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民族危機加劇下的奮起(8)
總裁，我要離婚 我的嬌妻 古荒記 妖亦非妖 蒼穹劫 寵妃有道：戰神王爺欺上榻 超級遊戲商店系統 重生之升官發財 名偵探的規條 落寞深淵
第50章 、民族危機加劇下的奮起(8)
閻錫山除感到蔣介石、日本的威脅之外，對於來自方面的威脅也十分憂慮。東征紅軍渡過黃河進入山西后，橫衝直撞，東突西奔，戰略戰術十分嫻熟，而其戰鬥力又是那樣的強盛，雖然目前已返師陝北，但他們為了實現北上抗日的目的，難道就不會再進入山西？對此，他曾對其部屬說過：“現在共匪雖然被我們的軍隊打跑，趕過河西去了，但是大家不要以為從此就可以放心。因為黃河長千餘里，處處可渡。我們如果要把這一千多里的黃河處處都用兵把守，你們想得用多少兵，得花多少錢，人民那能負擔得起？如果不處處設防，又怎能保共匪不再偷渡？”（《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九），第54頁）。尤其令閻錫山感到壓力的是，紅軍東征期間，對“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的廣為宣傳，及其發動群眾進行的土地革命，已在廣大民眾中留下了深刻的影響。他們要求抗日救亡，要求實行民主的呼聲日益高漲，播撒的這些星星之火，一旦燃燒起來，後果真是不堪設想。不但如此，在閻錫山統治集團內部，有的人竟對紅軍的標語和減租減息法令、佈告，爭相傳誦，甚至還有人認為與紅軍作戰是同室操戈，令親痛仇快，只能對日本帝國主義有利。
蔣介石、日本人、這三方面的壓力，使閻錫山如同生活在夾縫中，臨深履薄，戰戰兢兢，他將自己的這種處境曾作過一個比喻，說是好比“在三顆雞蛋上跳舞，踩破那一顆都不行”（《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第196頁）。因此，對於閻錫山而言，如何在這夾縫中求得生存，如何不踩破那一顆雞蛋，找出一條既可利用的力量發動和組織群眾來抵抗日本侵略，儲存和發展自己的實力，來作為和日本人討價還價的資本，又可頂住蔣介石對他的吞併，並使不再對自己採取軍事行動這樣的道路（牛蔭冠：《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紀略》，《山西文史資料》第15輯，第4頁），就成為他必須抉擇的頭等大事。
就在閻錫山感到左右為難、一籌莫展之時，1936年5月25日，讓紅軍東征期間在“汾孝會戰”中被俘的閻軍團長郭登瀛回太原，給閻錫山帶去了一封親筆信。信中向閻明確指出：“側聞蔣氏迫先生日甚，強制晉軍二度入陝，而以其中央軍監視其後，是蔣氏迄無悔禍之心，漢奸賣國賊無與為匹，三晉軍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與敝方聯合一致，抗日反蔣，則敝方同志甚願與晉軍立於共同戰線，除此中國人民之公敵”（《書信選集》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1月重印版第34頁）。
其實，早在1935年9月15日就向閻發出一份建立“反蔣抗日”統一戰線的建議書，指出，在目前民族危亡空前嚴重的時刻，任何偏安局面的支援和保守，都是絕對不可能的。日帝任何部分的向中國進攻，都必牽涉到對於全國的進攻，而抗日運動的部分開展都必定影響到抗日全面的開展，“所以，晉省當局以為既可以不反蔣、不抗日，而又可以擺脫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犯與壓迫，則必會成為一種空泛之想，在事實上絕對不可能實現的。根據晉軍目前的處境，只有開展反蔣運動和開展抗日運動才是唯一的出路”，（王生甫、任惠媛著：《犧盟會史》第29頁），而閻錫山對此建議卻置若罔聞。儘管如此，仍不放鬆對閻錫山的工作。1936年2月，中央北方局就約請“中國民族革命大同盟華北聯盟”主席朱蘊山，透過曾任閻錫山參謀長的臺壽民等關係，為約請閻參加“民族革命大同盟”進行疏通。5月，朱蘊山再次赴晉與閻晤面，進而談到“反蔣抗日”之事。
的這些爭取工作，對於促使閻錫山在歷史的重大轉折關頭做出比較明智的抉擇，產生了積極的作用。而閻錫山從“9·18事變”以來，日本帝國主義得寸進尺，加緊對中國侵略的事實，從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及其對其他地方實力派的態度上，也逐漸認識到，抗日已是歷史的必然趨勢，只有抗日才能救亡圖存，不抗日，國之既亡，省將何存。蔣介石目前對抗日不積極，反而加緊剿共，並利用“剿共”想削弱異己，已搞得內外不滿，怨聲四起，而只有才是真正堅持抗戰的，其主張深得民心。對此，閻錫山曾說過：“東北失守後，張學良退出東三省，堅持抗戰的都是，沒有一個國民黨，假如日本人打進山西來，山西抵抗不了，蔣介石也抵抗不了，怎麼辦”？（張文昂：《犧盟會和決死二縱隊成立前後的片斷回憶》，《山西文史資料》第15輯，第68頁）。由此不難看出，在民族危亡關頭，閻錫山在對蔣、對日、對共這三方面關係的處理上，是把中日矛盾或曰閻日矛盾作為主要矛盾來考慮的，而要解決這個矛盾，靠國民黨中央不行，僅憑自己的力量也不行，還必須藉助的力量，只有這樣，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保住山西。經過反覆權衡，閻錫山終於做出了“迎共抗日”的正確選擇，開始走上了聯共抗日的道路。
閻錫山為了貫徹他的這個政策，1936年8月綏東戰事平息後，鑑於日軍步步緊逼的危急形勢，為進一步組織發動社會進步力量，不僅明確改變了此前“防共”、“剿匪”的政策和提法，併發布懸賞捉拿漢奸的通令，提出“第一除漢奸”的口號，而且同意了“自強救國同志會”（1936年春將官辦各團體合併後的一個新團體）中宋紹文、戎子和、張雋軒等左派進步青年倡議組織一個抗日救亡團體“抗日救國會”的請求，只是為避免刺激日本，他提出在組織名稱上作些改動，認為以“犧牲救國”稱之，更為合適，因而將這個救亡團體定為了“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並於1936年9月18日，在“9·18”五週年紀念會上正式發起組織“犧盟會”。新成立的犧盟會仍由閻錫山任會長，其表侄梁化之兼任總幹事，宋紹文、戎子和、張雋軒等為委員。同盟會成立之初雖然仍是閻錫山的“御用”團體，但由於形勢的變化和左派青年的實際工作，它一開始就有了明確的宗旨和工作綱領，宣佈“本會以剷除漢奸，武裝抗敵，犧牲救國為宗旨”（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歷史資料選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頁），號召“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我們不分黨派，不分階級，不分職業，不分窮富，不分性別，凡是願意爭取民眾的生存與個人的出路的人們，都團結在犧牲救國同盟會來，我們要從晉綏人民和軍政領袖的團結擴大到華北人民與軍政領袖的大團結，更從此擴大到全民的大團結。在聯合的力量之下，抗戰！抗戰！抗戰！抗戰到底！”。
這樣一個帶有明顯的進步性質的組織，自然受到了全國各界救國團體和進步人士的擁護，但也使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感到惱怒。日本就指令其駐太原特務機關直接向閻錫山提出抗議，並由其外務省向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提出質問。而閻錫山周圍的頑固勢力，也乘機發難，要求取消同盟會。由於各方面的非難，同盟會的工作陷於停頓。面對這種狀況，閻錫山採取了一個能夠左右逢源的新策略，即：犧盟會採取的某些進步措施和口號，但在提法上要換成“山西語言”；用一些堅決抗戰又有號召力的人，但他們不是以員或代表的身份，而是以山西抗日進步分子的面目出現；藉助的影響，但又要打著山西的旗號。基於這樣的考慮，閻錫山希望把同盟會辦得有聲有色，但他認為要做到這一點，靠山西的舊班底不行，必須大膽延攬的人才。曾被閻錫山通緝過、其時尚在北平監獄中的薄一波，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閻錫山派人從北平請回山西“共謀保晉大業”的。
薄一波，原名薄書存，山西定襄人，1925年加入中國，1927、1931年兩次被山西當局通緝。經黨組織的營救出獄後，按照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接受了閻錫山的邀請。他於1936年11月初，與楊獻珍、韓鈞、董天知、周仲英等人回到山西后，第二天即受到閻錫山的約見。閻不僅對“請回來”的薄一波取消了通緝令，答應了薄的“約法三章”，即：在宣傳抗日救國主張上不能受到限制；對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用人方面應於方便，並保證所用之人的安全。而且，同意了薄一波對犧盟會進行改組的意見。改組後的犧盟會，雖然仍由閻錫山任會長，梁化之任總幹事，但實際上是由薄一波等人在主持工作。這樣，犧盟會實際上成為了與閻錫山之間特殊形式的統一戰線組織，成為由透過公開工作委員會領導的抗日救亡團體。
改組後的犧盟會，從1936年底開始，為山西的抗日救亡運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這主要是，在閻錫山於1936年6、7月間成立的軍政訓練委員會（由閻自兼會長，薄一波回山西后也參加了該會的工作）的名義下，舉辦了軍政訓練班、民訓幹部班、村政協助員訓練班、縣犧盟特派員訓練班、國民兵軍士訓練班、國民兵軍官教導團等各種不同型別的訓練班。這些訓練班大約在半年的時間裡，為山西培養了近萬名基層軍政幹部。這些幹部經過訓練，都初步具備了進行群眾工作和開展武裝鬥爭的基本素質。他們先後被充實到後來成立的山西新軍和地方政權中，成為堅持持久抗戰的骨幹力量。尤其是1937年2月，犧盟會在太原等地舉辦的“國民兵軍官教導團”訓練班，以“軍政訓練班”訓練出來的部分青年為骨幹，把從全省各地來的小學教師與中學生等加以訓練，組成了8個教導團，約有1.6萬人，並在此基礎上組成了決死隊。決死隊提出了“寧在山西犧牲，不到它鄉流亡”的口號。決死隊的成立為推動當時山西的抗日救亡運動，以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配合八路軍主力開闢太行、太嶽、晉西北、晉東北各抗日根據地，開展廣泛的游擊戰爭，都發揮了巨大作用。此外，在這期間，犧盟會還促使閻錫山釋放了一批關押在山西監獄裡的“政治犯”。到1937年初被山西當局關押在太原的“政治犯”已達300人，為將這些“政治犯”救助出獄，薄一波多次找閻錫山談話，說是山西的抗戰救亡運動已經初步開展起來，目前正是用人之際，而這些“政治犯”又都是愛國的有為青年，這和山西目前的政治形勢很不相稱，既以抗敵救亡相號召，並願和合作，就應把這些“政治犯”全部釋放。閻錫山則認為蔣介石關了那麼多“政治犯”都沒有放，山西也不能放。薄一波又向閻表示，目前山西的做法與蔣已不相同，山西可以做得漂亮一些，首先釋放“政治犯”，在全國做個表率。經過多次協商，閻錫山首先同意釋放重要人物王若飛。隨之，也同意了釋放其他“政治犯”。
在犧盟會的努力工作下，山西的抗日救亡運動很快就走到了全國的前列。對此，1937年2月，在太原訪問的著名記者範長江認為：“現在的太原，可以說是對外空氣最緊張的地方。我到太原的時候，正舊曆正月十五前後，一切舊式的遊藝組織，如秧歌、高腳、社火、梆子戲等，都一起搬了出來，熱鬧非常。但是這些舊東西，卻完全換了新的內容。一種有組織的力量，支配這些東西，他們歌唱和演戲材料，或是已經成為抗日救亡的題材，或者夾入許多抗戰的唱歌和口號。這種做法，普遍到全省”。（範長江：《塞上行·太原印象》）
閻錫山同意組織成立犧盟會，並放手讓人薄一波等發展壯大犧盟會，是他聯共抗日政策的重要實施，也是他為挽救民族危亡的一個進步表現，而他能夠摒棄黨派之見，敢於起用人，則反映了他的一種政治胸襟。歷史也已經證明，閻錫山此舉是正確的，因此，包括國民黨在內的大多數人，對於閻錫山的這一舉措，是持肯定的態度的。然而，時隔多年之後，仍有人在這個問題上對閻錫山進行詰責，認為，閻錫山於中原大戰後，一面阻撓國民黨在山西的活動，致使該黨不能公開活動達六年之久；“一面招納平津及全國各地共黨分子，大量訓練所謂青年幹部、民訓幹部、行政幹部及村政指導員等，從此山西各縣即成共黨天下了”，因而，“山西赤化了”，乃閻錫山之過。不僅如此，抗戰初期，由於閻錫山讓“共黨分子”充任好幾個行政區的行政專員，又兼抗日決死隊各縱隊政治委員，結果，“晉西事變”後，山西新軍及各縣地方團隊約50團，人數約15萬人同時叛變，攜帶新武器，與朱德、劉伯承、、賀龍等公然合股，“你的本意想利用，結果反為所利用，朱毛經此裝備，如虎添翼，所有華北軍略要地，幾盡為其盤踞，其勢如火燎原，後來大陸淪陷，實種因於次”（臺灣天一出版社：《閻錫山傳記資料》（五），第35頁）。也就是說，閻錫山是國民黨垮臺的“禍首”。正因為如此，所以閻錫山於1960年5月23日在臺北去世，臺灣的國民黨政府準備為其舉行國葬時，臺灣《民族晚報》1960年5月29日發表的《閻錫山值得國葬嗎？》的“社論”就認為，抗戰前後，“閻氏大量培植左傾分子，卒使共黨勢力在山西坐大”，綜觀其一生歷史，“縱不能說是罪大於功，至少是功過兼有，瑕疵互見”，所以，不符合國葬法所規定的“有特殊勳勞，有偉大貢獻”，“我們對閻錫山先生國葬之議，期期以為不可”（臺灣天一出版社：《閻錫山傳記資料》（三），第3頁）。這些論點，顯然是從國民黨及其所代表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出發的，而不是從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出發的。而國民黨的垮臺，也並非僅僅是由於閻錫山讓“坐大”，而是它已經腐朽沒落，成為了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嚴重障礙，失去了人民大眾的支援。不過，從這些論點中，反倒是進一步證明了儘管閻錫山本人並不想使“坐大”，但他實行的聯共抗日政策，對於團結組織各階層民眾挽救危亡，對於的發展壯大，在客觀上確實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正是抓住了這個難得的機遇，不但帶領全國人民堅持抗戰並最終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使中華民族得以解放，而且奪取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把中國引向光明。從這個意義上講，閻錫山的聯共抗日的正確選擇，對於國家和民族都是有積極貢獻的。
7、提出“守土抗戰”主張，取得綏遠抗戰勝利
1936年5月，偽“蒙古軍政府”正式成立，並組建“大漢義軍”，在日本特務機關的指使和操縱下，德穆楚克棟魯普即加緊擴軍備戰，研究侵略綏東的部署。日本飛機不時在綏東上空偵察，各種作戰物資源源運出，潛伏的漢奸也蠢蠢欲動，綏遠危機加劇。有鑑於此，綏遠省主席傅作義於6月1日赴太原，向閻錫山“請示機宜，秉承一切”。7月底8月初，經過一番籌劃，偽蒙軍在“大漢義軍”總司令王英的指揮下，向駐守於土木臺和紅格爾圖的傅作義所部發起進攻。對此，閻錫山不僅要傅作義組織抵抗，而且命其騎兵趙承綬部予以配合，在晉綏軍的堅決反擊下，偽蒙軍迅速敗退，綏東戰事暫告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