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節
廢物王妃要逆天 豪門溺寵:冷少的盲妻 貴少的甜蜜戀愛 重生修三代 道臨洪荒 你死我活 猛鬼天魔 渣教主的血淚進化史 李自成 殺手春秋
第23節
剛剛解凍的花園，為放足不久的詩壇帶來異域的芳香，帶來新奇美的藝術追求，使中國產生了一批幼稚而又早熟的“七歲的詩人”蘭波詩題。然而，中國的血型似乎永遠是“ab”，可以容納一切，但一切最終要變成“ab”。僅僅十餘載，象徵主義就曇花一現，枯萎於現實主義灼流滾滾的夏天。進步的藝術流派何以夭折呢
首先，中國詩壇乃至全民族的審美胃口實在太弱了，承受不了如此之大補。連胡適、艾青這樣的大家都搖頭側目，只好慢慢地來了，此發展規律之必然。
其次，作品實在幼稚，佳作極少。試作定量分析，可知模仿遠遠大於創造，長期競爭不過浪漫派和現實派，與法國祖師相比也有辱門風。只是到了上世紀30年代中期，才勉強佔領了幾年制高點，不過，那已是中國化的象徵主義了。
追求主體原因，則可看出詩人缺乏對詩歌發展規律的高層次把握，對古典詩歌修養不夠，語言學知識欠缺，理論與創作分家等等。
終於，我們只好嘆息一聲“春風不度玉門關”了。中國初期象徵派詩歌研究一書中似乎也隱隱包含了這種情調。今天，把李金髮這盞燈拾起來，只能是“自將磨洗認前朝”了。由於上述那些原因如今都已基本解決，所以，二三十年代那些風得以順利地吹過來了，但可惜已不是春風了。
現代詩歌的研究，應該成為中國新詩如何發展的重要依據。亦步亦趨，終非久計；何去何從，有待深思。舒婷與北島，早已不再是少年時的江淹了。現代派現代派，很多人可以把夢話拿去發表，標榜為現代派。一切概念皆有其歷史性。現實主義倘若一味堅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結果必然將詩壇變成沒有專案的奧運會。一種體育專案，玩的人多了，奧運會就分給它一塊金牌，以後沒人玩了，沒人看了，自然無人報名，專案自然取消。但在體育史上，還是要研究它的起源發展、規模影響，誰拿過冠軍，是否被觀眾認為粗暴野蠻不道德等等。例如拳擊，是應該改革競賽規則，還是一律以公開鬥毆拘捕呢
我有個想法，覺得詩歌這種形式在人類的藝術史上進入了晚年。記得在哪本刊物上看到過相似的觀點，頗為欣慰。我認為，對現代派詩歌的研究最能有助於對這個問題的或肯或否，因為現代派是新詩藝術的珠穆朗瑪峰。
發表於敦煌詩刊2002年卷
正打歪著篇北京人的口頭語
北京人有兩個口頭語：“就是說”和“等於是”。用這兩個口頭語可以連線任何上下文，例如：
“您喜歡張藝謀的電影嗎就是說他那電影吧特有個性，等於是你一看開頭就被它給吸引住了。”
“我覺得咱們中國足球肯定沒戲，就是說中國這個民族就不適合踢足球，等於是陪人家老外白玩兒。”
北京人的一大段話中往往塞進了許多“就是說”和“等於是”，而上下文之間卻經常並不存在可以等價替換或者相互闡釋的關係。北京人就是這樣，把本來沒有關係的萬事萬物都“等於”和“就是”到一塊兒，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侃得雲山霧罩，有時自己也忘了到底要說什麼。他們並不注意事物間客觀上的具體聯絡，而主要是為了求得主觀上的表達愉悅，圖個說得“嘎崩流利脆”，說完就完，誰較真誰傻冒。用個時髦的學術名詞，叫做“能指的遊戲”。北京人是語言藝術大師，但不是語言大師，更不是生活大師。他們在玩弄語言中得到了許多幸福感和優越感，但也有被語言所玩弄了的時候，更多的時候是被生活給玩弄，被那些語言能力平庸，甚至是結結巴巴的外地人給玩弄了。只有那些聰明的北京人，能夠放棄這兩個舒服的口頭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實事求是地看世界，看人生。
發表於武漢晚報
正打歪著篇北京文學的貴族氣1
北京文學的研究者一般都注意到了北京文學的平民氣，從老舍到王朔，都被看成“市民精神”的代表。然而如果仔細研究北京文學所表現出來的平民氣，特別是與其他城市文學的平民氣進行比較的話，就會發現，北京文學在平民氣之外，或者說背後，還有著強烈的貴族氣。這不但是北京文學區別於其他城市文學的重要標誌，而且也是北京文學的平民氣與眾不同的重要標誌。
本文所說的北京文學是廣義的，包括京派文學與京味文學，以北京人身份進行創作或者以北京生活為題材的文學。本文所說的貴族氣指超越於平民日常生活之上的以精神生活追求為核心的人文氣息。
京派文學的貴族氣似乎不需要過多證明。魯迅論京派和海派時早就指出，京派近官而海派近商。“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餬口。”“京派”與“海派”京派文學的作者大多不是北京人，但他們喜歡在北京當教授和文人。他們喜歡北京比較舒緩的生活節奏，用欣賞的態度來描寫北京的生活。他們最重要的作品不一定是北京題材，沈從文、蕭乾、汪曾祺都以“鄉土文學”馳名。但他們那些“鄉土文學”的特色恰恰在於是以北京文化人的視角來創作的。魯迅把這類鄉土文學叫做“寄寓文學”。他們已經脫離了自己所描寫的鄉土，他們身在文化的中心，遙想著那田園色彩的鄉土。那鄉土不是現實，而恰恰是表現他們貴族姿態的一種手段。沈從文所描繪的如歌如夢的湘西，只存在於他的記憶和幻想之中參見拙文沈從文的自卑情結，他的湘西世界是作為罪惡的都市世界的對立面而存在的，是沈從文批判現代文明的參照系。如果失去了這個意義，那就有理由說沈從文邊城一類的小說是虛偽的。他們描寫的是下層社會，但關心的卻是人類文明走向的形而上的問題。正如陶淵明雖然“種豆南山下”、“戴月荷鋤歸”，但他的思想境界仍然是貴族的。魯迅戲稱他們為“京派大師”，就是準確地看到了他們貴族氣的一面。貴族也關心平民疾苦，或者說正因為他們是貴族，他們才關心平民的疾苦，重要的不是“疾苦”，而是“關心”，貴族的姿態就從“關心”上展現出來。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非常關心炎熱的暑天裡的窮人，但小說的閱讀效果卻很爽快。凌叔華的繡枕非常關心平民女子的命運，但小說的筆調是那麼優雅。正像通俗小說經常描寫王公貴族的富麗堂皇的生活，卻恰恰因此暴露出自己的世俗氣息。京派文學正是用一種“垂青”的態度，俯瞰人間的態度，使人覺得其高不可攀。京派文學表面的輕鬆裡，蘊藏著深厚的自負，彷彿和藹可親，實則距離明確。京派文學的個人性十分突出，雖稱一派，但互不統屬互不瓜葛，語言風格也“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沈從文使用自己苦練出來的長短不齊的經常不合規範偶爾還有病句的抒情性語言。廢名喜歡使用枯澀簡潔模擬絕句表達方式的略帶病態的短語。汪曾祺雖然不是北京人籍貫江蘇高郵，卻最喜歡模仿北京口語，他使用一種描述性極強的又富於抑揚頓挫韻律的語句。例如小說八月驕陽裡的一段對話：
“還有個章法沒有我可是當了一輩子安善良民，從來奉公守法。這會兒，全亂了。我這眼面前就跟下黃土似的，簡直的，分不清東西南北了。”
“您多餘操這份兒心。糧店還賣不賣棒子麵”
“賣”
“還是的。有棒子麵就行。”
他們的選擇都是不能相互取代和複製的，具有“藝術精品”的特徵。他們也因此而藐視敘述者距離生活太近的海派和其他派，以“潔身自好”的風度高蹈於文壇。從接受的角度來看，他們的讀者也是很少的，大體限於知識分子階層。他們所關心的平民是看不到也看不懂他們的大作的。京派文學家大多是平民出身，但京派文學卻是徹頭徹尾的貴族氣文學。這是由於京派作家在文化上成了地道的北京人，他們過著被哲理和詩意點綴起來的文化生活。易中天教授在讀北京一文中寫道：
北京人的活法是哲學的，也是詩意的。因為中國哲學是一種人生哲學。它並不來自邏輯推理，而來自人生體驗。體驗只能用詩來表達，生活也只有詩化以後才有藝術性。北京人的生活之所以充滿藝術性，就因為他們總在做詩。或者說，總在做夢。做詩和做夢，有時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如果說有區別，也就是夢有噩夢，而詩則多半是美好的。北京人便多半是生活在美夢和史詩之中。這使他們雖然難免不切實際，但也確乎大氣磅礴；雖然難免自以為是，但也確乎圓潤渾成。北京人是有點油，但不淺薄。他們也不避俗，但俗中有雅，而且是典雅和高雅。即便是最俗的俏皮話，也有歷史典故打底子；即便是最底層的市井小民，也顯得當然也只是顯得相當有智慧有學問。甚至就連他們的世故，也因為是哲學詩，以至於最世故處反倒顯不出世故來。豈止是顯不出世故沒準還有幾分天真可愛。北京人畢竟是古老文明最正宗的承傳者。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他們怎麼也掉不了價。
而哲理和詩意，正是京派文學的精髓。如果說從京味文學中不容易看出貴族氣來，那麼從京派文學中是不難感受到那種“圓潤渾成”的。
京味文學有兩層含義。一是題材的京味，即傳神地描繪北京地區的文化風俗。二是語言的京味，即使用純正地道的北京口語。這二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特別是描寫北京地區的風俗時，如果離開了北京語，就難以奏效。有些寫北京的散文，雖然事實都對，感情也真，但就因為缺少生動的北京語，或者對北京語表現得有問題，於是就不能列入“北京文學”的家族。例如林語堂的說北平，講了北平的許多方面，但就是沒有講北平的語言，結果等於是寫了一座“無聲的北平”，文章的價值大打折扣。郁達夫的故都的秋倒是寫了北京的語言，但是把北京人說的“一場秋雨一場涼”寫成了“一層秋雨一層涼”，還自以為很會欣賞北京話，真是大煞風景。江浙一帶的作家大多不能體會北京話的妙處，郁達夫如此，不懂裝懂的徐志摩也如此。其他如魯迅、周作人、茅盾、朱自清則老老實實，乾脆不寫。所以京味文學的作者主要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或者長期住在北京的人。否則，對北京生活沒有深厚的體會，是難以“知味”的。
有些京味文學與京派文學是一體的。例如汪曾祺就既是京派也是京味，林斤瀾也似乎二者都沾邊。很多作家只要跟北京有點關係，就有被列入京味或者京派的可能。事實上像劉紹棠這樣的作家不應當屬於京派或者京味的範疇，他所主要描寫的運河文化在嚴格的意義上不屬於北京文化，他最接近京味題材的作品可以說是京門臉子，但京門臉子畢竟還在北京的大門之外，“一出北京城圈兒，直到四十里外的北運河邊，都叫京門臉子”。而且他使用的也不是北京語，而是京東地區的俗語。只有像鄧友梅、蘇叔陽、陳建功、劉心武、韓少華、趙大年等人的創作，才是真正的京味。至於老舍和王朔，已經超越了京味而以一人成為一派，自應另當別論。
京味文學既然是主要描寫北京日常生活的，那麼它的平民氣自然首先會引起人們注意。除了作品內容的日常性以外，作家姿態也充滿平民氣。京味作家不但出身平民，而且為人處世和寫作風格也具有平民色彩。除了曾經做過中學語文教師的劉心武，一般不使用官方話語。鄧友梅、陳建功都是作家協會的領導，但他們都很注意話語方式的隨和以及個人性，劉心武也逐漸擺脫官方話語的痕跡，追求自成一家。因此平民精神的確是京味文學的要素之一。
然而京味文學的平民氣，與其他城市文學的平民氣有何不同呢比如寫天津的馮驥才，寫西安的賈平凹，寫武漢的池莉，寫哈爾濱的梁曉聲，他們也被視為平民作家。相比之下，京味文學的平民氣，就顯出不是一般的平民氣，而是在平民氣的背後，透露出一股貴族氣。
京味文學的貴族氣首先表現在，對文化生活的眷戀以至迷戀成為作品的主要內容。以鄧友梅的那五、煙壺為代表，作品所寫雖是日常生活，但卻不是著重於柴米油鹽的物質方面，而是著重於精神方面。這種精神追求並不是“倉廩實而知禮節”式的物質滿足之後的追求，而是與物質生活水平無關的集體癖好，甚至倉廩不實也要知禮節，即越窮越要擺譜，用老舍的話說：“我們創造了一種獨具風格的生活方式：有錢的真講究，沒錢的窮講究。”正紅旗下第二章例如韓少華的遛彎兒中寫道：
“這遛彎兒，敢情不光圖個舒活腿腳兒。遛這麼一趟，見識多少東西呀，”一位退休多年的鄰居，昨兒個從地壇遛回來，說：“越遛，我就越開眼，開心，開竅兒了”
類似遛彎這樣的日常活動，在京味文學裡是作為文化內容來描寫的。再如蘇叔陽的居住最高處中寫道：
正打歪著篇北京文學的貴族氣2
那以後，調了學校。學校聲言沒房可分配，我就當了妻的家屬，住在有平房可供教師居住的中學宿舍裡。這14平方米的碎磚泥牆紙頂的小屋，記載了我最精壯的歲月裡所有的悲與歡。從我24歲住到46歲，22年的時光，含辛茹苦也罷，坎坷屈辱也罷，艱苦備嚐卻也同家人甘苦與共，養活了兩個兒子成長，那小屋刻寫著我內心的世界，實在是我最留戀的地方。我的許多作品都產自這間小屋，我在許多文章裡深情地描繪我的這間小屋。這間小屋也接待過許多師友。張鍥兄該不會忘記在這間小屋裡坐在小板凳上品酒閒談的情景。還有外國朋友光顧這小屋，他們不覺這小屋寒傖，只記得了溫馨，大概妻在我們屋前種的各種花草和蔬菜讓他們覺得有濃郁田園風味和家庭的溫馨吧。
以苦為樂，苦中作樂，正是孔子所說的“回也不改其樂”的真正的貴族精神。
京味文學的貴族氣其次表現在，敘述態度的從容不迫。作品的敘事節奏一般都比較舒緩，不急於推進故事情節，而是重在“咂摸滋味”。敘事者對於保持作品的吸引力具有高度的自信，只管娓娓道來，而不過多賣弄新潮的敘事技巧。所以很多京味小說都有散文化的傾向，或者說是小說與散文的混合體。例如劉心武的小說仙人承露盤的開頭就極似文化散文：
在北京北海公園的瓊華島上，有一個被許多遊人忽略的景點，那就是藏在一個僻靜角落裡的仙人承露盤。那是一個絕妙的藝術品。在一個不大的平臺上，有一個大理石座，座上有一根大理石柱，石座上雕著花紋，石柱上雕著纏龍，那石柱很像華表，但上面不是雲形石雕和怪獸，而是一個小平頂，彷彿一個高舉的桌面，“桌面”上則巍立著一個古裝的銅人，這銅人面對北海湖面，將其雙臂高高舉起，所舉的，是一個碩大的銅盤，那便是所謂的承露盤。
京味文學的貴族氣還表現為，追求語言風格的個人化和藝術化。雖然都使用地道的北京口語，但各自仍具有不同的特色。林斤瀾的通脫，鄧友梅的練達，蘇叔陽的俏皮，陳建功的瀟灑，細品之下，都饒有趣味。例如陳建功找樂的開頭：
“找樂子”，是北京的俗話，也是北京人的“雅好”。北京人愛找樂子，善找樂子。這“樂子”也實在好找得很。養只靛頦兒是個“樂子”。放放風箏是個“樂子”。一碗酒加一頭蒜也是個“樂子”。即便講到死吧，他們不說“死”，喜歡說：“去聽蛐蛐叫去啦”，好像還能找出點兒樂兒來呢。
過去天橋有“八大怪”，其中之一叫“大兵黃”。據說當過張勳的“辮子兵”，也算是“英雄末路”吧，每天到天橋撂地開罵。三皇五帝他爹，當朝總統他媽，達官顯貴他姐，芸芸眾生他妹。合轍押韻，句句鏗鏘，口角流沫，指天劃地。當是時也，裡三層，外三層，喝彩之聲迭起，道路為之阻絕。罵者儼然已成富貴驕人，闊步高視，自不待言。聽者彷彿也窮兒暴富，登泰山而小天下了。戳在天橋開“罵”和聽“罵”，是為一“樂兒”。
京味文學不是在某種觀念的感召下聚攏的，而首先是一種個人趣味的集合。
下面分別以最能代表北京文學特點的老舍和王朔為例，來分析一下他們作品的貴族氣。
老舍被公認為“人民藝術家”、“平民作家”。通行的中國現代文學教材認為老舍為新文學贏得了廣大的市民讀者。老舍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寫出了北京市民的靈魂，一般認為，老舍筆下的老派北京市民要比新派北京市民成功得多。此中的原因是老舍在北京的老一代市民身上，寫出了貴族氣。
老舍的正紅旗下寫的是北京最窮的旗人。可就在這些最窮的人群裡，讀者卻看到了那麼精緻優雅的文化。在大姐的一家裡，大姐的公公“雖是武職，四品頂戴的佐領，卻不大愛談怎麼帶兵與打仗”，他“把畢生的精力都花費在如何使小罐小鏟、咳嗽與發笑都含有高度的藝術性，從而隨時沉醉在小刺激與小趣味裡”。大姐的丈夫則與他的父親差不多：
生活的意義，在他們父子看來，就是每天要玩耍，玩得細緻，考究，入迷。
大姐丈不養靛頦兒，而英雄氣概地玩鷂子和胡伯喇，威風凜凜地去捕幾隻麻雀。這一程子，他玩膩了鷂子與胡伯喇，改為養鴿子。他的每隻鴿子都值那麼一二兩銀子；“滿天飛元寶”是他愛說的一句豪邁的話。他收藏的幾件鴿鈴都是名家制作，由古玩攤子上收集來的。
而大姐的生活是：
她在長輩面前，一站就是幾個鐘頭，而且笑容始終不懈地擺在臉上。同時，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