的記憶綿密漫長，盤根錯節和節外生枝，且還經常成為自己許多行為的動機和決定因素。看看，我的思緒又飄蕩開去了。我是想說：即便於世傑和蔡唐伯是好朋友，也用不著於世傑替蔡唐伯著急，要求我今天一定要去上班。
什麼叫做蔡唐伯重用了我？在我的工作歷史中，我已經經歷了三任所長。無論哪一任所長，我都是這麼努力和認真地工作，他們也都對我比較客氣和禮貌。我是專業人員，他們是行政幹部，是一個單位不同的而又必須的結構。於世傑為什麼要說蔡唐伯重用了我？他知道不知道他的這種說法，就像一條冰冷的蛇，順著我的脊背爬了上來，讓我在大熱天裡發寒顫。男人們之間兄弟般的友誼，有時候讓我覺得不可思議。作為丈夫的於世傑，居然可以為了他的朋友蔡唐伯，不知輕重地對付他的憂心忡忡焦慮重重的妻子。
讓我想想這裡面到底發生了什麼情況？多年來，我一直都想弄清楚這麼一個現象：在我們一心一意想做的事情前面，是什麼東西在左右遮擋和前後阻礙呢？是什麼東西，可以讓我們一個簡單的願望化為烏有，同時在我們心靈裡潛伏下漫長的感冒一樣的傷感，這傷感不輕不重，卻揮之不去，在日後的生活中會忽然發作，導致我們情緒驟變，對美食、美景乃至美人，都興趣索然。
我只是決定今天不去上班了。我還沒有說我要去尋找容容呢，於世傑已經非常地不高興了。他為什麼不高興呢？
於世傑是上週週五的下午去單位接我的。那天，我下了班，來到小會議室。於世傑在這裡等我。不知道是誰的一輛“寶馬”車被於世傑弄到了。“寶馬”的車鑰匙上，還墜了一隻鮮紅的中國結，帶著長長的流蘇，隨意地扔在茶几上，在於世傑和蔡唐伯兩人蹺起的腿之間，耀眼奪目。
順便說一句，其實，於世傑也不是經常來接我的。他來接我，也沒有什麼規律性，比如週末，比如結婚紀念日，比如我例假來了。於世傑做事很即興，近一兩年，他來接我，那就八成是他弄到了車。於世傑酷愛小車，收藏名車牌照，購買靚車雜誌，可是我們沒有經濟能力購買私車。況且於世傑還不要“夏利”或者“奧拓”之類的小車，嫌檔次低，開不出去，說什麼至少也得是神龍風神系列最新款或者新款奧迪。於世傑的觀點是：男人愛車天經地義，好比男人愛駿馬；小車等於就是城市裡面的馬群；真正愛馬的男人會要劣種馬？成吉思汗該是一代天驕吧？真正的男子漢吧？人家當年騎什麼馬？我理解於世傑的說法。男人嘛，騎馬，打獵，廝殺，鬥毆，求愛，大塊吃肉，大碗喝酒，言必信行必果，一諾千金，割頭換頸，不成功便成仁。男人就是這個樣子的。所以，於世傑弄到了車才來接我，我沒有意見。科室的小鬼們說：“易明莉老師，你傻吧？這於世傑是自己手癢，想開車，想炫耀，又不是真心實意想接你！換了我我就不上車。”小鬼們哪裡知道，在我看來，結果都是一樣的，總之我是被小車接回去了而不是自己坐公共汽車回去的。我計較於世傑做什麼呢？他是我丈夫，我不上車，他的面子往哪裡擱？夫妻之間哪裡能夠計較這些表面的利害得失？小鬼們不懂。
“寶馬”鑰匙旁邊，是一摞新出版的《中華醫藥風》。這是於世傑給蔡唐伯送來的。一定又是蔡唐伯發表了新的論文。蔡唐伯今年有足夠的資格申報正高職稱了。在我們單位和在我們這個行當，自然還是專家有分量。蔡唐伯又想當領導還想當專家，用善意的話說，他是一個積極進取的男人。電視開著，不相干的人影在螢幕上晃動，不相干的說話，也就成了一片嗡嗡的嘈雜聲。於世傑和蔡唐伯並沒有看電視，他們正在起勁地聊天，煙霧繚繞在他們的頭頂，使他們活像正要出山洞的妖獸。蔡唐伯尖臉，笑的時候，嘴角兩邊的面板就要擴充套件成一層層的括弧，兩顆過於纖細蒼白的虎牙從括弧裡探出來，使人類的臉容在某一瞬間酷似齧齒動物。他們聊天的內容，我沒有聽到。
小會議室的門不是我推開的，是小傅開啟的。小傅專門管理小會議室，工作服是旗袍。現在已經換了時令夏裝，是一種藍色的細格子短旗袍，扎一把獨辮子，很樸實的舊社會良家少女模樣。小傅對我笑笑，走過去，先是輕輕敲了三下門，聽到蔡唐伯吭了一聲之後，再輕輕推開門，之後側身一邊，把我讓進去，而後再隨手輕輕帶上了門。我們所注入了外資，股份制，現在叫大正藥物公司生物製品研究所。我們所與共和國同齡，五十二歲了，老所，從前一直很傳統。直到五年前，職工一直只有兩種工作服，工人是藍色帆布工作服，技術人員是白大褂，現在有了旗袍。尤其那種紅色錦緞旗袍，長擺，高開衩，在所裡飄過的時候，我的感覺總是很怪。小傅這種良家少女的打扮，在小會議室裡，就更容易讓人誤以為這裡在逼良為娼了。
難道改革開放就一定需要我們所也穿旗袍？在回家的路上，我把關於小傅的感覺說給於世傑聽了。於世傑快樂地大笑。說：“你這個女人說話刻薄啊！蔡唐伯知道了一定會暈倒！現在大家不都是在這麼做嗎？”
我忽然興趣索然，看著窗外，不想說話了。現在大家不都是在這麼做嗎？現在大家都在這麼做，那就成了你也要這麼做的理由嗎？還有，馬路上擁擠的各種車輛和它們尾部排出的藍色的尾氣，胡亂搶道的腳踏車和行人，夾雜在完好馬路之間的一塊塊壞掉的牛皮癬一樣的馬路，也許都是使我興趣索然的原因。作為城市門面的代價昂貴的草坪正在黯然地黃去。一隻小公狗在光禿禿的大街上找不到樹根，只好掀起一條腿，朝骯髒的不鏽鋼垃圾筒撒尿。於世傑聽蔡唐伯之間有一種意氣相投的默契，他們以為別人都不知道。
也許沒有任何針對我的具體情況發生，也許所有這一切都是針對我發生的具體情況。但凡發自我自己內心的真實願望，總是會在現實生活當中受到狙擊。如果大家都這麼做，就很好辦。如果你隨波逐流，如果你同流合汙，一切就都好辦。
可是，我的容容失蹤三個月了。在今天這個特殊的日子裡，我內心的恐慌達到極點。今天我必須動身去尋找容容。我必須解除自己的恐慌。這一次，誰都不能阻止我。
我換上了家居的舊衣服，鬆垮而自由。我懷著堅定的信念，不說話，燕子一樣忙碌瑣細家務。我用家務的忙碌來抵擋所有的質問。家庭是女人的航母，她從這裡起飛，最後還是到這裡降落。家庭是女人最大的避風港灣。
於世傑卻不罷休，他沉下了臉，敲著桌子，他說：“哎哎，你這個人怎麼回事？人家蔡唐伯真的是非常重用你，你怎麼可以突然不去上班，總得有一個理由吧。”
我說：“今天是一個特殊的日子，今天是6月21號！”
於世傑說：“6月21號又有什麼特殊的？”
6月21號這一天，在我生活當中的特殊性，已經是老邁外婆夜半的故事，重複講述多少年了。在許多個夜晚，在於世傑入睡之前。儘管故事的長短不一，深淺不一，那是根據他發出酣聲的速度酌情決定的。我並不是事事都寡言少語。在深夜的枕頭旁邊，腦門窩在丈夫溫暖的頜下，夜色模糊了眼睛，細細的慢慢的說話，徜徉在自己的記憶裡，我是很願意這麼說話的。
於世傑毫無知覺地看著我，反覆問：“什麼特殊性？什麼特殊性？”
於世傑的神態和語氣，比干枯的饅頭還要乾枯，彷彿看得見白色的粉末在往下掉。
我只好看著於世傑。我乾瞪眼。想想看，說話有什麼用？我實在沒有情緒也沒有辦法把一個古老的故事，在今天早上的這種氣氛裡，再對於世傑從頭講起。
於世傑對於日子沒有特殊的記憶，對於數字也缺乏特別的**。在所有的日子中，他就記得他自己的生日和我們兒子的生日。除此之外，他父母姐妹的生日，我的生日，他都記不住，每年都依賴在掛曆上做記號。對於數字，他就記得我們倆工資收入的數額，其他的生活中需要的數字，也都要依賴在掛曆上做的記號。結果一年下來，掛曆上佈滿了各種記號，所有重要的日子都又變得很日常了。我再不指望於世傑能夠明白我的感覺。我簡單平淡地告訴他：我今天不上班了。我要休假。我要利用休假的時間去北京尋找容容。
“什麼？什麼什麼！”於世傑大驚失色。
我只得再說一遍：“我今天就要去北京。”
於世傑說：“那不行！今天不行！現在可不行！不合適，易明莉同志！”
於世傑在桌邊坐下，蹺起二郎腿，一板一眼地說話，同時用手指叩擊著桌面。他說：“我告訴你，你心血**的做法非常地不合適！你今年四十歲了，不再是年輕姑娘，做事情是不能夠這麼簡單幼稚的。我告訴你，今天你必須上班。現在就走！換上出門的衣服，我送你去單位。容容的事情，我們回頭再商量。而且你還是應該事先與上官瑞芳打個招呼，雖說她腦子不好，心裡還是明白的，容容畢竟是她的親生女兒啊。而且，你還應該事先徵得鄭建勳的同意，容容畢竟姓鄭，不管鄭建勳是否承認，在法律上，他就是她的生身父親。易明莉同志，我說得有道理嗎？再說了，容容這一段時間都沒有和我們聯絡，又不是突然失去聯絡什麼的，也沒有發生什麼更嚴重的情況，你突然這麼跑去找她，就不合適了，對嗎？”
對。有道理。於世傑的話，總是符合大眾情理和公共原則。可我只是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往地上一蹲，去擦皮鞋。我不想和於世傑理論。我的理由他不懂。
於世傑拿起皮包和車鑰匙，拍了拍我的肩，拉起我的手，對我遷就地微笑，做出了帶領我前行的姿態。看於世傑那感覺，他以為他的姿態對於我來說，絕對是不可抗拒的。
我撥開了於世傑的手。我說：“我今天真的必須去北京，否則我就要急死了！”
於世傑說：“嘿！你到底是怎麼啦？我道歉，好不好？我為你今天對我的一切不滿意道歉，我承認錯誤，保證今後改正。好不好？可是你今天還是先去上班吧。去了單位再商量休假的事情。和大家把你休假期間的工作協商好，安排好。然後，我再事先給你安排好北京的各項事宜，讓我的朋友們照顧你，讓你在北京居住，吃飯，用車都方便，那時候，再去北京也不遲吧。而且，容容這孩子，十三歲就去了北京，早就在北京如魚得水了，只是心太高，人又太野，忙起來，一兩個月忘記給我們打電話，這也是有過的事情，上次去南非拍片子，不就是一去兩個多月，回來以後才告訴我們的嗎？現在的世道是這樣的，闖天下掙大錢的年輕人沒有時間家長裡短，你就不要太掛心了。好不好？我們現在先上班去，時間有一點來不及了。好嗎？”
於世傑多麼會說話啊！於世傑的道理是多麼充分啊！而且於世傑是多麼關心妻子啊！在於世傑的面前，我的理由全都變成了在黑夜的樹林裡飄遊的遊絲，看不見，抓不住，毫無分量。然而，就是這遊絲，它明晰地網住了我的臉。基於我從昨天夜晚到今天早上，感覺到的一切，我絕對不會改變主意了，正因為我已經四十歲，而不再是年輕姑娘。我是年輕姑娘的那一陣子，是多麼信服於世傑，是多麼盲從公共原則和大眾情理啊。現在不了。
我說：“對不起，我已經決定了今天去北京。過去，容容是有兩個多月不與我們聯絡的事情，但是從來沒有三個月的。”
於世傑急了，趕著我的話說：“昨天還是兩個多月呢。幾個小時的時間差距，能夠說明什麼問題？”
我說：“怎麼不能說明問題，任何事情，總有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和臨界點。整三個月就是整三個月，不是兩個多月。況且，你應該有感覺，這一次與以前任何一次都不一樣。我在關閉的電視機裡清楚地看見了可怕的濃煙。”
“好吧，我的姑奶奶，就算整三個月，就算有濃煙，我不和你糾纏這些虛無的感覺。”於世傑用力地拉過我，讓我坐在他的腿上，終於嚴肅地亮出了他的謎底：“我不和你開玩笑的，你今天真的必須上班。你知道，今天你們所有一個開幕式的活動。西安送來了十個培訓的學生，他們是專門來學習動物血清的提煉以及抗體測定技術的，而你是這方面頂尖的專家，在行業內知名度最高。說白了吧，人家就是衝著你來的。否則，人家願意付這麼高的培訓費？再說白一點，這十個學生是我介紹給蔡唐伯的，蔡唐伯給我百分之十的勞務費。蔡唐伯與西安方面是有合同的，他承諾這十個學生保證由國家一級藥劑師易明莉親自教授。今天的開幕式，實際上就是對方要求親眼見到易明莉藥劑師收徒。好了。我的姑奶奶，現在明白了？”
其實我早就明白了。
我早就覺察到於世傑和蔡唐伯之間有一種默契。我明白現在這個社會有一種大家都這麼做的公共默契。我不吃驚。對於數字，我總是不假思索就可以計算出來，蔡唐伯付給了於世傑一萬五千塊錢的回扣，而於世傑必須把我送到單位去上班。於世傑的老婆易明莉是一個出了名的憨女人，於世傑沒有料到會出什麼意外。以前他一定也在老婆不知不覺的情況之下，做成了許多大家都在做的事情，這一次呢，一定也不例外。
於世傑咳地嘆了一口氣，眉頭皺了起來，“川”字形的豎紋裡，暗藏著屈辱和悲憤，因為他被迫招供了不該招供的祕密。
於世傑說：“我拿的錢也不是什麼回扣，別說得那麼難聽。這是正常的人才資源中介，也是為你們所發掘潛力，增加效益。我付出了勞動，蔡唐伯是應該付我勞務費的。不付就不規範了，就違反經濟規律了，就不是有特色的社會主義了。我是一個堂堂正正的，是非分明的人，該我拿的錢，我一分也不少拿；不該我拿的錢，我一分也不多要！比起那些動輒成百萬上千萬貪汙和挪用公款的幹部來，我敢說我是非常正直和廉潔的，絕對是現在這個社會的精英和良知。正因為我廉潔，正因為我有良知，我就要堅持原則，即：勞動獲得報酬。蔡唐伯這一萬五千塊錢並不是多麼大的款子，作為朋友幫忙，我也完全可以不要。但是，我覺得改革開放的精髓和真正規範的社會經濟秩序，就是需要我們這樣的一些人堅持下去，形成風尚！你說呢？”
我能夠說什麼？於世傑的話說得多好，多有水平，多有力量，完全就像一篇《人民日報》社論。看來真理往往掌握在強詞奪理的人手中。然而，不管於世傑掌握了多麼強大的真理，我還是要去北京尋找我的女兒容容。
於世傑接下來解釋說：蔡唐伯的錢，現在並沒有拿到手，一旦拿到手了，他會馬上告訴妻子的。他只是想到時候給妻子一個驚喜。像妻子這種知書達理，善良寬厚的女人，想必可以理解吧？
我理解。我真的理解。於世傑到時候不給我驚喜，我也完全理解。男人可以擁有自己的私房錢。否則，於世傑在麻將桌上，沒有錢輸掉，豈不很尷尬？在這方面，我太瞭解於世傑了。於世傑是一個玩物不喪志的男人，他不會玩瘋，他在輸掉自己的褲子之前，絕對能夠收手。他瘋不起來，他更愛惜自己，更愛惜老婆孩子和家庭——這是他終身的成就和價值所在。他的錢，二八開，八分用在家裡，二分用在外面。前幾年，曾經有一個女作者愛上了於世傑，苦苦地戀著他。兩人也都火熱了一陣子，頻繁地在一起吃飯和泡酒吧。女作者還揹著於世傑找我談了話，傾訴她失去理智的愛情，向我展示她手腕上被丘位元愛神擊中心臟的文身，請求我的原諒和理解並希望我能夠讓賢。我被女作者感動了，流著傷心的淚水答應了她。我答應她只要於世傑提出離婚，我馬上就簽字。然而，於世傑不僅沒有提出離婚，反而很快就厭倦了這段感情，他覺得太累。人家女孩子提出想要一隻翡翠鐲子，作為愛情永遠的紀念，於世傑捨不得花這個錢，他在信紙上畫了一隻翡翠玉鐲，寄給了人家，並且讓人家看完之後就燒掉，他宣稱只有熔化在烈火中的感情才能夠永葆其清純。
翡翠手鐲也有便宜的，一般三五千元，也能夠買到。三五千元，讓一個女人終身有個念想，有個寄託，不算昂貴。某一次，在商場的珠寶櫃檯前，於世傑卻是這麼評論翡翠手鐲的，他對我說：“這種東西太昂貴了，我看還是精神的東西比較純粹。我這個人一貫崇尚精神，鄙視物質，拒絕平庸。”
我差點為那個失去愛情的女孩子流淚，當然同時也不免暗自高興；暗自高興的同時卻又不免深深失望。於世傑能瘋到哪兒去呢？在現在這種窮人乍富的經濟時代，於世傑凡事都會計算投入產出比。他偷偷掙的錢，多半還是會回到家裡來。我太瞭解於世傑了。這就是典型的夫妻之間的瞭解。
然而，我今天還是必須開始休假，還是必須去北京。6月21號這一天，我無法等閒而過。最關鍵的是，我的心安定不下來，我要做我想做的事情，讓我的心安定下來。相比之下，帶學生的事情很簡單。我們所還有好幾個國家一級藥劑師，他們人人都認為自己的名氣最大，也都比我能說會道，帶學生他們更合適。把學生們帶到羊圈，教他們如何抽羊血，然後回到血清室，穿戴好無菌服，把試管放進離心機，旋轉，然後用吸管，把離心好的血清抽出來，對學生們說：“小心，不要吸進紅血球！”這些程式，都不是很難的事情。
於世傑翻臉了。
於世傑勃然大怒。
於世傑對我大吼大叫道：“你他媽有毛病啊？傻子啊？一根筋啊？不開竅啊？你知道不知道，攤上你這種老婆，我是多麼倒黴！現在誰個夫妻不齊心合力掙錢啊！你去吧去吧，別指望我在北京找朋友幫你！易明莉，我把話先放在這裡，這一次，你要是真的有能力把這件事情辦妥當，回頭我把自己的於字倒掛！媽的個老**！”
於世傑怎麼開口罵人呢？
於世傑打深色領帶，著白色西褲，米色皮鞋和白襪子，腋下夾一真皮公文包，皮帶上拴著手機，身上有淡淡的法國聖羅蘭牌木香型男士香水，手腕上是勞力士。勞力士金錶當然是悄悄在北京秀水街買的，不過使用兩年了，走時還很準，鍍金也不怎麼掉。於世傑的穿著打扮是一副爭當紳士的派頭，其派頭裡流露出孩童般幼稚的虛榮和可愛。可惜一旦窮途末路，他的時尚外表就被他自己撕毀了。
我也真的是有一點生氣了。因為於世傑與我徹底的南轅北轍而生氣。什麼叫做把事情辦妥當？我也沒有說我一定可以找到容容。我們一生該做了多少事情？可是多少事情會順藤結果呢？難道事先無法預知結果的事情就不能做嗎？於世傑卻堅持擺出一副眾怒不可犯的姿態，他顯然覺得他代表著公眾規則，我是應該聽從他們的，而我堅持了自己的愚蠢。
那麼，我索性就愚蠢一次吧！
對不起，我去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