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紳政權：政治離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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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紳政權：政治離心力
政治的離心力（1900-1911）：官、紳、軍隊
中國在中日戰爭中敗北，三十年的洋務、時務政策破產了。破產之餘，最大的危機是半新半舊的淮軍的覆滅，使紳士政權對內對外都失去了屏障。1860年英法聯軍攻佔北京，太平天國和捻軍橫掃中原。那時恭親王的“善後章程”要中國以暫時對外和平、取得喘息的機會、努力平定內亂、然後發憤圖強為長期政策。1895年，中國雖然沒有大規模的內亂，但列強瓜分的局面岌岌可危。大政方針必須改變。當時一致的意見是中國必須重新練兵來保衛紳士政權，當時不一致的意見是民政方面如何改弦更張。
1860年代意見也不一致，但限於官吏之間。一般在野士紳對行政人員，行政人員自己對自己，都具有相當高的信心。1895年意見的不一致，不限於行政人員之中，在野士紳對行政人員也發出了嚴厲的批評。在朝在野計程車紳都認為中國必須變才能自保，但是保的是什麼？變到什麼程度？
1895年《下關條約》簽訂的訊息傳到北京，康有為等人正在北京參加考試。他們的聯合行動就是所謂的“公車上書”。他們所建議的有：（一）遷都繼續作戰；（二）變法以圖強。他們正面地或旁敲側擊地對行政人員提出批評。這一個變法運動發展為1898年的“百日維新”，主張擴大政府的基礎，包括在野計程車紳，都參加政治討論。他們主張立憲，要把承天命以統治天下的清朝改為順民意以統治中國的民族國家。他們也主張改變考試製度以選拔新式的治國人才。這樣的改革方案就是當時保守的政治勢力所謂的“叛逆”，因為他們要保的是中國，不一定是“大清”。他們注視的焦點是中國民族主權的完整，不一定是中國文化主權的完整。
“百日維新”之後，保守的政治勢力受到外國勢力（Salis，bury侯爵所謂的“租借權之戰”）和農民（義和團運動）反抗外國勢力的雙重壓迫。保守派的看法是，如果不順應民意，那麼中國就無以立國。在義和團戰爭中，使保守派政府最為心悸的一個新發展是“東南自保”。山東的袁世凱、兩江的劉坤一、兩湖的張之洞、兩廣的李鴻章都拒絕捲入戰爭的漩渦。
“百日維新”象徵著在朝與在野士紳之間有了裂痕，“東南自保”象徵著在朝士紳之間有了裂痕。統治階級本身的裂痕是統治階級最關心的事。
保守派在1901年北京和約之後，不得不對新的紳士勢力讓步，這才有1900年代一系列的改革。主要的改革包括：（一）教育制度、考試製度的改革。傳統的考試製在1905年廢除了，代之以新式的學校教育和新的考試辦法。（二）擴大政府的基礎，容納在野紳士的意見。尤其是在日俄戰爭之後，立憲簡直變成了公認的治百病的良藥。在北京，進行了憲政編查，答應開國會，答應立憲；在各省，成立了諮議局。（三）在經濟方面，《下關條約》規定通商各國能在通商口岸設立工廠，興辦實業。中國本國的紳商也享有民辦實業的權利。於是張元濟、王雲五等紳士在上海辦了商務印書館；袁樹勳、楊度等地方紳士在湖南興辦礦業公司；張謇在南通辦紗廠，開墾鹽鹼地。當然許多沒有功名的商人、實業家甚至幫會里的人如杜月笙，也參加興辦實業。張謇在他的《張季子九錄•實業錄》裡說他是“通官商之郵”。他從士紳（狀元）到商人的轉變過程，是他認為從“皭然”到“穢濁”的過程。乾淨也罷，穢濁也罷，他走的不是一個傳統的狀元所走的途徑。
這樣，中國的新式企業從官辦或官督商辦的傳統，走向了民辦的局面。從1894年的一百多家新式企業增加到1913年的五百四十九家。投資從1905年的六千一百多萬元增加到1913年的一億兩千多萬元。在金融事業方面，舊式的山西票號漸漸衰頹，新式的官辦、官商合辦以及商辦的銀行逐漸興起。各地的紳士也發動了收回礦權、路權的鬥爭。其中尤以湖南、四川、廣東三省的鬥爭最為劇烈，以至於跟革命合流，推翻了清廷。
中央和省一級的改革由上層紳士負責，他們可以說是頭腦比較新穎、比較開明的人。他們在1900年代主張立憲，主張興辦實業。這些主張得有宣傳機構，於是他們辦報紙、雜誌。新的建設為他們拓展了新的就業機會、取得權力和影響的機會。紳士們從“學而優則仕”的傳統的上進階梯，發展到進學校，到外國尤其是去日本留學。回國之後，做官、經商、教書、辦實業、辦報紙雜誌，甚至寫小說、演戲等等。
所謂“上層紳士”也許可以用省諮議局選舉資格來劃分。那些人必須具有中學畢業或同等學歷，有功名，五品以上的軍人或七品以上的文官，有不動產或資本五千元以上，這種人不到全國人口的萬之四十二。在他們之下有中下層計程車紳住在縣城或鄉下，也在辦新政。傳統的縣政府和中央政府一樣有六個部門——吏、戶、禮、兵、刑、工六房，此外設有鹽房、倉房、承發房。1900年代新機關設立了，都由鄉紳領導。新機關有實業、教育、警察、團練、市政，此外有些地方還成立了商會和農會。
這些新政究竟有些什麼成績，那不是我們的課題。但是在變革的過程中，紳士階級以“天下興亡”為己任，是“責無旁貸”的。這些當然的領袖約有七百萬人，佔全國人口約百分之二，跟幕末的武士在日本人口中的比例差不多。他們進行改革，那是他們的事，無知無識的民眾沒有份。民眾由他們領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民眾參加，他們的地位會受到威脅。
據市古宙三先生的研究，這些中下級紳士，比上層紳士保守。在辦新政時期，他們增強了在地方的領導力量，也取得稅收和支配稅收的權力。省一級的地方紳士也因為辦新政而增強了他們的地位和權力。諮議局變成了擴大他們權力和影響的機關，報紙雜誌變成了擴大他們影響的工具。
從政策的觀點來看，在朝紳士、在野的上層紳士、在野的鄉紳，代表著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利益。彼此之間有矛盾，而且矛盾在發展。在朝紳士一致反對革命，要保中國，同時要保大清。他們不相信缺乏行政經驗的地方紳士，怕新政搞得太過火，怕收回路權礦權搞得太激烈。在野的上層紳士希望在朝紳士讓出更大的權力，他們不相信官吏能實現新政的目的。中下級紳士受的還是傳統教育，沒有進過學校，更沒有留過學，甚至他們的兒女也很少受新式教育的機會。可是他們站在紳士的最下層，一面跟地方政府爭權，一面抵抗當地的民眾。紳士集團於是分成這三個部分，每個部分之中意見不一致，又因為親戚、朋友、師生等關係而分成許多派系。
從職業的觀點來看，紳士們、士大夫們，有了各種新的就業途徑。他們一些人参加了工商業者的陣營，一些人變成了新的自由職業者（從事教育、新聞事業、職業寫作、律師、會計師、西醫等等）。他們所要求的現代化和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頗為相似。他們多半來自士大夫的家庭，但已經不是傳統計程車大夫了。
這就是說，中國的統治階級分成了許多集團和派系。辦新政，一面增強了紳士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另一面削弱了他們的團結。新政是他們在政治和社會上的權力和影響的根據。如果新政辦不好——事實上辦得很不好——對他們的權力和影響會有很不利的結果。
在野紳士之中還有一派認定中國非革命、非改變國體政體不能自存。改良派辦新政愈糟，革命派的勢力也就愈大。兩派的基本分歧之點在於是否用武力達到改革。如果要用武力革命，那麼就需要民眾——紳士以外的中國人。那時有組織的民眾有兩種——反滿的祕密結社、新式的軍隊。1900年代革命的紳士和這兩種有組織的民眾都取得了聯絡。
這樣我們就轉到1895年以後中國建立新軍的運動，以及新軍和紳士的政治關係。
練新軍開始於中日甲午戰爭之後，主要的目的在保衛京師。1895年到1900年之間編練成了五個武衛軍，在義和團之戰中損失了四個，只有駐紮在山東的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武衛右軍）得以保全。1901年與1907年之間，中國有兩支新軍：中央政府委派袁世凱編練的北洋軍和張之洞在湖北編練的自強軍。1907年（中央）規定練新軍三十六鎮（師）的計劃，各省才開始練新軍，目的也在維持國內政權的安定。
1905年廢除考試的一個結果是新教育比傳統教育貴。有志有才的年輕人上進的機會和個人的財富發生了更密切的關係。這樣1907年各省練兵給有志有才但家境清寒的青年帶來了上進的機會。於是他們投入新式的陸軍學校，例如陸軍小學、速成學校之類。有一些到了日本在軍事學校求學。前者以李宗仁為代表，後者以蔣X介X石為代表。軍隊為紳士的子弟開闢了一個就業上進的機會，可以用魯迅為例子。
不久，在中國的新軍中有了兩種軍官：行伍出身的甚至連字也不認得的軍官，軍官學校訓練出來的軍官。一般說來，在北洋軍系統之中，留日的軍官比較少，留日而升為師長旅長的更少。在各省的新軍之中，留日的和留日軍官訓練出來的學生比較多。這些留日的中國軍官，在日本時比較中日兩國的得失，又和在日本亡命的中國X革命黨人接觸。那時在東京的同盟會員之中，學者和軍人是兩個主要的組成部分。
新軍軍官究竟有多少是知識分子，很難估計。以湖北的新軍為例，1905年加入新軍的人，九十六人之中有二十個廩生、二十四個秀才。第三十二標（團）之中有二十到三十個有知識的軍官。這些有知識的軍人，尤其是在日本受過訓練的軍人，一方面能比較中日兩國的得失，一方面受過革命派的宣傳，他們多半認為非革命不足以救中國。
練新軍是為了安定清室的政權，練新軍的結果是南方各省的新軍反而成為革命的基本力量。歷史上常有這樣的諷刺。
革命的知識分子也對祕密結社的民眾進行了聯絡和宣傳的工作，最顯著的是1906年的萍瀏醴起義。這是由哥老會領導的反滿的革命。他們的宣言中雖然提出了建立民國的政綱，但是中國祕密結社的組織和作風卻蘊含著頑強的傳統的勢力。不只是萍瀏醴起義，孫中山依靠洪門（三合會）領導的好幾次“邊境革命”都沒有發展成全國性的運動。這似乎證明了各個祕密結社團結行動之困難，也證明他們發動群眾的能力有限。
但這並不是說祕密會社反滿的情緒、要求社會正義的情緒對清室的覆亡沒有貢獻。正相反，他們在好些省份之中，例如四川、貴州、湖南、江西、廣東等，對摧毀清室的紳士政權有過很大的作用。四川紳士領導的保路運動變成群眾性的保路軍，廣東在辛亥革命時期的民軍，就是很好的例子。
總結說來，1900年代中國的紳士集團分化了，有的與工商階級結合，要求民主立憲的現代化；有的加入了軍隊，與軍人群眾結合，要求共和；有的與祕密結社聯絡來推翻清室；大部分都繼續擁護清室，儲存了紳士的政權，企圖安定社會局面。
在有組織的群眾之中，軍人反滿，要求建立共和國體和政體；祕密結社反滿，但沒有顯明的建設性的政綱。
中國社會各階級都呈現出離心的傾向，在這個傾向之中，清朝兩百多年的統治就結束了。
第二章政治的離心力（1912—1913）：各省
中央和地方的政治關係，因為辛亥革命而起了重大的變化。
辛亥革命以前，中央政府是從州縣、省到北京，一個統一的行政系統的最高點。一切情報、建議都集中於北京，一切命令由北京轉達到省和州縣。凡是政策的決定、官吏的任免，由北京考慮、決定、批准。附屬於這一個龐大的行政系統還有全國的軍事系統、財政系統、司法系統、訊息傳達的系統，都同時以中央政府為最高點。
中央政府也是禮教、儒家政治、文化傳統的中心。聖明的天子，居於天人之際，主持國家最隆重的祭典，也主持全國最高的考試，選拔英才，賦予治國的責任。他之所以能擔負這些意識形態和文化上的責任，因為他是“內聖外王”的完人。
這一個完人，以法治天下，更以德治天下，那才是王道。那樣的政權才是合法而且有道的政權，那樣的政權才能是合法與有道的最高裁判所。
從政治結構和政治社會思想兩方面來看，中央政府都是國家的中心。
省是北京之下最高一級的地方行政單位。省的劃分依據地形、經濟和社會因素，也依據歷史傳統。省會是一省行政、教育文化、經濟生活的中心。武漢之於湖北、廣州之於廣東，就是例子。上海之於南京、天津之於保定，那是晚近的事，算是例外。
省是家族居住的地方，代表大體相同的方言、大致一樣的生活習慣。廣東人吃廣東菜，四川人看川戲。同省僑居外省的人有會館、同鄉會、商幫，例如江西幫、陝幫。這些社會文化因素增強了中國人對本省的親切之感。
一個省雖然在經濟上常常不能自給自足，需要和其他省份發生通商關係，但行政上可以自決，在社會意義上是一個大的單位。自決不等於獨立，省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行政個體。基本的原因在於它不能代替中央政府行使意識形態方面的職能，它不能是有道無道、合法違法的最高裁判所。
1895年以後，中國的政治社會思想起了重大的變化，1900年以後的變化更快。北京作為最高的合法違法、有道無道的裁判所的地位開始動搖了。
經過三十年的洋務、新政，北京在那兩次戰爭中仍然不能保衛國家民族的利益。據改良者的看法，那是因為上下壅塞，也就是在朝在野計程車紳、中央和省之間沒有大開意見交換的途徑，所以他們要求成立學會、國會、省議會，也要求立憲。這也就是說政府不能適應世界的潮流來代表紳民的公意，所以必須改革。據革命者的看法，根據當時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日本大和民族的學說，一方面中國的國體政體必須改變，另一方面“劣等的”滿族統治“優秀的”漢族的局面必須推翻。
清室之遲遲不立憲、改革不徹底，使要求立憲的改良者失望，同時也證明了革命者判斷的正確。為了使革命比較“文明”，改良和革命兩大思潮趨於合流。
辛亥革命之中和以後，北京與省之間的關係改變了。
首先是許多省份宣佈又取消了獨立。從1911年開始的各省獨立的作風，並不等於說省脫離中央而變成像外蒙古那樣的獨立國家，外蒙在1911年12月26日宣佈真正的獨立。1911年省獨立的意義有兩個：（一）行政上暫時跟北京斷絕關係，不再承認北京是全國行政、財政、司法、軍事系統的中心；（二）暫不承認中央政府是全國合法違法、有道無道的最高裁判所。這兩點是各省宣佈獨立的中心內容。單從這兩點來看，1911年省的獨立和太平天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並沒有什麼分別。分別也有，那在於1911年的省獨立是暫時的，而且獨立以後的新政權是由尊崇中國舊文化傳統，在社會上根據舊標準而有地位、聲望的人推選的。新政權的階級意義保證了獨立不過是暫時的。
各省的獨立由三大勢力所促成：第一是主張或同情革命的紳士；第二是擁護或同情革命的軍隊；第三是反滿的祕密結社所領導的群眾。這三個勢力在不同的省份中組合的比例不同，於是在新政權裡、軍政府裡，權力的劃分也就不同。
使軍政府合法有道的勢力是主張或同情革命的紳士，他們暫時代替了北京作為合法有道的裁判人。但他們不敢擔任最高裁判人的職能，那是冒天下的大不韙，有篡奪的嫌疑。他們合的法是文明的法，有的道是傳統的道。換言之他們參加或同情革命，使革命過程中對紳士階級的財產生命，破壞得少一些，尊重得多一些。但一經宣佈了獨立，省一級的紳士和中央的紳士對立了起來；既然革命要合法有道，要“文明”一些，他們也跟祕密結社領導的群眾對立了起來。在對立之中，一方面要派兵對抗中央，另一方面要派兵鎮壓群眾，這樣才能保護紳士們的新政權、生命及財產。軍隊就變成了一個不可少的保衛工具。
在革命的過程中，中央軍隊和革命軍交戰最激烈的地方是湖北，其次是江蘇，再其次是山西。在直隸（今河北）、河南、山東及東北三省之中，中央的勢力很牢固。此外的宣佈了獨立的省份裡，地方紳士最迫切的敵人不是中央而是祕密結社所領導的群眾。在陝西、四川、貴州、湖南、安徽、廣東，紳士和祕密結社的鬥爭尤其尖銳。這六省之中，除了湖南表面上由紳士領導，廣東表面上由國民黨（同盟會）領導之外，其餘都是由軍人領導的軍―紳政權。在軍人勢力強大的湖北、雲南、山西、江西，自然也成立了軍人領導的軍―紳政權。在祕密結社勢力比較弱的地方——江蘇、浙江、福建，成立了紳士領導的紳－軍政權。各省的權力就是這樣劃分的。
到清帝退位之後，各省取消了他們暫時的獨立。新的中央政府，先在南京，後來搬到北京，承認革命過程中的既成事實。二十二省的都督，十五個是軍人，七個是紳士。
在革命的過程中，這三個勢力的表現怎樣呢？
革命的新軍比較團結，相當守秩序。新軍在革命中亂來的例子不多。他們和紳士合作成為推翻清室同時又維持地方秩序一支最重要的力量。四川的情形可以用作有代表性的例子。四川成立軍政府時，軍人和紳士討論是否實行軍民分治。意想不到的是軍人贊成分治而紳士反對。反對的理由是“袍哥（哥老會分子）橫行，如分治，恐治安不易維持”。同時在廣東、陝西、江西、湖南，某些軍隊領袖以為自己沒有“資望”，缺乏行政經驗，不能使軍政府合法有道，所以把領導權讓給紳士。
紳士們頗不團結。省一級的地方開明紳士有的支援革命，有的首鼠兩端；州縣紳士直接受到群眾的威脅，看不出革命對他們有什麼了不得的好處，所以反對革命或對革命冷淡。有些地方紳士在革命中的表現比較好，有的卻不令人欽佩。一般說來，清室的地方官很怯懦，“殉節”的很少。甚至支援或同情革命的紳士也忽左忽右。在山西，北洋軍攻下太原時，宣佈了獨立的紳士又掛起了龍旗，又擁護清廷。所以山西革命軍領袖姚鴻發說：“一般腐儒，有何能為？”在安徽，合肥的紳士一面支援一面反對革命。在四川，尹昌衡就任都督之後，會黨到處滋事，紳士們竟請已經下了臺的四川總督趙爾豐派清兵去鎮壓。在山東，紳士們宣佈了獨立，立?求皇帝寬赦，請皇帝批准他們的獨立。袁世凱大兵壓境，紳士們竟又取消了獨立。這樣的表現例子還很多。
祕密結社或會黨的表現一般都很不好，很幼稚。除了安徽的淮上軍以外，其餘到處搗亂，生活習慣很腐敗，他們沒有建設新政權的藍圖，只起了些消極的破壞作用。
軍―紳政權的團結並不是沒有破綻的。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之後有了《臨時約法》，於是地方紳士的合法有道功能減弱了。紳士們的鉤心鬥角，腐敗的傳統作風，使所謂的“行政經驗”、“資望”、“能力”等等理由變成了荒唐的神話。紳士們的地位很快地就一落千丈。軍紳之間有不可分離的彼此依存的關係。但是軍政府和以後的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有限，一面要養兵，一面要發展民政工作。這樣的矛盾在革命以後因為需要擴軍也需要整頓民政而不斷地尖銳化。
從整個國家的角度來看，軍人在政治上首要的領導地位已經奠下了基礎。軍人不再是紳士階級的附庸，不再是馴服的政治X鬥爭的工具，而變成了政治X鬥爭的主角。
革命之後，中央和地方的制度關係是怎樣的哩？
《臨時約法》沒有提到省制，但在1912年對省制有兩個重要的考慮之點：第一，行政區和軍政區、行政長官和軍政長官的職權如何劃分？大家希望的是軍民分治，大家承認的是既成事實。第二，民政長官是民選抑或由中央任命？從省的立場來看，希望的是地方分權，也許最後達到地方自決（self-government）；從中央的立場來看，希望的是中央集權，這樣才能解決中央政府的財政問題，最後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在省制沒有解決之前，袁世凱總統的措施加深了中央與地方的矛盾。他委派了汪瑞闓為江西民政長官，這是江西都督李烈鈞所不能容忍的。都督一旦失去了財政大權，他養兵的能力、軍權、政治地位都會成問題。接著袁世凱又調換了安徽和廣東的都督，以孫多森代柏文蔚，以陳炯明代胡漢民。這就挑起了1913年的“第二次革命”。
“第二次革命”之後，中央在建立省制和任免省政府人員方面的權力增大了。先是袁世凱修訂了《臨時約法》——大總統得制定官制官規，任免文武人員。然後是1914年5月1日宣佈的約法，正式賦予大總統中央集權的力量。
財政是其次的一個難題。“革命之後，縣款不解於省，省款不解於中央。”1913年各省承擔解給中央的款項是三千二百五十萬，實解不過五百六十萬元。但是據財政部的報告，自民國元年到二年十二月，各省實解才二百六十萬元！不解款受惠最大的是地方紳士，他們不交田賦；不解款吃虧最大的是中央政府，只得靠借錢度日。這又說明中央集權的必要。“第二次革命”之後，中央財政才漸漸好轉。鹽稅交外國人管理，地方軍人紳士不敢截留，收入增加了。1913年10月到1914年5月，在外國人管理之下鹽稅收了三千四百萬，交中央的鹽餘（還了外債之後的剩餘）一千一百萬。各省的解款也增加了，1916年各省竟解了兩千多萬元。印花稅、驗契稅、菸酒牌照稅，中央的其他專款也增加了一千多萬元的收入。1916年可以說是民國初年中央政府收入最健康的年頭。
裁兵是再其次的一個難題，也是解決財政困難的根本。據財政部長周學熙的“財政方針說明書”，全國約有兵一百萬，如裁減之後留五十師，新編練五十師，需費一千五百萬元。這樣的鉅款從何而來？結果是發很少的錢甚至不發錢，把軍隊遣散，或另外收編。譬如1913年4月廣東還有十萬民軍，據說解散了九萬。但是據日本參謀本部的報告，廣東只解散了或者裁了半個師。再根據日本參謀本部的材料，只有江蘇在黃興主持之下，裁兵比較有成績，一共減少了七個師。裁兵沒有成績，造成了縣區和鄉區由小軍人統治的局面。例如福建的永定、上杭一帶，小軍人派軍餉，拉夫。四川的鄉紳當團總，縣長也要跟軍隊的司令長官有親戚或朋友關係。各縣的支出，跟省和中央的支出一樣，多半用在軍隊和團防身上。
黎元洪在1922年恢復大總統職位時的通電，適當地總結了那時中央和省的關係：“二年之役，則政黨挾督軍為後盾；六年之役，則政黨依督軍為中心。政客借實力以自雄，軍人假名流以為重。”中央和省的基本矛盾是軍人的勢力無法消滅。於是政黨和政客（紳士）依附於軍人。從社會勢力集團的勢力來看，或從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來看，都是如此。
【本文摘自陳志讓先生的《軍紳政權》，頗有研究作用。】
3月4日，第5師團按預定計劃繼續向牛莊靠近。進攻序列是：大島義昌所率前衛隊不變，原屬主力的步兵第21聯隊山口少佐的第2大隊（欠第6中隊）和大江大尉的野炮中隊、平城中尉的騎兵小隊組成左翼隊，向西迂迴到牛莊至營口大道上，掩護側翼及搜尋警戒，並切斷牛莊清軍的退路。11時10分，配屬前衛隊的山炮中隊搶佔紫方屯西北端，炮擊清軍的突出陣地。隨即師團部進駐牛莊以東1公里的紫方屯，就近指揮。11時20分，步兵第21聯隊在炮火掩護下向牛莊東北方陣地進攻，奧山義章少佐的第3大隊（欠第10中隊）為第一線。武威軍前、後兩營士兵利用數百米的開闊地，在城區內設牆堡，或在房屋的牆壁上挖槍眼，“伏河溝間，恃土牆為障，誘賊及近，”暫不還擊。待敵近前，百槍齊射，6門加特林速射炮猛烈開火。剎那間，處於一線開闊地帶的奧山大隊563人，無隱蔽之處，戰死達19人，傷68人，士氣為之沮喪。大島義昌命森祗敬少佐率第1大隊（欠第4中隊及第1中隊的2個小隊）及第10中隊進攻紫方屯西端。大島及步兵第21聯隊長武田秀山大佐親自“賓士於各戰鬥部隊之間，激勵土卒”。清軍“伏河溝間，恃土牆為障誘賊及近，”再行還擊。11時40分，第3大隊突破一線陣地。此刻，日軍的山炮中隊、野炮中隊在紫方屯西南端佔領陣地。11時55分，師團預備隊渡邊大隊（欠第5、8中隊）、竹田工兵中隊，及軍總預備隊的仙渡大隊也相繼加入該線作戰。一位目睹這場激戰的日本隨軍記者寫道：“此時，槍炮聲如百雷齊鳴，萬獅齊吼，震耳欲聾。數百雲朵在牛莊上空飄遊，是我軍發射的榴霰彈在空中爆炸，煙霞浮動於楊柳深處，是敵軍發炮後的餘煙”，“彈丸紛飛如雨，硝煙暗澹蔽空”，戰鬥異常激烈。據統計，僅野戰炮第5聯隊就發射榴彈17發、榴霰彈213發。但清軍毫不稍屈，“環擊斃賊甚夥”，誓死擋住了攻勢。
林牧遠見情況分明，心頭一直提吊著的重石總算落下。他著實疲累不堪，不顧其他眾人尚有疑惑，大大咧咧的先來到篝火附近的一塊石墩落座下來，隨後長長的吐出了一口氣。
眾人見他落座之後，也慢慢重新圍攏篝火坐下，不過所有人的目光依然緊盯著這個突如其來的“奇怪”頭領。之前接過令牌的那位年長漢子緊挨著林牧遠身邊而座，正當所有人不知該說些什麼話的時候，他硬著頭皮打算打破這份沉默。
“這位小哥……”
“對了，你們……有沒有吃的。”在發了一會兒呆之後，林牧遠受到轆轆飢腸的刺激，用不好意思的口吻打斷了正要開口說話的年長漢子，向在場眾人詢問道。
大家先是一陣面面相覷，然而畢竟都是一些老實人，既然官長有吩咐自然不敢怠慢。
那身材魁梧的漢子將之前一直放在地上的一個包袱取了過來，開啟包袱從裡面摸出一張兩個巴掌大小的餅，先是交到坐在林牧遠身邊的年長漢子手裡，又年長漢子轉交到林牧遠手上。林牧遠接過餅的時候還在心裡告誡自己要矜持，可隨著咬下第一口之後，一切便一發不可收拾，如同風捲殘雲一般絲毫不顧吃相的將這一塊餅塞進了肚子裡。
好在在場的都是粗人，什麼吃相都有過，也沒有太過在意。年長的漢子還解下腰間的水囊，省得讓林牧遠噎死過去。吃完了餅又喝足了水，粗糧經過水泡很快就撐飽了肚子，林牧遠舒坦的吐出了一口氣，多少算是恢復了一些精氣神。
“這位師長，還不知您是哪一路的兄弟？俺們之前都是南王七千歲麾下的聖兵。”在看到林牧遠恢復了幾分氣色之後，年長的漢子又接著小心翼翼的試問道。
“哦，原來你們都是馮……南王的麾下，”吃飽喝足之後的林牧遠自然有心思與這些太平軍攀談，好了解清楚現在到底是什麼狀況，不過畢竟自己還沒完全融入這個時代，險些把南王馮雲山的名號直撥出來，“呃……在下是金一總制手下的一名卒長，姓林，名牧遠。”
對於林牧遠張口閉口自稱“在下”，這些太平軍還真是有些不習慣，豈不說太過文縐縐，再者更是受受不起。不過畢竟彼此都還不熟悉，總得一步一步慢慢來才是。
“林師長可是李總制派來尋俺們這些掉隊兄弟的麼？”不等那年長漢子開口，手裡還抱著包袱的魁梧漢子有幾分迫不及待的問道。
早先躲在草叢裡偷聽這些人的談話，林牧遠便已經知道這些人是掉隊的太平軍，雖然他同樣也不清楚太平軍主力部隊現在具體的方向，但好歹瞭解過這段時期大致的歷史，自然還是能推測出一些大概。
“實不相瞞，在下也是落了隊的。在荒山裡摸了許多天的路，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了，幸得今日遇上諸位，否則只怕真要困死深山。”
“可惜林師長也落隊，這下可叫俺們如何是好？都不知道兄弟們在哪裡。”年長的漢子臉色一下子暗淡下來，十分無奈的說道。
其他幾人也都各自嘆息，再次恢復到林牧遠沒出現之前的那般低沉姿態。
林牧遠見狀，立刻擺出一副正經的姿態，勸慰的說道：“諸位兄弟毋須多慮，先說說你們是如何落得隊，我等合計一下現有的訊息，或許會有出路。”
聽到這番話，大家稍微打起了一些精神，於是向林牧遠把事情經過娓娓道來。
從接下來的一陣談話中，林牧遠得知早先太平軍從興安出發，分水陸兩軍，意圖搶攻全州再進取湖湘。這幾人本是陸隊，正行軍途中遭遇清妖突來伏擊，混亂之中與大部隊走散。在荒野裡過了三、五天的光景，商議後決定返回興安去尋大部隊。然而到了興安並沒見到大軍的影子，一番打聽又獲悉太平軍已經攻克全州，這便再次往全州趕來。
可惜到了全州還是沒找到大部隊，從老百姓口中瞭解到大軍早在幾日前便北上，有說是去永州，有說是往郴州，還有說繞道去寶慶。別說訊息不統一，他們這些半輩子沒離開過老家的農民，對湖南一點都不熟悉，全然不知道接下來該如何去尋。
除此之外，他們也都向林牧遠做了一番自我介紹，一共七個人，三人是花縣同鄉，其他人則是都是廣西本地人。
“你們是在哪裡遇到伏擊的？”聽完事情經過後，林牧遠煞有其事的問道。
“俺們也不太清楚，不過在遭襲之前似乎有人來報過，說水軍快到一個叫什麼鎖衣的渡口。”年長的漢子名叫李國洲，年近半百，是在場眾人當中年齡最長者。
鎖衣渡口？難道是蓑衣渡！
關於蓑衣渡戰役林牧遠多多少少有所瞭解，這場戰役幾乎可以稱為是太平軍前期最嚴重的失敗，更導致拜上帝教主要締造人馮雲山陣亡。後世不少學者更是厥言認為蓑衣渡之戰是清廷苟延殘喘的關鍵一戰，若非蓑衣渡之敗，太平軍及早拿下長沙掌控湖南，使得丁憂在籍的曾國藩再無出頭之日，足以改寫整個歷史。
只是這個說法甚是片面，太平軍之所以在蓑衣渡失敗，其主要原因還是在連克數城之後將士驕縱輕敵，進軍全州途中甚至都不曾派出前哨探路，以至於清將江忠源只率千餘人便成功伏擊數萬之眾的太平軍。
蓑衣渡受挫之後，太平軍若能放棄進攻全州，而趁湘江漲水之際直襲長沙，以當時水路航程三日便可兵臨長沙之下，仍然是有一定乾坤的機會。可由於馮雲山的陣亡使得太平軍諸將領惱羞成怒，意氣之下硬是集合兵力強攻全州，白白延誤了五六日。其後又分兵進攻道州、郴州，使得長沙有了足夠時間設防。
所以說不管是否有蓑衣渡之戰，太平軍的本性已經決定了歷史的發展。
經過短暫的沉默，林牧遠心頭有些許觸動，不過表面上仍然保持著不動聲色。
“唉，沒錯，當時我正隨李總制由水路進發，剛到蓑衣渡便遭到清妖的伏擊。沒想到你們岸上也遇到了敵人，這次當真是敗得一塌糊塗。”故作悵然的嘆了一口氣，他很快為自己編了一個出處。略作停頓之後，又用沉重的口吻補充道，“或許你們還不知道，南王七千歲已經不幸陣亡了。”
“啥子，南王竟……竟……”
“之前我們也曾打聽到，說七千歲受了重傷，怎得一下子就沒了？”
聽罷林牧遠的話，眾人震驚不已，他們身為南王的老部下，其中三人還都是南王在花縣的同鄉，要感情有感情，要依賴有依賴，自然一時沒辦法接受這個訊息。
“七千歲中了清妖的流彈，被左右救下時已經不行了。當時為了穩定軍心所以沒有公佈這個訊息。那會兒我僥倖從河裡爬上岸，正好見到南王由親信抬走，在場的大帥、小帥都說南王已經沒氣了。這等大事，我自然不敢造謠。”林牧遠裝出一副悲傷的表情，像模像樣的對眾人說道。
氣氛一下子變得冰冷，只能聽到篝火裡輕微的爆鳴聲，濺起一陣又一陣火花。然而無論是這些火花還是火堆本身，在此時此刻都無法驅散眾人心頭的涼意。
“南王沒了，俺們又走落了隊，這下該如何是好？”有人悲慟的嘆息道。
“是啊，是啊，早先要是不回興安就好了，這會兒好歹能跟兄弟們在一起。”
“南王都沒了，接下來的路也不曉得該怎麼走，我看，還是散了吧。”說這話的是個頭最小的王賴子，此人生得一張窄臉、小眼，單從面相上看去就是典型的怕事之人。
“胡說，咱們背井離鄉都走到這兒了，怎能輕易回頭！”被喚作“大牛”的壯漢一聽到王賴子的話，臉色瞬間變得堅決起來，粗著嗓門呵斥道。他本名羅貫，因生得一副虎背熊腰，故而被他人取了一個外號叫“大牛”。
“那，那你說該咋個辦……當初若不是你說回興安，咱們也不會跟兄弟們錯過，這會兒都沒得辦法去尋，不散，還能怎地……”王賴子經羅貫一喝，氣勢上頓時弱了七八分，可還是鼓起氣發了一陣牢騷。
“你……”羅貫氣得不行，但偏偏對方的話說得沒錯。當初大夥在荒野走失，本有人提議回湘江岸邊去尋大部隊，可他也不知為何鬼迷心竅，竟以為大部隊遭受挫敗必然退回興安重整，於是帶著眾人走了一趟冤枉路，因此錯過了與大部隊碰頭的機會。
“諸位，諸位，”就在這時，林牧遠適時的打斷了尷尬的局面，他好不容易下定決心投靠太平軍，當然不能在這個時候散夥，於是說道，“路並非沒得走，既然天王攻克了全州，那必然會由湘江北上，眼下我等只要沿著湘江繼續往北走，必能追上大部隊。”
儘管這番話同樣只是推測，但畢竟林牧遠是這裡唯一有官銜的人，從他嘴裡說出來自然要更有分量。眾人稍微定了心，目光齊齊轉到林牧遠身上，只是或多或少仍然帶著不同程度的懷疑，因而也大多無人吭聲應答。
唯獨羅貫仿若找到同盟一般，一下子便恢復了底氣，連忙大聲附和著說道：“林師長說的對，誰說咱們現在無處可去，只要沿著江走，一定能追上兄弟們。”
待到羅貫話音剛落，王賴子小聲嘀咕了一句：“這話可沒個準……”
羅貫臉色立刻憋紅，怒不可遏的瞪著王賴子，神態就彷佛要跟對方拼命似的。
林牧遠見狀，再一次開解的說道：“兄弟們，當初我等之所以追隨天王，不正是因為不堪清妖的剝削壓榨嗎？滿族韃子對洋夷搖尾乞憐，對咱們黎民百姓卻是百般欺凌，憑什麼要受這口惡氣？這天下誰都當得，何必要由只會討好洋夷而不顧民間疾苦的滿族人當得？自古以來得天下都是靠打，如今我們就應該打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天下，人人有田，人人有屋，吃得飽穿得暖，不再受任何人壓迫！”
他故意提及國家仇恨和民族仇恨，希望能激起這些人的鬥志。環視一番，眾人的臉上果然有了幾分起色，宛如回到了在金田揭竿而起的那段日子。
頓了頓之後，他又接著說道：“大家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豈能因為一時受挫而一蹶不振！清妖迂腐至此，在我天父天兄的威懾之下根本不堪一擊，只要大夥堅持走下去，必然能修成正果，進入小天堂享受榮華富貴。再者，這會兒就算讓你們返回故鄉又能如何，沒了地、沒了屋，還要擔心清妖的剿捕，日子能過下去嗎？”
先是丟擲了希望，後又強調風險，到底都是一些老實的農民，很快的便被這番話說服。
李國洲長嘆一口氣，最先應道：“林師長說的對，要是現在散夥大家才真正無路可走，索性就先往湘江下游再走一走。前面的兄弟們好幾萬人，不信半個影子都尋不到。”
有了他的帶頭，其他人自然也無話可說，哪怕王賴子心頭仍然不想繼續冒險，在這個時候也只能憋在心頭不敢表露出來。
羅貫看著林牧遠，心中禁不住的發出了一番感嘆：還是林師長會講道理。
第四章
一行人沿著湘江走了三天，一路上還算順利。
途中遇到過一些漁村和渡口，經過詳細的打聽總算可以確認，太平軍的大部隊早些日子確實曾路過這裡，沿江北上去了。這些訊息愈發堅定了羅貫、李國洲等人的信心，之前低沉計程車氣有了明顯改善。
只是對於林牧遠來說一切並不算順利，赤著腳要跟上眾人的步伐著實很難，尤其是在河灘行走，時不時便會被尖銳的石塊割傷。之前在深山中讓腳底板磨掉了一層皮，而經過這幾天的行程，磨掉的可不止是一層皮，雙腳早已是一片血肉模糊。
由於他的拖累，一行人每天至多隻能行四、五十里的路程，然而其他人也無甚怨言。
這個年代的普通老百姓大多很淳樸，更何況林牧遠現在還有一個官職身份，一路上大夥都對其照顧有加。在吃的方面，眾人早先在興安和全州兩個縣城都有所準備，哪怕每個人所預備的乾糧僅僅只夠自己一個人，但依然還會分出一份來給林牧遠。
羅貫人高馬大，原本一天最少要吃四張大餅才能填飽肚子，如今也刻意少吃一張餅，餘下一張來給林牧遠。對此林牧遠都一一記在心上，滴水之恩必當竭力相報。
從第四天開始，一行人再次遠離人煙，前路是一片荒郊野嶺。
午後剛過，羅貫招呼眾人停下來休息，順便吃一些東西墊墊肚子。
林牧遠蹣跚的走到一顆大樹坐下來，小心翼翼扶著自己的雙腳翻過來看了一眼，除了嘆息也不知道還能作何表示。他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自己竟能堅持走到今天，也算是磨礪了一番個人的精神意志。
大家各自找了一塊合適的地方坐下，取出乾糧和水準備吃飯。
羅貫開啟已經扁了一大圈的包袱，裡面只剩下了三張大餅。他猶豫了一下，最終拿出一張餅撕成了兩半，將其中一半遞給了林牧遠，接著又把包袱重新紮好。
“應該快到永州了，等進城之後咱們便能再尋一些乾糧。”羅貫勉勵的說道。
“依我看，永州十之八九會有兄弟們在，或許是大部隊，又或許是殿後的部隊。天王一路攻城略地，不至於走得那麼快，永州又是湘江上游唯一的大城，只有在這裡站穩了腳跟才能從容不迫的繼續北進。”林牧遠接過半張餅，分析著說道。他知道現在大家所剩的食物不多，哪怕相距永州不遠，也必須省著點吃才行。
“林師長說的有理，真想早日與兄弟們會合！”羅貫一邊點著頭一邊充滿希望的說道，頓了頓之後，他又問道，“俺聽林師長你談吐不凡，又懂得行軍地理，一定是讀過書的吧？”
“略識得一些字罷了。”林牧遠呵呵笑著敷衍道，心中卻是暗訕：剛才的話只是信口胡謅的而已……
一旁眾人聽得林牧遠的話，都忍不住投來欽佩的目光，在這些老實人眼中能讀書識字自然算的上是了不得事情，比他們這些目不識丁的粗漢農夫要強許多。
林牧遠倒是有些不自在，生怕這些人會詢問他既然會寫字為什麼還要投靠太平軍，自己可還沒編出那麼多解釋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