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從一首歌詞說開並代序 (1)
菜刀男保姆 呆狼,快到碗裡來! 妄想症少女 寄生者 護花神偷 鬥破乾坤，龍王求親請排隊 我死後的事 陰陽盜墓師 校草的刁蠻女友 致命潛規則，總裁猛如虎
第1章 從一首歌詞說開並代序 (1)
一
那一夜，我聽了一宿梵唱，不為參悟，只為尋你的一絲氣息。
那一月，我轉過所有經輪，不為超度，只為觸控你的指紋。
那一年，我磕長頭擁抱塵埃，不為朝佛，只為貼著你的溫暖。
那一世，我翻遍十萬大山，不為修來世，只為路中能與你相遇。
那一瞬，我飛昇成仙，不為長生，只為保佑你平安喜樂。
那一天，閉目在經殿香霧中，驀然聽見你頌經中的真言。
那一月，我搖動所有的轉經筒，不為超度，只為觸控你的指尖。
那一年，磕長頭匍匐在山路，不為覲見，只為貼著你的溫暖。
那一世，轉山轉水轉佛塔啊，不為修來生，只為途中與你相見。
那一刻，我升起風馬，不為祈福，只為守候你的到來。
那一日，我壘起瑪尼堆，不為修德，只為投下心湖的石子。
那一月，我搖動所有的經筒，不為超度，只為觸控你的指尖。
那一年，我磕長頭在山路，不為覲見，只為貼著你的溫暖。
那一世，轉山不為輪迴，只為途中與你相見。
以上三段文字，是目前流傳比較廣的所謂“六世喇嘛情歌”，或者叫“倉央嘉措情詩”。
倉央嘉措，這是個在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中很難出現的一個名字，這是個明顯帶有少數民族特徵的名字。是的，他是藏族人，他的身份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的第六世喇嘛；他的另一個身份是所謂的“詩人”。
無法不感謝以上三段文字的作者，沒有這幾段精緻優美的文字，我們很少有人會記住倉央嘉措這個名字。很有趣的一個現象業已存在，如果有人詢問其他歷世喇嘛的名字，絕大多數人是無法說出的；而只有第六世，倉央嘉措，廣為人知。就如同我們熟悉清朝歷代皇帝的年號，卻只不過僅僅能叫出玄燁、胤禎等少數幾個名字來一樣，若問咸豐、同治的名字，大半還是知者甚少。
所以，對以上三段文字的謝意，我們至少可以基於這一點——是它們的流傳，讓我們知道了倉央嘉措的存在，並與六世喇嘛對號入座，並由此，讓我們對藏傳佛教產生了興趣：它的神祕，它的美麗，它的若隱若現的奇蹟及由著這奇蹟生髮的想往。
然而，也僅限如此。因為，這三段文字跟倉央嘉措一點關係都沒有——嗯，話也不必說得這麼絕對，還是有一點點關係，那就是張冠李戴——它實實在在是個現代的漢族人寫的，卻被大多數人以為是倉央嘉措的作品。
從三段文字的細微不同可以看出，它業已經過修飾。其原本，最早出現的載體不是詩集，更不是什麼倉央嘉措情歌集，而是一張叫做《央金瑪》的唱片。
所以，它是首歌詞，它的名字叫《信徒》。
在這張由朱哲琴與何訓田合作的唱片中，還出現了另一首歌，名字叫《六世喇嘛情歌》。
第一次張冠李戴就這樣自然地發生了，“信徒”這個名字漸漸不被人知曉，而將其歌詞冠以“六世喇嘛情歌”的題目。之後，題目成了作品屬性，就如同《道德經》與《老子》並存一樣。
而那首原名是《六世喇嘛情歌》的歌詞，卻確實有倉央嘉措的身影，這首歌詞將其多首意味相近的詩歌整合在一起，並經過了刪改和新增，形成了一首與原作基本無關的歌詞。
第二次張冠李戴，則完全是在第一次文字誤會上的有意行為。這次是一支在青年群體中較有影響的樂隊的重新演繹，它將朱哲琴的兩首歌——《信徒》與《六世喇嘛情歌》融合在一起，並加入了另一首真正的詩歌，形成了一首新作，叫做《倉央嘉措情歌》。據說這種大雜燴的拼盤歌詞，也曾經由某位年輕的活佛演唱過。
於是，“那一天，那一月，那一年”，成為了倉央嘉措詩歌中的一部分——雖然，倉央嘉措跟它沒有任何著作權與署名權的關係。
其實，如果仔細地比照《信徒》與業已被學界認定的“倉央嘉措情歌”，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來，它們的文字風格完全不一致，《信徒》的修辭之複雜、意境之優美、文字之洗練，在“倉央嘉措情歌”中完全找不到一丁點兒影子。
真正的“倉央嘉措情歌”，最早出版於1930年，漢文版本的著作權為我國藏學藏語研究的前輩于道泉先生。這本書版本名號為“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五”，書名《第六代喇嘛倉央嘉措情歌》。
它開創了倉央嘉措詩歌漢譯的先河，此後，有1932年劉家駒本、1939年曾緘本和劉希武本等。而且這幾個版本間，也有互相影響的痕跡，再其後的版本，幾乎都是以上版本的“潤色本”。
而在這些版本中，從來就沒出現過“那一天，那一月，那一年”。
但它的流傳確實太廣，讓人以訛傳訛，直至今天，可以預見的是，它還會誤傳下去。
一個更值得探討的問題是，倉央嘉措算不算一位詩人？
做這個判斷，首先我們需要知道他寫過什麼詩，寫過多少首詩，而這些詩的質量如何。
目前學界認為他是寫過詩的，但寫了多少首，沒法認定。
對倉央嘉措詩歌數量做了詳細統計的，是我國藏族文學研究的開拓者佟錦華先生，他在《藏族文學研究》一書中曾提到：
“解放前即已流傳的拉薩藏式長條木刻本57首；于道泉教授1930年的藏、漢、英對照本62節66首；解放後，西藏自治區文化局本66首；青海民族出版社1980年本74首；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本124首；還有一本440多首的藏文手抄本，另有人說有1000多首，但沒見過本子。”
而上文提到的于道泉譯本、劉家駒譯本、曾緘譯本和劉希武譯本，在詩歌數目上根本無法統一，誰也說不清楚截至20世紀30年代，民間流傳了多少首倉央嘉措詩歌。
而且，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所謂的數目，是漢譯過程中人為劃分的！
事實上，早期譯者，比如於道泉，看到的似乎是一種可以連起來讀的、有237句的“長詩”；他是根據對“長詩”在內容、意趣、風格上的評價，主觀地將“長詩”腰斬，分成了若干“節”。
任何人都可以看出這樣的問題，于道泉分節的辦法是不是合適，誰也不知道——我們可以更簡潔地說——在目前的情況下，不知道就意味著不合適。
那麼，倉央嘉措的詩有多少首，就不可能有任何人下結論，除非，找到于道泉漢譯本的原本，或者，找到其他譯者並與于道泉譯本不同的原本，進行文字比較。
事實上，學者們針對暫時認定的“倉央嘉措情歌”，從內容、主旨、表達方法等方面，一直在進行著考證和剖析，目前基本的結論是：一、不排除其中混雜有民歌；二、不排除其中有為故意陷害倉央嘉措而偽造的“證據”；三、即使姑且認定為是倉央嘉措“原筆”的詩歌，由於傳播過程的遺失、篡改、刪加，其“原意”是否果真如我們所理解，也未可定論；四、即使我們統統將這些詩認為是“原筆”，其中的筆意矛盾，依然令學界疑竇重重。
這些疑點，簡單地說，就是作品差異太大，不應該是同一人所寫。曲高和寡的事情總會發生，如果直接引用學者“和尚罵禿驢”的結論，大多數讀者恐怕難以接受——但是，學術的事情，不可以混水摸魚，也絕不允許妥協——
你可以渲染，你可以誇張，你也可以迎合世俗，但是，事實不容忽視。
忽視，就是對事實的歪曲。
而這個事實就是，我們需要客觀地評價倉央嘉措是一個怎麼樣的詩人。
做出這種評價的基礎，不僅僅在詩歌數目上，而且，關乎詩歌的質量。
很簡單的邏輯推斷是：一位愛好寫詩、寫了很多詩的人，我們可以說他是詩歌愛好者，但不能武斷地判斷他是詩人，這還要評價他的詩歌成就。
引領倉央嘉措走上詩歌創作之路的，是一本叫做《詩境》的著作。在倉央嘉措的有關文獻中，記載了他從小學習這本書的經歷。
《詩境》最早是一部古印度的梵語作品，作者為檀丁。13世紀初期，藏族學者貢嘎堅贊將其譯介到藏地，後來經過數代藏族學者的翻譯和重新創作，最終成為藏民族自己的重要美學理論著作。這部著作大致上可以分為詩的形體、修飾和克服詩病等三個基本內容。因此，它事實上也是一本詩歌創作指南，尤其在詩歌寫作方法的修辭學方面有極大的實用功能。可以說，它是藏族詩學體系的根，是奠定藏族詩歌創作技法與風格的源頭。
而由於這本書的譯介，使得藏族文學在詩歌領域產生了一次變革，在此前，藏族詩歌流行的是“道歌體”和“格言體”詩，受《詩境》的理論體系影響，在此後，形成了“年阿體”流派。
倉央嘉措為什麼要學習寫詩呢？是他的個人愛好嗎？他從小就想做一個詩人嗎？
不是的，這是傳統，也是藏傳佛教對僧人的要求。因為，它屬於佛家“五明”中的“宣告”，而且，在歷史上，對《詩境》進行解釋、註疏、評論的活佛，比倉央嘉措的學問大得不是一點半點，在他們面前，倉央嘉措如果自稱詩人，是會被笑掉大牙的。
在西藏的歷史上，活佛作詩，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米拉日巴寫了500多首詩，號稱“十萬道歌”，薩迦班智達的格言體詩歌，形成了《薩迦格言》，流傳之廣、影響之深，遠非倉央嘉措可以比肩。而宗喀巴、五世喇嘛，都寫過詩歌，詩作水平也遠遠超過倉央嘉措，可從來沒有人認為他們是詩人。
那麼，憑什麼認定僅僅寫了根本無法認定的70首（左右）詩歌的倉央嘉措是詩人呢？
這要評價他的詩作的質量。
比如乾隆皇帝，一生有兩大愛好，一是題字，幾乎走到哪兒寫到哪兒；二是寫詩，據說一生寫了四萬多首，陸游加上楊萬里也比不上他一人。但是，嚴格來說，乾隆的書法水平和文學水平，談不上“名家”；而王勃詩作僅傳世80餘首，但一句“海記憶體知己，天涯若比鄰”，就足以奠定他在中國詩壇上的地位。
倉央嘉措就是王勃一類的詩人。客觀地說，他的文學天分不高，他的作品不多，但是，他的貢獻大。這貢獻，就是他的創作實踐改變了藏族詩歌的文風。
前面說過，藏族詩歌有“道歌體”“格言體”和“年阿體”，在倉央嘉措的時代，是比較盛行“年阿體”的。這種詩歌的文風，有點類似於我們漢族地區的“文人詩”，寫得很優美，而且像猜謎語一樣用典故、寫隱喻，這種文風肯定是上層人物和知識分子才能享受的，大多數沒有文化的普通勞動者根本沒有辦法使用。
而倉央嘉措的詩歌創作，平易近人，十分樸素，有點類似於民歌，這種文風是適於傳誦，也適於更多的人創作的，它的貢獻，就是將文藝從矯情的陽春白雪放歸到樸素自然，將少數人享用的所謂高貴藝術歸還給了自由創作的民間。
這才是倉央嘉措詩歌的意義，不管那70首（左右）的詩歌是不是完全由他創作，也不管這些詩是不是在傳唱過程中經過民間“加工”，計較這些，只有學術價值，但不關藝術價值——而這，也正是我們出版這本詩集，並大膽地重新漢譯的心理支撐，把詩歌還給民間，讓它以藝術的名義存在。
但是，以藝術之名存在，其基礎是在歷史的基礎上對倉央嘉措的客觀評價，而且，由著這評價，不要再繼續歪曲其詩歌的內容。內容和藝術性，永遠不能混雜在一起。
確實要感謝這70首（左右）詩歌，正是它們，讓我們對這位活佛產生了興趣。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絕大多數人的興趣不在詩人，不在詩歌的藝術，而在詩歌傳達的內容，或者說是他們希望理解的內容——。
就好像很少有人沉下心來研究《釵頭鳳》的藝術性，但絕少不了有更多的人八卦陸游和唐婉的愛情一樣。
這才是這些詩歌流傳的真相，也才是《信徒》張冠李戴的真相——將一位地位尊崇的活佛與聯絡起來，進而津津樂道，才是絕大多數人的真實心理，哪怕這種心理的基調是顛倒黑白。
所以，關於倉央嘉措的真實生平，是要有一個解釋的必要了，他是不是一個浪子，是不是半夜溜出去私會情人，直接關係到他們如何理解詩作中貌似“”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