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 倉亭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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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 倉亭之戰
倉亭之戰是《三國演義》中曹操與袁紹兩大政治軍事集團在官渡之戰後進行的又一次大規模的戰爭。在“第三十一回曹操倉亭破本初玄德荊州依劉表”，羅貫中先生利用“虛實結合、七實三虛”的小說手法，生動地勾勒出曹、袁倉亭之戰的始末，人物刻畫細膩。建安五年（200年），袁紹在官渡被曹操擊敗，數十萬大軍幾乎全軍覆沒，但河北兵甲眾多、物資充足，袁紹在退回河北本土後，袁熙自幽州引兵六萬、袁譚自青州引兵五萬、外甥高幹自幷州亦引兵五萬，前往冀州助戰。袁紹見此情形，不顧士卒疲憊、民生凋敝的客觀事實，決定整本部人馬再戰曹操。此時，曹操也率領得勝之兵，陳列於河上，準備進擊冀州。雙方在倉亭相遇，此次袁紹軍在數量上依舊多於曹操（至少是相當），並且吸取了上次官渡一戰的教訓，步步為營，穩字當頭。在初始交戰中，雙方合戰，各有損折，曹軍沒有什麼優勢，一時間很難取勝。為此謀士程昱獻上“十面埋伏”之計，曹操思慮再三接受了該建議，主動將主力部隊撤退到黃河岸邊，並暗遣伏兵十隊，用許褚於午夜偽作劫營之勢，引誘袁軍出營追擊，待到其追至河上，因曹軍背水一戰，手下將士又是百戰精兵，故而所爆發出的戰鬥力非常驚人，將袁軍擊敗。袁紹敗退之時，十支伏兵次第殺出，袁軍開始崩潰性的潰散，至此曹操再一次擊敗袁紹，將其元氣徹底擊散。實際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一個虛構的戰事，程昱所獻計策，正是韓信的“背水之陣”和“十面埋伏陣”的混合體。“背水之陣”是楚漢爭雄時期韓信在北伐趙國時，利用對方主將陳餘的輕敵思想和對自己領軍水平的不瞭解，裝出不通兵法的樣子，背水結陣誘使趙軍傾巢出營決戰，並以奇兵突襲趙軍老營，遍插漢幟，利用趙軍的恐懼心理和漢軍背水死戰的決心，贏得了井陘之戰的勝利。事實上，這分明就是一場賭博，賭的是雙方指揮者和士卒的心理素質，成功就名垂千古，失敗則全軍覆沒，不過這也是當時漢軍的無奈之舉。相形之下，倉亭之戰時曹軍處境非常之好，乘勝而來，袁軍上下離心離德，主力精銳又被殲滅在官渡，是役袁紹的參戰士卒多是再籍之兵，缺乏訓練和實戰能力，根本沒有必要背水弄險，自掘困境。曹操精通兵法、善於用兵，世人皆知，加之袁軍屢敗必然特別小心，背水結陣的誘敵目的根本不可能達到；曹操一生最為得意的作戰方式就是利用精銳騎兵，在紛繁複雜的戰場上突入敵軍之中，直接擊斬對方領軍將領，以造成其指揮的混亂，再揮軍合戰擊潰敵軍。官渡之戰中，“斬顏良、誅文丑”就是這類戰法的代表，但這一戰法的關鍵就在於必須保持軍隊的高度機動性，背水為陣顯然並不合適。“十面埋伏陣”也是楚漢相爭時期由名將韓信所創，又稱“垓下五軍陣”。據《史記》和《漢書》記載：漢高帝五年，漢軍五路大軍、合計近七十萬之眾，形成從西、北、西南、東北四面合圍楚軍之勢，項羽被迫率十萬楚軍向垓下後撤，隨後漢軍與楚軍於垓下展開決戰。當時，韓信將主力大軍排出了這個“五軍陣”，即韓信親率三十萬大軍居中，為前鋒主力；將軍孔熙率軍數萬在韓信軍左方；陳賀率軍數萬在韓信軍右方；劉邦率本部主力尾隨韓信軍跟進；將軍周勃率軍斷後。安排停當後，韓信率本部軍先行向楚軍發動挑釁性進攻，項羽立刻親自率領十萬楚軍發動中央突破作戰，矛頭直制韓信本部，試圖透過凌厲的衝鋒將韓信軍擊潰。然而，韓信只是與楚軍稍作簡單的接觸，便立刻命令漢軍後撤，避其鋒芒。漢軍一路依照計劃、且戰且退，而楚軍則是繼續孤注一擲的瘋狂突擊。另一方面，當韓信以前陣為屏障掩護劉邦軍回撤退避的同時，孔熙、陳賀所率的左右兩軍也自楚軍左右兩側進行著迂迴機動，威脅楚軍側翼。韓信見時機成熟，率軍發起反擊，楚軍大敗，退入壁壘，為漢軍所圍。這就是傳說中的“十面埋伏”，由韓信率領的先頭陣勢實際上是一個偽陣，用作牽制引誘敵軍，目的是為了創造機會使兩翼奇兵得以快速突破形成合圍，“五軍陣”是一種以優勢兵力對抗少數精銳之敵的陣法，意在合圍全殲對手。反觀程昱所獻的計策則是針對兵力相近的情況下，以奇兵衝擊穿插為手段，意圖將對手擊潰的作戰策略，兩個計策表面上相似，本質上還是存在一些不同的。
據《三國志?武帝紀》記載：官渡之戰後，袁紹不僅沒有反思自己的錯誤、恢復日益渙散的軍心，反而為掩蓋自己的過失，將先前因忠言直諫而被囚禁的謀士田豐處死，致使河北集團內部人心浮動，冀州諸郡多有舉城邑而投降曹操。建安六年（201年）夏四月，曹軍揚兵河上，擊破袁紹的倉亭軍。此後，袁紹復收散卒，攻定諸叛郡縣，並且使劉備侵略汝南，汝南賊共都等作為援應。曹操遣蔡揚進擊共都，蔡軍交戰不利，被共都軍擊敗。至九月，曹操決定回師，親自南征穩定後方。劉備得知曹操親征，走奔劉表，共都的部眾迫於曹軍的兵勢也作鳥獸散了。可見，“倉亭之戰”在《三國志》等信史中並沒有十分詳細的記載，因此很多史學家一直在懷疑其規模的大小甚至是否存在。
飛刀認為：官渡之戰後，曹操雖然獲勝，但內部資源幾乎枯竭，從其坑殺河北七萬降卒可以看出，當時河南糧草也很緊張，已經很難養活這些俘虜了；曹操如此諳熟韜略、用兵果決，怎會不知“趁熱打鐵、兵貴神速”的道理，然而其沒能連續發動攻擊壓制袁紹，正說明了其兵力並不足以吃掉河北四州；同時劉備和共都侵擾汝南引得曹操主動揮師河南，佐證了曹軍兵力的不足以及後方的空虛；另外，袁紹在戰後收復了諸多反叛郡縣，也證實了袁紹在這場較量中並沒有吃太多的虧，相反還進一步穩定了河北的局勢。因此，歷史上的倉亭之戰規模應該不會很大，至少不是官渡那樣的大規模殲滅戰，且袁紹並未出現巨大的損失，官渡之戰後以曹操當時的能力只能說佔據一定的優勢，贏得了競爭中的主動，卻不具備完全吞併袁紹勢力範圍的能力。倘若袁紹效法秦穆公崤山之敗後，主動承擔責任，嚴懲己過，藉此激勵敗軍將士，避免與曹操正面決戰，駐軍河北、堅守不出，著力於解決河北軍的內部矛盾，休整士卒、體恤百姓、恢復生產、立足農耕，恐怕曹操也很難佔得什麼便宜。適時發展壯大青州勢力，加強側翼牽制對手，威脅河南腹地，袁、曹之間的形勢甚至還有可能被逆轉，至少不失南北相持之勢。然而，袁紹諱言失敗，推諉求脫，一味地將失敗歸咎於種種客觀因素或是下屬的失職，賜死忠言直諫的謀士田豐，表面上維護了自己的尊嚴，實質上卻會使得上下越發的離心離德，君臣關係疏遠，甚至走向對立。至此，袁紹不僅喪失官渡主力，亦失河北人心。袁紹既無人才兵力，又失公眾人心，則永難與曹操相抗衡，使得錯誤變得更大。作為政治家，眼前軍事上遭受的挫折並不是最為可怕的，怕的是失去了下屬支援和天下民心。《道德經》中用水比喻君德，“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水天性惠利萬物而無慾不爭，又能處於眾人所惡的低窪之地，故而與道相合。因而，君德如水，道在不避不爭，有責而不以民避，有功而不與臣爭，利物不言，處下不爭，臣民感其恩仁，更愛其君，如此則大有益於治道。反觀袁紹，雖有“四世三公”的聲望，“折節下士”的虛名，但是到了關鍵時刻就暴露出其“色厲內荏、愛慕虛榮”的一面，根本不具備傑出領袖的氣質，獨霸一方尚且可以，若想君臨天下差的可就太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