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集團內部矛盾
我家九爺要瘋魔 替身獄妻，狂傲總裁纏上身 大便天使 重生之萌娘軍嫂 黑白帝國 我是棺材子 戰魂鬼差 靈異四人組 開著飛船修個仙 吸血蚊成長記
北洋集團內部矛盾
二次革命失敗以後，孫中山開始對其革命道路與方式進行反思，開始加強政黨的組織性，中華革命黨這時作為組織比較嚴密的革命黨的面目出現在中國的歷史舞臺上。但不同的是，孫中山以個人忠誠作為加入革命黨的條件，使得黨的動員力減弱，繼而影響到其戰鬥力。其實在倒袁鬥爭中，中華革命黨並沒有發揮出預期的功能，而護國運動也更多的表現出軍閥混戰的色彩。儘管如此，護國運動時期中國政治舞臺上有兩個比較明顯的、影響到未來中國政治發展的趨勢是值得重視的，一是組織比較嚴密的革命黨——中華革命黨出現，二是各地的軍閥勢力在倒袁鬥爭中開始坐大，中國軍閥割據的局面開始形成。
（一）北洋軍閥內部矛盾重重
1袁氏稱帝始末
鍾伯毅發動二次革命失敗，國會復遭解散，袁世凱之威權如日中天。南方諸省備遭壓迫，湖南若干人士僥倖能保全則應歸功於譚組庵與熊秉三（希齡）等之努力。贛寧舉兵失敗後，贛督李烈鈞、粵督胡漢民、皖督柏文蔚均受通緝，獨湘督譚組庵得黎元洪之力保，且袁、譚兩家原有世誼，故組庵得免論罪，唯袁氏堅持組庵必須離湘赴京。時餘雖已被取消議員資格，然未遭通緝，熊秉三方組第一流內閣，任國務總理，復以鄉誼，邀譚北上，且挽餘轉勸組庵來京，盤桓數月，以緩和南北之緊張氣氛。餘因留京，伴組庵日日遊宴。組庵來京後嘗拜謁袁世凱兩次，熊秉三亦頗盡維持之苦心。組庵名義上住於國務院內秉三處，實則寄寓頭條衚衕小關三廟。湘籍議員多已離京遠避，惟餘每日陪伴組庵遊玩山水、走馬章臺。組庵平素自律甚嚴，此時乃不得不佯犯自浼，以免項城之疑忌，此中委曲求全之苦心，惟餘一一洞悉。
而湖南方面，除財政司長陳炳煥及部分激烈派之革命黨人慘遭殺戮外，實力大多得以保全，其間組庵與秉三諸人實煞費籌劃。至於透過湯化龍與薌銘之兄弟關係，因而獲得庇護者亦不少。然薌銘終以殺戮黨人之故，致有“湯屠戶”之惡名。
湘人李執中（懋吾），為國民黨議員中之激烈派，遭袁氏下令通緝，時亡命日本，生計窘迫。常灃鎮守使王正雅，嘗於辛亥年受執中策動，興兵獨立於荊州，甚感德焉，又知執中未嘗降袁氏，因百計乞湘督湯薌銘轉呈免赦，會袁氏謀稱帝，欲緩和黨爭以牢籠天下，故下令準免執中之通緝處分。執中聞訊勃然怒作，徑電袁氏痛斥其竊國禍民之罪，且謂：“吾本無罪，獨X夫有何資格赦吾之罪。”聲名震動一時，王正雅幾因此落職王正雅為一舊軍官，辛亥武昌起義後，王率巡防營三營並募集舊部二營，取道湘西，攻克湖北之荊州，守軍開城迎降，王於此役中曾受傷。後駐荊半載，終以客軍被摒，退回湘西，初任湖南第四區守備隊司令，後任常灃鎮守使。民國9年7月，王為譚延闓所派之常灃鎮守副使卿衡所殺害。。自是以後，孫中山對李執中之伉直敬禮備至。日後執中且贊成護法，南下參加廣州國會。惟以久處潦倒，執中乃一貧如洗，迨曹錕準備賄選總統時，執中窮愁老衰，已難守正不阿，又有受賄議員前往勸說，以南下護法議員領受他方津貼，其同為“受賄”則一，又何必故為區別。執中意為之動，竟欲參加賄選，覃振與餘二人前往力勸，挾之出京，執中初猶怒斥餘等多事，以老衰為辭，不願離去。迨抵天津，則又促餘等立即攜之南下，彼恐在津再受直系之勸說，無法抵抗其壓力也。由此可見名節之保全誠非易易。即國民黨議員同志中，平素標榜黨性堅強而臨難變節受賄者為數亦不少。組庵任湖南諮議局議長時，執中為常設議員。
當民國2、3年間，袁世凱勵精圖治，剪除異己，權勢盛極一時，然起初未必有帝制自為之野心，或僅志在作大權獨攬之總統而已。故解散國會，而另行召集約法會議，制訂約法，成立參議院以自建其法統；廢國務院，設政事堂，致置國務卿與左右丞，以自設其中央集權機構。在均謀獨攬統治大權於一身。民國4年5月9日，不幸而有承認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之交涉，遂為國人所指斥。而更致命之打擊則為同年八月以後由籌備帝制所導致之反帝制運動，此蓋由於袁氏昧於世界潮流大勢，終於作繭自縛，無法自拔，卒致身敗名裂而後已。然袁氏主政時期之內治，確極可觀。彼為整肅吏治，嚴懲貪汙，不惜處斬素所寵信之京兆尹王治馨，其實王之罪名不過受賄五百元而已。此區區之數，罪不應至於死，然袁氏竟置之大辟者，無非欲借王某首級以立信、立威耳。自辛亥各省起義以來，都督各擁實力，形同割據，袁氏依次削平，收統治權於中央，且設國稅廳於各省，使全國財政亦得歸於統一。凡此種種建樹，吾人均不應以政治立場不同而一概抹煞。
至於“二十一條”之交涉，除第五號中五項，袁氏堅拒，僅允日後再行協商外，其它有關山東滿蒙之權益，所允許日人者太大，致為國人所痛恨，唯袁氏動機是否賣國，亦未必盡如其政敵所攻擊者，以後袁氏親筆證據陸續發現，均難謂其居心賣國。王芸生所著《六十年來之中國與日本》亦謂袁氏未必有意諂媚日本。“二十一條”對於中國自屬不利，但袁氏以後當政之袞袞諸公所作喪權辱國之事，更有甚於“二十一條”者。
民國4年6月，都肅政史（相當於現在之監察委員）莊蘊寬等提出“津浦、京漢、京綏、滬寧、正太”五路大參案，或謂袁氏所授意，或謂袁克定圖要挾交通系素有“財神”之稱的梁土詒逼其資助帝制運動，餘以為克定或則有意，袁世凱本人似不必出此下策。袁氏有所命令，梁又豈敢違抗，故無挾持之必要。但此案歷時五月，結果卒未得何證據，僅以私罪徽譴津浦路局長趙慶華一人，而所謂最有關係而必欲排擊之交通次長葉恭綽竟奉明令復職，則殊啟人疑竇，此中內幕如何實為民國史上一樁疑案。
民國4年8月，帝制運動之籌備推動日急，8月23日，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發起之籌安會成立，初猶以學術研究姿態出現，顧名思義乃“籌國家之長治久安”也，參加籌安會六君子實亦極一時之選，而尤以楊度（皙子）為最活躍。楊之“君憲救國論”亦嘗轟動一時，楊為湖南湘潭人，吾湘人才蔚出，自魏默深、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燾以至最近逝世之趙恆惕等，知名之士實屈指難數。餘雖與楊度政見不同，立場適異，但皙子才學誠令人歎服。彼嘗受業於王闓運，且與王有姻誼（其妹適闓運之第五男），皙子初露頭角於清光緒二十九年之經濟特科，與梁士詒同獲雋於初試，梁名列一等第一，楊則第二，複試乃以有人對梁中傷之故，俱落選。楊後以參加清光緒三十三年成立之憲政編查館，而邀袁項城賞識。袁時為直隸總督袁世凱於清光緒三十三年7月27日調外務部尚書。，二人結識自此始。此次楊倡組籌安會，野心匪淺。袁氏嘗欲挽之出任教育總長，皙子以為閒職，不屑屈就，而以“幫忙不幫閒”一語謝絕之，項城曾贈皙子匾額，題“曠世逸才”四字，可見袁氏對楊之推崇。
袁氏佈置勢力極為周密，可略舉數事為例：（1）封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與張華為“向山四友”。（2）予黎元洪“武義親王”之尊號，並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其親信疆吏及部屬。黎氏行事素忠厚顢頇，獨於此等大節出處不虧操守，始終未允接受親王之封號。（3）迎湖南名士闓運（湘綺）入京，奉為國史館館長，其實王未嘗負責，多由其高弟楊皙子代勞。（4）夏壽田出身湖南世家，其尊翁累官至江西巡撫，本人則中榜眼，曾拜列王闓運之門牆。袁氏對之極盡籠絡，籌備帝制期間，夏以內史名義，居袁氏私邸，朝夕共處，參與密切。夏為文人，原無一定之政治主張，但才思敏捷，佐袁氏筆札，每能道出袁氏內心所欲言者，故深獲袁之知遇。袁氏敗亡後，籌安會六君子與曾受王爵封號者未必盡遭通緝，夏壽田位不尊、權不重獨因與袁關係密切而列名緝捕焉。
袁世凱籌安稱帝，實鑄成大錯，終至眾叛親離，抱恨而終。設非如此，袁氏之聲望與勢力決非國民黨人士所能撼動者也。或謂袁氏應效法曹瞞，不必及身而踐至尊，乃袁氏竟不計此，其愚亦殊可笑。說者又謂，袁氏長公子克定之野心勃勃固類似曹子桓，而其庶子克文風流倜儻亦堪比擬曹子建。克文號寒雲，詩文享名籍甚，復與幫會深相結托，幫中所居輩份甚高。譚組庵嘗語餘以袁項城城府之深。宣統初年袁氏一度罷廢，養晦彰德私宅，然其佈署復起，未嘗稍懈。而其用心周詳，即內宅收支用途亦分令兩人掌管，使經手支出者不知袁府收入情形，掌管收入者不知開支數額，其權衡細密周詳由此可見。諺雲：“逆取順守。”觀乎袁氏一生之事業則可謂“逆取逆守”，故終不免最後之失敗耳。
2北洋軍閥勾心鬥角
尹呈輔北洋時代，派系鬥爭激烈，當時有民謂直系（曹錕）、皖系（段琪瑞）、奉系（張作霖），彼此勾心鬥角，層出不窮。猶憶直系督軍陳光遠督贛時，一日，陳光遠忽接一開會通知，請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在武昌召開軍事會議，盼其即時前來出席。陳接電報後，亦不疑有他，遂乘招商局輪“江寬號”應邀前往。是日天候不佳，月光無色，8時左右，“江寬號”輪發現迎面有一船開來，以為是皖系派船來歡迎他的，於是亮起船上的訊號燈，告知對方之位置，不料對方之“楚材號”輪置之不理，仍往前衝，“江寬號”一再發出訊號，“楚材號”亦不應，結果“江寬號”遂被“楚材號”衝成兩段而告沉沒。事前，陳光遠已得有密報，謂皖系將與其有不利行動，促其注意，故當“江寬號”至武穴時，陳已祕密離船上岸。事?後，陳通電“平安無事”，弄得皖系啼笑皆非。皖系篡奪陳光遠的地盤，陰謀雖未達到目的，但因“江寬號”輪之沉沒而白白犧牲一千多人的性命。事緣“江寬”號乃招商局之商輪，當天乘坐該輪者，百分之八十為漢口商人，此外則為湖北、四川之商人，外國觀光旅客僅佔極少數。外國人出外旅遊，尤其是乘坐輪船時，均攜有救生衣之裝置，顧慮極為周詳，船沉後，全數外國旅客因有救生裝置，均被救起，中國商人則以平日乘坐招商局輪船均極安全可靠，毫無準備，兼之“江寬”輪被撞沉前，又經“楚材”輪上之士兵一度機槍掃射，結果是一千多箇中國商人全數犧牲，無一倖免。
1915年8月14日，楊度串聯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及嚴復，聯名發起成立“籌安會”，以討論國體問題為名支援袁世凱稱帝。孫、李、胡、劉4人都曾參加過同盟會，是名噪一時的革命黨。楊度用了許多手段把嚴復列為發起人，使袁世凱”極為歡悅”。
8月23日，由楊度親自起草的籌安會宣言公開發表，籌安會宣佈正式成立。楊度為理事長，孫毓筠為副理事長，嚴、劉、李、胡4人為理事。在籌安會宣言裡，楊度說：“彼外人之軫念吾國者，且不惜大聲疾呼，以為吾民忠告，而吾國人士乃反委生任運，不思為根本解決之謀，甚或明知國勢之危，而以一身譭譽利害所關，瞻顧徘徊，憚於發議，將愛國之謂何？國民義務之渭何？我等身為中國人民，國家之存亡，即為身家之生死，豈忍苟安漠視，坐待其亡。度特糾集同志，組成此會，以籌一國之治安。”
“籌安六君子”何許人也，這裡稍作簡介。楊度，字皙子，乃湖南湘潭人，他二十歲（1894年）時中舉人，後來拜在湖南名士王闓運的門下學習經世致用之學；清末新政後，在國內學子留日熱潮的帶動下，楊度也於1902年東渡扶桑，入東京巨集文書院學習師範。後來清廷舉行經濟特科考試，學有所成的楊度便回國參考，初試揭榜後，楊度高中一等第二名，第一名則是後來總統府的祕書長梁士詒。
梁士詒是廣東三水人，與梁啟超同時就讀於佛山書院且於1889年同榜中舉，後又在1894年中了進士，入翰林院學習散館後供職國史館。梁士詒喜研究財政、河渠等實用之學，當時朝廷給他分配的工作不符合他的興趣，於是他參加了1903年的經濟特科考試並且勇奪第一，但在複試的時候被小人中傷，說他是逆黨梁啟超之弟，名字也很反動，所謂“梁頭康尾”（康有為，字祖詒，梁士詒的父親倒是曾與康有為同榜中舉），人品可知。當時慈禧太后最恨康梁二人，人所皆知，梁士詒也就心灰意冷，退出競爭；而楊度因是被殺的楊銳、劉光第的同門（同出於王闓運的門下），也就識趣的遠偱而去，免得招來橫禍。
受此挫折後，楊度再度遠赴日本學習法政，由於他人品瀟灑，智商很高，於是很快便聲名鵲起，當時還被推為留學生總會幹事長。孫中山對楊度也頗為欣賞，一度還想拉他入同盟會，但楊度在政治上傾向於君主立憲，既不保皇，也不革命，於是婉拒了孫中山的請求。在日本期間，楊度發表了大量政論文章，一時被人稱為憲政理論家，後來清廷派出的五大臣考察憲政，據說交差的調研報告還有一部分是出自楊度的手筆。
清廷決定實行預備立憲後，楊度也在當時的軍機大臣張之洞與袁世凱的共同保薦下進了憲政編查館，由此與袁世凱拉上關係。不過，袁世凱被趕回老家後，楊度並沒有與之同進退，而是繼續留在北京為官。等到袁世凱復出並就任大總統後，楊度發現曾經與自己一同落難的梁大財神，竟然早已在總統府祕書長的位置上坐得穩穩當當，成為了袁總統的紅人，真是羨煞人也、氣煞人也。
楊度早年跟隨王闓運學習帝王之術，這時也敏銳的看到了太子袁克定的帝制陰謀，隨後兩人便很快氣味相投、勾搭成奸。1915年4月，楊度寫了一篇《君憲救國論》的文章，經袁克定牽線搭橋，袁總統得見此文且十分欣賞，當時親筆寫下“曠代逸才”四個大字，並製成金匾條幅賜給楊度。楊度見了這四個字，既喜又憂，喜的是袁總統還認可他這個人才，但憂的是他在袁總統的眼中只是個“曠世逸才”，尚不能得到重用---想必這也也是楊度急於表現的原因罷。
至於孫毓筠、李燮和、胡瑛這三人，前文也曾順帶提過，這次的華麗轉身也著實讓人大跌眼鏡。孫毓筠是安徽壽州人，他在1906年便在東京加入了中國同盟會，後來又出任安徽都督，是一名老資格的革命黨了。但在“二次革命”失敗後，孫毓筠先後出任政治會議議員、約法會議議長、參政院參政等職務，這次楊度發起籌安會，孫毓筠也是積極響應，並擔任了會中的副理事長。
胡瑛是湖南桃源人，與宋教仁是同鄉，他也是個老革命黨，曾在1905年的時候與革命烈士吳樾密謀炸死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結果事情沒有辦好，吳樾成了革命烈士，胡瑛則亡命東京，並於當年加入同盟會。後來，胡瑛又回國參加日知會，與黃興等人密謀舉行長沙起義，但因事洩而被捕入獄。武昌起義後，胡瑛出任湖北軍政府外交部長，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又被孫中山任命為山東都督（實際上只佔據煙臺一地）。袁世凱當上大總統後，胡瑛被解除都督職務，被委以陝甘經略使、青海屯墾使之類的虛職。好在胡瑛和楊度是好朋友，於是也列名於“六君子”之一。
三個湖南佬，共唱一臺戲，李燮和是湖南安化人，他先後參加過華興會、光復會、同盟會，武昌起義後他與陳其美一起組織了上海起義，並出任吳淞軍政府都督。由於與陳其美關係不和，李燮和隨後又出任光復軍總司令，並率江浙聯軍攻克南京，為革命事業立下了汗馬功勞。
這三位朋友原本是同盟會骨幹，辛亥前後也曾為共和革命而衝鋒陷陣、出生入死，如今卻搖身一變，反水投靠帝黨，真是令人慨嘆人間易變、世事無常。想必是對革命前途極度失望並發現共和政體不適合中國國情罷，因此這三人窮而思變，雖被革命朋友視之為“反骨仔”也在所不惜。
至於嚴復與劉師培，那都是當時學界的國家級大師，如此德高望重、人所景仰的人物，如何也來摻和這趟渾水，倒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嚴復是福建閩侯人（今福州），原本是福州船政學堂中的最優等生，在學業上比北洋艦隊中的那些老同學劉步蟾、林泰曾、鄧世昌等人要更勝一籌，後來又被選送到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留學，可惜學成後沒能調入北洋艦隊，而是被任命為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想必文人出身的李鴻章認為最優秀的學員上戰場衝殺是一種浪費，派去培育更多的人才方是正途。不過這也是好事，不然嚴復極有可能像他的那些老同學一樣，或在黃海大戰中葬身魚腹，為國捐軀；或在威海兵敗後，舉槍自戕，以身殉國）。
嚴復在擔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期間，此時的副總統黎元洪還是他的小學生呢。甲午戰敗後，嚴復也就絕意海軍，改而從事翻譯著述事業，如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原富論》等，都是出於嚴復的手筆，其提出的“信達雅”三字，至今都是翻譯學的聖經呢。
可惜的是，嚴復雖然被譽為“西學第一”，但因為各種原因都沒有得到重用，唯獨袁世凱出任直隸總督後對他親眼有加，不過此時嚴復已經絕意仕途，他拒絕了袁世凱延他入幕的再三邀請。儘管如此，嚴復對袁世凱的慧眼識人還是心存感激的，當袁世凱被罷出京時，嚴復挺身而出，大聲疾呼：“世凱之才，天下無兩”，“此人國之棟樑，奈何置之閒散？”
民國後，嚴復被袁世凱任命為北京大學（原京師大學堂）第一任校長，蔡元培和胡適都應算是他的後輩，以他在學術界的地位，當時無人及其項背。有意思的是，嚴復雖然精通西學，卻在民國初年極力倡導“復古尊孔”，併發起了北京孔教會（另一名知名的翻譯件林琴南也積極參與之，怪哉？不怪哉？）。不過，也有人說嚴復列名籌安會乃楊度肆意為之，嚴復並不知情；但從之後的情況來看，儘管嚴復從來沒有參加過籌安會的活動，對帝制運動也持消極態度，但他在整個過程中一直保持沉默，並沒有公開站出來闢謠，足見他對帝制之說並不反感---“復古尊孔”的結果嘛。
劉師培是江蘇儀徵人，是當時與章太炎齊名的國學大師，他早年留學日本時也曾加入同盟會，但並不熱心革命而專心學術，他回國後被兩江總督端方延入幕府，學問也大有長進。劉師培倒是對帝制運動頗有興趣，在楊度發表《君憲救國論》後，他也發表了一篇《國情論》的文章與之唱和。不過，好在劉師培不太涉足政界，而是醉心於經學、小學、漢魏詩文等中國傳統文化，終成一代國學泰斗。
不過話說回來，倘若是一班無恥政客文人鼓吹帝制以圖私人之功名利祿，想必袁世凱也能洞察其奸，但楊度這樣的才子、加上嚴復、劉師培等這樣頂尖的文化大師們也來支援，你說袁世凱一點都不動心，恐怕也難。據袁世凱的心腹說，袁總統聽說連嚴復都參加了籌安會，“極為歡悅”（此等歡呼雀躍之態，讀者儘可想象），隨後便撥款二十萬，以供籌安會研究之用。